第一节台湾地区德育的历史沿革
从历史上看，自三国至明代，历代王朝经略台澎一千三四百年，如南宋在澎湖建造军营，将澎湖隶属福建省晋江县管辖；元末设澎湖巡检司，管辖澎湖、台湾等。但明朝以前台湾高山族部落林立，语言各异，没有文字，散居各处山地。而历代王朝一则鞭长莫及，二则不重视台湾的文化建设，如元末澎湖巡检司主要是管理海防、税收、生产等事宜，从来不理文教。至于大陆汉族人民移居台湾，自宋之后始有成批移民迁往台澎。截至17世纪中叶，据学者们考证研究，“当时在台澎的汉族人口大约在三万人左右”，数量有限且散居各地，未能对台湾的社会文化、教育起全面影响作用。17世纪初荷兰、西班牙殖民主义者侵占台湾，开展了小规模的殖民教育和宗教教育。此后，因应历史背景的变迁，台湾地区的德育几经曲折，不断变化、发展。
一、荷兰、西班牙殖民者推行宗教道德教育与殖民教育
1624年，荷兰侵占台湾南部。1626年至1933年，西班牙侵占台湾北部。
1642年荷兰殖民者攻占基隆，西班牙人向荷兰人投降。荷、西殖民者占据台湾时期，为巩固统治，在进行军事镇压的同时，辅之以传教和办学，此种殖民主义教育开台湾教育之先河。两国虽然运用教会力量推展识字教育，但最终目的则在借教义的传播，塑造“敬天、尊上、忠爱宗主国”的新子民，以安定殖民地，遂行其政治、经济目的。此时的台湾地区德育则为典型的宗教道德教育。
（一）荷兰的基督教教育
据台早期，荷兰人大肆用兵，建立各级政权机构，健全纳税制度，加强行政控制，对反抗者进行军事镇压。同时积极展开传教活动，文武并举、软硬兼施。1627年，巴达维亚的荷兰总督派牧师来台传教，进行教化事业，“以罗马拼音，创造当地之‘新港文字’，再以此‘新港语’翻译祈祷文、摩西十诫、耶稣教问答、基督教要理，及新约圣经的一部分，对当地先住民宣教”。1636年，荷兰人在新港社内开办学校，招募学童、妇女进行宗教教育。此后各社陆续兴建学校。荷兰据台38年，传教达35年，开办学校进行基督教文化教育有26年。至郑成功收复台湾时，各地凡有传教的村社都建有教堂和学校。
学校是进行基督教文化教育的场所，主要对少年儿童，以后又扩大到对成年男女进行文化知识教学，并传播宗教教义，从小培养他们对基督教的信仰和对殖民统治的服从，其目的是要以宗教和教育的手段，来维持其殖民统治，是纯粹的殖民教育。连横在《台湾通史》中指出：“台湾为海上荒岛，靡有先王之制也。荷兰得之，始教土番，教以为隶而已。”
（二）西班牙的天主教教育
西班牙殖民者在其据台的16年间也积极开展传教和文教活动，他们在鸡笼（基隆）、淡水、宜兰等地建筑天主教教堂及学校，广传天主教教义，并以当地土语翻译“淡水语基督教义”，编“淡水语辞典”，向平埔族教授西班牙语。此外，曾有神父JacintoEsquivel于1632年在鸡笼（基隆）创办一所教育汉人为主的学校——“学林”，授以教理、拉丁语、文艺及神学等课程。西班牙人在台湾推行天主教教育，略逊于荷兰人推行基督教教育，但本质则都一样。
对17世纪中叶没有文字、没有学校教育的台湾而言，荷兰与西班牙的宗教教育起了启蒙和创始的作用，对台湾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有一定的意义。
但是，由于基督教、天主教的道德教育与台湾的民族文化传统并不协调，甚至相互排斥，在数千年历史的中华文化面前，迅速瓦解、消失。郑成功收复台湾时，荷兰人的《巴城日记》记载：“他们用轻蔑的语言对待基督教，为自己能从基督教和学校释放出来而欢欣。”殖民主义者的教育目的并没有实现。
二、明郑与清的儒家道德教育
儒学在明郑时期传入台湾，此时的台湾儒学虽然刚刚萌芽，却上承南明诸儒，下启清代台湾儒学。郑成功入岛之前，庶民阶层的汉文化早已随移民进入台湾。而属于士大夫阶层的汉文化，如儒学与科举功名观念、精细文学与书画创作等，在明郑入台后方始逐步传入台湾。明郑与清200余年间，由于汉族移民的增加、官民的大力提倡、科举功名的吸引，儒学教育日渐普及、兴盛。
（一）明郑兴办儒学教育
1661年4月，郑成功率军登台。次年2月郑成功收复台湾，随后积极开发台湾，按明朝制度建立了台湾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短短22年间，促使台湾从氏族社会迅速转化为封建社会。明郑政权兴办学校，创建中华文化教育事业，建立了明朝的教育制度，摧毁荷兰殖民者的奴化教育，开辟台湾教育新纪元，奠定了台湾的文教基础，对台湾影响至为深远。
郑氏政权的统治者志在光复大明社稷，其办教育的政策、措施等皆袭明代遗制。而明代在中国教育史上是比较重视学校教育的一朝，尤重于办好官学。明郑官员沿袭明代遗制，承明代的办学宗旨，提倡教育，创办学校，其措施主要有：建立教育行政机构、完善学制；建圣庙、设明伦堂；举办府、州儒学；开办乡里社学等。明郑政权官员陈永华（字复甫，福建同安人）主持积极推广大陆文化，以大陆模式从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提倡“建圣庙、立学校”，在台湾按明朝大陆模式逐步形成一套教育制度。《台湾通史》载：“永华既治国，岁又大熟，请建圣庙，立学校。从之，择地宁南坊（今台南市），面魁斗山，旁建明伦堂。二十年（1666年）春正月圣庙成。”这是台湾有史以来首座按中华规制建成的“学宫”，被尊为“台湾首学”。又：“命各社设学校，延中土通儒以教子弟。凡民八岁入小学，课以经史文章，开兴、万年二州三年一试。州试有名者移府，府试有名者移院。各试策论，取进者入太学，月课一次，给廪膳。三年大试，拔其尤者补六科内都事。三月，以永华为学院，叶亨为国子助教，教之、育之，台人自是始奋学。”
明郑虽然短暂，且连年征战，未能进一步扩大教育规模、在全台普及教育，但明郑政权第一次将中华文教规制完整地推广到台湾，初步形成了人民向学之风，为中华文化、儒学在台湾的发展打下了坚固的基础。
（二）清朝儒学教育兴盛
1683年，台湾与大陆统一，隶属福建。清廷治台，将大陆的政治、经济、文教政策全盘照搬到台湾，实现一体化。文教方面，颁布清朝的教育方针政策，建立教育行政机关，设立府县厅儒学，实行科举制度，大力倡导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
1.增设儒学
康熙时期，台湾设一府三县，即台湾府，下辖台湾县、凤山县、诸罗县。
府设府儒学，县设县儒学，共有学宫四座。“康熙二十二年，知府蒋毓英始设社学二所于东安坊，以教童蒙，亦曰义塾。其后各县增设。二十三年，新建台、凤两县儒学。翌年，巡道周昌、知府蒋毓英就文庙故址，扩而大之，旁置府学，由省派驻教授一员以理学务，而县学置教谕，隶于学政。其后各增训导一员。”随着府县设置的增多，儒学也增设。至光绪十六年（1890年），全台已设儒学13所。另，教授汉文与儒学初级经典的社学、义学、义塾等初等学校亦大量兴办，仅凤山县，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社学已经达到200多所。课程设置上，清代儒学的教学内容，以祀孔孟、尊理学，灌输儒家思想为主，所以开设的课程不外各种经史文艺等。《彰化县志》载儒学采用的教材有：钦定学政全书、钦定国子监则例、御论，以及十三经，唐宋八家古文、小学集注、二程文集、昭明文选集成、史记等共计44部、500余本。从中可见台湾儒学开设课程梗概。
同时，学宫儒学还兼行释奠之礼，即在学宫举行祭仪。此种祭仪，属于官祀，参加者为地方长官、儒学学官以及贡生生员。其目的在于宣扬重道崇儒的思想，在师生中树立尊崇的楷模，为端正儒学学风服务。
2.书院的道德教育
府县儒学之外，官办或私办的书院（或书房）虽规模较小，但灵活性大，也得到普遍设立。据统计，至光绪19年，全台共建书院45所。清代台湾书院继承了“兴贤育才”的传统，以“义理之学，修养之道”作为教育的准则，特别注重人格教育，倡导学术研究自由。各书院均有作为诸生治学为人准则的学规、学约，多由地方官制定。乾隆五年（1740年），分巡台湾道刘良璧定海东书院学规六则：明大义；端学则；务实学；崇经史；正文体；慎交友。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分巡道兼提督学政觉罗四明在刘良璧学规基础上深化，将海东书院学规勘定为八则：端士习；重师友；立课程；敦实行；看书理；正文体；崇诗学；习举业。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澎湖通判胡建伟建文石书院，订学约十则：重人伦；端志向；辨理欲；励躬行；尊师长；定课程；读经史；正文体；惜光阴；戒好讼。嘉庆十六年（1811年），彰化知县杨桂森为白沙书院定学规十二则，其中至为重要的前三则是：读书以力行为先；读书以立品为先；读书以成物为急。这些学规、学约，均是阐明为人治学的道理。从中可以看出，台湾书院精神上承宋明书院，注重品格的修养，尤以人格的完善为其首要宗旨（从学规来看，清代台湾儒学对经史诗文也比较重视，兼治经史词章，这也是其典型特征）。为达到“兴贤育才”的目标，尤为重视忠君教育和品德的培养，力求陶冶学生使其达于“圣贤”境界，教育学生以通经致用为本，使之具有“治国平天下”之才而不斤斤计较于科考。
此外，作为人格教育的重要途径，台湾书院同大陆一样，也重祭祀。虽然书院限于等级不得祭孔，以祀朱子之神位为主，配以其他古圣先贤，但其兼重教学与祭祀则与府县儒学相同。其用意，是使诸生在书本之外，通过祭奠之礼，去接近圣贤，使之成为诸生崇拜仿效的对象，在潜移默化中变化气质，收到熏陶之效。
清领台之初，乡村里社极少有学校之设。经官府与士绅等提倡，大量兴办教授汉文与儒学初级经典的社学、义学、义塾等初等学校，到割台前已经遍布全台。仅凤山县，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各地社学已经达到200多所。这些初等学校，也进行儒学教育，深受欢迎。
3.晚清台湾西学的兴起及社会价值观的内地化与西化的结合清代前期的台湾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其社会特征与大陆的母体社会相比，存在许多明显的差异，整个社会呈现出豪强称雄，文治落后的情形。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开发，人口繁衍，经济勃兴，台湾的移民社会也渐渐地发生了变化。到清代后期，即19世纪50、60年代，上述情形有了较大的改观。台湾的人口结构、社会组织以及政经文教制度与大陆内地基本上趋于一致，民众对现居地的认同感也进一步加强，台湾已由一个移民社会转变为定居社会。而此时期清廷实行“开山抚番”，治台政策转趋积极，1887年台湾建省，行政机构与管理制度渐趋完备。而土地开垦的成功及经济的繁荣为文教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地方官吏相率尽力提倡，文化教育事业与以往相比有较为长足的进步，书院数量明显增多。随着文教的普及，中华文化及传统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日渐深入社会各个阶层。道光以后，台湾科举渐趋鼎盛。科举考试以正统的儒家经典为主，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因科举考试的关系深入社会各阶层。
同时，19世纪60年代后，西方近代文明随着传教士的大量涌入和海外贸易的兴盛，在台湾迅速传播开来。在1870年代到80年代，传教士们创办了各类西式学校，主要有淡水理学堂大书院、淡水学堂、台南中学、台中女学堂、盲人学堂等等，在输入一些西方近代科学同时，主要是传播福音，讲授教义。传教士传教的成绩并不佳，入教人员只有几千名，但借传教士输入的近代西方文明无疑对台湾的文教产生了巨大影响。而洋务派官员在台推行以“西化”为核心的经济近代化措施，保护和支持着台湾地区新确立的社会秩序，更使得西方近代文明能够得以广泛传播和接受。洋务派大臣刘铭传主政时期，从政治、经济、交通、军事、教育等各方面进行改革。其创办新式的“西学”，提出“变西法、罢科举、开西校、译西书、拔真才”等见解，并于1887年在台北大稻埕开办了“西学堂”，讲授英、法语、数、理、测绘等课目；1890年又设立电报学堂。办西校、讲西学，起到了强烈的导向作用，被誉之为“成效大着，台湾教育为之一新”。
19世纪中后期开始的“西化”活动全面改变着台湾的经济面貌，社会经济生活开始具备近代意义。买办、豪绅成为新贵，民众对西方物质文明的向往和追求得到激发。在官方文治教化的倡导和西方文明影响的交相作用下，台湾社会面貌和民众素质亦逐渐改变，至19世纪中叶以后已深受瞩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