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前两天，南京学者罗建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让我关注“彭宇案”。我上网搜索，有关的新闻的评论非常多，争论也十分激烈。不知你注意这件事没有？
谢：我从报纸上也看到这件事。简单地说，就是南京徐寿兰老太太状告青年彭宇的一起民事纠纷。彭宇说，2006年11月20日，他在公共汽车站出于好心，把跌倒在地的徐老太太扶起来，又送她去医院检查。不想，徐老太太和家人得知胫骨骨折，要花费几万元医药费，便一口咬定是彭宇撞了人，要他承担医疗费。被拒绝后，徐老太太今年7月向鼓楼区法院起诉。在没有拿出有力证据的情况下，9月5日，南京市鼓楼区法院做出一审判决，裁定彭宇承担40%的损失，补偿原告45876元。一时间舆论大哗，网上已经出现了为彭宇捐款的活动。在我看来，这样判决的确出人意外。只要存在彭宇见义勇为属实的可能性，就不该判他赔款，否则就成了有罪推定，或者有过推定。
丁：这件事之所以引起争议，焦点就在法院的判决书上。到底是不是彭宇撞倒了徐老太太，因为证据不完整，事实真相难以还原。判决书运用了推理：“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分析，原告倒地的原因除了被他人的外力因素撞倒之外，还有绊倒或滑倒等自身原因情形，但双方在庭审中均未陈述存在原告绊倒或滑倒等事实，被告也未对此提供反证证明，故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应着重分析原告被撞倒之外力情形。人被外力撞倒后，一般首先会确定外力来源、辨认相撞之人，如果相撞之人逃逸，作为被撞倒之人的第一反应是呼救并请人帮忙阻止。本案事发地点在人员较多的公交车站，是公共场所，事发时间在视线较好的上午，事故发生的过程非常短促，故撞倒原告的人不可能轻易逃逸。根据被告自认，其是第一个下车之人，从常理分析，其与原告相撞的可能性较大。如果被告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被告未作此等选择，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按照这样的推理，法院便判定是彭宇撞人。公众感情上不能接受的，就是这一点。如果彭宇是做好事，他可以采取各种方式，见人摔倒好心相扶本来是很自然的善举。但按照判决的逻辑，就不应该这么做。这就极大压缩了人们行善的空间。我上小学是文革以前，那时提倡人人做好事，生怕错过了帮助别人的机会。如果遇到一个老人摔倒了，就是小学生也会毫不犹豫地把他扶起来。现在，人们普遍有了戒心，遇到这种事，敢不敢伸出援手，已经成了问题。可见社会风气变化之大。
谢：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们好多年了。你记得不记得，前几年发生过一个刘秋海事件。刘秋海是广东省雷州市政协委员，他在广西救了一个骑摩托摔倒在路边的女青年陈小俐，也是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当地交警认定就是刘秋海撞了人，判他赔偿。刘秋海告到法院，结果败诉。他为挽回名誉奔波了好几年，也没有结果。这件事引起了多位全国政协委员的不满，他们质疑这是司法上的地方保护主义作祟。
丁：这种事情一再发生，当然要影响到人们的行为方式。前几年，北京发生过有人落水的事，结果在场的国人都没有伸出援手，而是一个路过的外国妇女下水把人救上来。
谢：一个社会好不好，健康不健康，有很多衡量的角度。其中之一便是民风是否向善。如果人与人之间失去了同情之心，而是见难不帮，见危不助，见死不救，那么，不论盖多少高楼大厦，有多少外汇储备，这个社会也是病态的。外国妇女下水救人，说明她来自健康的国度。而我们这边，则存在世风日下的问题。
丁：世风日下，是多种因素造成的。有两个因素，我觉得特别重要。一个是吏制的导向。最近几年，不断发生官员见死不救的事件，从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明官员的精神面貌和道德状况。社会出现道德滑坡，往往以官场腐败为先导。像克拉玛依发生火灾，官员优先逃命，小学生成批被烧死那种事，对社会风气的伤害特别大。另一个就是司法的导向。有人把法律和道德看成不相关的两码事，认为司法行为无须为道德风气负责，我是不赞成的。司法行使的是公权力，对社会的影响力很大。公正司法的社会效果应当是鼓励人们多做善事，不做恶事。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司法结果不利于见义勇为，助人为乐，而是好心人无好报，对社会的道德风气必将产生深刻的负面影响。社会有权要求法官考虑判决结果的道德导向。舆论强烈批评此案的判决结果，正是出于对世风日下的焦虑，出于对道德重建的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