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2006年第一期《江南》杂志，在杭州的报亭投放了1000册，几天就销售一空。我觉得这个现象值得关注。
谢：上个世纪80年代，文学期刊曾经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人们到邮局或者报亭购买文学期刊，是常有的事。当时，文学界站在思想解放和社会变革的前沿，常常是一篇新小说，提出了一个大家关心的社会问题，万人争睹，一读为快。后来文学界提出回归自身的理念，上世纪90年代以后，作为文学界主体的小说家们，创作和现实生活的距离越来越远，他们有的热衷于形式的变化，文体的实验，有的转向内心世界乃至隐私的展示，而极少有人坚持对公共事务的关怀，对社会进步的呼吁。在这种风气下，文学期刊和社会现实的关系也渐行渐远。现在，除了几种全国有名的文学期刊发行数量尚可达到几万册，各省区市的文学期刊，基本上都萎缩到几千册，有的甚至只有几百册了。文学不关心国事民瘼，成了作家诗人的自娱自乐，一般读者当然也没有功夫去理它。这期《江南》，打头的作品是胡发云的长篇小说《如焉》。这部小说，恰恰是当代小说中少有的切入当今现实生活的作品。具备这种高贵精神的小说，读者已经久违了。
丁：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作家对于公共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小。文学远离公共生活的结果是作家和作品不再为公众所关心。在当代中国社会，我们所谓的公共生活其实大家都非常明白它的含义，就是在我们生活的时代里，在涉及社会公正、社会正义以及与公民相关的权利方面，我们的生活还不健全。在这样的情况下，关心公共生活其实就是关心社会进步，就是关心社会正义。上世纪80年代以来，作家以及相关的文学期刊曾在当时的公共生活中起过重要作用。
谢：当时的各类杂志中以文学期刊最受关注，主要是因为相关的政论杂志、特别是政论性的周刊还没有发达起来，所以文学期刊当时承担了更为沉重的责任，这也是时代使然。
丁：杂志的品种成熟后，原来文学杂志所承担的许多职能，让位给了其他期刊，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期刊不关心公共生活。作为艺术门类，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并不同于其他的艺术形式，比如书法、音乐等。因为抽离了公共生活，文学作品便难以深刻与博大。文学期刊也有相似的道理，就是《收获》杂志，它的人文关怀，也是在相关的栏目中体现，比如关于“文革”，去年就有许多文章。可惜许多文学期刊放弃了这个追求，这些年在文学期刊中，山西作家协会由韩石山出任主编的《山西文学》杂志，在这方面倒是有自觉的追求，对公共生活有强烈的关注。
谢：如今，写历史的好作品还有一些。而写当下生活的，写得好的太少了。有一些演绎流行政治理念的改革和反腐小说，其实比较浮浅。这次《江南》发表胡发云的小说，应该说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现实主义作品。小说的主要线索看起来是写一个中年知识女性与一个官员恋爱的故事，其实，作者的笔触深入进在非典流行期间发生在中国的所有大事，一桩一件，都曾紧扣亿万人的心弦。小说对民间思想群落的塑造，在以往的作品中，也是没有见过的。
丁：说到民间思想群落，中心人物是卫老师。有的朋友看了以后，觉得他思想大于形象，喜欢长篇大论地讲道理，不如女主人公茹嫣的形象来得丰满。
谢：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但是，我们还是要看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人。只要不是凭空虚构的，就不能说这是败笔。那个工人思想者达摩，还是比卫老师生动一些。小说中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物毛子，我觉得他够得上一个文学典型。毛子曾有过精神追求，也知道什么是高尚，什么是卑鄙，但他一是经不起压力，二是耐不住诱惑，于是人格分裂，戴上了面具。这样的中年知识分子，我们在当今大学里、研究所里的成功人士中，不难见到。可谓人人心中所有，笔下所无。一部小说，能够塑造一个文学典型，就是很高的成就。
丁：一本杂志，能够发表一篇这样的好作品，也会引起读者购买的欲望。况且，《江南》第一期的佳作还不止这一篇，关于刘海军和《束星北档案》的两篇文章，章立凡的《文武二老》，都有思想力度。合在一起，够得上一桌精神大餐了。这都说明，新任主编袁敏女士有眼力，有魄力。
谢：袁敏原来就是《束星北档案》的责任编辑。某学者最近录了一段老话给朋友：“面向严酷的生活，不要借新潮之名，回避生活的尖锐矛盾。风中的物体会有各种各样的形态，站着的、摇摆的、倒伏的，但有生命力的文学从来都是迎着压力站着的文学。”我想，不论对于文学家的创作活动，还是对于文学期刊的编辑活动，这段话都不过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