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卢新华出版了小说新作《紫禁女》，使得“伤痕文学”重新成为读者的谈资。
丁：小说《伤痕》是1978创作的，当时卢新华24岁，是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的学生。老师讲授鲁迅的《祝福》，引起了他的创作灵感，写成了这篇小说，贴在学校的墙报上，因为反响强烈，被《文汇报》看中，1978年8月21日全文刊登，当时在全国引起轰动，并激发了此后数年的“伤痕文学”大潮。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回头来看，一篇艺术上比较稚嫩，思想上也欠深刻的小说，为什么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影响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谢：在以往关于新时期文学的评论中，可以说越往后，对《伤痕》的评价越不高。就是作者自己也这样认为。对这种评论，现在看来有必要重新认识。因为当代文学后来失去了“伤痕文学”时代最宝贵的东西。那个时期急于作出对“伤痕文学”局限性的评价，可能暗含了某种对真正的文学品质的忽视。特别是“伤痕文学”对社会弱者所具有的同情和表达出的无奈。
丁：从社会方面看，小说所描写的政治运动和政审制度对一个普通家庭的伤害，当时不是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特有的“伤痕”，而是无数中国家庭都有的“伤痕”。1978年以前的三十年间，中国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每次政治运动都造成了无数的冤假错案。而且，一人蒙冤，株连全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政治迫害和政治歧视的中国人，累积过亿。小说创作和发表的时期，正是胡耀邦入主中组部，着手推动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遇到阻力，又发动真理标准讨论，力图排除阻力的关键时刻。小说虽然把主人公母亲的冤案定位为张春桥的迫害，但在广大读者看来，还是道出了历次运动所有受害家庭的心声。此后的“伤痕文学”之潮，凡是引起轰动的作品，无不是此前受过侮辱和迫害的中国百姓心声的流露和宣泄。它和当时中国大面积洗刷冤灵，争取民权的社会大变动是互相呼应的。“伤痕文学”在某种程度上还起到了新闻和人文社会科学应起而未起的作用。
谢：如果今天用维护民权的视角对“伤痕文学”重新解读，可以发现正是当时的官民冲突和小说家对弱者的同情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从这个角度评价，无论是评论家还是作者本人，如果过多地认为小说简单和表面化，其实是对真正文学品质的一种轻视。
丁：从文学史方面看，它确实是一个开启新文风的标志。此前的三十年，中国大陆的文学歌颂多少，暴露多少，歌颂什么，暴露什么，怎么歌颂，怎么暴露，都有一套钦定的规矩，到文革中已经发展成以样板戏为代表的“三突出”原则。小说《伤痕》篇幅不长，却属于以往多年所忌讳的暴露文学，没有歌颂任何一个正面形象，突破了沿袭多年的宣传模式，让当时中国的读者耳目一新。这样的小说，如果发表在1957年以前，无疑要打成“右派”。如果拿到文革当中，又会当成“大毒草”铲除。然而，《伤痕》不但没有被铲除，反而被广泛传播，还获了奖，这就说明，文学的新时期确实开始了。当然，在《伤痕》之前，比它思想上更深刻、艺术水准也更高的文学作品早就有人写出来了，比如余易木的《春雪》、《初恋的回声》，但没有发表的机会。《伤痕》获得了适时发表的机会，就成为一种文学思潮的先声。《伤痕》也由此获得了和苏联爱伦堡的《解冻》相提并论的文学史地位。
继卢新华之后，一批比他艺术积累和生活积累更雄厚的右派作家和知青作家争相发表新作，“伤痕文学”风起云涌，蔚为大观。虽然一些作品也引起了诸多争议，但到上世纪80年代，最终得到了官方文学机构的肯定。这是和当时执政党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50年代中期以来左的错误的历史大背景分不开的。
谢：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伤痕文学”式微，文学创作界的主潮转向新形式的探索和文化的寻根。文学也从社会公众关注的中心退向只有小众感兴趣的边缘。
丁：只有少数作家仍然执著于以自己的笔墨声张民权。这些作家选择的体裁也不是小说，而是报告文学或随笔。“伤痕文学”虽然已经无可奈何地式微了，但是，伤痕文学体现的表达民心，传达民意，抒发民情，声张民权的精神，却不是一个过时的话题。每个具体的作家，有他的创作自由，他有权在私人空间里，按照个人的兴趣，营造自己的世界。然而，中国是一个文学大国，作家数以万计，如果绝大多数作家都有意回避公共领域的问题，用自己的笔墨为民权张目，那一定是社会对文学的奖惩机制出了问题。
谢：我以为对新时期文学中重要作品的文学品质，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可能是轻视了。对作家来说，如果不能始终保持某种道德理想的永恒关怀，它的作品想要再打动读者是不可能的。如果从保护民权的角度观察，作家们80年代的精神状态远胜于现在。失去了早年“伤痕文学”中最具文学品质的东西，后来的小说在艺术上所达到水准，也还没有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对不同时代文学的不同理解和评价，可能都有一个时代真实的生存背景。对当下中国来说，“伤痕文学”时代里对民权的珍视，没有过时。“伤痕文学”的精神，也没有过时。由“伤痕文学”开创的文学时代并没有结束。或者说，如果说那时是“伤痕文学”的时代，现在恐怕是“疾病文学”的时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