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2005年底，四川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当代四川要事实录》。几个月前我就听朋友说这本书很有份量。但在一般书店不容易买到。最近，我去上海参加一个口述历史方面的学术会议，见到了本书的编者章玉钧等先生，也得到了这本书。读后感到，果然名不虚传，堪称地方史出版物的亮点。
谢：我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有几套地方史研究机构，有党史办，方志办，文史资料委员会等，他们编辑的公开出版物和内部出版社不少，里面时常有一些值得史学界关注的重要资料。《当代四川要事实录》和他们相比，不知有什么突出的特点？
丁：这本书，立足四川，面向全国。书中记载的当代四川要事，意义不限于一省，往往是国史的重要侧面。比如卢作孚和民生公司、四川向外省调粮、攀枝花钢铁基地的上马、广汉县向阳公社率先摘掉人民公社牌子建立乡政府、重庆市实行计划单列，都是具有全国意义的大题目。书中口述史的讲述者和回忆录的作者，都是历史的亲历者，大部分担任过省级领导干部。其中，原省政协主席廖伯康的回忆录《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更是近几年当代史述中少见的力作。
谢：我以前也在网上看过这篇文章，印象很深。
丁：网上披露的不是全文，这本书发表的才是全文。作者廖伯康六十年代初担任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兼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作为共青团中央委员，1962年6月到北京参加团中央三届七中全会，期间先后向当时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和担任党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当面反映了四川的严重情况。杨尚昆对说：“听说你反映情况有顾虑，有什么顾虑啊？你们省的李大章、廖志高我都同他们谈过……我也找任白戈谈过，他有顾虑不敢讲真情。唉！不怕官，就怕管，我处在他那个位子我也怕。最近我还找了一位你们四川来京开会的省委部长谈，他王顾左右而言他，同我打太极拳，也不得要领。你今天不是来跟我打太极拳的吧。”廖伯康对杨尚昆说，四川死人有文件可查的是一千万，实际要再加二百五十万。“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并且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旧式折叠账本式的本子，一折打开看了后说：‘就是你这个数字！’”
谢：这些细节的历史价值很高。已经出版的《杨尚昆日记》下册1962年6月28日有记载：“下午约重庆青年团二同志来谈话，谈农村工作问题，由三时到六时半。”如果没有廖伯康这篇文章，人们读杨尚昆的这几十字的日记，哪能能想到背后蕴含着如此重要的内容。
丁：当时中央书记处采纳了廖伯康等人的建议，派一批司局级川籍干部以返乡村探亲访友为名到四川调查。因为部长一级干部到四川要报告省委，司局级干部不必上报，也不那么引人注目，可以自由找人谈话。可惜的是，不入以后风向变了，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的廖伯康等人从此挨整长达二十年。如今，和他在同案挨整的张黎群、萧泽宽、李止舟已经分别于2003年和2004年去世。好在此文在他们去世前已经成稿，他们在重病中都曾审阅、补充。作者现在也八十多岁了。这让我想起过去常说的一句话，反思历史不宜迟。
谢：过去，司马光把他主持的史书命名为《资治通鉴》。现在也说文史工作是为了存史资政。我想，当代地方史，最值得记录的就这些内容。它对于后来的执政者记取经验教训，改革政治体制，是一面不可或缺的明镜。如果后来的执政者看不到、不接受这些东西，那就难免如杜牧《阿房宫赋》据言：“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丁：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地区差异很大，所以由当地文化机构和个人努力保存乡邦文化，历来是中国学术传统的重要部分。中国传统社会里，无论是当地的文人，还是告老回乡的官员，通常会选择整理和研究乡邦文献为自己一生的志业，从《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的问世，我们可以感觉到中国传统学术的余绪。乡邦文献虽然有地方性，但因为乡邦观念是一种故乡情感的自觉体现，一般较少有功利性，所以在学术上反而容易获得价值。因为以乡邦为纽带，在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方面，通常具有最好的条件，在判断和选择材料时，因为乡邦的关系，最能切近历史的真实，这是一般全局性研究很难达到的，《当代四川要事实录》虽是地方文献，但它在学术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