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在中国史学界，史和论的关系一直是争论的焦点。我觉得，最近十几年，人们似乎有了更多的共识，研究历史的宗旨，就是廓清历史的真相。现在，能够得到大家公认的新成果，大多以扎实的史料见长。以论代史的东西，却成了过眼烟云。
丁：这种趋势，用一句话来讲就是：回到傅斯年。傅斯年的史学观，简单说就是“史学即是史料学”，他认为史学家的责任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他和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同仁所进行的学术研究工作，现在看来，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史语所作为一个现代学术机构，为中国现代学术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它的成功告诉我们，史语所虽然是一个国家体制化的研究机构，但因为他们的研究工作遵守了史学研究最基本的学术规律，所以他们在一个动荡的时代里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是惊人的。那一代史学家的诞生和成长，开创了中国现代史学的新格局。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直到40年代，以傅斯年和胡适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史学中的“史料学派”，为中国现代史学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谢：上世纪50年代以后，史料学派受到时冷落，被当做资产阶级史学加以批判。1958年第六期《新建设》杂志曾发表过一篇《批判傅斯年的反动的史学研究方向》的文章，署名文瑾。这篇文章的主旨就是清算傅斯年著名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文瑾认为：“这些旧史学留下的污毒，随时都在侵蚀马克思主义的史学阵地，使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工作不能很好开展起来，并阻碍着科学队伍的更快成长。为了史学工作的大跃进，我们必须大破大立，把资产阶级的史学研究方向彻底搞臭，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开辟更广阔的道路。”
丁：1958年，在全国高等院校也开展了“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其主要内容就是批判“史料学派”。当时山东大学、中山大学、西北大学、四川大学、吉林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六个大学的历史系学生，给他们的老师写了许多大字报。学生集中批判的就是童书业、陈寅恪、岑仲勉、刘节、徐仲舒等一流史学家。山东大学历史系的学生这样讽刺他们的老师：
厚古又薄今，理论看得轻；
马恩列斯毛，从来不问津。
报纸和杂志，当做史料存；
五六十年后，一笔大资本。
研究古代史，言必称二陈；
史观寅恪老，史法垣庵公。
至于近代史，首推梁任公。
理论有啥用，史料学问深。
谢：学生当时嘲笑了老师，历史却证明了学生的轻浮。梁启超、陈寅恪、陈垣，不是谁想搞臭就能搞臭的。
丁：那时对“史料学派”的批判，预先构造了一个“史料学派”没有理论的假设，在这个前提下，以所谓“史料”与“理论”的轻重和“求真”与“致用”的矛盾为相互对立的假设，对前者进行了否定。其实这些问题根本是不存在的。从来就没有过“没有理论的史料”，也根本没有过“没有史料的理论”。对“史料学派”的批判目的就是不要史料。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上世纪50年代以后，史学界“一派独兴”，“五朵金花盛开”的局面才得以形成。“五朵金花”即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农民战争问题、封建社会土地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和汉民族形成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不是建立在新史料发现的基础上，而是先有了理论上的预设，在“规律至上”观念指导下，再去寻找史料以为证明。现在看来，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成果，站得住脚的实在不多，大体可以说，浪费了几代学者的才华。他们本来可以不在这些问题上纠缠。比如像农民战争这样的问题，像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只要举出足够的史料，其性质也就一望而知。
梁：其实，“史料学派”并不排斥马克思主义史学，他们只是不迷信，对这种理论的使用范围保持了相当的清醒。1945年，顾颉刚和童书业合撰《当代中国史学》，就对郭沫若的古代史研究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他说：“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是郭沫若和陶希圣两位先生，事实上也只有他们两位最有成绩。郭先生应用马克思、莫尔班干等的学说，考索中国古代社会的真实情状，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伟著，书中虽不免有些宣传的意味，但富有精深独到的见解。”顾颉刚在该书的引论中还说：“自从所谓‘唯物史观’输入以后，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虽然说这方面的成绩还少，但也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
丁：中国现代史学的道路是曲折的。绕了50载，还得回到傅斯年，真让人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