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最近，我读了王哲的《国士无双伍联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感慨良多。一个从瘟疫中挽救了中华民族千百万生命的人，一个开创了中国现代卫生防疫事业的人，一个真正得到世界尊敬和科学家，去世还不到半个世纪，但过去我竟然不知道。
谢：非典以后，关于中国近代防疫史方面的研究很多，提到近代中国防疫体系的建立，自然要提到伍连德。我过去读过一本《成功之路——现代名人自述》的书，良友出版公司1931年出版，其中有伍连德的自述。
丁：伍连德出生于南洋，后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1903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后来他应袁世凯之邀，回中国办学。1910年东三省鼠疫突发，年仅31岁的伍连德临危受命，以总医官的身份赶赴一线，准确地判断了病因病源，提出了有效的对策，迅速动员朝野力量，协调渗透在东北的俄、日等外国势力，用四个月的时间，成功地制止了鼠疫的流行。这在世界流行病史上，是空前的创举。
谢：1910年东北鼠疫的防治，伍连德自己曾有较为详细的叙述。东北疫情过后，曾出版过三册《东三省疫事报告书》。这套书我在旧书摊上买到过，后来送给了曹树基先生。他用这个材料完成一篇论文，前两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
丁：前几年，我们经历了非典，亲身体验了流行病对人类的威胁是多么严重。无论多么自负的政治家、军事家、企业家，在流行病面前，都不得不提心吊胆。我们面对非典、艾滋病、禽流感病毒，必须意识到自己的脆弱。中国人在2003年遇到的事，某种意义上说，在1910年就遇到过。只是伍连德积累的经验，我们并不知道，事后才想到他的可贵。伍连德的历史贡献还不止于此，他还是中华医学会的创建人，是20多所医院和医学院的创办者，是禁毒的先驱者，是中国收回港口卫生检疫权的第一人。
谢：当年东三省疫情过后，在伍连德主持下，曾建立了东省防疫总处，此举为近代中国防疫制度化建设的开始。1917年年底，山西晋北肺疫流行，也是伍连德负责处理的。晋北疫情过后，也曾编辑过三大册《山西疫事报告书》。其中两册，我也曾于旧书摊得之，后一并送于曹树基。伍连德往东北防疫是他一生重要功业的开始，此人生际遇与中国早期著名外交官施肇基相关。上世纪60年代，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曾出过傅安明整理的《施肇基早年回忆录》，其中对早年东北防疫之事也有记载，与伍连德自述对读，可以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国早期防疫史料。中国早期防疫史的一个特点是在疫情发生时，对外人来华救援有相当开放的心态，晋北防疫的主医官就是一个美国人，若无相当自信和见识，不可能有这样的选择。以此判断早年中国政府与国际的交往，对后世理解当时中国政府的作为很有帮助。
丁：伍联德的功劳这么大，为什么在中国被遗忘？固然可以把理由归结为他晚年居住南洋，和大陆没有来往。但身居南洋的他，并没有被国际医学界遗忘。所以，主要的原因不在这里。我想，更重要的是中国大陆在很长的时间里，谁的故事能够有机会得到传播，谁的故事没有机会得到传播，有特定的政治尺度。白求恩在八路军殉职，受到毛泽东的称赞，他的名字家喻户晓，成为救死扶伤的象征。白求恩当然值得尊敬，他的故事应该传播，但救死扶伤的英雄不只是白求恩。还有伍联德这样和中共没有关系的人。试想，如果能把传播白求恩的投入拿出百分之一用于介绍伍联德，他能长期屏闭在中国公众的视野之外吗？在医药卫生领域是这样，在科学、教育、经济、文化领域也是这样，很多堪称国士的先贤，都被长期遗忘。这使得我们的心智很不健全，使得公众对本民族历史的理解过于狭隘。
谢：王哲先生学医出身，有健全的历史感，文笔也很好，不知为什么以前没有读到他的著作？
丁：这是他在国内出版的第一本传记。但在此之前，他以京虎子的笔名，写过不少文章，其中有一篇介绍汤飞凡的长篇传记，也很有份量。汤飞凡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医学界泰山北斗式的人物。他以自己的眼睛做实验，成功分离出沙眼病毒，在国际上称为“衣原体之父”。但在1958年的“拔白旗”运动中，却因不甘受辱而自杀。可惜此文至今只在网上传播，还没看到纸介出版物。福建教育出版社的编辑也是看到这篇文章，才产生和京虎子联系的愿望的。
谢：我们的史学，我们的传媒，如果只知道围绕权力和金钱的指挥棒打转，只会围绕长官意志鹦鹉学舌，不知道发现和尊重真正的国士，必然导致一代代的读者只能接受片面残缺的历史图景。今人不知道伍联德、汤飞凡不足为怪，后人不知道蒋彦永、高耀洁也不足为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