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戴煌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修订再版。虽然是几年前的书，仍然很受欢迎。
丁：戴煌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起河南农民曹海鑫的冤案，心情还是很不平静。没能制止这起冤案，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今年6月，牧惠先生去世，我写了一篇回忆他的文章，认为在他的晚年，办了几件比写杂文更重要的事情。一件，是和戴煌等10位知识分子挺身而出，为河南农民曹海鑫的冤案仗义执言，此事被称为当代中国的左拉和德雷福斯案；一件，是主编并自费印刷了《松仔岭事件真相》，为这起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广东的政治冤案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证词；一件，是完成了韦君宜的托付，让《思痛录》问世。在曹海鑫的事情上，牧惠可以说是死不瞑目。
谢：戴煌是上个世纪后半叶中国新闻工作者的代表。我读过他的回忆录《九死一生》。记得当时还读了《徐铸成回忆录》。徐、戴二人的共同点很多，都是江苏人，都是新闻界的名人，都是蒙冤20多年的右派。不同点在于，徐铸成生于1907年，戴煌生于1928年，无论年龄，还是经历，徐先生都年长一辈。徐铸成是自由报人出身，抗战初期创办《文汇报》。书中讲到抗战胜利后的一次鸿门宴，其实是蒋介石政府不惜拿出重金，换取《文汇报》不再发表批评政府的言论。但徐先生面对这张没有限额的空白支票，就是不动心。清贫可以忍受，面对权势，绝不能让步自由和独立。
丁：这是当时一代报人的风气。40年代，王芸生主持《大公报》笔政8年。这8年，他为了坚持言论独立，多次碰蒋，蒋介石请他兼军委会参议，送来聘书和薪水，被他退回。颇不给面子。1947年，中统特务抓了《大公报》记者唐振常，他便给上海市长吴国祯去电话：今天不放人，明天就登报！
谢：戴煌从小投身革命，后来成为军事记者，50年代报道罗盛教、采访胡志明而成名。正当上级送他到外交学院深造，准备进一步重用时，他却因为说真话被打成右派。他的个性是，即使成了阶下囚，仍然信念不改，坚持自己的观点。惩罚一次比一次加重，多少次险些丢了性命。书中展示了他从1956年11月到1957 年4月期间起草的一封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信，反对神化与特权。这封曾经被当做“罪证”的文字，对于中国今天的政治改革，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有人认为中国官员的腐败，始于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看了戴煌的书，我觉得这种看法不准确。其实，官员的特权，在50年代就存在，并且很严重。戴煌回乡探亲，亲眼看到地方官僚如何欺辱平民百姓。有人想通过组织途径解决问题，结果不是正气战胜邪恶，而是邪恶吞噬正气。下面是这样，上面却讴歌盛世，粉饰太平，而且调子越来越高。这种痛切感受经戴煌升华到理论高度思考，便提出“神化与特权”的尖锐问题，现在看来真是一针见血，直刺病灶。当时的体制，既有从苏联斯大林那里输入的血液，也有秦始皇传下来的基因。
丁：戴煌回乡所见，并非个别现象，而是体制属性的表现。然而，正如神化与特权一样，讳疾忌医也是体制的固有属性。戴煌在那封未能发出的万言上书中写道：“我所以说我们的言论不自由、新闻报道不够客观和公正，完全是有事实根据的。然而翻开我们的各种报纸刊物，再对照一下我们内部的材料和各种参考资料，我们就会非常触目惊心地感觉到：我们的光明和伟大被过分夸大地宣扬了，而黑暗和腐朽则被偷偷地掩盖了起来。”他还说：“其实，纸是包不住火的。愈是这样地隐瞒事实真相，就是把人民推离现实越来越远。而一旦当人民看到事实真相之后，他们的惊慌和失望的程度就会更大，从而会愤怒地悔悟到自己受尽了别人的欺骗。”到底是戴煌说的有理，还是对他的批判有理，40多年过去了，时间已经做出了公正的裁判。
谢：我把两本回忆录放在一起阅读，还有一个突出的感受，就是徐先生那一代自由报人，到反右前早已几经磕碰，不是主人，而是客卿了。他们办报的心态是如履薄冰，小心行事，向执政者建言也不敢无所顾忌，锋芒毕露。但就是这样，最终还是被当做阶级斗争的靶子，最高领导者亲自上阵宣判——《〈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戴煌当时的心态不是做客，而是当家做主。为了打江山，自己也冒过枪林弹雨；为了让国家更美好，眼里才揉不得沙子。加上当时未及而立之年，血气方刚，当然是一腔赤诚，直言不讳。自然，对他的惩罚也更野蛮，更残酷。如今，徐铸成那一代自由主义报人大多已经驾鹤西去，健在者无多；戴煌这一代革命新闻工作者也都退出一线，颐养天年。在新闻界活跃的人不是比他们晚一辈，就是晚两辈甚至三辈。但他们曾经有过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表现，仍然是一笔不会过时的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