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文化
编辑活动是一种社会现象，更为重要的是一种文化现象。编辑学，一般指书籍编辑学或书刊编辑学。编辑活动对象，一般认为是编辑活动，诸如《书籍编辑学》《科技编辑学》等。而编辑文化学，是在包涵编辑学基础上的更为宽泛所指，即包括编辑学与文化的积累。编辑学的独立研究对象是编辑活动；而编辑文化学除了编辑活动之外，还包括文化积累与流传的问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后者，这是从中国历史文献典籍的流传和承袭的角度说的。文化的概念很宽泛。罗竹风先生曾为《书籍编辑学简论》一书写的前言中说：“学”是探讨、研究客观事物规律的。一切事物有源又有流，过去、现在、未来形成了一个轨迹，构成了隐约可见的线路，显示它发展的走向。可见编辑文化学，是以编辑与文化的积淀、传播的互动关系为其基本研究内容，进而具体研究编辑的缘起，文化载体书籍的缘起，编辑与书籍的关系，编辑与历代文化积淀及其关系的一个系统工程。同时还包括编辑的价值、编辑与文化的生成过程等问题。
编辑与文化学相关的学科，一是编辑史。编辑史是对编辑活动的历史考察，重在研究事实的发展。二是出版学。在古代的出版学主要是编辑印刷，而在现代，除编、印之外，还包括发行，是三位一体的，尤其是发行。三是图书学、编纂学、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等。尤其是古籍，更讲究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而古代编辑文化学的主体就在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诸方面。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看，编辑文化学的贡献，就在于古代典籍的流传。
关于“文化”的定义，学术界向来存在分歧。有关文化一词的定义竟多达160余种。所谓文化，《易经》里的解释，就是“人文化成”。即一个人必须从一个自然人，动物人，经济人，上升为有理想、有追求、有认识、精神和心灵都十分充实的人，并用以回报社会。这样的人就是有文化的人，这样的民族也是有文化的民族。
文字的产生与编辑文化的雏型
文字的产生，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是人类由野蛮、蒙昧时代走向文明的一次历史性的最伟大的飞跃。恩格斯说：人类社会“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在中国，西周时期已经开始创编图书。公元前5世纪孔子编辑《六经》时，他收集到的各种本子的“诗”，已多达300多首，并编定为305首，这就是《诗经》；收集到三皇五帝遗书3000余篇，“芟夷烦乱，剪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最后编定为100篇的《尚书》；收集到120国的《春秋》，最后编定为流行到现在的《春秋》。这些代表着人类早期编辑文化的典籍，成了彪炳于后世的不朽之作。
从历史的发展角度看，书籍或者说出版物早期是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的：首先是以巫史为编辑的甲骨金文阶段。这时经过编辑之手加工创造成型的“出版物”，是无法成册的龟甲和金鼎，即刻在甲骨和铸在金鼎上的文字。随后又有简策，就是竹简，时代当在殷商时期。此后，便是书籍的诞生阶段。这一时期已由先前零散竹简逐渐分类编辑成册，成为书籍初期的原始雏型。这个阶段为西、东周和春秋时期。早在西周时期，已经有专门的编辑职业。西周的官员设置中就有“作册”一职，这个“作册”，实质上就是指做编辑工作的人。此后又出现帛书，即把文字写在绢绸上。这个阶段延续了上千年之久，直到宋代有了纸张和活版印刷，这是后话。这一发展过程，再现了人类早期的文字整理与编辑角色的关系，表现了人类早期精神文明生产发展与编辑职业的关系。实质上已经奠定了中国早期的编辑文化学。
编辑文化的缘起
一、编辑概念、编纂与编辑
编辑活动，对于当代人来说，实质上是一种文化传导；对于后人来说，又是文化构建基础上的文化积淀。编辑工作或编辑角色，有其把关与构建的双重使命。同时，社会发展的现状，文化繁荣的程度等，都需要编辑或编辑角色式的人做好不同时代、不同形式的编辑工作，以此来为后人组织和传递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因此，就产生了相应的编辑组织、编辑群体和编辑主体。当然，叙述编辑概念，论述编辑角色，不能站在现代社会的立场，用现代人的观念诠释“编辑”，而是要站在历史文化的角度。
编辑一词，既指编辑人员，也指编辑工作。通常认为编辑的概念或者定义是：一是收集资料，整理成书；二是对资料或现成的作品进行整理加工；三是对出版物由书稿的规划、征求、选择、鉴定、校读、到加工整理等。当代学者们对编辑的一种狭义的定位是：按照一定的编辑方针指导下制定的编辑计划，以作品原稿为工作对象，进行创造性的整理编排，使之成为出版物的形态。这种具有学识性、技术性的工作即为编辑。从古典的涵义理解“编辑”，才能认识和概括中国古代的编辑活动、编辑思想。察中国古代“编辑”一词，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到清代段玉裁的释义，都有“聚集、收集”的意思。因此，就“编辑”本义和引申义看，实际上呈多元状。就其近义说，有编次、编削、编纂之义；就其同义看，又有着述之义。从中国文化积淀的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的编辑工作“与编纂的词义相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收集资料，整理成书”。中国古代的编辑活动，就是指人们以一定的文字资料（包括甲骨文字等）为对象，经加工整理汇编成册（书），用于积累和传播知识的活动。南北朝梁代萧绮在《拾遗记·序》里说：“编言贯物，使宛然成章。”陈述的就是编辑在缔构文化方面的作用和编辑活动的共性。
编辑与编纂也不尽相同。在今天看来，我们不应把编纂与编辑完全等同。编纂，指收集多种着作和其它资料，在一定的方针下加以组织编排，整理成一部书籍。纂原是收集的意思，所以与编辑词意相同。但在习惯用法上，特指辞典、年鉴等大部头书籍的编辑。
二、编辑的社会文化活动
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带来了社会各个层面的分工，也演绎和出现了文化构建系统领域的专门职业，使编辑活动从古代编、着一体的原始落后的文化生产活动中逐渐分离出来，成为人类文化构建过程中独立的、无法替代的创造性的环节和社会职能，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文化标志。社会历史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积淀，是取决于编辑的主体选择和创造的。我国的编辑工作或编辑活动发展到汉代，编辑“收集资料，整理成书”的编辑文化构建功能和作用已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和认同。《淮南子·修务训》已指出，古代名家文化创造的成果与显示的才能之所以能为后世知晓并得以继承，是靠了“教顺施续，而知能流通”。而“清明之士，执玄鉴于心，照物明白，不为古今易意，摅书明旨以示之”。这里明确论及：文化的传递与积淀，不但要靠着书者“知明流通”，而且需要传布者“摅书明旨”、“照物明白”，即需要借助编辑这一特殊文化人的编辑活动来最后完成并得以实现。
人类文化建构，是一项系统的宏大的工程。编辑创造及其文化构建过程，始终处在作者创造和社会认同两大环节的中间。在这个过程中，人类文化的选择和构建是由编辑来完成的。这里所指的人类文化，主要是指以语言文字符号系统为物化载体所缔结、建构起来的人类文化知识系统。
随着印刷术的发明，编辑的历史角色与人类文化的积累与传播的关系更为直接和密切。作为人类文化与文明进步的象征和缩影——书籍愈来愈成为载记和传播人类文明的主要手段与工具。历史上重要文献和典籍的整理，文化的选择、继承和传播，科学技术的总结和推广等，这些影响中国历史和文化进程的举措，都离不开历代的编辑和编辑出版工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编辑在人类社会文明史上所建立的独特功绩，已经从多方面再现和说明了编辑的社会地位和文化活动的作用。
编辑与文化的积累和传播
在人类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文字的产生和书籍出现揭开了人类历史新的一页，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尤其是书籍的出现，使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信息得以传递后人，突破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使人类的知识和智慧不但在平面的横向上得以交流和传递，而且在历史延伸的纵向上得以积累。这些历史信息，文化创造，智慧结晶等，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文明载体和内在动力。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这种既创造文化，传播文化，又保存和积淀文化的编辑活动，是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和文化发展史上的独特文化现象。我国历史悠久，文化多元，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传世的文化典籍，更是说明和再现了历代编辑的汗马功劳和丰功伟绩。
从文化的建造与积淀过程看，都是同编辑这一职业密切相关的。编辑在文化建造方面起着设计师、工程师的作用。无论从历史与文化的角度，还是从编纂与出版的角度看，我国古代出现和经历过五次文化大建造：第一次在春秋时代，孔子编创诗、书、乐、易、春秋等六艺。他删定六经，保存了夏商周三代历史和文化旧典。同时，他创立的儒学，奠定了我国封建时代的文化核心。第二次在汉代，继孔子删编“六经”之后，汉代着名文化人对先秦以来的文化整理建造，产生了《史记》《汉书》为代表且影响后世的大型巨着。在思想理论方面，已形成“独尊儒术”的局面，进一步确立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第三次在隋唐时代，主要是指对散失书籍的收集和新书的编纂，如《艺文类聚》《隋书》等。第四次在宋代，儒学发展到理学的新高度，产生了程颢、程颐和朱熹这样的儒学理论大师，尤其是成就了司马光主持的《资治通鉴》这样的总结治国实践经验教训的历史巨着。第五次在明清时期，以《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成就最大，是对我国历代封建文化的历史性的整理、总结和保存。
一、文化的奠基者和传播者：孔子
文化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使得着书立说应运而生。有了“着书”，便有了“编辑”这个行当，编辑与着书同步进行，有同样悠久的历史。历史记载的鼻祖当然是孔老夫子。
春秋以前，“学在官府”，文字记载及其资料均由王官掌握，贵族垄断学术。到了春秋时代，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剧烈变化，宗法世袭制逐渐崩溃，出现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少数人垄断文化知识已成为历史，文化知识由官府走向了民间。孔子生当春秋末年，面临的正是“百家争鸣”的社会变革时代，这就要求人们对过去的礼、乐典章所涵盖的传统文化思想必须重新认识，以求建立一种新的文化思想体系。作为伟大思想家的孔子，他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第一个打破了“学在官府”的禁锢，系统地研究和整理了被后世称为六经的《易》《诗》《书》《礼》《乐》《春秋》，成为我国古代最早、最优秀、最有代表性的历史文化典籍，为中华民族初期文化的积累和传播建立了千古不朽的历史功绩。
六经，是孔子思想文化的集中体现。如果从编辑的角度看，更是体现了孔子在我国书籍编辑史上首创的编辑体例和编辑方法，尤其是体现了他“述而不作”的编辑思想。司马迁在他的《史记·孔子世家》里记载：“古者，《诗》三千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以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孔子在世时，《诗》《书》流传都有残缺，“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如果从书籍的整理编辑和我国历史文化的传播看，孔子是历史上最早的书籍编辑者；“六经”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源头。
孔子整理编辑“六经”，有三个主导思想。
一是“述而不作”，保持原着的文辞。孔子在他的《论语·述而》中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对孔子的这段话，汉代的史学大家班固从整理与编辑的角度做过阐释和概括：“周道既衰……二百余年孔子兴，究古今之篇籍……于是叙《书》则断《尧典》，称兵则法《韶舞》，论《诗》则首《周南》。缀周之礼，因鲁《春秋》，举十二公行事，绳之以文武之道，成以王法，……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皆因近圣之事，目（以）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可见，班固对孔子编辑整理“六经”的原因及编辑思想有着深层的认识。首先是政治上的需要。孔子生活在春秋时代末期，正处在社会制度的新旧交替时期，面对社会的大变革，孔子持反对态度。因此，孔子试图通过编辑整理古代文献，以“文”阐述“先王之教”。其次，是教学上的需要。政治上的不得志，使得孔子看准了学校教育。他知道仅整理古代文献不行，而要将古代文献与“弘扬”先王之教的“教育”连接起来。而他的编辑指导思想“述而不作”，正有利于传播先王之教，明先王之道。
二是“不语怪、力、乱、神”，删去芜杂妄诞的篇章。
三是“攻（治）乎异端（杂学）”，排斥一切反中庸之道的言论。孔子整理和编辑六经之后，随着儒家学派的盛行，六经对整个封建时代政治思想和精神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规范着社会和人们的行为准则。孔子的教育思想和编辑体例不但影响着当时，而且数千年来经久不衰，为后世所推崇。从编辑发展史角度看，孔子整理和编辑六经，奠定了中国古代编年体史学开山始祖的历史地位。六经的编辑，不但创立了中国早期史籍的编纂法，成为我国史学之源头；而且对后世各种史传体裁的产生具有直接的深远的影响。
二、创制大型典籍的范例：《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成书于战国末年，是由秦国丞相吕不韦集中当时的众多儒生文士，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大型的、在当时最有影响的杂家代表着作，对后世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吕不韦，也是颇具编辑整理眼光的我国早期编辑者。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载：“吕不韦一观《尚书》、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这部书的主要内容，是综览先秦各派学说，以儒家思想为统揽，兼在当时有影响的名、法、墨、农及阴阳诸家的思想。实际上是涉及了先秦诸家思想，即集各家之长，兼收并蓄，不存在门户之见。从统治者的角度看，《吕氏春秋》在总结先秦得失的同时，为封建王朝提供了新的思想和文化统治的理论基础；吕不韦的编辑思想就是“纪治乱存亡”、“知寿天吉凶”，“欲为一代兴亡之典礼”，旨在博采和整理治国平天下之经验，讨论治国之根本。从我国书籍文化的编辑整理及其影响看，它在中国书籍编纂史上独树一帜。
三、影响我国史籍编纂事业走向的《史记》与《汉书》
汉代，是我国各项事业兴盛发展的时期。史籍编纂工作更是如此，统治者从“修文治”的角度出发，十分重视史籍编纂与出版工作，《史记》不仅是汉代历史文化的杰作，而且对历代都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史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