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协涛
薛正昌主编寄来一摞沉甸甸的书稿，我打开一看，首先被他的书名所吸引。《嫁衣余香录》，好一个不俗的名称！嫁衣者，一看便知是讲编辑生涯的书，讲编辑文化的书；余香者，显然是出自那句颇为流行的高雅广告词——“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编辑是同作者打交道，同文字打交道，策划传播，把关定向。正如我在《学报赋》中对编辑工作的描绘：“伏案审校，焚膏继晷，几多寻寻觅觅；援笔润饰，嚼字咬文，尽在圈圈点点。”编辑沉潜在文字工作中，身上自然无花草之香，但翰墨之香是少不了的。书名和书的内容很贴切，有些诗意，耐人寻味。我猜想作者敲定这个书名是费了一些脑子的，可以看出作者对编辑工作深有体会，否则不可能概括出这个有文化品位的书名。然而，破题之后，我的思绪并没有停顿，随着我把书中的文章一篇一篇往下读，浮想联翩，我想得更大，似乎也更远。
今天党和政府讲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努力构建和谐社会，我认为还应加上重要的一句话，即要大力共建学习型社会、人文科技社会、书香社会。
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提出，奋斗目标和要求很具体，很明确，人民有很高的共识，也因之受到鼓舞。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美好蓝图，这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有现实的可能性，也蕴含传统的理念，可以从政治、经济和社会伦理诸方面作深刻解读。然而，应当引起人们警惕和思索的是，我们现在是在搞市场经济，如果社会缺乏诚信的道德基础作支撑，如果国民缺乏历史责任和时代担当的精神的动力，市场经济就有可能逐步演变为市场社会。市场社会是人们不愿看到的，是有识之士痛心疾首的，也不是中国改革开放要达到的目标。在市场社会中，人们之间的政治关系、社会关系和伦理关系，统统将被“等价交换原则”、“追求利益最大化”、“看不见的手”等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所主宰。人们在孔方兄和孔夫子之间，选择的是崇拜前者，冷落后者，或者说表面上尊崇后者，实际上信奉前者。如果是“孔方兄”无孔不入，孔夫子只是挂在嘴上的话，那问题就严重了。说“孔方兄”无孔不入，应当检视当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金钱在其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不能说到了“鬼推磨”的程度，但“润滑剂”的作用似乎成了社会潜规则。这是社会生活中无所不在的“一只看不见的手”。说把孔夫子挂在嘴上，是指国学热在兴起，全国各地“国学班”、“国学课堂”中也能时常见到“老总”、“款爷”的身影。但这些人不是来“充电”，而是来“镀金”的，甚至可以说也是在玩一种时尚，由风花雪月转而玩起颇有几分高雅的子曰诗云，而真信奉、真学习、真践行者则是凤毛麟角。“孔方兄”大行其道的社会，不择手段追逐金钱的利禄社会，这是一个铜臭社会，与书香社会是格格不入的。我们今天提倡在“二孔”中选择尊崇孔夫子，是把孔夫子作为中国人心中历史积淀的一个文化符号、一种文化象征；所谓尊孔是尊重文化，尊重教育，尊重读书，大力建设人人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书香社会，绝不是要让儒家文化中的封建糟粕死灰复燃。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今日的中国在复兴，在崛起，在腾飞。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中国人，开始斗富比阔，大有“终于轮到老子潇洒一回”之状。而原本还不太富裕的中国人，在这种社会风气的熏染下，也穷人乍富，硬撑着学起真正的富人派头。中国人在近代尝够屈辱的苦头，梦寐以求国家的富强。人们习惯讲国家富强，经常把“富强”二字联系在一起用，其实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富不一定等于强。因为考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弱、实力，除了看它的经济、军事外，还有一个为国际通行的综合国力的评估，即要充分考虑精神和文化的软实力。去年全球掀起金融危机风暴，或者说叫“金融海啸”，中国十分担心并采取一切措施避免经济回落，避免经济探底，避免GDP下滑。这事关国家命脉，事关国计民生，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上到国家领导人宵衣旰食，下到平民百姓精打细算，这些都是对的，必要的。然而要问，我们是否是以同样的力度，像关心GDP下滑那样，关心国民的精神是否在下滑，国民的道德是否在下滑。后者似乎不像前者那样有数字，有指标，可以精确地统计出来，看得见，摸得着，但对一个国家国力的影响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能要超过前者。我们在关心经济发展速度的同时，也应关心国民的思想高度和社会人情的温度。我们讲一个国家的精神文化是软实力，但绝不是软指标、软任务，它是事关民族精神风貌、国民信仰意志的硬道理、硬责任，千万不能有丝毫忽视。一位西方哲人说得好：“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化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远见卓识与品格的高下，这才是真正的利害所在，真正的力量所在。”
从大到提高国家的软实力，小到提高个人的文化素质，我们应大力提倡读书，营造一种读书的文化氛围，努力建构书香社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1972年就向世界呼吁“走向阅读社会”，并且在1995年规定每年的4月23日为“世界读书日”。这是适应知识经济、信息社会到来的需要。中国的有识之士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出发，也一再呼吁除已确立一个“教师节”外，还应确立一个“读书节”，两节相呼应，相促进，以推动全民读书活动走向常态化，让学习成为人们的一种信仰，让读书成为人们的一种习惯。
正昌在书中花了相当大的篇幅，阐述了编辑的作用和功能。他从孔夫子编纂诗、书、乐、易、春秋等讲起，一直讲到现代如张元济、陈独秀、鲁迅、邹韬奋、叶圣陶、胡愈之等出版大家。他从历史的长河、文明发展的轨迹，把编辑的活动定义为是一种“文化传导”和“文化积淀”，他把人类的文化建构，看成是一项系统的宏大工程。“编辑创造及其文化构建过程，始终处在作者创造和社会认同两大环节的中间。在这个过程中，人类文化的选择和构建是由编辑来完成的。”这是作者凝结自己切实体会、用科学语言对编辑所下的定义，我是完全赞同的。如果联系当下人们热切呼吁建构书香社会，关于编辑的角色、功能和作用，我认为可以用一句形象的语言来描述：编辑是书香社会的播种者。
正昌在书中介绍了美国人格罗斯（Geraldcierry Gross）主编的《编辑人的世界》，该书由台湾齐若兰译，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出版。该书中有一章讲美国资深编辑威廉斯（Aland Williams）把编辑的角色分为三种：第一个角色是搜猎者，总想拿到一本好书；这种编辑理念是商业驱动和市场经济的产物。第二个功能是扮演絮聒不休的治疗师或化平凡为神奇的魔术师。这是讲编辑对论文和书稿的加工处理；第三个功能是扮演双面人，即编辑既要面对出版商，又要面对作者。面对出版商时，编辑代表作者利益，说明这本书的优点和价值；面对作者，编辑必须向他传达出版社的意见。读到这段文字，我不禁联想到自己长期从事编辑工作的体会。由于中西社会和文化的不同，我和这位美国同行的看法不尽相同。在我看来，编辑无外乎有三个类型，也可以说是三个层次，三种境界。第一个类型是收获型编辑，守株待兔，来什么稿编什么稿，优哉游哉，游刃有余。这种编辑很好当。第二个类型是耕耘型编辑，编辑对来稿要再加工，修改润饰以至再创造，正如威廉斯所讲的“要扮演絮聒不休的治疗师或化平凡为神奇的魔术师”。一位作者在某个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在社会上获得好评，编辑在幕后的功劳是不应被忘记的。第三种类型是播种型编辑，这样的编辑本身就是学者，具有很高的学术素养，洞悉学术发展的前沿，熟悉学术界方方面面的骨干精英，他能审时度势出题目、出点子、出思想请作者写出重要论文。这样的编辑是作者的良师益友，是学术成果的催生者和引领者，对期刊的发展、学术的贡献和思想的解放，功莫大焉。这三种类型的编辑，体现了编辑的三个层次、三种境界。第一个层次是职业境界，第二个层次是敬业境界，第三个层次则是事业境界，是编辑家、出版家的境界。正昌于上个世界80年代初固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专业毕业留校，分配到刚创刊的《固原师专学报》工作，用他的话说刚开始在编辑部是“跑杂的”，他同《固原师专学报》一起成长，由普通编辑做到常务副主编、主编，再后来做了《宁夏社会科学》和《西夏研究》的主编。在编辑事业上，走出了一条从士兵到将帅的为人羡慕的成长道路。我的上述感触，不知能引起他共鸣否？
正昌从六盘山下西海固老少边穷地区走出来，于今执掌宁夏地区学术期刊的大旗。边远地区和发达地区相比，经济肯定是落后的。然而在这样的地区，文化就一定落后吗？在学术上就一定难以有所建树吗？答案是否定的。现代文学史上不是从偏远闭塞的湘西边城走出了文学大家沈从文吗？他的小说《边城》由湘西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当今，被誉为中国期刊界第一刊的《读者》，这个引导人们向善向美向上的“心灵读本”，不是诞生在北京，也不是诞生在上海，而是诞生在大西北、也可以称之为边城的兰州。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学术文化现象。正昌曾把一个小小的《固原师专学报》办成了全国百强社科学报，现在他任主编的《宁夏社会科学》和《西夏研究》在创特色和品牌的道路上不断取得丰硕成果，以不可替代性由地方走进全国学术视野关注的中心，这有他付出的艰辛和智慧。他在编辑工作岗位上冷凳寒冷壁，素心清风，几十年如一日，辛勤工作，历史也记载了他的成绩和贡献。写到这里，我觉得书名《嫁衣余香录》似乎应改为《嫁衣添香录》。他几十年如一日在学术文化战线上辛勤工作，不是为书香社会添了香吗？他的这本着作，有对编辑史的研究，有对编辑理论的阐述，有对出版现状的思考，有对个人编辑生涯的回顾，不是也为编辑学科建设添了香吗？然而，作为多年的朋友，我深知正昌为人一贯低调，从来是默默耕耘，无私奉献；而且还想到当今这个浮躁的时代，容易自我膨胀的时代，应该尊重正昌难能可贵的本性，于是我断然放弃了建议修改书名的想法。书名中“余香”的“余”字，也值得挑出来申说。“余”者，应是古人常讲的“三余读书法”的“余”字。生活在农耕文明时代的人，生产力低下，为了衣食之需，白天要下地劳作，春播夏耘秋收，何来时间读书做学问呢？于是他们总结出要利用“三余”：“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也。”陶渊明《感士不遇赋·序》中也讲：“余尝以三余之日，讲习之暇，读其文，慨然惆怅。”正昌是一个责任心极强的人，他任《宁夏社会科学》和《西夏研究》的主编，担子之重，工作之忙，可以想见。他的这部编辑学书稿，一定是利用现代人挤出来的“三余之日”完成的，是为人作嫁的副产品。不宜改为“添香”，还有另外一层避嫌意思。因为中国封建士大夫的人生理想中，总少不了津津乐道的“红袖添香”。如修改为“添香录”，不是有可能引起人们对正昌的误读吗？所以，还是《嫁衣余香录》好。保留正昌深思熟虑过的书名，是保留一种品质，一种精神，以便引发包括我在内的学报界学术界朋友们深思，起一点告诫和提醒的作用。
谨为序。
2010年8月13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