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建国门附近的北总布胡同里，人们常常能碰到一个看不出年龄究竟有多大的男人。知道他底细的人说他年逾花甲，不熟悉他的人说他充其量也就是五十郎当岁。他生活随意，充满朝气，潇潇洒洒一副天马行空的散淡架势，那双睿智的眼睛总是放射着充满亲和力的光。只要他一出现在这片地盘，无论街上的摊商还是店家，没人不和他打招呼的：“于爷，忙去呀？”“于爷，进来坐会儿……”“于爷……”跟他亲近的朋友介绍说：街上卖菜的小摊商，除了打招呼，还恨不能往他怀里塞上几个茄子、洋葱头什么的；胡同一角修自行车的伙计，只要见他将自行车放在楼下，推过去就免费给保养一番……
在如今这个“淘金时代”能享受这样的待遇，应该说较为罕见了。毕竟，如今的人大都是无利不早起。免费为人服务的事儿如凤毛麟角。除非是车匪路霸、“坐地虎”或者社会强梁那类的“强人”，因多少有人惧怕而赔笑脸、进贡外，正常的人际交往中，似乎已经绝迹。那么这个“于爷”，咋就能有如此大德，让附近的邻居如此对待？
于爷本名叫于秀溪，是个集作家、诗人、书法家为一身的专门从事精神创造的文化人。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1963年）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毕业后被分配到福建前线从军，八十年代出任中国美术出版社连环画报主编，在职期间编辑策划了数百部连环画脚本，业余时间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4部，其中《哪吒传》还在1989年获得全国长篇小说奖。其他如《姜子牙外传》、《香罗情仇》等长篇社会反响甚好。他可谓是全才，小说、诗歌创作外，还挥毫泼墨，写得一手极具风格的书法。他的诗书作品在美术馆、荣宝斋等处以及全国各地多次展出，除入选多种书画集外，还被海内外人士收藏。在一般人眼中，作家或诗人大多是狂放不羁的另类，傲气逼人，动辄就打笔墨官司，很不会平易近人，几句话不投机便出言不逊或结下世仇。但于秀溪可不这样。他跟任何人都可交朋友，每每聊天时都给人剖心置腹的真诚感，聊家常，谈人生，对满腹苦衷之人，能帮忙，他肯定伸手帮一把。他的触角还伸到胡同中开的小饭铺，他总会点出人家装饰上的缺憾，特别叮嘱人家要注重文化气息。他还身体力行，言罢回家便泼墨一番，写几副字送去。还别说，小饭铺的档次立马就提升许多。即使见到熟人的孩子，他也“没大没小”地跟人家“套磁”。一天，他见到一位朋友的儿子回家，竟拉住人家聊天，还“敬”那后生一支香烟，口中念念有词曰：“抽不抽先拿着……”由此可见，于秀溪对哪怕只是一面之交的人，也不管年龄大小，更不分高低贵贱、从事何等职业、文化水平高低，一律平等相待、坦诚相交，久而久之，便得到了“于爷”的尊称。
人们说，尊老爱幼、平等待人、亲善邻里、相扶相助这类行为，是后天的教养。也正像福克纳所说：同情心、怜悯之情、助人之心，这是人类高尚的情怀。而于秀溪这种宽厚的仁爱之心，当然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有着深厚的底蕴的。不妨考察一下他经历的轨迹—
于秀溪出生于冀西太行山深处。他的童年充满了辛酸。最让他刻骨铭心的就是饥饿。在靠天吃饭的贫瘠山区，巴掌大的土地只结出可怜巴巴的一点玉米和山药。老爹老娘整天为了全家大小有果腹的粮草而发愁。聪敏的于秀溪看到所有的乡亲都跟自己家一样，整天在为基本生存辛酸而又令人敬畏地拼命劳碌。在这样的环境中，他过早地学会了找挖野菜充饥。同时，在他幼小的心灵中，也滋生了闯荡外面世界、改变命运的念头。解放了，他有了上学读书的机会。恰恰是读书改变了他的命运，他以出色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广播学院。
于秀溪从军是在“文革”时期。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他被莫名其妙地打成“反革命”，捏造的罪名中，还有一条是“反对江青”，这在当时可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于秀溪被大会小会的批斗，在经受了万人批斗之后，他这个连级军官自然被“清洗”出了部队。北京岂能容他这位“反革命”？！发配到农村才对。生性倔犟的于秀溪不服：我怎么是反革命？分明是陷害！他不服！自己根红苗正，只不过跟领导有些矛盾，就成反革命了？分明是打击报复！他发誓哪里也不去，就在北京搞上访，搞平反！但当时，他既无户口和住所，自然更没粮票、油票等配给的基本生存要件。这就意味着，身无分文的他要想存活下去，就要比一般人忍受更大的苦难。幸好他从小就知道怎样对付挨饿。而在北京这个大城市里，毕竟比在太行山那个荒僻冷落贫瘠的小山村要好熬，虽然这里没有可供充饥的野菜，但烂菜叶、饭馆中的剩饭菜，总会比野菜更有营养，更能维持基本的温饱。最初他曾经在上访部门附近讨过饭，晚上就睡在火车站的木椅上或者商店的雨搭子下。没钱也不成呀。为了能挣到那仨瓜两枣的钱，他去当“苦力”，于是火车站的装卸工、扛大个的队伍里，又多了个极能吃苦耐劳的汉子。凭着年轻力壮，他还去工地拉板车运沙石。一份工作不能消耗尽他的精力，又去街道工厂里与聋哑、盲人一起压瓦楞纸、订纸箱、糊火柴盒……他热爱生活。而整天在同样的环境中挣扎在最底层的人们的乐观情绪时刻感染着他。虽然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但每天都能看到到这些人顽强而可爱的笑脸，人们以苦为乐，以最艰难的生存方式诠释着生命的意义。于秀溪的处境得到了所有跟他接触过的人的同情。尽管他们也很困难，但却总是无私地帮助他。这个大娘帮他缝补衣裤，那个大爷给他件旧衣衫……在那样的年月，这些朴素的帮助和同情足以使他疲于奔命的心灵得到非凡的慰藉。也正是这段时期的经历，使得他对生活在底层的民众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当然，这样的艰苦生活也磨砺着这个知识青年的心。人们说，苦难是最好的课堂，正是这个课堂，让于秀溪充满了博大的胸襟和桀骜不驯的个性。
终于，“文化大革命”因“四人帮”的倒台而成为历史。获得平反的于秀溪陡然从“反革命”摇身变为反“四人帮”的英雄，于秀溪并不接受这种从十八层地狱又火箭般转瞬窜升至九重云天的“厚待”。他对有关部门的人说：“你们搞错就要光明正大地改正，不要羞羞答答答地搞新名堂。我当年就不是‘反革命’，也没反过江青；那时候她是毛主席夫人、‘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我一个普通军人哪敢反对她！”他只要求有关部门实事求是给予自己平反，按政策该咋办咋办。在为于秀溪召开的平反大会上，于秀溪在讲台上严肃地斥责了当年混淆视听、排斥异己的某领导后，又当众友好地跟他拥抱握手，宽容地说：咱们之间的恩怨结束了，从此又是战友和朋友。
谈起自己的心历路程，他充满哲理地说：“从小就是在苦罐里泡大的，在不知道苦为何物的年代苦过，到知道何为‘苦’时，再苦也不觉得苦了。”特别是有了高等文化和被打成反革命的经历，又有了沿街乞讨及干苦力的经历后，他感到自己无比地丰富起来。而那些普通民众给他的精神滋养却卓有成效地治愈着、修补着、康复着他遭受创伤的心。他在社会大学中艰难地成长着。正是在那段时间，疲于奔命的他总会在劳作之余读书写字，他不让自己荒废光阴。虽然青春在危难中饱受雪雨风霜，但他仍然沉迷在书海中丰富着自己的精神。于秀溪说：“至今我仍真诚地感激着那些危难。这是因为，是危难活跃了思维，是厄运击碎了梦幻，是苦涩强壮了体魄，是冷漠净化了心境，而失落与孤寂则大大强化了自信力。还有更珍贵的，便是终于悟出一点人生的况味。”
在于秀溪看来，这个“人生的况味”，就是心胸豁达、淡泊名利、真诚博爱、乐观而充实地度过每一天。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容易，何苦整天愁眉苦脸呢？干嘛要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休止的名利与物质追求中去呢？他不认为高官厚禄以及物质奢求能给人带来幸福，因为这样的追求只能使人成为名利和物质的奴隶。唯精神生活的丰富以及宽厚的真诚、爱心，却能使人心愉悦并获得超凡的幸福感。他说：“我每餐有碗面吃就很舒服了，精神肠胃却要无止境地饕餮，只有这样，我才能更好地选择爱心的奉献和奉献我的真诚。”于秀溪耕耘着自己的人生之路。在他眼中，自己无论在哪方面耕耘，其果实都应该是一个目标：奉献真诚、奉献爱心。
俄罗斯大文豪托尔斯泰说过这样一句话：凡是以追求自己的幸福为目标的人，是坏的；凡是以博得别人的好评为目标的人，是脆弱的；凡是以使他人幸福为目标的人，是有德行的。于秀溪很显然属于“有德行的”人。还是在2002年的一次友人聚会中，有位刚从广东潮阳山区过来的朋友，讲述起那里的老百姓饮水难、孩子上学难的所见所闻，于秀溪听得心潮起伏。回家便与太太何云念叨，竟立即激起夫妇俩难以平复的爱心。彻夜深谈中，夫妇俩决定与当地政府一起举办书画义展义卖活动，为解决当地这两大困难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于秀溪的夫人何云是个极具风格的画家，出版有《何云画集》，国画作品多次入选全国书画展并获奖。夫妻俩自此日夜奋战了20余日，创作书画150余幅。有志者事竟成，在潮阳的两次义卖活动中，共获30多万元人民币，他们全部捐赠给当地的“助学圆梦工程”和“饮水工程”。2003年，于秀溪被广大的医务工作者抗击“非典”的精神所感动，携夫人先后到地坛医院和普仁医院，捐赠书画作品7幅……
因为有爱心并且总是实践着宽厚的爱，于秀溪活得很幸福；因为有阅历，于秀溪活得很健康很丰富；因为有书画、诗歌、小说的创作，于秀溪活得潇洒、充实而快乐。这一切的得来，深究起来是大有文章的。但如果你读了他的诗，就会发现，其实他已经用这样一行诗画龙点睛地道出了成就他的奥秘—
“当你耕耘土地的忠厚，也就犁出了一半甜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