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时期，深化医改要坚持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的基本理念，坚持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基本原则，坚持统筹安排、突出重点、循序推进的基本路径。抓住医保、医药、医疗三个重点环节，实行“三轮驱动”，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李克强
23.解放前缺医少药
蓝山县位于湘南边陲，境内山岭重叠，为半山半丘陵地形，曾有“山国”之称。蓝山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量丰沛；山地林木繁茂，丘陵绿草如茵，野生药材比比皆是。民间素有栽培药材习惯，是湖南中草药重要集散地之一。
解放前，民间长期缺医少药，疫病不断流行。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秋，蓝山暴发大疫，出现“阖家无遗种者，以百数十户计”的惨状。民国十五年（1926），“全县霍乱、痢疾诸时疫流行，死亡三百余人”。民国三十一年“全县疟疾普遍流行，发虐人数达三万余人”。当时，国家拨付的卫生经费相当微薄，民国二十九年为1800元（法币，下同），民国三十年为3600元，民国三十八年为3720元（仅占县政支出的0.32%），只能维持为数甚少的员工薪水和办公费用，根本无力发展卫生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建国后”），人民政府把保障人民健康列为重要任务，卫生事业得到蓬勃发展。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0年-1952年），县人民政府着手组建卫生行政机构和医疗机构。1949年12月蓝山县人民政府成立后，卫生机构逐渐设立。1950年2月组建卫生科；1951年又成立县人民卫生院。1952年，县成立防疫委员会和卫生工作者协会；基层成立毛俊、大麻、楠市、新圩卫生所。年底脱产医疗卫生队伍，扩大到27人。
“一五”建设时期（1953年-1957年），全县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提出的“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县人民卫生院扩建为人民医院；县防疫委员会改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县卫生防疫、妇幼保健、公费医疗等方面的机构先后成立。农村又增设卫生所4个，并普遍建立了乡级联合诊所。全县城乡广泛开展以讲卫生灭疾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动员群众与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为发展农村卫生队伍，全县采取县办、区卫生所办、乡联合诊所办训练班等形式，共培训农村种痘员、接生员、防疫员、保健员7204人次。为提高脱产医务人员素质，选送了130余人赴省、行署举办的各类医药短期训练班学习。到1957年底，全县城乡全民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到11个、脱产卫生人员达152人。历史上有些危害严重的传染病有所控制，天花、霍乱、回归热已宣告绝迹。
24.“大跃进”及文革时期发展缓慢
“大跃进”及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58年-1965年），全县卫生事业由盲区冒进到健康发展。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由于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将基层卫生机构，不分全民、集体所有制（公社设卫生院、大队设卫生所），全部纳入公社统筹安排“吃大锅饭”，涌进了一些非专业人员。爱国卫生运动，除“四害”、创“四无”竞赛运动，虽然推进了一些农村卫生工作，但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形式主义和虚报浮夸现象。药材实行就地生产，就地加工供应，1959年全县种植药材1746亩，虽解决了部分药源问题，但药品质量低劣，疗效不尽人意。1961年，根据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城乡卫生机构进行整顿和调整；公社一级卫生机构由27个精简为22个；并重新明确联合诊所为集体所有制；还动员40余名不适宜做卫生工作人员回农村；同时执行“鼓励集体办医，允许个体行医”的政策，个体行医人员有所增加。自此，卫生事业得到健康发展，初步建立了县、社、队三级卫生网。迄至1965年底，全县专业卫生人员（含厂、矿、场、校、卫技人员）由1957年的146人，增加到259人，增长77.4%。
“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1976年），农村卫生工作有所加强，城镇卫生工作遭受干扰和破坏。1966年冬，县卫生科受到冲击，丧失管理职能。城乡各医疗单位将一些行之有效的医护制度当做“管、卡、压”而废除，医疗秩序混乱，县人民医院部分业务骨干被下放到基层，医护质量明显下降。1968年，县属医疗卫生单位实行“六合一”的机构体制，卫生防疫、妇幼保健院工作大大削弱。部分已经得到控制的传染病，诸如麻疹、流脑、痢疾等传染病，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出现2-3次大流行。1970年起，农村开展“两管五改”（管水、管粪、改水、改厕所、改畜圈、改炉灶、改环境）活动，对改变农村卫生面貌，起了一定作用。
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下，农村社队普遍恢复合作医疗制度；并广泛使用中草药防病治病，对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合作医疗中的医药费减免率过高，脱离了当时经济条件和群众觉悟水平，使有的合作医疗室春办秋停。文化大革命后期，为公社卫生院装备X光机、腹部手术刀包、电冰箱等医疗器械65种，计462台（件、套）。
此外，还为大队合作医疗室装备“赤脚医生”刀包290个。这些器械的装备，由于与人员、房屋不配套、造成很多滞留和浪费现象。这一时期，全县各公社卫生院实行民办公助，共建业务和生活用房13610平方米，基层医疗机构房屋条件有所改善。医药卫生队伍和业务技术的发展缓慢，与广大群众防病治病的要求不适应。
25.改革开放以来卫生事业欣欣向荣
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1977年-1989年）拨乱反正，开展卫生改革，坚定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医药现代化建设上来。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和破坏。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用了三年时间，全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对卫生系统历次政治运动被开除清洗出队伍的100个人的案件，进行了复查，彻底平反了冤假错案。同时选拨一批“四化”干部，充实各级领导班子。其间，给463名医药业务人员评定技术职称，并实行专业技术人员聘任制，充分调动了卫生人员的积极性。对集体所有制的基层卫生院，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民主管理、按劳分配”的原则，工作上实行“五定”（人员、任务、质量、收支、奖罚）和技术经济承包等责任制，增强了基层卫生机构的自我发展活力。此外，全县批准了53人个体开业行医。这些改革措施、充分调动了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和卫生技术人员防病治病积极性，卫生事业出现欣欣向荣的局面。
1979年以来，针对农村医疗机构布局、人员配备与设备装备等不尽合理的状况，进行了调整，把原地区医院调整为布局更为合理的4个中心卫生院，新建两个乡卫生院（大洞、犁头），充实加强了医疗技术力量，医疗能量不断扩大。基本建设投资达277.48万元，现已拥有业务、生活用房计5.25万平方米。县中医院于1978年始建，至1989年共建房舍5767平方米。县人民医院1987年新建的门诊大楼投资70万元，面积达3400平方米。此外，还扩建了住院、制剂、宿舍等用房。迄至1989年，全县已拥有每件价值50元以上的医疗仪器786件（套）、总共价值118万元。
1985年以来，县人民医院和县中医院都先后购置B型超声波、脑电图、脑血流图各一台，救护车各一辆。县人民医院还购置了心电监护、体外反搏仪器和大输液联动机等大中型医疗、制剂器械。这些设备的增加，大大提高了对疾病的检测和诊断水平，提高了治疗效果。此外临床医疗队伍不断扩大，且素质大大提高。医疗技术进展很快，肝胆外科、泌尿外科、显微外科和胸、脑外科手术都相继开展。
这一时期，县卫生防疫站技术力量增加到32人，各种防治检查仪器设备大幅度增加，每件价值千元以上的达51件（套）。各乡镇卫生院配备卫生防疫专干，各行政村配有乡村医生或保健员，形成了县、乡、村卫生防疫网。对各种传染病，特别是对危害蓝山人民极大的疟疾、结核病、麻疹、白喉、丝虫病、钩虫病、地甲病等传染病和地方病进行查治，取得比较显著的成效。1978年，开始在全县实行计划免疫，经过连续10年奋战，于1988年经省“计免”考核组考核，认定蓝山县四苗接种率超过了卫生部规定的标准，相应传染病发病率低于部颁标准，全面实现了计划免疫达标。
1979年后，为了防治丝虫病，先后两年在部分公社供应药化食盐110万斤，预防服药12万人，血检62296人，治疗138人。1981年，省卫生厅对蓝山县丝虫病的查治进行了调查考核、认定蓝山县已达到基本消灭丝虫病标准，颁发了合格证书。1988年11月，省疟疾考核组来蓝山考核，认定蓝山县达到了部颁发消灭疟疾的标准，发给了合格证书。
1988年和1989年经省二次考核、认定蓝山县为结核病人发现和治疗管理双达标单位。其间，爱国卫生运动被列为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工作，每年都开展几次大规模的除害灭病卫生活动，城乡卫生面貌有较大的改观。农村改水工作成绩显著，1985年到1989年，全县用于改水资金72.3万元，建立各类自来水58处，压把井4355口，改大口井606口，有21万人饮用了改良后的清洁卫生水。1987年5月，省爱卫会授予蓝山县爱卫办为“改水先进单位”。
这一时期，妇幼卫生工作的新法接生和妇女两病（子宫脱垂、尿瘘）防治，成绩显著。1981年到1989年，全县共查出患妇女“两病”人数1072人，其中子宫脱垂1061人，尿瘘11人，随机开展了各种治疗，保护了妇女健康。1988年新法接生率达96.8%，新生儿破伤风发生率下降到2.33‰，1989年新法接生率有所下降（为94.2%），破伤风发生率有所上升（为3.1‰），主要原因是有些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孕产妇躲躲藏藏生育，产前不做检查，分娩时又不实行新法接生。
1986年，蓝山县卫校改为中等卫生职业技术学校，至1989年共招收8个班，培养了400多名中等卫生专业人才。现有教职工22人，校舍面积达3628平方米，有教具273件（套），价值8万余元，已成为一所初具规模的中等卫生职业技术学校。广大医药卫生人员积极开展科学研究。自县医药卫生学会和中医学会成立后，每年有四五十篇科研论文在学会上交流。迄至1989年，有21篇分别发表在省级和国家刊物上。
这一时期，药政药检工作大大加强。1982年，县卫生局在全县医药单位清查出淘汰药45种，在社会药市上查出伪劣药品114种，淘汰药品48种，并集中这些过期、伪劣药品在县城向社会作了公开展览和处理。1984年成立了药品检验所。配备中西医药人员3名，专事药品检验。1985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颁布后，进一步加强了对药品质量的监督管理。1986年，省卫生厅授予蓝山卫生局为实施《全国药品管理法》先进单位；1987年，省药检所被评为全省药品监督管理先进单位；1988年，县药检所在贯彻药品管理法工作中，团结奋斗、秉公执法，为药品管理监督事业作了贡献，受到国家卫生部表彰。
1989年全县卫生系统房屋总面积5.26万平方米，其中用于医疗等业务用房2.55万平方米，乡镇卫生院1.38万平方米。1990年，县政府加大对乡镇卫生院危房改造，筹措资金改扩建医院房屋。1991年，筹资19万元新建楠市中心卫生院门诊住院综合楼，之后，城关、早禾、浆洞、汇源、祠市、大洞、正市、土市、竹管寺等乡镇卫生院危房改造工程先后竣工，医院房屋设施得到较大改善。
26.人民医院和中医院合并后迅速发展
1993年，实施《湖南省＜医院分级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县卫生部门成立医院分级管理评审委员会，抽调业务骨干下到城关、竹管寺、毛俊等医院，按照一级甲等医院（简称一甲）基本标准和分等标准，指导实施医院分级管理工作。至1996年，城关、竹管寺、毛俊、所城、新圩、楠市、土市、祠堂圩等9所卫生院和三0三大队职工医院达到“一甲”标准，其余乡卫生院为一级乙等医院（简称一乙）。
1998年，县人民医院投资550万元兴建总面积8400平方米的住院大楼竣工，县妇幼保健站引进县外资金建设2400平方米的门诊住院大楼落成。2002年，县中医医院投资280万元于湘粤路新建的门诊综合大楼投入使用。期间，县人民医院、县妇幼保健院和楠市、竹管寺、塔峰等乡镇卫生院创建“爱婴医院”成果。而部分被个人承包的乡镇卫生院也由承包人通过贷款、集资等方式加大基建投入，改扩建房屋5000余平方米。
1990年到2003年，全县卫生系统投入基建资金3632.81万元，新增建筑面积4.62万平方米。至2003年，全县卫生系统房屋总面积达到9.87万平方米，其中业务用房6.49万平方米，有病床568张。
1992年，县人民医院购置一台500毫安X光机及高压氧舱、心脏多功能分析仪等。是年，县中医医院添置自动生化检测仪、二氧化碳激光治疗机、B超等。8所乡镇卫生院先后配备100毫安X光机和B超。1996年，县人民医院和中医医院分别购置救护车、动态心电监护仪、全自动放射免疫仪、蓝光治疗仪等。县卫生局配备专干，加强对医疗器械设备的管理。两所县级医院设立设备科。是年，县卫生局印发《关于加强财务管理的规定》，要求所有仪器设备要建账建卡，确定专人负责，对保管不当造成设备损坏丢失者，由直接负责人赔偿。毛俊中心卫生院一台B超被盗，由当事人予以赔偿。
1997年后，卫生设备投入进一步加大。1997年，县中医医院自筹98万元购置全身CT机。次年，县人民医院花180万元购进日立W450-20ACT机，之后，购进美国产彩色B超机，美国贝克曼全自动生化设备、血液透析设备以及BVS-2000体外碎石机、FCG-21A心电图机、PZ24N动态心电监护系统等医疗设备。县中医医院购置金星m-2000体外碎石机、中药全自动煎药机、美国GE-180B超、500毫安电视遥控X光机、全自动血液流变仪、电脑多媒体远程医疗设备等。乡镇卫生院新增B超机3台，200毫安X光机2台、碎石机1台、牵引机2台、救护车5台。2003年，全县有万元以上医疗器械222台件，总值达2290.6万元，为1989年的19.3倍。
2006年11月24日，蓝山县人民医院与蓝山县中医合并成了蓝山县中心医院，新成立的蓝山县中心医院也开始了它快速发展的征途。合并前，县中医院固定资产为2420万元，负债就有1760万元，负债率达72.7%；县人民医院的固定资产为2143万元，负债更是有1837万元，负债率达85.7%。7年来，中心医院在医院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团结一心，艰苦创业，短短7年时间就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医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医院固定资产增加到1.26亿元，门诊人次每年递增16.30%，住院人次每年递增27%，手术人次每年递增36.9%，医院业务收入每年递增30.18%。
如今的蓝山县中心医院拥有固定资产1.26亿元，拥有1.5T超导核磁共振、16排螺旋CT、CR、三维、四维彩色B超、电子胃镜、电子肠镜、电子腹腔镜、全自动生化仪等一些列高精医疗设备，为医院的医疗服务提供了良好的保障，也为医院的快速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2012年10月，中心医院成立消毒供应中心，2013年4月启用10880平方米的新建外科大楼，2013年6月14000平方米的新建门诊医技大楼正式投入使用。
27.蓝山医改“石破天惊”
2010年以来，蓝山县按照国家医改“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基本要求，以支付制度改革为抓手，确立了三步走战略。巩固和完善新农合制度，参合率逐年提高，2012年达99.6%，筹集资金逐年增加，2012年达9600万元，保障能力逐年增强，统筹地区内报销比例可达80%。实施公共卫生均等化服务，开展10项公共卫生服务和六项重点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传染病发病率、孕产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均在控制指标之内，实现了少生病、不生病的目标。巩固和完善县、乡、村三级卫生防治网络，两年中共投入基础设施建设8000万元，招聘和引进卫生技术人员200人，发展民营医院两家。
2011年全力落实县委、县政府在乡镇卫生院实施“10+100”新农合补偿模式，即农民在乡镇卫生院看病门诊自付10元、住院自付100元，其余由新农合全额报账，实施一年为农民减轻医疗负担2195万元，该模式被评为全国“2011年最具影响力医改新举措提名奖”。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湖南日报》、湖南电视台等新闻媒体进行了广泛的报道。
2012年又在村卫生室实施了“5元看病”和在县级医院实施“50+600”/“20+300”模式。建立起了覆盖县、乡、村的新农合付费模式，切实减轻了老百姓看病负担，收到了“群众得实惠、政府得民心、卫生得发展”的三赢效果。
蓝山县的卫生工作得到了国家、省、市、县各级的高度肯定，为全国各地的医改工作提供了先行的经验，2011年度蓝山县无偿献血工作获“全省无偿献血先进县”，2011年卫生局荣获“突出贡献奖”受到蓝山县委、县政府表彰，2012年卫生局被国家卫生部评为“全国新农合工作先进集体”，所属新圩卫生院被评为“全国卫生系统先进集体”，卫生局党委被湖南省委评为“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卫生工作2011、2012连续两年在全市考评中位居第一名。
中国医改风雨历程中的六个拐点
1985：中国医改元年
在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标志着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由此全面展开。
1985年，国务院批准了卫生部1984年8月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报告中提出：“必须进行改革，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开阔发展卫生事业的路子，把卫生工作搞好。”由此，中国的全面医改正式启动。
尽管对改革存在着争议，改革本身也有缺陷。但为消除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卫生医疗模式的弊端，改革又是大势所趋。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85年成为中国医改元年这一时期医改的基本思路是模仿国企改革的，因此其核心内容当然也不外是“放权让利，扩大医院自主权，放开搞活，提高医院的效率和效益”，而改革的基本做法，则是“只给政策不给钱”。这样的改革，在一定时期内当然会先显现出成效。根据统计，1985年到1991年，县及县以上医院病床使用率基本保持在87.9%左右。而医疗机构数量、先进医疗设备保有量等指标也大幅增长。随着卫生事业规模迅速扩大，医院装备质量明显改善，到80年代末，城乡居民看病难、住院难、手术难的问题已基本解决。
不过，在成效初显的同时，这个时期医改的一些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当时最严重的是三个问题：一是由于实行“放权让利”的财政包干制，政府财政收支占GDP比重急剧下降，结果导致公共卫生支出占CDP的比重也一路下滑，政府对公共卫生的投入严重不足。二是基层特别是农村医疗卫生防疫网开始变坏。由于过分强调自主经营、负盈亏，医疗卫生机构内部则实行“多劳多得的按劳分配原则”，随着政府补贴越来越少，卫生事业的公益性渐渐淡化。遵循“效率”原则，医疗机构开始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结果，名医生走穴、药方里开出电饭煲等一系列医疗乱象开始出现。
这当然又引起对医改的争议。不过，在这个时期的争论中，已经不大听到对医院要讲经济效益的批评和反对了。1989年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扩大医疗卫生服务有关问题的意见》，医改在争议中继续前行。
1992：向“医疗市场化”进军
1992年，中国终于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市场和市场化一时之间成为最时兴的名词。几乎在一夜之内，方方面面、各行各业都要向市场化进军了。卫生系统当然也不甘落后地加入了这个队伍。
1992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意见》。根据这个文件，卫生部按“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的精神，要求医院在“以工助医、以副补主”等方面取得新成绩。
此后，一系列能够创造效益的新事物，诸如点名手术、特殊护理、特殊病房等等，很快被有心人发明出来，并且像雨后春笋般地在医疗系统全面开花。
这样的医改，在给患者（当然是付得起费用的）提供了更多选择、更好治疗的同时，也让各种乱象随之纷至沓来：医德医风被金钱腐蚀，一些医生开大处方、多用高新仪器检查，医院乱收费，以及医院和药商间的药品回扣，医务人员和患者间的“红包”，虚假广告，胡乱诊断，医疗责任事故频发，医患关系紧张等等。
这不仅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也在卫生系统内部引发了大争论。双方围绕着“医院是不是掉到钱眼里”、“医疗应该由政府主导还是市场化”这两大焦点，进行过针锋相对的论争。
2000：卖公立医院的产权改革
2000年，在经济领域风头正健的产权改革，开始延伸到医疗卫生领域。这直接起因于一份文件。
文件的名称是国务院《关于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这份数易其稿终于在2000年2月公布的文件，确定了实行医药分业等几项原则，其中“鼓励各类医疗机构合作、合并，共建医疗服务集团。盈利性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放开、依法自主经营、照章纳税”等内容，被解读为完全“市场化”的医改开了绿灯。
但把公立医院卖掉的、完全“市场化”的事情，牵涉到许多利益纠葛，毕竟不那么简单容易。因此，争论一直是十分激烈的。
卖公立医院最早开始于1999年。这一年，辽宁海城拍卖了18所乡镇卫生院和3所市直医院，浙江萧山也出售了全部乡镇卫生院，山东的临沂、四川的通江、射洪也开始拍卖卫生院。
但做得最彻底、引起最多关注和最大争议的是江苏宿迁市。2000年，该市开始尝试以拍卖公立医院为主要内容的医院改制，后来这被称为完全“市场化”的医改。5年内，宿迁原来的135家公立医院（卫生院），除保留两家外，其余133家均被拍卖。用当地政府的话说“医疗事业基本实现政府资本完全退出”。（相关报道《宿迁医改，五年激变》。）
对卖公立医院的产权改革，卫生部以及各级卫生局的态度，似乎一直不太积极。对此，有分析人士这样评价：“即使单纯从利益格局来分析，地方政府、医院管理者、投资商，都是其中的受益方，而卫生部门利益无疑受损，很简单，医院都卖了，管辖范围无疑大为缩小。”
其实，这一时期在卫生部门内部，对此事的争议一直持续不断且十分激烈，“政府主导”与“全面市场化”两派的意见相持不下。但到2004年，局面似乎开始明朗，主张搞全面市场化的意见占了上风。对公立医院进行拍卖为主的产权改革，一时间呼之欲出。
其中标志性的事件，一是时任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的吴明江，在全国政协举办的一次医改研讨会上说，在医疗体制改革中，国家要大踏步后退，政府只举办部分公立医院；另外一个是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科教文卫法制司副司长宋瑞霖，2004年7月公开披露：《医院体制改革指导意见》正在制定，有望在几个月内出台，这个意见的中心思想，是医院改革要走产权改革的道路，国资将逐步退出公立医院。
这在一直摩拳擦掌准备进入医疗领域的内外资本集团当中，引起了一阵“狂欢”，被他们解读为“吹响了医疗体制产权改革的号角”。
当时，一位受雇于美国医疗投资集团的专家曾喜滋滋地介绍说至少有60亿美元的资本在等着收购中国的医院。中国医疗机构投融资论坛也在2004年底向媒体透露，有近百亿元民营和外资即将介入中国的近百家医院改制工作。
2005：医改突然变奏
但准备进入医疗领域的内外资本集团的憧憬，很快就变成无法成真的美梦了。因为2005年一开始，医改就风云突变。实际上，风云突变的迹象在2004年底就已经有所表露。当时刚上任不久的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刘新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即放言：“市场化不是下一轮医改的重点。”
2005年5月初，卫生部副部长马晓华又发表讲话，严厉批评了当前公立医疗机构公益性淡化、过分追求经济利益的倾向，并且着重强调：“应当坚持政府主导，引入市场机制。产权制度改革，不是医疗制度改革的主要途径，我们决不主张民进国退。”
5月24日，卫生部下属的《医院报》头版头条刊出了刘新明的一次最新讲活，其标题特别醒目：《市场化非医改方向》。但这一开始并没有引起社会各界的足够重视。在许多人看来，这不过又是卫生部以往有关医改方向争论的延续。真正引起轩然大波的是两个新闻。一个是《中国青年报》2005年7月28日报道，披露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课题组研究报告》的主要内容。这个由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葛延风领衔起草的研究报告，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一个结论“我国医改基本不成功”。而此后不久，新华社又公开发表了卫生部长高强7月1日在形势报告会上所做的《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贡献》专题报告的全文。这个报告也称此前的医改问题多多，不能算成功。
至此，医改风云突变已成定局。由此引发的激烈争论和大讨论，一直在持续升温。不过这已经属于另外一个话题了。
2003年的SARS疫情爆发，已经把中国公共卫生医疗体系的弊端显露无遗。而医改让多数人无法受益反而受损的现状，更当然会让提倡以人为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层，把目光投注到医改问题上。这就让人们对下一步的医改能够纠偏，使多数人受益，充满了期待。
2006：新医改广泛问计备选方案从6套增至10套
任何一个决策方案在没有现成完美模式的前提下，必定是一个集思广益、广泛问计和不断修正的过程，尤其是关乎民生的医改大问题，2006年9月，在新医改的呼声中，由发改委、卫生部牵头的14个部委组织的“医改协调领导小组”成立，并在同年的10月份，正式在发改委的网站上公开向全社会征集医改的意见和建议。
“一时间，各种意见和建议源源不断地从中国的四面八方汇聚到北京，成为医改方案制定者的重要参考依据，这一做法让中国的社会民众也有机会成为医改政策的决策者，是一次重大变革。”国际咨询机构麦肯锡的一位人士也多次向记者表达了他的惊讶。
医改领导协调小组成立之后，随即又将关乎医改方方面面的九大课题公开招标，并在2006年年底确定包括麦肯锡、世界卫生组织（WHO）和世界银行以及中国著名的学府在内的6家独立研究机构提供各自的备选方案，“计划内”方案说法浮出水面。
当时的计划是“要在2007年的4月份完成招标课题的研究论文，‘十七大’之前也即2007年的10月份将医改方案的汇总内容上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形成初步的改革方案”。
与此同时，作为计划外的方案提供者，北师大、人大和清华的学者们也在暗暗进行着自己的方案制定，并同样引起了大规模的讨论和争议。
首先是北师大的方案在6套计划内方案上交之前正式面世，当时主要制定者之一的顾听教授也开始广泛接受媒体的采访，表达了他们实现“全民医保”的设想，同时也引发了关于“中国医改要学谁”的四国模式之争。
人大则专门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卫生医疗体制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由长期从事医疗保险研究的王虎峰教授挂帅，从医疗保障制度的角度阐述医改建言，并最终获得医改协调小组的认可而成为“第八套”方案。
“第九套”方案主要制定者之一的清华大学刘远立教授也不止一次地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从医改课题招标开始，清华大学的学者就在利用和哈佛大学的合作资源，自己出资低调研制方案，拟定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提交”。
据透露，在“清华方案”将要上交之前，中国卫生部主管官员多次约请方案的主要制定者进行当面的交流和沟通，希望能从国际的经验中找到合适的借鉴。
每一个方案都代表着一批学者的理想和改革精神，在医改方案的产生过程中，从来都不乏学者的智慧，但是一直以来，在医改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医院和药企对正在制定的新医改方案几乎集体失声，而当前方案参与者也没有一个医院、药企的人。关键角色的失声被称为是“怪现象”，也为外界批评。
尽管此前有内部消息表明，世界卫生组织在被邀参与医改方案制定以后，也曾向中国的医院和医师协会组织的专家请教，并通过他们对中国的医疗卫生和医院发展等具体问题进行交流。但是这些组织本身并没有任何公开的反应。
直到2007年的9月，北京医药行业协会才组织了在京的10家大型医药企业人士参与研讨，就当前医药行业发展所面临的困境问题公开向相关机构建言，希望能在新医改方案中照顾到，并出台政策改善当前经营困境的现状。
对这件利益攸关的大事，医院和医生并没有像经济学家、政府部门甚至普通民众那样，各自寻求表达的渠道与机会，反而沉默异常。直到lI月底，医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秦伯益在广东省医学会90周年庆典上感慨“目前这么多医疗改革方案中，没有一部是出自于卫生系统内部”；而此时，医改9套方案都已经经过多轮的讨论和修改之后，由医改协调领导小组上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了。
2008：新医改进入实践年
2008年1月7日，北京京西宾馆三楼会议室。为期两天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在此召开。全国各地卫生官员们专注地聆听着，不时伏案做笔记。
此次会议，新医改方案基本框架和相关配套政策基本成型。将进一步听取各方意见，方案经国务院批准后，2008年将选择部分地区开始新医改试点工作。此次会议之后，新医改将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至此，从酝酿到方案初现雏形，中国医改走过了三年多艰辛历程。如果说2007年是各种医改方案争论年，2008年将是新医改方案走向试点的关键一年。
从新医改讨论以来，卫生部门医改方案的核心思路在于，政府向全体国民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和最基本医疗。但各方对“基本医疗”的界定一直存有争议。此次会议上，卫生部首次明确了“基本医疗”的范围和内容。
除了明确基本医疗的内容，卫生部再次强调财政补助公立医疗机构的重要性。补供方（医院）还是补需方（医保）是新医改讨论以来的核心争论点。目前，新方案中已经明确供需兼补。
从现行制度看，补需方已成政策现实。去年7月，国家启动79个城市居民医保试点。2007年12月底，财政部社保司官员表示，未来中央和地方财政要不断地投入到需方（扩大补助范围、提高补助标准。2008年，将从现行的40元提高到80元）。
除补需方，有专家也强调补供方才能切断医院以药养医，真正控制医疗成本，减轻医疗费用增高。
而补供方如何补？究竟补供方能补到多大范围？也就是说，政府财政是否投入到所有医院？日前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陈竺对人大所作的“医改”报告中已有思路，即政府新增卫生投入重点用于公共卫生、农村卫生、城市社区卫生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其中，农村卫生、城市社区卫生就是“补供”的范围。
对于之前各地出现的“惠民医院”争议，卫生部此次也给出了明确的回应。
业界对2006年起开办的“惠民医院”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一点：如何保证其持续运营？因为其不以盈利为目的，对特定人群（低保、低收入，“三无”贫困人口）减免医疗服务费用，保证他们都有病可医。
“惠民医院”存在的细节问题还包括，如果在政府政策鼓励下，惠民医院的数量有所增加，政府怎样才能保证始终有足够的资金拨给医院？政府补贴金额数目应怎样确定？政府的财力能够支撑多少家“惠民医院”等。
卫生部就以上问题明确表态：“‘济困医皖’为促进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质探索了经验，值得肯定。”观察人士分析，卫生部门对“济困医院”的肯定，反映了其对公立医院改革的思路：社区卫生机构政府投入，采取收支两条线，以此切断医、药利益链条。
如果把2007年称作中国新医改理念公开交锋和决策年，2008年则是新医改实践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