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采访中，曾经在泾源挂职工作过的蔡顺驰、汪成旺、陈春夏三位同志，分别进述了他们刚来泾源的切身感受和工作经验。
现任厦门市集美区副区长的蔡顺驰说，当时选拔挂职干部共提出5人，我是其中之一，组织部领导委婉地给我讲宁夏的情况，说那里是如何的贫穷和艰苦。我说，是动员我还是已经决定了？组织部领导说，已经定了下来。我毫不犹豫地说，我个人坚决服从组织！
我是1997年3月25日到银川，3月28日到泾源的。刚到泾源，有些不服水土，吃面食挺不习惯，到组织部报道时，感觉怪怪的。后来才知道，以前好几个省都帮扶过泾源，可带来的尽是废东西，挂职干部一走，那些项目就全被取消了，他们只是象征性地响应一下当时的政策，并未真心实意地来帮扶，所以当地对来泾源挂职的干部有一些看法。
当时县里的车子很紧张，后来在财力紧张的情况下，县政府出钱给我配了辆车。
泾源为什么落后，总体上讲是穷山恶水。在那种环境下，干部、群众都不容易啊！所以，在当地工作时，要学会彼此沟通，相互理解。我去泾源工作，总结出一条经验是：领导干部做任何事，沟通很关键——包括做老百姓的工作。作为一名挂职干部，我是力求融入到当地干部和群众中去，包括生活细节，比如吃饭等，所以适应比较快，与他们往往能想到一块。
现任厦门市工委纪委书记的汪成旺说，到泾源的第一个月，我每一个乡每一个村都要去搞调查，毛主席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对他们的贫困状况都要进行摸底调查，好、中、差有多少，进行过滤排队，好的优势在哪里，差的根源在何处，都要进行认真的调查分析，找出其中的原因和帮扶的办法。同时，在做一个项目前，我都要和群众坐在一起，把他们当作朋友，告诉他们做此项目的益处在哪里，去交流、协商，让他们接受，从而使观念逐渐转变过来。有时，我也到清真寺里去找阿訇聊，因为他们在村里有威信，说话有号召力。要和群众真正打成一片，就要善于做各方面的工作，甚至一些细微的工作。但要影响一个人的观念，并不只是靠说教，而是靠做一些具体的事情去影响他们。
我到泾源一个月瘦了9斤，县里的领导看到我这副脸色，就像台湾的凌峰先生所说的那样，“人比黄花瘦，脸比煤球黑”，要给我开小灶。我说我要在泾源生活两年，如果给我开小灶，泾源的干部都瘦成什么样了，他们要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一辈子呀！
我去了泾源，才知道中国之大，才知道贫穷是什么，泾源的贫穷对我触动太大了，让我终生都忘不了，时时刻刻都觉得肩上有副担子，有一种责任感。
我经常对闽宁帮扶办公室主任鄢生平说，下基层了解情况，不要把自己当干部，摆出一副姿态来，要真正了解下情，把群众的工作做到家，就是要和群众交朋友，交心，让他们说掏心窝子的话，让大多数群众认识到我们是真心实意来帮扶他们来的，并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这样他们才肯听你的，干起来有劲。
泾源的老百姓纯朴、憨厚、直率。我三天两头往南庄跑，那里的老百姓和我很熟悉。我一般在办公室坐不住，经常往基层跑，因为只有深入基层去了解实际情况，调查研究，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回到厦门才能用事实去说服投资者，干什么事情钉是钉，铆是铆。
刚刚离任的陈春夏无限深情地说：刚来泾源，生活方面很难适应，饮食方面突出的特点是麻、辣、咸，加之又很酸，面食多，吃起来很不对胃口，经常拉肚子，紫外线强，时间不长脸上就黑不溜秋的。另外高原反应比较明显，呼吸沉闷，睡不好觉，头发脱落，流鼻血，嘴唇干裂。水质不好，一年之后回去检查身体发现有肾结石。但我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锻炼与考验，就像当年知识青年奔赴边疆上山下乡一样是一次机遇和挑战。
我在泾源工作，福建的领导都很重视，包括书记、区长、组织部门的领导，他们经常对我说，一是要跟泾源的干部和群众处理好关系，第二是要为当地的老百姓实实在在办几件看得见摸得着的漂亮事情；要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与他们打成一片，经受艰苦环境的考验。这话我一直揣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丝毫没有马虎过。六盘山是当年毛主席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翻越的最后一座大山，当地人民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精神在深深地感动着我，鼓舞着我，很值得我们学习。我到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碑前，不由得肃然起敬，那是一种真正的高山仰视般的感觉。
另外，这里的老百姓和厦门相比，生活在我们那里的老百姓目前无论从衣、食、住、行，还是从文化水准和精神生活方面，都是很高的，可以说我们生活得非常幸福，这一点与当地有很大差别。既然组织派我来工作，我就得竭尽全力干好，干出成绩来。在福建有的一年工资3万-6万元，我的工资跟福建的高工资相比有点少，但跟当地干部相比，收入还是挺高的，从这一点上来说，我更应该爱岗敬业，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尽自己的所能做最大的贡献，两年来我一直是这么想的，也始终是这么做的。
在挂职工作中，他们各自不但找到了自己精神力量的支点，积累了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而且获得了难得的人生阅历。
蔡顺驰、汪成旺、陈春夏对自己在泾源的挂职工作感慨不已。他们认为：
在贫困地区的挂职工作，不仅为回汉群众办了一些实事，而且磨练了自己的意志，增强了信念，丰富了人生。
在泾源工作期间是自己人生旅途中难忘而美好的一段记忆，虽然经历了艰苦，但是却多了阅历，多了体验。相比而论，收获的比付出的要多得多。
泾源人民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对自己也是一次勤政廉政、爱岗敬业教育，他们将永生难忘，终身受益。
通过挂职工作，他们的眼光更远，胸怀更宽，组织观念和大局观念更强了。采访中，他们的几句话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蔡顺驰说，我们个人离开了组织什么也干不了，我们干部脱离了群众什么也干不成。
汪成旺说，去了泾源才知道中国是一个大家庭，才知道贫穷是什么，才知道维护大局的重要意义。
陈春夏说，在挂职工作中，我们不只代表自己，而且代表着政府形象，组织形象，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必须严格自律。
对于取得的成绩和进步，他们的感受是共同的。他们认为：挂职工作取得的成绩以及个人的进步，都离不开两地领导和组织长期的关心、帮助和支持，挂职干部只是帮扶工作的桥梁、使者，仅仅发挥了牵线搭桥和沟通联结的作用。
不容置疑的事实是，两省区、市、县的各级领导对帮扶协作高度重视和支持是首要因素，厦门有关区、局（委、办）、企业、学校及其个人的捐助支持是关键因素，挂职干部的真情投入，忘我工作以及协调沟通是重要因素。
总而言之，闽宁帮扶的大船正是依靠众志成城、齐心协力而得以乘风破浪。
对口帮扶，扶贫攻坚，最关键的是要有好的项目来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而争取项目资金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对此，三位挂职县长感触颇深。
蔡顺驰说，做事要精打细算，将有限的资金要用在刀刃上，上项目不在多，而在于精，在于项目的效益和所起的辐射作用。
当时，我是有选择性地干一些事情，要把事情最终做成。比如，泾源搞马铃薯脱毒基地气候比较适应，主要是资金缺乏，我认为这个项目很好，能增加农民收入，于是就从厦门的一些企业争取了40万元予以支持。
对口帮扶工作，关键是两地领导都非常重视，我只是起了一个沟通的作用。
汪成旺说，帮扶要取得好的效益，要带动一方经济的快速发展，选择好的项目是关键。泾源雨多，水草好，当地回民都有养牛的传统，但都是一家一户的分散喂养，经营很粗放，养牛是为了耕地，没有上升到支柱产业这个层次来认识，科技含量更谈不上。我采取的措施是提高科技含量，形成产业优势，采用扶一还一，再扶一，形成滚动发展，扩大规模。
搞胚胎移植，是向厦门市里争取的一笔资金，可统一规划，技术人员指导统一饲养，集中在一个小区好管理，防疫也由具体人员专门指导。前期由我们来投入，但我们不能全部投入，老百姓也得自己投入一些，有了自己的血本，他们才会去珍惜，才会努力去做好。
白面镇的养羊，引进了一些好的品种，主要是小尾寒羊，肉好吃，长得快，通过引导扶持，改变了老百姓的观念，让他们形成“造血”功能。
我们省扶贫办每年给宁夏拨帮扶资金1500万，这要分解到宁夏南部8个贫困县，依靠这些有限的资金帮扶，是远远不够的，更多的还要靠我们自己去积极争取。我一回到厦门，就抽空跑一些企事业单位，利用各种人际关系，争取资金。一次我请经贸局召集一些企业在一起开会，我给他们介绍泾源的情况，让他们了解泾源，关注泾源，为泾源的老百姓脱贫致富献一份爱心。那一次他们共投资几十万元，其中林空中出资15万元，他去过泾源，对那一方土地还是充满了感情的。总之，筹钱是件极不容易的事。
陈春夏说，搞帮扶工作，最难的还是争取项目资金。有时争取资金必须通过人穿针引线，见到投资人苦口婆心地去说服人家，很有些低三下四，求爷爷告奶奶的味道。我千方百计地去讨资金，是有这样一种理想和信念在支撑着，我讨钱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至今还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宁夏老百姓。每当想起他们一贫如洗的家境，麻木而又无望的眼神，充满祈求的神情，破破烂烂的衣着，为能早日改变他们贫穷的处境和命运，我就觉得力从中来，底气也就足了起来。求人不觉得脸红，张口不觉得害羞，我这个“高级乞丐”还当得挺有意义的。
到市区政府见领导是很难的，这不是说领导的架子大，而是他们都实在太忙，有时去好多次都会扑空的，有时领导在办公室，可接待的人多，不一定能排上队，这是难点之一。其二，我们是区里的小干部，找领导汇报工作底气还不是很足，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比如找某一位领导想敲门不敢敲，想进去又不敢进，有这种矛盾心理存在，自然使人变得拘谨了，遇事不能正常发挥。但一想到为泾源的老百姓办事，就没有了这些顾虑。带项目回去，要向领导作汇报，得充分说明项目的好处。如建蘑菇大棚，就得说明怎样建，投入多少资金，当地的气候如何，老百姓的家境怎样，要作具体详细地说明，甚至要不厌其烦。总之，要尽可能地争取一切机会，创造一切条件，做大量艰苦的工作之后，定会有意外收获的。
2003年厦门“9·8”贸易洽谈会，我去找区委书记曾晓民，他认真听我的汇报，我给他讲泾源的贫困状况，讲我来泾源作帮扶工作的感受，他听了很受感动，他表态一定要来泾源，看一看这里的实际情况。10月份曾晓民书记来泾源考察，给六盘山镇牡丹小学落成剪了彩，我带他看了一些农村，他被这里的贫穷深深地打动了，或者说是被感动了，当即答应给100万元予以帮扶，这是领导对我工作上的一种极大支持，使我十分感动。
王向辉是厦门市经协办对口帮扶办公室的副主任，也是“厦门-泾源”对口帮扶关系确立七年来，厦门各界真情帮扶西北山区建设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之一。
热情健谈的王向辉对厦门社会各界无私帮扶泾源的真切描述使人感动钦佩。他还用饱含真情的语调朗诵了自创的一首小诗，用以描绘自己第一次来到泾源的印象和感受：
六盘三千丈，
泾河流水长。
夜夜睡梦里，
百姓得小康。
他无限感慨地说：“挂职干部刚到泾源的几个月，由于工作辛苦，气候生活环境不适，都瘦了七八斤，皮肤变黑了，但他们精神都很振作。挂职期间回厦门过节，探亲的短暂时间里也没有闲着，反倒比平时忙，光是电话费不知花了多少工资钱。”
从王向辉等人的讲述中，我们得知挂职干部的工作是超时空限制的，对他们而言，回到厦门的短暂时间是另一种机遇——厦门其实成了他们的“第二办公室”。
蔡顺驰父母年迈有病，家庭有负担，可他默默地顶着，埋头做事。回到厦门一周时间里，白天到处去联系一些部门和大企业争取投资项目，策划捐助活动，几乎天天夜里才能与家人团聚。他的爱人嗔笑着说，我们两口子在半夜三更才可以相见，成了真正的“夜幕下的哈尔滨”了。
汪成旺为了走动方便，骑了一辆摩托车东奔西跑，争取项目资金。有一次在市政府门外遇到紧急情况刹车时滑倒了，磨破了左臂，他去附近诊所草草地包扎了一下了事，带伤继续工作。
陈春夏说，他感觉回到厦门比在泾源的工作还忙，压力还要大。市、区领导事务繁忙，有时上门去找不一定能见上。为了不耽误时间，有时候他干脆在汽车里午休。为的是能抓住机会，给领导汇报帮扶工作情况，争取项目资金。
市、区领导和一些部门被挂职干部忘我的工作精神所感动，有时也主动地联系，破例地支持。市计委的负责同志听说挂职干部几次来找他都没见到面，他感动地说，挂职干部把帮扶工作当成自己的事做，我们就应该支持。随后及时研究拨付了项目资金。
市财政局财务总监潘丽琼女士坦诚地告诉我们，厦门市的建设资金也非常紧缺，我们要同时扶持几个县，更何况市内如同安区等山区也是很贫困的。但是考虑到国家大局的需要，考虑到扶贫事业背后有那么多默默无闻的英雄，我们在资金安排管理上也是有所增加，有所倾斜，有所机动的。
宁夏驻厦门办事处苗主任说，以前好些省市都帮扶过宁夏，但结果都收效甚微，而福建挂职干部只所以口碑好，是因为他们真心实意地帮，从根本上帮，把工作做到最基层，从教育、卫生、产业结构调整等最基本的方面帮，得到实惠的是老百姓，这样，老百姓就记住了他们。
挂职干部用主动、热情的工作行动，用真诚无私的工作精神，用自己高尚的人格力量打动了许多人，赢得了更多的机遇和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
前福建省委书记宋德福认为：开展闽宁对口扶贫协作，不仅是福建省服从服务全国大局的自觉行动，也是福建拓宽内联通道，加快自身发展的需要。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建国认为：经过七年的共同努力，由党委和政府牵头，企业积极参与，全社会关心支持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口扶贫协作局面已经形成，对宁夏南部山区扶贫开发事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成绩的背后是真情的付出。
厦门市及其开元区、集美区，每年至少组织一次互访考察活动，并召开一次联席座谈会。厦门市的许多市、区领导和部门、企业负责人到过泾源。
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刘承业也曾到泾源考察。他对厦门的干部讲：宁夏挂职干部一年多吃半斤沙土（形容风沙土壤、干旱少雨，道路崎岖），可是他们的心灵像蓝天一样洁净。
集美区委书记、区长曾晓民2004年4月率团到泾源县考察，他兴致勃勃地参加了“牡丹希望小学”的竣工剪彩并与小学生亲切合影，视察了菌草试验基地并与菇农倾心交谈，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他认为挂职干部在帮扶工作中克服困难，大胆实践，通过扶贫项目的实施，不但帮助农民增收，而且引导促进了观念转变，工作是富有成效的。他说，我们的资助不是全部，而是增砖添瓦；不是一种义气，而是一种责任。因为大西北和东南沿海都是祖国大家庭的成员之一，对口帮扶关系应该愈来愈密切。
厦门市建委、计委、财政局、团市委、广电局等部门和开元区、集美区以及国贸集团、建发集团、建安集团飞鹏工业等企业纷纷出资捐物，或组织发动干部职工和学生捐款捐物，许明耀、周学良、刘学军、郑毅夫、林空中、吕荣华、郑国进、余进和、孙汉宗、林永祥等一大批党政部门领导和企业家对西北贫困山区学生伸出了慷慨捐助之手。
沧海无涯爱作舟。
一种由义务、责任而触发的美好情感，跨越时空而弥真，经历时日而弥厚。
在谈到对教育工作的帮扶时，三位挂职县长的重视程度完全是一致的。
蔡顺驰说，教育帮扶是我们帮扶工作的重中之重。利用宁夏“普及初等义务教育”这个大好契机，新建了一些学校，帮助泾源使所有的小学实现了“一无两有六配套”（即：一无是无危房。两有是班班有教室，人人有课桌凳。六配套是，有大门、水井、厕所、旗杆、围墙和操场），顺利实现了自治区人民政府对泾源的“普初”验收。1998年在教育工作会上投资10万元，帮助建立了“泾源县大中专学生救助基金”，资助了相当一部分无钱上学的大中专学生。同时，还在师资培训方面投资了一些钱，这些钱都花得很值，可以说从根本上改变了泾源教育落后的现状。
一般来说，救助一个大学生，可以说斩断了一个贫困家庭的穷根。
汪成旺说，一个地方要发展，没有人才和智力的支撑是永远都发展不起来的，孩子是未来，不注重孩子的教育，祖祖辈辈都要受穷。
“大中专基金”必须要规范化管理，这是我当时提出的建议。建希望小学时，我都要去看一看，校园的设计与规划，施工的质量和进展情况，都要保证质量第一的原则，包括花园的设计，绿化情况我都要去提醒一下，搞出一些档次和名堂来，因为我们筹集资金很不容易，每一分钱都要用好，用得值当，不能浪费。
我经常出一些钱资助贫困学生，我对文教局长拜志明说，给孩子的钱，一定要用在孩子身上，给他们买些书本，学习用具。有时我自己也给个别上不起学的贫困学生给点钱，让他们买一些衣服，笔墨本子之类。老百姓对我很热情，给我做蒸鸡，让我上炕坐尊位，我就乘机做群众的思想工作，要注重孩子的读书啊！我的劝说很灵，之后他们就把孩子送去读书了，我感到很欣慰。
陈春夏说，记得德国有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播种一个行为，获得一个习惯；播种一个习惯，获得一种品格。品格代代相传，往往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
有一位德国人给我提醒过这样一件事，出门一定要注意遵守交通规则。当时我觉得很纳闷，因为这是人人皆知的常识呀！后来我才知道德国的交通规则教育是从小学开始的，所以德国人遵守交通规则的程度是令人佩服的。因此我认为，要从小的事情上形成一种行为，一种习惯，让大家都有一种共识，而且成为一种品德，这非常重要，这就是教育的作用和力量。
“知识改变命运，奋斗成就未来。”这是电视广告上的两句话，每次听到都令我十分感动。我是农民家庭出身，小时候边读书边打工，别人家的孩子春节在看电视，而我还要去挑大粪，干农活，很苦很累，富人家的孩子笑话我，看不起我。正因为我是穷人家的孩子，所以我才会发奋读书。正因为我是农民出身，我才会为农民多考虑。参加工作以后，我这种朴素的感情一直没变，我接触的老百姓特别多，有的不识字，他们都很相信我，让我替他们写公证书，但最后需要本人来签名。叫他们签名字，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写，不会写怎么办？那我就手把手地教他们写，他们还是不会写，而且急得头上冒冷汗，并且说，我写三个字，比挑大粪还吃力得多！当时我认为，怎么会这么难呢？这更说明我们的农民从小应该注重教育，学习知识要从小抓起，才会有希望。
我来到泾源挂职，对教育上投入的资金相对多一些，大概是出于这种最真切的感受和最朴素的感情吧！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提出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概念；后来邓小平又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20世纪90年代末，国家又提出“知识经济”的新概念。这说明一个规律性的认识，要发展经济，一是靠科学技术，一是靠科学知识，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就像一只鸟儿凭借着两只翅膀一样，才会展翅翱翔，飞得更远，飞得更高。而要做到这一点的支点和动力便是科学知识，所以教育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认识水平的高度，决定了教育投资的力度。在这一点上三位挂职县长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因而做起事来更有前瞻性和根本性。扶贫攻坚，除了救急和增加造血功能之外，最根本的任务是扶智。这是脱贫致富最根本也是最艰难的工程，也可以说是找准了疗救贫穷的病根。
蔡顺驰在工作笔记中这样写道：每当一所希望小学在举行竣工典礼时，我看到整齐干净的校园，宽敞明亮的教室，听到学生朗朗的读书声和欢笑声，看到他们稚气的脸上绽放出幸福的花朵一样的笑容时，我的心里就不由得有一种成就感，有一种灌满了蜜的感觉。
有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爱自己的孩子是人，爱别人的孩子是神。”这话用来概括蔡顺驰、汪成旺、陈春夏对泾源的教育和孩子所倾注的感情与心血并不过分，因为他们在做事时充满了真情，做到了无私。试想，一个非亲非故、不远万里来到泾源挂职的厦门人，除了甘愿受苦受累之外，还一心一意地把泾源人民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来干，你能说他们没有“神”的胸怀和品质？共产党人是不信神的，这里仅仅是拿神作个比喻而已。
汪成旺，在为泾源人民的教育事业方面倾注了许多心血，他多次为救助贫困学生慷慨解囊，特别是为石嘴女学生兰雪莲募捐补头盖骨一事被泾源人民交口称誉，至今传为佳话。在采访中，汪成旺还主动问起了兰雪莲同学的近况，详细询问她的学习、身体和家庭生活状况。他一如既往地深深关切之情，实在令我们感动。当我们谈了兰雪莲的情况后，汪成旺便坚决表态说：兰雪莲同学以后无论在何时何地动手术时，请通过教育部门告知我一声，医疗费的事我来筹集。他说，“女童教育”是西部贫困地区教育最薄弱的环节，重视女童教育，重视女童的身心健康，不只是牵涉到这女童一人一事的事情，而是要想到她一辈子的事，她现在要学习，将来要为人妻，做人母，带着这样一副危在旦夕的残疾身体面对未来，实在是一件令人不堪设想的事。现在我虽然离开了泾源，但我还是有义务和责任善始善终把这件事做成，做好，彻底了却这一桩心事。
这是多么长远的眼光啊！这又是怎样的表态？真可谓一言九鼎！这是何等的善心？又是何等的义举？应该说，兰雪莲同学是非常不幸的；更应该说，兰雪莲同学是万幸的，因为她有这样一位既富有同情心，又能切切实实把诺言付诸于实际行动的人牵挂着她，关心着她，你说兰雪莲同学能不是个幸运儿？关注苍生，关注贫困，关注生命，这只有具备了“圣心”的人才能做到，只有名符其实的共产党员才能够做到。面对这样一位超越了亲情而具有博大胸怀的人，你能不对他产生无限的崇敬之情？
陈春夏多方筹集资金，为泾源县的教育事业办了不少实事，倾注了不少真情。投资40万元新建了牡丹小学和大庄小学，投资50万元新建了二中教学大楼，同时他还牵线搭桥，使台商为二中投资了20台电脑，进行计算机教学。另外，每年都要筹集一部分资金救助失学儿童和大中专贫困学生。
他说，知识就是金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一个人即便是一无所有，可当他一旦有了知识之后，他会用自己的眼光和大脑进行创业的，这时矮子往往会成为巨人，穷光蛋定会成为亿万富翁的。所以，教育投资是长远的投资，虽然投资大，周期性长，收效慢，可它从根子上能改变一个地方的贫困现状和人的命运。
新民乡有个最偏远的村子叫马家新庄，这里有二十几户人家，有一个教学点，多年来时办时停，原因是公办教师没人来，代课教师嫌钱少没人干。有个名叫禹伍香的姑娘，初中一毕业就自愿报名到那里去当代课教师，一干就是好几年，每月仅拿50元的工资。她家在新民乡政府驻地，每天天不亮就出发，星星出齐才回家，往返40多里路全是羊肠小道，可以说是披星戴月了。为了那三十几个孩子，每月才50元的工资，这点钱对城里的女孩子来说连买化妆品都不够，她却心甘情愿认真负责地去做。这就像电影《一个都不能少》中的那个女孩子一样，她本来还是个躺在母亲怀里撒娇的孩子，可还要给十几个学生当好老师。
陈春夏在新民乡检查工作时偶然听到这件事，竟十分感动，又步行20多里山路去看望禹伍香。他对此很不理解地问：你这样做是为了什么？也许她看到陈春夏是个大官太紧张的缘故，也许她太不善于语言表达了，只见她用牙齿紧紧地咬着嘴唇，憋了好一会儿，便声泪俱下地说：“我太爱当教师了，它能使这山沟沟里的娃娃不再两眼墨黑！”
这石破天惊的话深深地触动了陈春夏，不！应该说这发自肺腑的话从灵魂深处震撼了他，只见泪水在他眼眶里打转转。谁说这里的农民麻木不仁？谁说这里的农民等靠要的思想严重，全是懒汉懦夫？从这女孩子身上我们就看到一种不屈的思想，一种可贵的意志和精神，他（她）们也是在咬紧牙关地挣扎着，不屈不饶地奋斗着……陈春夏当时感慨万千，心情十分激动，把身上仅有的300元全给了禹伍香。禹伍香拿着这钱浑身禁不住颤抖着，好一会儿都说不出一句话来。那一刻陈春夏真正流泪了，这还是他到泾源第一次流泪，几乎像江河决堤一样汪洋恣肆，无法收拾。
当三位挂职县长谈到对泾源县的希望时，他们都不由得喜上眉梢，各自抒发了对泾源未来的美好憧憬。
蔡顺驰说，过去毛主席说过一句伟大的话，“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现在这“革命”的口号早已过时了，但面对贫困，“思”和“干”还是最要紧的，光“思”不“干”等于空想，只“干”不“思”等于瞎干，应该用“思”来指导干，用“干”来实践“思”，经过一番苦干与实干，在不远的将来勤劳聪明的泾源人民定会用辛勤的汗水在这一片贫脊的土地上浇灌出最灿烂的花朵，描绘出最壮丽的画卷的，这一点我很坚信！
汪成旺在谈到泾源的干部队伍时语重心长地说，做为干部，很重要的是要对群众付出真情，要有事业心，真心实意为当地的老百姓考虑做一些事情，若每个干部都这样做了，就会造福一方。
对于干部的观念作风问题，最重要的是不要考虑眼前的利益和财政收入问题，而是想到一个项目的长远效益。在当地搞一些招商引资，给他们以宽松的优惠政策。考虑问题不能局限于某一个方面，应该深入地搞一些调查研究，找一些专家论证。干什么事情不能一哄而上，什么赚钱大家都去做，要根据市场的规律而定。政府的职能是服务群众，指导老百姓，帮助老百姓掌握市场，当然政府也不能代替老百姓。
其实泾源的干部思想也是非常活跃的，并不是封闭的地方干部的素质就不行，就是要有一个平台让他们去施展。泾源要发展要靠有实干精神、替老百姓考虑的干部队伍，要有这样一群好的领头羊。
陈春夏在谈到泾源的未来时充满激情地说，作为领导干部，就得依靠大家，而不是靠你自己的能耐有多大。就像毛主席所说的，要放手发动群众，要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因为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潜能和创造力。因此一个好的领导干部就是能够调动社会各界力量，有工作大家都来做，这样才会变成一个先进的领导集体，带领大家一道前进。
泾源的干部和群众只要齐心协力，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经过一番艰苦奋斗还是很快会达到小康水准的。
20年前，厦门的老百姓比泾源还穷，就地质而言，以石头丘陵为主，土层相当薄，土地质量比泾源差多了，其特点是“三山六水一分田”。当时又跟台湾关系很紧张，经常“炮轰金门”，老百姓都背景离乡，有很多女孩子都嫁到山沟里去，只要有口饭吃就很幸福了。改革开放以后，交通和通讯便利了，周围的环境改变了，外商就来厦门投资。当时老百姓不懂得改革开放，思想意识差，千方百计地破坏投资方，因为他们和土地有感情，认为这是祖宗留下的基业，怎能轻易让他们租用？尤其对日本人特别反感。当时我们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让他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经过一番艰辛的思想工作，困难时期就慢慢度过去了。现在老百姓特别盼望征地，因为征地会给他们带来非常大的好处。其中建一个工厂可就业8000人-10000人，就一个工厂带动当地老百姓每月纯收入在3000多元。因此，他们从不理解、不支持到完全理解和支持，这是一个思想观念转变的过程，是要经过一番阵痛的。厦门现在具有“山多、海阔、气候好、港澳台胞和华侨多”等四大优势。要发展，就要靠外商的支持，招商引资，这是发展地方经济的重要途径之一。
我罗列了泾源的不良现象有以下几种：1.地痞欺行霸市，抬高物价。2.我带去的客商，干部不懂得怎么谈，任意抬高价格，比市场价还高。如兔子加工厂，市场前景很好，但终于没谈成。因为这里的干部不会怎么招商，怎么才能把客商留下来，这方面的经验和知识他们一点都没有。厦门的发展主要靠外来资金。另外，泾源的一些干部公仆意识不强，工作态度不是很好，还有吃、拿、卡、要、拖的严重思想。厦门干部没有这种当官做老爷的陈规陋习，我们认为我们拿的钱是纳税人的钱，纳税人有困难我们要尽力服好务，周到服务，主动上门服务，尽力指导和帮助他们，使企业和各方面的事业都发展壮大，所以南北观念反差极大，什么时候这种反差消失了，泾源乃至整个宁夏就真正发展了，这也算是我对泾源干部群众一点真诚的期望吧！
在采访中，蔡顺驰说话不是很多，提到每件事只是几句话，很有点轻描淡写的意味，但却很到位，可以称得上惜言如金，以一当十。因此，时不时出现冷场现象，所以我们的采访特别吃力。幸亏王向辉对他了解比较深，可以说知根知底，说“他一贯注重做，从来不给人说”。这使我们心里的疑虑有所打消，不由得对他肃然起敬起来。在交谈中我们发现，他对什么事都认真、严谨，可对自己的事比较淡泊，比如名呀利呀什么的，什么事做了就做了，过了就过了，一切都没有必要往心里去，有种“如烟往事俱忘却”的释然襟怀。
采访罢蔡顺驰，在回来的路上我们在车上一块闲聊起来。
他说，我对德国前总理科尔说过的一番话很是折服，科尔说，作为总理，他时常提醒自己要尽量保持一种平民心态，为此，他每年坚持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过平民生活，他认为这样一旦从总理的位子上退下来，不会有很大的落差。
做人尽量要保持两个平衡：一是要保持心理平衡，二是要保持生理平衡。心理平衡就是要淡泊宁静，一切要顺其自然，不是说“心底无私天地宽”嘛。生理平衡就是要保持阴阳平衡，血压平衡，酸碱度平衡等。而生理平衡的前提和关键，就是首先要做到心理平衡，心理平衡的天平一旦倾斜了，生理平衡也就自然而然地被破坏掉了。
俗话说，“言为心声”，蔡顺驰的话道出了他做人的品格，做人他有一种很超然的心态，有了这种心态，就能像古人所说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不被浮云遮望眼，这是一种做人的素养和胸怀。难怪他的言淡举止看上去是那么的优雅，甚至是儒雅！
汪成旺，他出身于农村，对农村非常熟悉，因而对农村、对农民有着一种特殊而又深厚的感情，他满腔热情地替泾源人民所急，为泾源人民所想，泾源人民的兴旺与否，他点点滴滴都记在心上。
他在泾源挂职的那两年里，由于“厄尔尼诺”现象的严重影响，整个北方都非常干旱，土地龟裂，粮食作物因久旱而枯死。汪成旺就跟当地的农民一样脸上酷似一根阴晴表，天上挂云他高兴，天上断云他愁肠，真可谓“一枝一叶总关情”。这种忧患意识和“宁夏情结”渐渐地潜移默化地传染给了妻子和孩子，因而他们母子十分关心每天晚上中央电视台的天气预报，那个干枣形状的宁夏版图有雨雪，他们母子就惊喜不已，欢呼雀跃；那里如果有沙尘弥漫和艳阳高照，他们就一脸忧愁，整天闷闷不乐，寡言少语。这一份深情的牵挂和关心，虽然远隔万水千山，不被泾源人民所知，但它却表明了厦门人的一片心意。正因为汪成旺经常对泾源的老百姓牵肠挂肚，才不知不觉地影响了这个家庭；正因为他全心全意地来帮扶泾源的老百姓，才赢得了当地老百姓那一颗颗饱经苍桑而又异常朴实的心，得到了他们无限的尊重和信赖。
两年挂职期满，回厦门时的欢送仪式是极其隆重而热烈的，好多乡上的老百姓都闻讯自发地为汪成旺来送行，排起长队来给他“搭红”。这搭红是回族风俗习惯中的一种最隆重的大礼，只有结婚的新郎和“穿衣”的阿訇才能受此殊荣。一般来说，这红搭得越多，说明这人的人缘越好，在当地的威望越高。给汪成旺搭红，是一种破例的做法，表明了泾源人民对他的极度尊敬和厚爱，就像藏族献的哈达一样代表着洁白和吉祥如意。那天他身上的红搭得实在太多了，又是七月骄阳似火的大热天，浑身被一条条红裹得严严实实，几乎一点不透气，不一会儿他浑身上下完全被汗水洗了。
那是一个难分难舍的时刻，那是一个真情迸发的时刻，那是一个令人终生难忘的时刻，那感人的场面至今让汪成旺回忆起来心里还激情翻滚，眼睛湿润。
陈春夏前面的一番话是诚恳的，切中要害的，他说话向来实事求是。对泾源县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一针见血地指了出来，这种批评是深刻的，也是善意的，倾注着他对泾源的深切关爱之情，也表明了厦门人的一种文化眼光，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泾源人是一种透视和解剖。同时，也算是对泾源的老百姓在思想意识方面最后一次真诚地帮扶吧！当然这种“帮扶”是需要足够的坦诚和勇气的。
所以说，陈春夏待人的热情与真诚在泾源是出了名的，他到哪里都会用自己满腔的热忱把大家的情绪点燃的。无论在机关还是农村，他都有不少好朋友，一到哪儿就立刻被他们热情地围了起来，一种暖融融的人间真情在包围着他。正是这种情意在激发着他，感动着他，使他千方百计地要为泾源这些憨厚朴实的老百姓多做一些事情，为改变他们贫穷落后的面貌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正因为这样，他的名字一传十，十传百，让更多的泾源老百姓都知道陈春夏这个名字，在交口称赞着他的为人和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办事的敬业精神。比如去某个旅游景点，本来是不让拍照的，但听说是福建来的挂职干部，就大开绿灯。在洗照片时，听说是挂职干部，硬是不让他排队，给他提前冲冼，给予特殊的照顾。去理发店，理发师和他拉家常：“你不是泾源人，是外地人，你好像是来泾源挂职的干部吧？”理完发后还硬是不收他的钱，但他还是坚持付了。
一次，有几家福建企业派人到泾源来，想与泾源签订一个输送劳务的合同，支持泾源。他们说，既然政府这么重视劳务输出，把它当作一项产业来抓，两省（区）关系又这么好，西部大开发，闽宁对口帮扶前景十分广阔，两地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我们搞企业的，也应该为宁夏做一点贡献。
是啊，“两地如同亲戚一样的关系”，这几乎成了两省（区）人民的共识，这种“血缘”关系的缔结，就是通过他们这些友好的使者像纽带和桥梁一样连结在一起的，一天天把这种感情深化了，升华了。
陈春夏在同我们的闲聊中无意中说了这样一件事：我母亲对我来泾源挂职是非常支持的，我春节回去，假期未满母亲就开始催促我，你赶快回去呀，那边的工作还等着你来做呢！老人家可以说足不出户，更谈不上了解大西北，在她的印象中，大西北是非常寒冷的。我给她讲那里是零下几十度，她就下意识地激凌一下，说咱们这里零上十几度都很冷了，那里零下几十多度，不知怎么个冷法？肯定是滴水成冰，小便时恐怕都得拿棒棒敲吧？老人家虽然年近古稀，但想像力还挺丰富的，这话引起了我们全家人一阵哄堂大笑。她信佛，每当烧香时就虔诚地祈祷说，保佑我的儿子，他是在北方救老百姓哩，你可要好好保佑他呀！
这就是厦门人和泾源人所结的深情厚意，这种“血浓与水”的真挚情感是蔡顺驰、汪成旺、陈春夏三届挂职县长用工作赢得的，用真情换来的，他们用赤诚的心和真情的爱在泾源人民的心中树立了一座无形的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