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是一座岛屿，周围面临的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在采访过程中我们发现，厦门人有一个共同的心理特征，就是心灵十分美丽宽广，他们的心里似乎同样装着一片蔚蓝色的大海，他们有海一样的胸怀，海一样的气魄，海一样的情怀，面对他们，使人不能不肃然起敬。
王昆仑，是原开元区的党委书记，现任思明区的人大主任。他曾经三次来过宁夏，到过泾源。我们在厦门采访有幸受到王昆仑主任的热情接待与会见，并愉快地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当谈起闽宁对口帮扶的背景和对泾源的感受时，王昆仑深有感触地对我们说：
1996年底，根据中央的统一安排，让厦门市确定两个区对宁夏两个县进行对口帮扶。很快厦门市委、市政府就决定我们开元区帮扶宁夏南部山区的泾源，另外一个区帮扶海原县。1996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毛如柏带队来福建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泾源县来的是常务副县长杨志明，他坐下来就跟我们聊。当时，我们虽然热情很高，可不知道该怎么做，做些什么？在此以前，我们也曾扶持过云南、西藏各一个县，为他们也做了一些事，可经验也不甚多。杨县长提出办一些企业，我们也有这个打算，可得去那里了解一下情况。
大概是1997年的四五月份吧，我带开元区的十几个人去了，有副区长，几套班子成员，还去了一些企业方面的人。我们先到银川，再到海原，然后到泾源。海原太缺水了，川里还行，引的是黄河水。山多的地方可就差劲了，吃的全是窖水，几乎寸草不生。到泾源一看，哎呀，让人眼前突然一亮，这里山青水秀，鸟语花香，是个很不错的地方，就是人多地少，太落后了点，有不少农村人还在温饱线以下。当时县上安排了一些点，走了走，看了看，增加了许多感性认识。蔡顺驰先去，对县上的现状作过一些汇报，我们对那里的情况就有了一定的了解，因此想把对口帮扶的工作做得好一些，包括经济和社会两个方面。教育是基础，我们就先抓了城关二小，决定投资一些钱，把一些破破烂烂的教室统统拆掉，盖一座教学楼，改善一下基础设施。企业方面去的人，经过考察，项目不成熟。肉联厂肉牛育肥、脱毒马铃薯培育项目，经过考察论证可以搞，就定了下来。当时虎彦彪书记提出了一些想法，搞公司+农户的养牛发展模式。开元三建公司的林空中那次也出了很多钱，为此政府奖了10万元给他。这是我第一次去泾源的情况。
第二次是省里组织，省委书记陈明义带队的，厦门市委书记石兆彬、省对口扶贫办主任林月蝉也都去了。我们到泾源后听汇报，看养牛和脱毒马铃薯基地，看了一些小学，晚上开座谈会，并走访了一些贫困户。银川看了吊庄，晚上座谈会确定了几个项目，虎彦彪书记、邓向贵县长都参加了。
第三次去还是省里组织的，当时汪成旺在泾源挂职，在此之前他说，蔡顺驰在时你去了两次，我去你一次也没来，你要来看我呀，还要在工作上大力支持我。我说，我尽力而为！所以我第三次就去了。那次去参加了开源中心奠基仪式，看了桑蚕项目，这个项目挺不错，听了当地的意见，这次我们已看到县城的变化很大，明显地好了，特别是基础设施方面有很大改观。由此看出泾源县的干部和群众还是肯干事和会干事的，而且速度和魄力都挺不错。
厦门在对口帮扶泾源八年多来，投资了近两千万，搞了不少的项目，这给人的印象是，厦门一是经济发达，二是厦门人慷慨，对此王昆仑主任谈了自己的真实的思想。
王昆仑主任说，首先是党中央、国务院重视。因为东南沿海发达省市支持西部建设，这是国策，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全国一盘棋嘛！再说，东南沿海发展快，西部地区还比较落后，这说明我们国家还没有发展起来，确切地说发展还不平衡，出现一头沉的现象，要实现东西部共同富裕，我们东南沿海城市就得不遗余力地支持西部，从资金、人力和物力，从智力投入、技术引进和经验等方面要全力以赴。其次，省、市领导都十分重视。每年闽宁两省区都要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协商对口帮扶大计。为此，市领导好多都去过泾源，进行过实际考察，刘成业等领导都去过，这对我们的帮扶工作都是极大的鞭策和支持，使我们更有信心把这件事做好。第三，我们去那里挂职的干部都明白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他们尽职尽责把泾源人民的事情当作自己分内的事做好，做出成绩来。第四，厦门的每一位公民对支援西部建设都形成了共识，有这种大局意识。我们财政投入帮扶资金毕竟有限，主要资金来源还是依靠企业和社会力量，我们每次组织各方面人去看一下，增强一些感性认识，来让他们扩大宣传，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让人人都来奉献爱心，筹集一些资金，进行帮扶。
在谈到厦门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能否给宁夏及泾源提供一些有益的发展经济的经验时，王昆仑满怀信心地说：
我们财政收入90%的是依靠民营企业。我是1995年到开元区的，当时开元区年产值不到1个亿。为了发展企业，我们当时投入了1个亿，结果全赔了。这时我们就想，不改革不行，老的体制不适宜新的经济发展规律。置于死地而后生，关键是盘活资产，提高资产的有效利用，创造更大的利润，所以后来就坚决搞体制改革。在开元区撤掉前，年财政收入已经发展到11个亿。另外，厦门的起步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改革开放前厦门只有20万-30万人，虽然是建立了特区，可具体怎么发展还是挺艰难的。起初主要发展第二产业，大力加强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善投资环境。投资环境好了，招商引资就明显增多了，招商引资多了，税收就上去了。发展当地经济，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增加企业的造血功能，搞培训中心，用知识、技术和信息去赚钱，我们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街道。政府的职能主要是创造一个好的环境，把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开元区1998年办公地在另一区，很破烂，改变才是近几年的事。有一个感觉是观念的转变需要从小孩子抓起，人的因素很重要，泉州的回民很聪明，很会做生意。当地条件差，过去下南洋，在国外的就有300万。同安条件不错，但民营企业办不起来。所以要干，又害怕干错了，以后就更难。但错了就改，帮助促进一下就行。
厦门不是什么都好，现在重要的是农民问题，他们失去了土地，但有钱有房租，年收入在5000元-10000元。子女不打工，无事生非，打工的80%都是外地人。这还得进一步引导，逐步加以解决。
厦门办学有传统，陈嘉庚倾资办集美学村、厦门大学，对推动社会进步起了一定的作用。因此，我们对泾源的帮扶在教育方面投资的多一些，这从根本上能解决脱贫问题。“开源小学”校名题词是蔡顺驰打电话要我写，我那是涂鸦，文革时抄大字报练的，自由体。
当提到他们对挂职干部是如何关心的时，王昆仑说：
对挂职干部的关心除了生活之外，主要是工作上的支持，精神上的关心，做得还很不够。
在谈到以后对泾源帮扶方面有何打算时，王昆仑说：
我们和马崇林县长谈到这个问题时，马县长说，希望我们不脱贫不脱勾。我说，即使将来脱贫了，也不要脱勾，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成了亲戚关系！
“即使将来脱贫了，也不要脱勾”，因为我们是“亲戚关系”。
好一个真诚、庄严的承诺啊！当时我们望着这位年近华甲和蔼可亲的老人，心里久久难以平静，这就是厦门人，这就是厦门人的品格，假若他没有无私奉献的精神，没有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他怎么会作出这样情深意长而又非常坚决的承诺呢？
采访罢王昆仑主任，他一定要请我们吃午饭，真诚地邀请，只有客随主便了。只是离12点还尚早，他安排办公室主任陪我们到白鹭洲公园走一走。于是我们在黄楷书主任的陪同下驱车前往。黄主任沉着老练，精明当中透着一种干练，很有一股子军人作风。后来果然证实了我们的判断，他的确是当兵出身。
白鹭洲公园在厦门市政府旁边，不一会儿就到了。下了车，我们一边游览，一边听黄主任介绍白鹭洲公园的情况：这里原来是市中心一个很大的臭水沟，跟老舍写的话剧《龙须沟》几乎一模一样，一年四季臭气冲天，垃圾如山，蚊蝇遍地，路过这里被腥臊恶臭的气味熏得令人作呕，有一种让人窒息的感觉。后来市政府投资了数亿元，把这里进行了一番彻底地改造，建成了如今这漂亮的白鹭洲公园，成为厦门市的一大亮点。你们看，现在眼前的这片湖名叫筼筜湖，整个构思形成一幅城在湖中，湖在海上的美丽景观。这湖跟周围的大海是紧密相连、息息相通的，大海的潮起潮落，在这里明显地能感觉到，显得既清洁又美丽。这里有雕塑、草坪和各种各样的花卉造型，还有音乐喷泉和五光十色的激光及霓红灯，特别到了晚上，是市民们休闲娱乐的最好去处。
游览毕白鹭洲公园，正好到了午饭时分。来到饭馆，王昆仑主任电话告诉黄主任因事不能来，正好思明区第四任到泾源挂职的两位候选人闻迅赶来，要与我们宁夏来的采访人员见见面。他们一位是思明区委办公室副主任卢彬，一位是思明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毕年斌。卢彬膀大腰圆，很像个北方大汉，而毕年斌相对来说显得略瘦小了点，但一个很是富态，一个十分精干，看上去都很年轻，充满勃勃生机和活力。吃饭间他俩不时地问宁夏、问泾源的一些事情，似乎对大西北充满了神往，而且还显得那么热烈而又坚决，大有一种“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精神。因为他们两个只能确定一个去泾源挂职，可他们两人都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有人建议让他俩人自行解决，不等组织确定，要么抓阄，要么石头剪子布，要么像外国佬那样佩上利剑去海滩进行一番格斗，谁赢谁去。这玩笑搞得饭桌上气氛异常地热烈，大家觉得这顿饭吃得十分地开心。但有一点人们都能明显地感觉到，就是他俩都太想去宁夏的泾源了，他俩都把这看作是一次学习锻炼、丰富阅历、为宁夏人民的扶贫事业做贡献的重要机会，这在他们的神情举止和眼神当中表现得具体而又充分。
王向辉，是厦门市经协办副处长兼对口办副主任，他曾多次随福建省考察团来过宁夏，闽宁对口帮扶的每一个项目的立项审批，每一项资金的落实，他都是具体的经办人。我们在一天晚上采访了他。
在谈到对泾源的印象，他们如何具体管理、监督和实施对口帮扶项目资金时，王向辉主任很深情地说：
泾源我去过好几次，但都是走马观花，总的印象是非常贫穷，地少人多，农业人口占的比重太大。西藏我们也曾帮扶过一个县，那里的海拔、气候和泾源差不多，可贫困程度远比泾源要好一些。泾源那地方山青水秀，植被很好，最适宜养牛羊。记得宁夏的党委书记毛如柏第一次来福建开联席会议，跟我们的省委书记陈明义坐下来研究：
陈明义书记问，你们最困难的县在哪里？
毛如柏书记回答说，在宁夏南部山区的泾源和海原，那里的回民多。
那就给我们吧！陈明义书记很坚决地说。
帮扶这两个县的事就这样敲定了下来。
在谈到大力发展宁夏的养殖业时，毛如柏书记非常豪迈地说，我总有一天会赶着百万滩羊进北京的，因为我们宁夏的羊肉很出名。有人总结说，“宁夏的牛羊吃的是天然中草药，拉的是六味地黄丸，喝的是矿泉水，尿的是太太牌口服液。”浑身全是宝，你说这样的牛羊肉能不香吗？是地道的纯天然绿色食品！这话博得了大家一阵开心的笑声和经久不息的掌声。
我厦门有位朋友对此深受感染，根据李白的诗：
白发三千丈，
缘愁似个长。
不知明镜里，
何处得秋霜？
诗兴大发，赋诗一首：
黄河三千里，
馋虫似个长。
不知睡梦里，
何处得羔羊？
宁夏的牛羊肉我去吃得多，确实很香，特别是羊肉，肉质鲜美，纯香可口，让人一吃永远难忘。因此，大力发展养殖业，是一条极好的路子。
至于对项目的管理方面，我们主要是尊重县上的意见和挂职县长的想法和选择，因为他们在对口帮扶的一线工作，情况熟，底子清，路子明，能够因地制宜地选择一些好项目，使当地的农民能够尽快脱贫致富奔小康。在资金拨付方面我们尽量按计划去做，使资金能按时到位，从不拖延。
当他谈到对三任挂职县长的印象时，王向辉非常动情地说：
蔡顺驰去泾源，刚开始，条件差，住招待所，第一次回来，人瘦了七八斤。他经常要下乡，洗澡对厦门人来说很重要，无处洗澡是最大的惩罚。我们这里的公安局审犯人时有个绝招，只要让犯人三五天不洗澡，他把一切就全交代了。因为不洗澡身上不断分泌汗液和盐分，黏糊糊的，让人腻味地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那个难受劲就甭提了。另外，不能吃到大肉、海鲜，走时他不带这些东西，就是要决心与干部群众打成一片，保持一致，身上的钱全贴进了贫困户。他当时争取项目也吃了不少苦，先是争取脱毒薯项目，进行淀粉加工，主要目标是供应福建养鳗鱼，并出口日本。因为原原种产地在泾源，泾源阴湿多雨，最适宜种马铃薯。又搞公司+农户，养架子牛育肥，泾源那地方的牛肉，肉好油少。两个月后见到他，脸黑人瘦，我笑他，你育肥什么架子牛？你都快“成了架子牛啦”！生态园投资苗木生产，当时搞环保生态园林，可提供苗木，且有泾河水浇灌，那里土质也好。项目报告他都亲自写，报厦门市政府，我代表市政府具体操作。架子牛育肥项目，后来因泾源县发生口蹄疫不搞了。当时他很动了一番脑筋，想上好多项目，发展当地的经济，如养香獐子取麝项目，河北有成功的范例，制药缺麝，因需国家批准，属二级保护动物，老板未做。泾源木柴多，用边角余料做木地板，前景看好，也因后来国家实行封山禁牧政策未能搞成。他还联系建发、国贸、九洲等大公司收购皮毛，与县皮毛厂联营。还试图与厦门畜禽协会秘书长打算用玻璃瓶制作清真牛肉罐头，在“两伊”战争中销售，但都因各种条件的限制而放弃。
同时，他还常找各行政事业单位和企业搞一些赞助和捐资活动，如共青团、妇联、总工会等。发动共青团搞“手拉手”活动，提出每个学生少吃一个冰棍，节省1元-2元钱，帮助一名宁夏的失学儿童，定期寄钱，搞结对子，互通学习成绩。帮助和鼓励贫困地区的学龄儿童完成九年义务教育。
扶贫先扶智，宁夏的希望在孩子。这是蔡顺驰在泾源挂职的一贯思想，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起过。
他去泾源挂职有后顾之忧，父母都有病，特别是母亲有胃病，他从来不给人说，他一贯注重做，他就是这样一个实实在在的人。
汪成旺在泾源挂职时教育方面建了好些学校，投入的精力比较多，可以说事必躬亲，负责到底。尤其在养殖业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搞了好几个点，养鲁西羊、利木赞牛，规模都挺大的，效益也挺不错。他这人对工作热情认真，两年如一日地热情不减，挺不容易的。
陈春夏当时请了那么多老板去泾源，了解投资环境，做了很多事。在厦门贸易洽谈会前，联系宁夏展厅，接待处说：只要是宁夏来的，车证、入场券等开绿灯，来多少接待多少，闽宁关系已是亲戚。这些挂职干部最苦的是去宁夏的，因为在“苦甲天下”的西海固。
王向辉，人略显黝黑，比较瘦削，但挺精神，大约在40岁左右，他侃侃而谈，语言极富有感染力，很引人入胜，言语当中流露出对泾源那片贫瘠的土地深深的焦虑，对那片土地上至今还徘徊在温饱线以下的百姓充满了由衷地牵挂和关爱。这就是厦门人的情怀，这就是厦门人的境界。
在我们结束采访时，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有采访价值的人物线索——厦门电视台记者米加，她1997年和厦门采访团去过泾源。王向辉说，当时她还是个小姑娘，漂亮。中央广播学院毕业的高材生，是真正的城市娇小姐。为了拍好节目，协助摄像师打灯光，由于泥滑，她干脆脱掉鞋赤脚踩进泥泞里。挺泼辣的，没有丝毫大城市姑娘的娇里娇气。你们应该采访一下她。这个信息使我们感到很振奋，也很欣喜。
米加，厦门电视台记者。
根据王向辉提供给我们的手机号，我们一拔就通。她一听我们是从宁夏来的，格外地热情。当我们说明采访她的意图，她话语中有些短时间的犹豫，最后还是很痛快地答应接受我们的采访，时间约在第二天傍晚，地点在宁夏办事处。
米加，年轻漂亮，据说她已经是一个孩子的母亲了，可看上去仍然像个清纯的姑娘，皮肤细腻白嫩，衣着清新淡雅，知识女性的聪颖与睿智从她那漂亮清澈的眼睛里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有着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美。她是记者，一直在采访别人，可以说见多识广，可当我们认认真真采访她时，不知是她过分谦虚，还是换了角色的缘故，她看上去有点局促不安。
当我们问到厦门采访团赴宁夏采访的有关事宜时，她一下显得从容和兴奋起来，随后便陷入深情的回忆当中：
我们采访团去宁夏那一年，好像是1997年。市委的一位常委带队，副团长是市政府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有各方面的人参加，市委、市政府、局办、大型企业和新闻媒体共17人。
到固原以后，由地委宣传部李克强部长陪同我们，他对我们很热情的，海原、泾源两县对我们的采访工作也很支持。当时，我们走访了一些点，谈了一些项目，看了几个乡镇，到村上走访了一些特困户，大家都情不自禁地捐了款，当时的印象特别深。西海固虽然很贫穷，但他们那种战天斗地的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拍摄组的同志很辛苦，爬山扒洼，马不停蹄，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腿疼，可心里挺美的。回到厦门以后我们制作了系列专题报道，好像我们这里是第一次报道宁夏，详细地、系统地算是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夏天，大概是七八月份，由于刚下过一场大雨，地上又滑又烂，我在帮着打灯光，拿设备，鞋穿不成，后来干脆脱掉，当时在拍摄水窑。那期节目总题目是《情系黄土地》，因为是分集的，每集有一个名字。在《特区新闻广场》栏目中播出，在晚上9点黄金时间，第二天中午12点又重播，是真正的拳头栏目，收视率极高，挺轰动的。
看了电视节目以后，人们都深受感动，好些部门都自发地组织了一些捐献活动，挺踊跃的，捐钱、电脑和衣服，干部们都亲自搬运装车，30多度的高温，有人中暑，但只要是给宁夏捐献的，都二话不说，全力以赴。装了好几个集装箱。在湖里那边，好多人听说为宁夏捐东西，就把家里的衣服拿来。王向辉他们那边把东西集中起来，送到宁夏。长期以来，省市区各级组织都十分重视对口帮扶工作，加之这次报道在厦门真正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还有挂职干部回来积极做工作。总之，帮扶工作在厦门当时掀起了一个不小的高潮。
当我们问起采访团在河北小学认领孩子一事时，米加便十分动情地向我们讲述起当时的情景来：
认领学生是在河北小学，当时在学校看到课桌凳破旧，讲台是烂砖头垒起来的，踩上去很不稳当，好多孩子都没鞋穿，衣服片儿扇儿的，是典型的“土台子、泥孩子”的那种情况，条件差得不能再差，可学生的求知欲非常强烈。当时我们一块的好几个人心里难过得都掉眼泪了。回到招待所后连夜商议认领孩子的事，去泾源的17个人，因贫困辍学的有12个学生，大家都争着要，决定每位团员帮扶一个家庭，一个孩子。黄寒青年轻，又是男同志，没领上学生，晚上没吃饭，心思重重，转到堡子山逛游。堡子山在县城东南角，整个山势异峰突起，宛若游龙，绵延十几里，山上树木葱茏，长满着奇花异草，一派鸟语花香的景象。山头建龙云亭一座，向西鸟瞰泾源县城，高高低低、错错落落的大小建筑尽收眼底，是泾源县城的一个旅游景点。在山上转游的过程中，他碰上了城关村村民于万海的两个孩子，于万海家住在堡子山下，黄寒青到他们家去看了看，贫困之状显山露水，一览无余，他们一家的生活收入就靠几亩薄地和看管堡子山收一些小钱维持，两个孩子都在上小学，交不起学费，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于万海也对孩子上学失去信心，念不念书都一个样，反正是当农民的料。黄寒青了解后二话没说，就认领了两个孩子，当时给了他们一些钱，并把通信地址抄了下来。回来后若无其事，一点都不动声色。后来我们上堡子山游览，老于说，你们福建人太好了，有个姓黄的同志认领了我的两个孩子，给了上学的学费，说以后每学期都要寄。他向我们说起经过，我们才得知。他是真帮扶，不图名，当时让我们大家都很感动，可黄寒青知道后还有些不好意思，就像我们大家知道了他个人的隐私一样。
这件事过去六七年了，直到现在好多人还在坚持给那边的孩子送学费。住在我楼上的饶满华现在还在帮扶。广电局的林长荣主任也帮扶了那边一家的两个孩子，并且他还把广电系统的设备集中起来捐献给了那边的广电局。那次我们采访团总共帮扶了20多个学生。一般是开学时寄一些学费和衣服。我帮助的那个小孩当时刚上一年级，每学期寄50元，挺少的，我做得很微不足道。当时国贸集团的刘学军副总，如今还在坚持。去年聚会时还谈及孩子的成绩。还有郑毅夫，他们还都长期在做。饶满华是发动全社会在做这件事，她做得更多一些。
闽宁对口帮扶八年来做了许多事情，结出了丰硕成果，厦门人无私奉献的精神在感动着每一位泾源人民乃至宁夏人民，在谈到这一点，米加说：
我作为一名普通公民和记者，我认为国家实行东西部对口帮扶政策还是挺好的，东南沿海发展起来了，要支持西部发展，这是责无旁贷的事。像厦门每年举办的“9·8”贸易洽谈会，都有内地省派团参加，才有现在这么好的气氛和规模。厦门的发展，离不开内地的支持。有了政策支持，各级组织在带头做，凝聚每一个人的力量，才能把这件事做好，做出成效来。
我今年34岁，孩子5岁了，去宁夏那年，我才27岁。现在我还有一种想法，就是想把孩子领到那边去让他走一走、看一看，了解一下西部人的生活状况，增强一下孩子的苦乐观，增加一些爱心。厦门小学都发动、组织这边的孩子与那边的孩子交朋友，进行交流，互相沟通和帮助。这样做肯定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嘛。
自从1997年我们组团去了宁夏以后，我们每年都要聚会一次，谈一谈对口帮扶的想法，交流一下认领学生的学习成绩和生活情况。另外就是联络一下大家的感情。原来大多数都不认识，通过那次大家都认识了，应该说是宁夏把我们联系在了一起，有时我们也称那次为“宁夏团”。当时我们回到厦门以后在总结会上，团长说，我带的团是不散的团。这些年我们也许都出于这种“宁夏情结”的缘故，真正自发地做到了不散。现在我们电视台可以做一个节目《八年回望》，我向台里领导建议一下，这对闽宁对口帮扶工作的深入开展无疑是一件很有促进意义的事。时隔多年，宁夏的变化肯定很大吧，很想到那里再去一趟，挺想的，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