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丘吉尔冷遇，力挽狂澜，促使英、苏承认法兰西民族委员会。
打苏联牌，开创外交新局面。
戴高乐于1941年9月回到伦敦时，首先遇到的不快是丘吉尔的冷遇。
这还要从8月的事件谈起。8月27日出版的《芝加哥每日新闻》刊载了其驻外记者韦勒几天前在布拉柴维尔对戴高乐将军的一篇专访。专访的主题是“英国害怕法国舰队”。报道中援引戴高乐的话说：“英国正在和希特勒进行一笔战争交易，维希从中牵线……”丘吉尔得知这一报道后，顿时大怒，立即给艾登写信说：“戴高乐肯定是疯了，这下总算摆脱他了，我们未来的事业也轻松多了”。不几天，丘吉尔还下令：“停止与‘自由法国’的一切合作；不准任何人见戴高乐将军；谁也不准见戴高乐的下属。”这显然是要让戴高乐“自作自受”，完全陷入孤立境地。但戴高乐先则矢口否认接受过采访，后又说他的话被误解了，他没有说过“英国害怕法国舰队”。他还威胁说要把韦勒驱逐出“自由法国”所属的非洲。与此同时，他驻伦敦的秘书长德让千方百计向英国的外交官莫顿深表歉意。英国方面，艾登也尽全力使丘吉尔息怒。他对丘吉尔巧妙地说：“戴高乐很可能是疯了。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会得到相应的处置……但是，如果他有悔改之意，希望您不要低估自己的力量，能治好他的病。”
尽管如此，一切都无济于事，丘吉尔仍怒不可遏。因此，在戴高乐要求会见丘吉尔时，丘吉尔说：“在没有收到你向我做出的解释之前，我无法确信我们之间的会面是否还有意义。”
不过，僵持总有尽期。后来，联系逐渐恢复。先是莫顿有意以非正式的名义到卡尔顿花园来看望戴高乐。而戴高乐则给丘吉尔写了一封赞颂丘吉尔的亲笔信。这样，丘吉尔才终于让步，同意于9月12日下午3时在唐宁街10号内阁会议室与戴高乐会晤。
可是，这次会晤颇具戏剧性。会晤前，丘吉尔向其私人秘书科维尔交待了他设想的会见程序。丘吉尔说，当戴高乐进来时，他只起立，微微鞠躬，不同戴高乐握手，也不同他用法语讲话，谈话要通过翻译进行。事实上，会晤完全按这一程序进行。会晤中，丘吉尔毫不掩饰地告诉戴高乐说，自从看到8月27日那篇伤害感情的报道后，他感到“非常痛苦”，现在他感到面对的不再是一位朋友了。戴高乐听后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竭力劝丘吉尔不要把他视为英国的敌人，并巧妙地向丘吉尔说，他愿对自己的那些令英国人不快的言论表示“坦诚的愧疚之意”。结果，气氛迅速改善，两人终于言归于好，“自由法国”同英国的关系重又回到了正常的轨道。
“自由法国”同不列颠之间的摩擦层出不穷，丘吉尔和戴高乐之间的关系也历经风雨。当“自由法国”同英国的关系进入相对平静的阶段，戴高乐把注意力完全转向了外交。按照戴高乐的话说，“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给垮掉的法国带来了最大的希望。苏联加入盟军，给‘自由法国’带来了同英国交往所需要的平衡器”。
6月23日，戴高乐到达刚从维希分子手中解放的大马士革这天得知苏联参战后，立即毫不迟疑地宣布：“由于俄国人对德作战，我们无条件地同他们站在一起。”接着，戴高乐从大马士革指示卡森和德让与苏联在伦敦的伊万·迈斯基“谨慎而又明确无误地接触”。8月，戴高乐又派人去见苏联驻土耳其大使，并表示，“自由法国”愿派2．3名代表到莫斯科去，以便建立同苏联正式或直接的关系。但是，戴高乐的这两次尝试都未得到理想的积极反应。原因是苏联态度非常谨慎，它当时还难以评价“自由法国”同英国的关系，另外还怀疑“自由法国”不过是一个人的成就，认为戴高乐很难对付。
直至维希政府宣布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戴高乐宣布要成立法兰西民族委员会，苏联态度才积极起来。当卡森和德让再次访问迈斯基时，迈斯基说，苏联将同英国一样，承认戴高乐是“自由法国”的全权领导人。果然，在9月27日，即在公布法兰西民族委员会成立的第二天，莫斯科宣布任命苏联前驻维希代表亚历山大·叶夫罗伊莫维奇·博戈莫洛夫为驻伦敦的各国流亡政府及“自由法国”的大使。
1941年9月26日，苏联驻伦敦大使马伊斯基交给戴高乐一封信。信中说：苏联政府承认戴高乐为“一切‘自由法国’人的领导人”；准备“在对希特勒德国的共同斗争中给他全面帮助”，保证胜利后“完全恢复法国的独立和伟大”。戴高乐在致苏联大使的回信中，在对苏联的承认表示感谢的同时，写道：“从我这方面来说，我以‘自由法国’人的名义，承担义务站在苏联及其同盟国的一边进行斗争，直至取得对共同敌人的最后胜利。”这样交换信函，等于在苏联政府和法兰西民族委员会之间签订了一个同盟条约。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在苏联的信中没有提出任何附加条件，而在9月26日英国承认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的一封类似的信件中，却强调指出，大不列颠政府不能向戴高乐派遣外交代表，因为否则便“意味着承认您为主权国家的首脑”。
9月27日，戴高乐致电斯大林说：“在‘自由法国’成为苏维埃俄国在对共同敌人斗争中的同盟的时刻，请允许我对俄罗斯人民不屈不挠的抵抗和俄国军队的英勇顽强，向您表示我的钦佩之意。我不怀疑，由于苏军的英雄主义，胜利定能加强各同盟国的力量和在法俄两国人民之间建立的新纽带；这种力量和纽带必将成为战胜共同敌人的重要因素。”
戴高乐的这封电报发出的时机是：德军向俄国腹地快速推进，苏军遭到沉重的失败。因此，这个电报绝不同于一般信函，它使苏联人深感鼓舞。电报中表示了对两国同盟的伟大历史前景的希望，以及戴高乐对苏联胜利的坚定信心。
戴高乐的外交从此更寄希望于苏联。戴高乐在同英国的艰难的交往中，很巧妙地利用了间接的苏联的支持。英国在利比亚对德国的军事行动，是证明这一点的一个有代表性的事件。1941年10月7日，戴高乐向丘吉尔和英国驻东方军司令奥兴勒克建议派两个法国师参加准备在利比亚的进攻。但是，11月27日，英国总参谋部拒绝了戴高乐的建议。这是英国人有意采取的政策：不让法国人参加大规模战役，以限制“自由法国”的影响。
12月9日，戴高乐召见苏联大使，并通知他说，“自由法国”希望从自己在叙利亚的两个师中抽出一个师归苏军指挥部支配。在此，戴高乐一点也不掩饰其对英国政策的不满。在指出英军在利比亚的失利后，他说，英军指挥部不懂机械化兵团如何进行现代战争，而是刚开始研究这种战术。同时，他让人确信，根据他的政治军事嗅觉，他宁愿帮助苏联而不愿帮助英国。
戴高乐得到苏联满意的答复后，立即通知不列颠参谋长说，如果不允许第2法国师参加在利比亚的作战，该师将于1942年3月15日开往高加索。最后，英国人不得不请求派该师前往利比亚参加作战。
但是，此时戴高乐特别重视苏德战场上形势的发展。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写道：“根据我们办公室墙上悬挂的地图，我们注意到了大规模会战，同时也研究了德军一系列大规模进攻战役的发展……但是，由于朱可夫于12月利用严冬有利条件，在莫斯科近郊采取坚决行动，结果，德军侵略进攻受阻，后被击退。列宁格勒巍然屹立。塞瓦斯托波尔还在坚持……尽管德国人在波兰、法国和巴尔干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希特勒战略重又被迫陷入混乱之中。俄国人摆脱了战争初期的被动，转而在广阔的战场作战，从而迫使希特勒为其错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德军在莫斯科近郊的溃败给戴高乐将军以深刻的印象。作为一个亲身领教过德国军事威力的卓越军事专家，戴高乐正确地评价了当时莫斯科会战的全部意义。他为此在1942年1月20日发表了一次广播演说。这个演说充满诗意，对苏军表示了衷心的钦佩之意。演说全文如下：
没有一个真正的法国人不欢呼俄国的胜利。
德国军队自去年6月以来，几乎把全部兵力投入这条漫长的战线，展开全面进攻。德国军队准备了庞大数量的军需物资，他们惯于作战和获得成功，他们还得到对德国的命运怀有野心或恐惧的外国军队的增援，可是现在却被打退了，被俄国武器杀伤了许多人，成了寒冷、饥饿和疾病的牺牲品。
就德国而论，现在东方进行的战争，只能意味着是深埋在雪里的墓地，整车厢可怜的伤兵和突然死去的将军们。当然，我们一刻也不曾认为这是敌人军事力量的终结。可是也不容怀疑德国人刚刚遭到了历史上一次最大的挫折。
当德国人的力量和声望日趋低落的时候，俄国这颗星却飞上天顶。全世界都可以看到，这个拥有人口1亿7500万的国家堪称伟大的国家，因为它知道怎样战斗，怎样忍受痛苦和怎样攻击，由于它一跃而起，自己武装，自己组织，所以它内部的团结十分巩固，经得起最严酷的考验。
法国人民热烈地为俄国人民的成功和兴起而欢呼，因为解放和复仇现在已经成为法国的动人的希望。在俄国杀死或冻毙一个德国兵，在列宁格勒、莫斯科或塞瓦斯托波尔地区毁坏德国一门大炮、一架飞机或一辆坦克，都给法国增加一次兴起和胜利的机会。
但是，如果从战略方面来说，还没有发生任何东西比斯大林在东欧给予希特勒的打击更有成果，那么从政治方面来说，俄国明日出现在战胜者的最前列的情况，将使欧洲和世界的稳定得到保证，法国比其他任何国家更有理由欢迎这一点。对我们大家都不幸的是，在过去几百年来，法俄联盟的关系经常由于阴谋和误会而遭到阻碍和破坏。然而这种关系是必要的，每当遇到历史的转折点的时候，这种必要性就更加明显。
这就是为什么战斗的法国要把它为了复兴而做的努力与苏联为了复兴而做的努力联系在一起的缘故。勿庸赘述，这种合作决不会损害它与其他盟国共同采取的行动。而且恰恰相反。可是，在现在开始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这一年里，战斗的法国要在这次战争的积极和消极的战场上，证明它虽然现在暂时处于不幸之中，它却是新俄国的既定同盟者。
在这件事情上，出卖祖国的叛徒和贪生怕死的人当然只能暴跳如雷。这类人一定要抗议说我们与俄国并肩取得胜利将意味着法国发生社会骚乱，这是他们所最害怕的。法国人民嘲笑这种新的侮辱。法国人自己知道得很清楚，对于自己国家政权的选择永远要靠自己来决定。而且，法国人在可耻的特权的联盟上和空谈的国际组织上已经付出了过高的代价。
苦难中的法国是与苦难中的俄国在一起的。战斗的法国是与战斗的俄国在一起的。陷于绝望的地狱中的法国是与能够从黑暗的无底深渊中爬到灿烂的阳光下的俄国在一起的。
戴高乐的这篇讲话无疑表达了他对斗争的希望。在强调与苏联的同盟关系的同时，戴高乐同时也没有忘记向“自由法国”介绍苏联的巨大胜利。他的讲话对当时公开蔑视戴高乐的西方盟国无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这也是戴高乐要达到的预期目的。他给俄罗斯以高度评价，这也是他对其西方同伴进行的一种心理战。
戴高乐的讲话既热情洋溢，又有鲜明的现实意义。这无疑反映了他的总政治路线。他在1942年1月20日的讲话中说：“法俄建立联盟，必然引起那些出卖祖国的叛徒和贪生怕死的人们暴跳如雷”。
戴高乐的这些话首先是针对维希宣传机器发表的，因为维希宣传机器这时已把戴高乐称为不仅是“不列颠间谍”，而且是“俄国间谍”。同时，戴高乐也在向法国公众保证，同苏联联盟决不意味着改变自己的基本政治方向。他还警告那些企图在法国国内掀起“社会骚乱”的人，不要失算。至于他对未来法国的政治计划，他已在1942年1月29日同苏联驻伦敦大使谈话中公开阐明。他将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和社团议会。苏联驻伦敦大使迈斯基在向莫斯科的报告中分析戴高乐的政治倾向时说，戴高乐是“现代波拿巴主义”。
但是，戴高乐非常清楚，如果没有苏联而要战胜德国、解放法国，那是绝对不可思议的；而若无德国的失败和法国的解放，那他的任何政治思想都只能是无望的幻想。由此可见，当戴高乐在西方受到排斥的时刻，与苏联的联盟显得特别重要，特别珍贵。当苏联承认戴高乐及其民族委员会有权代表法国时，美国仍继续支持其派驻贝当政权的大使。戴高乐觉得，他们认为“法国已不再是一个大国了”。尤其是罗斯福总统还对尚未见过面的戴高乐极度反感。甚至在由于日本袭击珍珠港而迫使美国参战后，美国人对“自由法国”的态度也未改变。当戴高乐试图控制位于加拿大沿岸的法属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两个岛时，美国的这种态度非常明显。1941年12月24日，“自由法国”的军舰在米塞利埃海军中将指挥下到达这两个岛，并在当地居民支持下，轻而易举地建立了“自由法国”的政权。这引起了美国的强烈反应。美国想派军舰到这两个岛去把法国的军舰赶走。但是，戴高乐宣称，美国人将遇到法国人的火力迎击。结果，美国国会默认了这个既成事实。不久，因为美国人企图在法国在太平洋的领地煽动反戴高乐分子暴动，又发生了一次法美冲突。但是，戴高乐仍不惜付出重大代价，寸步不让。结果，美国承认“自由法国”在从维希控制下解放的领土上建立的政权。美国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它想利用这些地方做自己的军事基地。在对反希特勒联盟各国政府的态度上，美国白宫对任何政府都没有像对戴高乐这样坏。1942年1月底，在同苏联大使波戈莫洛夫谈话时，戴高乐说：“我要解放法国……而美国同贝当进行秘密勾结，贝当答应不把法国舰队和在北非的基地交给德国人，而美国则答应贝当不让戴高乐进入非洲……众所周知，英国深受美国的影响。”
1941年间，戴高乐就是在这样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遇到一个又一个难题，同时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