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顾丘吉尔要以卡特鲁取代自己．宣布成立帝国防务委员会。要以梦想引导法国人奔向目标。
为保住领地叙利亚和黎巴嫩，断然警告英国人说：“我们将被迫开火，勿谓言之不预也。”结果。迫使英国让步撤军。
1940年11月中旬前，一直未回伦敦。他因在非洲取得加篷而恢复了一些声望。此时，“自由法国”控制了整个赤道非洲。戴高乐做了大量工作，准备以自己的兵力直接参加反对意大利在厄立特里亚和利比亚的战争，尽管在遥远的伦敦那里，丘吉尔正在考虑以卡特鲁将军取代戴高乐。英国同维希方面进行了秘密谈判。但是，卡特鲁拒绝与戴高乐竞争，而贝当自10月24日起走上了公开与德国密切合作的道路。这对“自由法国”争取法国爱国者的工作极为有利。达喀尔的失利渐被忘却，戴高乐重又充满了成功的希望。10月27日，戴高乐在布拉柴维尔发布了1号和2号训令，宣布了抵抗运动的目的、任务及活动形式。
训令第1号
我，戴高乐将军，自由法国人领袖，以法国人民和帝国的名义，规定：
第1条：当一个正式的、离开敌人而独立的法国政府和法国人民的代表机关还不可能建立起来的时候，在所有从敌人控制下解放出来的帝国领土内，根据1940年6月23日以前的法国立法，在下述情况下，行使国家大权。
第2条：设立法兰西帝国防务委员会，其宗旨为：保持帝国领土内的人民忠于法国，负责国外的安全和国内的稳定工作；管理经济活动，并维护道义的团结。
本委员会为解放祖国在各方面执行战争总指挥任务，并同外国处理有关法国领地的防务和法国利益的问题。
第3条：一切决议由自由法国人领袖决定，在必要时，经咨询帝国防务委员会后决定。
在这些决议中凡是具有一般性的，以训令形式制定下来，公布于帝国的“公报”中，并暂时公布于法属赤道非洲的“公报”中。这些训令根据内容，自公布之日起发生法律或法令的效力。
第4条：防务委员会筹备设立机构，行使通常授予参议院、控诉院，以及必要时授予高等法院的司法特权。
第5条：通常授予各部部长的行政权由自由法国人领袖所任命的各司司长行使之。
第6条：防务委员会会址设在具有最优良的条件、便于指挥作战的地点。
第7条：与本训令相抵触的一切规定概予废止。
第8条：本训令应在帝国“公报”中公布，并暂时在法属非洲的“公报”中公布之。
1940年10月27日戴高乐将军
订于布拉柴维尔
训令第2号
我，戴高乐将军，自由法国人领袖，以法国人民和帝国的名义，规定：
第1条：兹任命下列人员为根据1940年10月27日训令第1号设立的法兰西帝国防务委员会的委员：卡特鲁将军、米塞利埃海军中将、拉米纳将军、埃布埃总督、沙托总督、军医少将西塞、卡森教授、达让吕海军上校和勒克莱尔上校。
第2条：本训令应在帝国“公报”发表，并暂时在法属赤道非洲的“公报”发表。
1940年10月27日戴高乐将军
订于布拉柴维尔
11月17日，戴高乐离开法属非洲返回英国。戴高乐搭机掠过辽阔无边的非洲大陆和海洋时，不禁想道：“现实虽然是残酷的，但我仍然可以掌握它，因为用夏多勃里昂的话来说，我可以用梦想来引导法国人奔向目标。”
1940年冬，虽然“英国空中会战”也取得了胜利，但伦敦显得特别阴沉。此时，德国的潜艇战给英国人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人们总怕从海上来的原料和粮食断绝。美国当时还未参战。它的货物和武器只有凭黄金才向英国提拱。粮食标准锐减。德国继续进行轰炸。
这时，丘吉尔仍没有抛弃戴高乐，戴高乐也没有抛弃丘吉尔。他们之间关系照旧没有变坏。但戴高乐回到伦敦后不久，又发生了一次新的尖锐冲突。英国情报处突然逮捕了“自由法国”的米塞利埃海军中将，指责他同维希有联系。按照戴高乐对他们的刻薄讽刺，搞情报对英国人来说是一种爱好，当然就免不了要把触角伸向“自由法国”。在这个机构周围有不少真正同维希有联系的坏蛋团团转。他们突然对“自由法国”进行中伤，几乎把它断送掉。但是，在伦敦的那些不怀好意的人失算了。英国按戴高乐要求把米塞利埃释放了。戴高乐对丘吉尔和艾登的道歉，表示了冷淡的宽容。
“摩托上校”戴高乐戴高乐还很快扫除了由于自己外出两个半月在“自由法国”机构中形成的种种垃圾。他很快消除了对英国人软弱无能和卑躬让步的一切表现。即消除了他所说的“法国人素来对外国人百般让步，而自己却不和睦相处”的一切陋习。
尤其是，戴高乐还得到“叭儿狗”（这是戴高乐周围的人对丘吉尔的称呼）新的让步。1940年12月24日，不列颠内阁正式承认法兰西帝国防务委员会；本来这个委员会是未与丘吉尔协商成立的，丘吉尔对戴高乐的一意孤行是非常不满的。
但是，英国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双方斗争的缓和。因为戴高乐于1941年初感觉到，不能不认真对待同英国人在东方的斗争了。法西斯占领希腊后，把触角明显伸向近东。希特勒间谍机构在伊拉克煽起了反英情绪。2月初，又有一个专门的德国使团来到叙利亚。这时，戴高乐断定，使法属叙利亚和黎巴嫩归顺“自由法国”的时机已经来到。1941年3月14日，戴高乐飞往东方。戴高乐为少校时曾一度在这些地方工作过，当时他对能否永远把利凡特保持在法国控制之下持怀疑态度。但是，此时由于他已由独特的反对派转为独特的当权派，他的观点变了。他写道：“在飞行中我产生了简单而明确的思想。”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扩大在这一区的地盘。他还幻想，利用早于1940年初苏芬战争时为向高加索进军而集结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后又归附维希的法军，来扩大自己的武装力量。
戴高乐先在喀土穆着陆，视察参加过同意大利作战的“自由法国兵团”；这些兵团必须很快开往苏伊士运河以北地区。4月1日，戴高乐飞抵开罗。但他马上发现，要行动为时尚早。于是，他又从开罗飞往布拉柴维尔，注意观察近东情势。不久，戴高乐向英国建议，要在利凡特建立“自由法国”政权，以防德国人不可避免地渗入这一重要战略地区的心脏。这时，在伦敦的丘吉尔和在开罗的英军总司令韦维尔都看到了德国的威胁。但是，他们记得他们的劳伦斯是如何被法国人从利凡特赶走的。他们想，他日在反击德国人时，为什么不可以把法国的地方顺手夺过来呢？因此他们没有同意戴高乐的建议。
第二天，几架德国飞机在叙利亚着陆，之后，又到了巴格达。情势急剧恶化。希特勒悄悄地走近苏伊士运河。伊拉克爆发反英起义，其领袖是与德国人有密切联系的。在这种情况下，伦敦内阁突然转变态度，认为最好还是转过来采纳戴高乐的建议。这就是为什么丘吉尔出人意料地建议戴高乐不是返回伦敦，而是飞往开罗，去处理利凡特问题。
戴高乐因伦敦内阁的这一转变深受感动，便用英文给丘吉尔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
5月20日，戴高乐致电在开罗的卡特鲁：“即使用一个营的兵力，也必须向大马士革进攻。心理效应定会产生其他效果。”还没忘记达喀尔的沉痛教训吗？他知道，这一次英国人将战斗到底。如果回避这次战斗，就等于放弃有利于英国的叙利亚和黎巴嫩。为了避免出现这一情况，戴高乐同意，必须以法国人同法国人作战；这是他过去总不惜任何代价尽力避免的。
6月8日，大不列颠和“自由法国”的军队开始进攻。得知英国人要造成一种印象，好像他们是阿拉伯人的独立的捍卫者，戴高乐有意发表独立声明，说明法国人致力于结束托管制度，愿让叙利亚和黎巴嫩最终独立。英国的政策是时而明争，时而暗斗。他们企图取代法国在大马士革和贝鲁特的地位。当卡特鲁在拟定宣布独立的声明时英国就要求，这个声明应以英国和法国两国的名义提出。戴高乐表示反对。英国人又坚持在声明的文稿中应提及英国是对实现法国诺言的保证人。戴高乐又拒绝了英国的这一要求。最后，卡特鲁的宣言还是照原稿发表了。但是，法国的这个声明刚一发表，伦敦政府就用自己的名义发表了另一个宣言。这只是英法双方空前尖锐冲突的开始。
经过几次同维希部队的激烈战斗后，“自由法国”的人员伤亡惨重，维希部队的司令官邓茨将军要求停火。英国人开始同他谈判，并无视“自由法国”，单独于圣让达克尔同邓茨签定停战条约。该条约于7月14日，即法国国庆日签字。实际上这等于把叙利亚和黎巴嫩无条件地让给了英国。条约中对“自由法国”的权利甚至只字未提。英军指挥部还答应不阻碍维希部队自由撤出利凡特，从而为戴高乐扩充力量和在东地中海地区保持法国地位造成了严重障碍，把“自由法国”抛到一边去了。
戴高乐不禁狂怒，立即向英国人宣布，他不承认圣让达克尔停战条约；同时，他还命令卡特鲁将军要不顾来自任何方面的任何抵抗，夺取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全部政权。他还声明，“自由法国”的武装力量将不再听从英军指挥部的指挥。这样，戴高乐就走上了这样一条道路：只要能保住不把法国的领地让给英国人，不惜冒险同英国人发生武装冲突。
于是，见势不妙的英国重又表示让步，并同戴高乐的代表签署了一个停战条约补充协议。从形式上看，戴高乐的要求得到了满足。接着，戴高乐启程去大马士革和贝鲁特；他的支持者在那里准备热烈欢迎他这位“自由法国”的领袖。但是，在戴高乐发表演说，同叙利亚政治家协商和制定计划确定“自由法国”在近东的影响之前，英国人仍不失时机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原双方达成的停战条约补充协议似乎并不存在。戴高乐的代表仍被禁止同维希部队的人员接触，以防把维希部队的人员招募到“自由法国”来。英国人迅速占领了这个国家，并展开疯狂活动，唆使阿拉伯人起来反对法国的“殖民统治”。法国的旗帜被降下了；取而代之的是英国的旗帜。面对英国人新的背信弃义行为，戴高乐下令用自己的武装力量捍卫法国的权利。同英国分裂和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使亲近戴高乐的拥护者们惶惶不安。戴高乐在向他们阐明自己的立场时写道：“我们的伟大和力量表现为我们在捍卫法国权利上的不妥协。我们需要不妥协。”
关于圣让达克尔停战条约，英法双方一直争吵不休。甚至在该条约的补充协议签订后这种情况依然如故。
7～8月间，戴高乐不断给远在伦敦的丘吉尔和艾登打电报，表示不满。8月1日，戴高乐派卡森向艾登直接提出抗议，向艾登指出：“英国的干涉使我们陷入最严重的混乱状态。”最后，为确保履行补充协议，戴高乐和卡特鲁双双回到叙利亚和黎巴嫩。
这时，英军统帅不顾补充协议，竟扬言要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实行军事管制，接管一切军事和行政权力。戴高乐对此针锋相对，寸步不让，甚至威胁说，要中断“自由法国”同英国的关系。当“自由法国”的人员来到黎巴嫩德鲁兹人的首府苏韦达，试图夺取在那里的法国会馆时，英国飞机在上空盘旋，英国指挥官拒绝离开该地。于是，戴高乐愤怒致函威尔逊说：“我想我不可能征服大英帝国，但是，如果你们不离开苏韦达，我们将被迫开火，勿谓言之不预。”结果，英军不得不从该地撤走。在捷兹瑞也发生过类似情况，英军无奈也从该地撤离。
戴高乐的一些战友简直对形势不能理解。他们不理解，他们的领袖采取这样“不妥协立场”纯粹是一出有意安排的好戏。据戴高乐估计，丘吉尔鉴于大战的艰难，当不会再醉心于制造新的困难。因为丘吉尔一年前就开始对戴高乐寄予希望，已沉湎于自己的选择，决不会轻易让这个造反者离开自己的道路。丘吉尔1940年秋天同维希的调情已经毫无结果地结束了，因为维希已死心塌地转向希特勒了。丘吉尔需要有一把即使令人用起来并不感到方便的锁钥来打开法国的大门。况且，丘吉尔内心理解戴高乐，因为他自己也常为不列颠的利益而坚定不移。
最后，英国人让步。有一段时间，戴高乐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后来，他甚至成功地从邓茨将军的部队里争取了6000名士兵和127名军官。但邓茨部队里仍有2．5万名官兵回到法国归附维希了。在那法国的敌人似乎不是德国而是英国的危急时刻，戴高乐的强硬态度，对急剧尖锐化的法英关系的结局，起了决定作用。1941年9月1日，戴高乐作为一个胜利者回到被他战胜了的英国的首都伦敦。从此，他更坚信，最后胜利是属于法国的！
这样，从戴高乐庄严发出“6·18”号召至此，已经一年了。他当时单枪匹马，除了对自己的特殊使命的意识而外，一无所有。他受到了法国历史的鼓舞，受到了法国以往的伟大英雄形象的鼓舞。他好像听到了那些伟大英雄特别是贞德的声音。戴高乐决心，要以自己的想像，仿效他们，创造未来。
而今，除具有贝格森思想的激情和本能而外，他头脑清醒、能力非凡、估算冷静、预见有据。在这伟大而非凡的第一年里，他巧妙地得到了很多东西，经历了失败，也取得了成功。最后，他感到自己在所喜爱的史诗里如鱼得水。在他所创造的历史里充满了法国伟大的歌声，但是此时还根本看不到一个现实的法国；当时法国在法西斯的占领压迫下和在维希的无耻附敌下苟延残喘。要达到真正恢复法国的伟大的目标，对戴高乐来说，真的如同“万里长征才走了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