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逐步进入后危机时代，各国似乎都在总结本国在应对危机中的经验和教训。作为成功应对金融危机的中国，实际上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尽管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是很成功的，但成功的后面仍然有值得认真思考的教训。正确总结和认识这些经验教训，对加快中国经济转型，深化改革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三强三弱”的启示
2008年9月15日，美国“雷曼兄弟”在华尔街倒台。当时在世界上流传着两句话：
华尔街的金融海啸动摇了美国国力的根基；华尔街绑架了美国，美国绑架了全世界。
虽然中国的金融体系本身没有问题，但是美国金融体系的崩溃导致的经济危机，直接冲击到中国的实体经济。在外部需求大幅度下降、出口受阻的情况下，中国改革开放后逐步形成的低成本出口战略以及由此导致对出口的过度依赖，使经济发展的风险一夜之间暴露无疑；而经济的快速回落，又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深层次问题全部凸显出来。
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采取了果断措施。除了确立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之外，很快拿出了四万亿投资的“一揽子”救市计划。经过一年多的实践，中国的经济没有像一些中外专家学者曾预测的那样——呈 L形、W形或U形，而是整体走出了V字形，率先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实现经济复苏。从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轨迹看，复苏的信号清晰可辨：GDP第一季度增长6.1%，二季度增长7.9%，三季度增长8.9%，四季度增长10.6%，全年达到8.7%。实现经济总量33.5353万亿元人民币，折合4.909万亿美元，比日本的5万亿美元仅低1千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三。 财政收入达到6.8477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1.7%。2009年在全球经济整体衰退0.8%、发达经济体无一
例外地陷入深度经济衰退的背景下， 中国取得的成就，再一次令世界瞩目。
在充分肯定中国应对金融危机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清晰地看到这中间隐含着的问题。换句话说，我们的救市举措仍然有值得反思的空间。总体上来说，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政策导向及其实践体现出了“三强三弱”的特点：
一是保增长的动力强劲，措施得力；但调经济结构力度相对较弱，步履艰难。政府的主要精力用于保增长、保稳定，振兴产业带有明显的非市场化倾向。
二是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成效明显，但内需启动迟缓，消费拉动相对较弱，结构性矛盾突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效应不如投资来得快，它涉及整个国家的收入分配政策的改革，涉及社会保障机制的完善，还涉及整个国家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的问题，而这些都不能一蹴而就。
三是国有经济在应对金融危机中表现抢眼，但民营经济作用相对较弱，特别是中小企业依然困难。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国进民退”的现象。 特别是近几年来，国有企业纷纷涉及房地产业，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天价地王，引起各方广泛关注。与此相联系，2009年全国银行存款的结构及其变化也能说明国进民退的迹象。资料显示，2009年全国银行存款总额为61.2万亿元，其中居民存款26.4万亿元，企业存款34.8万亿元。企业存款远远超过个人存款。在2009年新增的13.1万亿元中，其中居民新增4.2万亿元，而企业新增高达8万亿元。
“三强三弱”折射出四个关键问题。
第一，在政府的潜意识中，并没有真正摆脱经济增长方式的传统思维。以2009年为例，全国只有四个省市经济增长低于9%：即山西（6%）、新疆（8%）、上海（8.2%）、浙江（8.9%）。而内蒙古高达17%，天津为16.5%。因此全国的GDP 也引起有关人士的怀疑。在2009年“两会”期间，有一位人大代表，通过对全国GDP总量的详细计算，发现2009年全国竟多出了2.8万亿元。按照他的计算，2009年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约22.5万亿元，总消费约12.5万亿元，仅这两项加起来就达到35万亿元。再加上2009年全国的贸易顺差约1900亿美元，折合成人民币约1.3万亿元，去年中国的GDP总量应该是36.3万亿元才是对的，这说明我们的统计本身也还存在一些问题。
第二，四万亿救市的重拳，并没有促使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拉动型转向内需驱动型，至少这个过程是漫长的。
就内需不足本身，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对其进行分析：首先，从消费、投资、净出口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消长变化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消费在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整体上呈下降趋势。尽管2009年有比较明显的提升，但这是在一
种特殊的政策环境下出现的。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比，仍然是配角。
改革开放以来消费、投资、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变化：
1978—1980年消费66.2%，投资36.0%， 净出口-3.3%；1981—1985年消费77.4%，投资36.3%， 净出口-13.7%；1986—1990年消费46.5%，投资20.9%， 净出口 32.7%；1991—1995年消费54.4%，投资47.2%， 净出口0.5%；1996—2000年消费58.8%，投资25.1%， 净出口 16.1%；2001—2005年消费41.2%，投资51.1%， 净出口 7.7%；2006—2008年消费41.7%，投资42.3%， 净出口 16.1%；2009年消费、投资、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
2009年1—3月消费70.5%，投资32.8%；
2009年1—6月消费53.5%，投资87.3%；
2009年1—9月消费51.9%，投资94.8%；
2009年1—12月消费52.5%，投资92.3%，净出口-44.8%。
2009年消费拉动GDP4.6%，投资拉动GDP8.0%，净出口拉动GDP-3.9%。
其次，从城镇人口可支配收入和农村人口纯收入之和占GDP的比例来看，也呈现下降的趋势。1990年城镇人口可支配收入和农村人口纯收入之和占GDP 55.36%，到2009年下降到了42%。这说明我国第一次国民收入分配就有明显的不合理之处。
再次，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就业四大民生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来看，我们整体上处于世界比较低的水平，长期徘徊在30%以下，而发达国家这几项支出加起来一般要占财政总支出60%以上。这说明我国国民收入第二次分配也不到位。
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就业四大民生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
2002年，28.83%；
2008年，29.67%；
2009年，28.78%。
2009年总共支出2.18万亿元，比2008年下降了0.89%。
第三，救市的政策在某些方面可能导致市场化改革的中断。比如我们在应对金融危机中采取的振兴产业计划，在一定意义上遏制了产业滑坡的问题，但由于过度动用行政手段，有人质疑其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强烈的行政主导会不会影响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其实这样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
第四，救市可能进一步强化垄断行业的地位。资料显示，2008年全国垄断行业的
从业人员只占全国就业人群的8%（包括2.2亿的农民工在内），但这些垄断行业拿走的工资福利却占到全国就业人群的50%，造成巨大的行业不公，这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垄断行业的垄断地位，使其改革更加艰难。同时，也使社会公平正义这个天平在某些方面更加失衡，演变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二、“点面结合”的双引擎经济发展战略
作为世界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毋庸置疑，但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形态可能发生重大转变。
改革开放之初，世界经济开始一体化的端倪。由于中国的资源价格低廉，又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因此国际资本趋之若鹜，像潮水一般涌入中国，给中国经济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但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实际上也是西方国家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把那些资源消耗多、对环境污染严重的产能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在接纳外国资本的同时，实际上也接受着由他们转移来的落后产能。之所以如此，在于当时的中国几乎没有选择，我们要借助国际资本加快发展的速度，解决包括温饱在内的一系列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是被动地走上了一条低成本出口战略的经济发展道路的。东南沿海率先开放，实行梯度推进战略，是这种被动走向外向型经济道路的必然选择。应该说，经济全球化和巨大的廉价劳动力，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红利，中国的加工业在世界上异军突起。但我们也付出了高昂的资源和环境代价，付出了2亿多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的代价。中国经历了一场实实在在的“三高换一高”的发展过程：这就是资金高投入，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换来经济9.7%的高增长。中国经济在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在金融危机中暴露无遗。
首先从国际社会角度来讲，作为一个经济大国，中国不可能只在世界产业链的低端发展，未来我们必须在世界产业链的高端占有一席之地，这是一个国家由大变强的必然选择。世界上流行三句话：即三流企业卖产品，二流企业卖专利，一流企业卖标准。我们卖标准的企业凤毛麟角，卖专利的企业也非常少，大部分都是卖产品的企业，而且很多都是用人家的专利、品牌生产，我们只得很少的加工组装钱。因此，不建立创新型国家，不在高科技领域有所突破，不培养大批创新型人才是不能在世界产业的高端站住脚的。
其次，发达国家消费行为的改变，贸易摩擦加剧，也迫使我们调整低成本出口战略。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美国民众的储蓄率是很低的，短短一年多上升至7%。现在
美国和欧洲国家提出：一般消费品不能在世界范围内流通，尽量在自己国家内解决。
这将对以日常消费品占重要地位的中国来说，无疑会产生比较大的冲击。在2009年应对金融危机中，尽管采取断然措施实现了经济8.7%的高增长，但是进出口衰退高达44%。出口率下降，消费环境的变化，使我们的低成本出口战略难以为继 。未来我们仍然要积极扩大出口，但这方面的难度不可小视。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认为，我国长期坚持的东南沿海带动内地的经济发展战略，需要整体转型，其目标是实行“点面结合”的双引擎、全方位推进战略。
所谓“点”，是指经过30年改革开放依托大中城市形成的区域经济圈，这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个增长极，其龙头地位将引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确立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包括：长三角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京津环渤海经济圈，海西经济圈，北部湾经济圈，成渝经济圈，中部的武汉、长沙经济圈，关中经济带以及东北经济圈等。所谓“面”是指全国2300多个县及其县级市形成的经济体。
通过强县扩权，壮大县域经济，形成未来中国另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极。 可以设想，未来我国一旦确立了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地位，加快这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投入，把包括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向县域、乡镇倾斜，再加上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在一个高质量的基点上推进城镇化，必将为中国经济的继续强劲增长带来巨大的动力。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点面结合”双引擎、全方位推进战略，其前景将有可能重塑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城乡一体化的战略进程。通过工业化、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的“三化”战略，实现三大目标：
一是从根本上改变由改革开放初期被动确立起来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向以内需经济主导、积极扩大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二是实现产业升级，力争在世界产业链的高端占有一席之地；三是破解二元社会结构，通过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实现可持续发展，解决长期制约中国的二元社会结构。
这三大目标，和中央最近提出的把转变发展方式作为一场革命，使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目标完全一致。也与中央提出的调整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城乡结构（加快城镇化）、调整区域结构和国土开发空间结构以及调整产业结构（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业）也完全吻合。未来中国经济的这一战略转型必将深刻影响到未来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三、变革政府从县级突破
实现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式转变，必然涉及一系列深刻的改革。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推动以政府自身为重点的行政改革。之所以如此，在于中国政府不仅是一个强政府，政府的作为、行为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如发展战略的规划、宏观政策的制定等，而且市场、社会作用的发挥，也需要政府在公共治理中遵循市场规律和社会规律。这样才能真正形成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合力，加速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就行政改革本身来看，与促进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式转变最密切的，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通过政府职能的转变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二是加快省直管县改革，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实践中，加快城乡一体化战略进程，减少管理层次，逐步实现城乡统一的政策目标和制度安排，从根本上破除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三是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解决包括农民工、农民在内的基本民生问题；四是要加大政府自身改革的力度，解决政府自身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如腐败、权力滥用以及行政成本过高、特权等民众普遍关注的问题，提升政府的公信力。
在以上四方面改革中，我们认为选择县这一中国政府结构中最具有代表意义的层面进行突破，也许更具有战略意义。
中国纵向权力结构中的县域之所以重要，首先在于县域经济必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目前我国共有县级行政单位2862个，其中县1636个，县级市374个， 二者加起来达到2010个。如果说在未来中国“点面结合”的双引擎、全方位推进战略中，全国852个市辖区更多的是属于“点”的经济增长极的话，那么2010个县及县级市，无疑地属于“面”的另一个经济增长极。如果县域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和进步，未来中国经济再持续高增长20年都是完全有可能的。
其次，县域是推动中国城乡一体化的桥头堡。应当看到，县域这个层面不仅承担着发展经济的重任，而且也是城乡一体化的连接点和桥头堡，是城镇化最主要的载体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最经济、可行的地域空间。未来中国的城镇化不可能都是国际大都市化，中小城市、小城镇星罗棋布才是中国城镇化的未来，这样的地域空间才有可能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县域现代化不仅会深刻地影响中国的城乡一体化，而且直接关系到我们能不能从根本上破除长期制约中国发展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
最后，县域有可能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中国的公共治理结构以及与此直接相联系的政治体制改革亟待破解。社会对此的改革呼声也日渐高涨。如果改革完全遵循自上而下，或者自下而上，目前看都有一定难度。前者牵涉的层级高，难度大；后者影响力小，形不成气候。从目前中国的公共治理乃至政治生态看，从中间突破——即从县域开始，也许是最佳选择。一方面，县域是中国五级政府中，最基础性的单元，上连接省（特别是实行市管县后），下连接4万多个乡镇。这个层级公共治理结构是否合理、有效，不仅直接影响中央政令的实施和贯彻，而且也深刻地影响着民众对政权的认知度。因此优化县域公共治理结构尤为重要。另一方面，通过省直管改革后，未来县级的权力将随着公共管理重心的下移，中央和省级政府必将把更多的权力要下放到县级。县域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必将承担起更多责任。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不能强化对县域公权力的监督，就可能导致公权力更大的失控。因此，中国公共治理结构的变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选择在县域层面，也许是有重要意义的战略举措。
实际上，县域公共治理结构的变革，广东佛山的顺德区已经有了突破性进展，我们认为，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总结和完善，就可能走出一条全新的中国县域公共管理模式。顺德的探索，集中起来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建立了党政统合的组织架构。顺德用大部制的思路，将原来党和政府的41个机构，整合为16个，其中党的序列6个，政府序列10个，从根本上改变了机构设置多、职能交叉、政出多门的局面。
而党的6个机构都与政府职能相关机构统合。 政府只单独设立10部门，如发展改革局、财政局、教育局、市场安全局等。二是形成了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制约的权力结构。在决策方面，顺德确立了党、政、人大、政协统一的大决策机制。决策体系中除了党委、政府的领导成员外，人大、政协的主要领导成员也参与其中，最大限度地防止出现大的决策失误。除了纪检检查审计独立行使监督权外，其余部门主要是执行区里的决策，而且16个部门的主要领导都由区级领导担任，保证区里的决策能够快速地在所在部门贯彻实施。三是高效、经济的党政运转模式。经过改革，顺德取消了副区长分管若干部门、配备一名副秘书长协助其工作的传统管理方式，由于机构精简，中间环节大大减少，避免了大量扯皮、推诿等管理痼疾，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党政部门的运转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可以设想，如果我国两千多个县域公共管理结构，都能推行顺德模式，必将对县一级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当然，顺德党政统合的治理结构应该说只解决了县域组织结构的优化问题，如果能和县级党政领导干部的直接选举改革相结合，其作为也许会更大。按照党的十七大
提出的四个民主、四种权利、四个自治的民主政治发展路线图，我国未来将要把推进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提升到重要议事日程，要确保民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要在基层实行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在这三个“四”中，民主选举尤为重要。而民主选举是要实践和有具体操作的，比如哪些层面上的职位需要民主选举，哪些职位可以实行直接民主选举，否则这个口号并不能真正解决我国民主政治发展中的问题。笔者认为，从我国当前民主发展遇到的问题看，仅有村级或者乡镇级的直接民主选举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该在对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县，作为直接选举的试验田和突破口，这样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县域的政治生态，如果再和顺德的党政统合的大部制相结合，就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个可以选择的思路是，县级党委的书记不应该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人大常委会主任应该由县级人代会独立选举产生，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其监督作用。而县委书记和县长可以考虑由一人担任，但必须通过党的代表会和人代会直接选举产生。不能简单地由上级决定。前者选举合格的县委书记候选人，包括上级党的组织部门考察推荐和党员联名推荐，经过严格的直接选举，按照得票次序，推荐给县人代会（可以是多名）；后者在合格的县委书记候选人和党员县长候选人中直接选举县长（当然县人代会代表也有权联名推荐党员合格的县长候选人）。最终，哪位候选人得票最多，就当选为县长，同时也是这个县当然的书记。这样的做法，不仅有利于发挥党政两种监督功能，加强对县域主要领导人的监督，更重要的是，由于党的书记和县长都是通过党员和人代会代表直接选举产生的，因此，主要领导人就会眼睛向下，更多关注党员和民众的利益，而不是一味地向上级负责。这样的变革，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县域的政治生态，甚至可能为我国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探索出一条广阔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