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后奥运时代中国公共治理的挑战与应对策略当中国几乎完美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会之后，有关中国未来发展的走向继续受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这种关注，既反映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国际社会中所产生的影响力，同时也说明，中国在获得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严峻的挑战。
从公共治理的视角看，正确把握后奥运时代中国的发展机遇，清醒意识到未来面临的各种挑战，对从宏观上制定应对策略，掌握事态发展的主动权，都具有重要意义。本章将围绕这个主题作一分析，并重点阐述笔者提出的“防滞胀，保增长，让利于民，还权于众”的公共治理14字方针。
一、奥运会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北京奥运的成功，无疑对未来中国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其机遇，至少有三个方面：首先，奥运会的成功，不仅使世界更加了解了中国，许多东西不攻自破，而且也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效益。有关北京奥运会不会出现所谓的“后奥运”现象，即经济出现滑坡甚至衰退，这个问题一直是有争议的。国外有专家曾断言，中国很难逃出奥运后经济下滑的局面。但更多的人认为，这种现象在中国是不会出现的。一方面，中国的经济总量大，奥运筹备期间的投入占固定资产总投入的比例很小，即使中国经济出现一些问题，也与奥运不一定有直接的联系。
反过来，奥运会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却是前所未有的。据专家们测算，北京奥运会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将达到20亿美元，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应更多地考虑奥运对经济发展的中长期效应，提升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英国运动经济学教授克里斯·格拉顿曾预测，北京奥运会至少能够带来60亿美元的“赛
后收益”；国家体育总局信息中心用专业方法测算，认为从2003年至2010年，北京奥运会产生的总体经济影响将达到717.06亿美元。尽管这些数字不一定能变为中国直接的经济收益，但奥运对中国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力是不可低估的。
其次，奥运会积聚起来的巨大人气，为中国政府未来施政获得民众的支持，提供了重要机会。对中国广大民众来说，百年奥运承载了过于厚重的期望和憧憬，中国人不仅有一种从此站起来的感觉，而且通过奥运也进一步展示了新时代中国民众好客、友善、自强不息的风采。因此，不管是奥运会的筹备，还是举办，始终得到了民众最广泛的支持和响应。这从2008年上半年围绕奥运出现的种种纷争，以及奥运期间中国老百姓给予的配合等都可以清楚地表现出来。如何借助奥运会调动起来的巨大人气，转换成推进现代化事业的动力，对中国政府来说，不仅是宝贵的财富，更是难得的契机。
最后，从中国目前的发展态势看，中国经济仍然具备继续加快发展的潜质，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无疑起到助推器的作用。应当看到，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发展整体上已经进入战略转折期。尽管过去30年的高增长，中国还带有明显的不足，如主要依靠投资拉动以及过多地消耗资源和环境等，然而这样的高增长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毕竟是非常深远的。这中间的客观背景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中国借助巨大的市场和大量廉价劳动力、资源所带来的红利，使中国吸引了大量的外国资本，弥补了20世纪50年代后中国错失的那次世界经济的发展战略机遇，并积累了许多重要的经验。在目前这一重要历史关头，如果转折得好，中国经济仍然具备继续较快发展的潜质，也形成了一定的竞争力。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无疑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内在潜质得到进一步释放，提升产业的整体水平；另一方面，在更高的层面上实行对外开放，在国际舞台上更好地发挥作用。
二、后奥运时代中国面临的挑战
在充分肯定奥运给中国未来发展带来重要机遇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后奥运时代，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确实也面临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尽管有些挑战与奥运本身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应当引起决策层的高度重视。
第一，在经济领域，当前面临的最大危险是，滞胀的风险在加大。其主要表现：
一是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高度融为一体，受世界影响越来越大，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似乎很难独善其身；世界经济对中国继续造成巨大冲击，不确定因素增加：
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中国外汇储备损失严重。
二是在世界经济明显衰退、人民币升值和油价高企的状况下，中国出口下降，企业，特别是外贸企业在货币紧缩、订单减少、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出现大量倒闭，外资企业撤离。
三是股市大幅度下挫，楼市岌岌可危，股市和楼市的大起大落，使金融风险在积聚。
四是居民消费指数CPI虽然连续四个月回落，2008年8月已经降到5%以下，但是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却继续走高，如果要理顺能源、粮食价格，还可能推动物价上涨，这说明通胀的基础还没有解决好。
第二，在社会领域，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一般社会冲突与疆独、藏独的显性化交织在一起，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局面。通过举办奥运会，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疆独、藏独两股分裂势力显性化了。不管是在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还是在奥运会期间，这两股分裂势力都制造了一系列极端事件。预计奥运会后，这些分裂势力依然会借机兴风作浪，与政府对抗。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传统的社会矛盾、冲突得不到有效化解，继续呈上升趋势，就有可能直接威胁现代化进程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也会对正常的社会秩序、政治秩序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如何保持社会政治的稳定，维持现代化进程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将成为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难题。
第三，在政治领域，后奥运时代的最大挑战是，如何缩小社会公众对民主政治发展与政治体制改革不断上升的期望值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使政治体制改革有实质性的推进。在奥运会筹备和举办期间，围绕人权、言论自由等多种问题，中西方曾发生过激烈的争执，也是少数人企图把奥运政治化的主要内容之一。为了表明我们的诚意和立场，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更多地开放舆论，减少控制，在奥运会期间还专门设立了供合法表达政治意愿的游行示威的三个场所等，这些都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肯定。随着奥运会的结束，中国在政治体制方面会不会有实质性的改革和推进，不仅会继续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更重要的是，国内的普通民众，对进一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也有强大的呼声。从中国改革发展的实际进程看，大量事实告诉我们，中国的许多问题，表面看似乎在经济、社会领域，实际上根子却在政治领域。如果这方面的改革不能有实质性的进展，中国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也许很难真正得到解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加快民主政治发展，是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
三、公共治理的应对策略
依据上面的分析，笔者认为，决策层首先要对未来事关全局的一些重大问题作出整体性判断，比如，本轮世界性经济周期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中国？中国经济在国际和国内多种因素影响下会不会出现滞胀？目前采取的“一保一控”的目标能否实现，难点在哪里？ 未来中国改革发展要突破的关键点是什么？新的改革如何才能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 这些问题，不仅构成了后奥运时代中国公共治理的核心问题，而且对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定、应对策略的选择，都是很大的考验。总体上说，笔者认为应对后奥运时代的公共治理策略，主要应该坚持14字方针：即“防滞胀，保增长，让利于民，还权于众”。
防滞胀
滞胀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中最为严重的一种经济现象，这种现象的突出表现，就是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一个国家一旦陷入滞胀泥潭，不仅治理难度大，蔓延时间长，而且有可能进一步引发其他社会问题的爆发。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石油危机导致经济出现长达10多年的滞胀；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的经济滞胀，持续的时间更长，造成的危害更大。从本质上说，滞胀的出现是一个国家通货膨胀长期发展的结果。为了最大限度地防止经济出现滞胀，笔者以为，我们应当采取三方面应对策略：
一是在价值层面，要认真分析目前中国经济产生滞胀的风险及其原因。比如滞胀的风险主要来自国际社会的冲击，还是内在的经济结构、体制机制问题；过去几年我们的宏观政策方面有没有明显的失当，应对的措施是否有力等。只有对这些带有根本性问题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才有可能作出正确的选择。
二是在应对世界经济的冲击方面，应该权衡利弊，采取果断的措施。比如，如何正确地权衡人民币的升值、美元贬值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把握好二者的平衡点；对于汇率的变化，特别是人民币与美元挂钩，以及美元贬值与人民币升值所产生的后果，是世界经济客观演变的必然，还是有阴谋的成分在里面？对于这些问题如果判断失当，都可能导致应对的失误。
笔者看来，中国经济出现滞胀的风险之所以加大，还应从总体上进行综合分析，探求其深层原因。由于近年来，中国经济受到世界经济的严重冲击，特别是2005年以来，伴随着美元不断贬值、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以及世界油价的大幅度上涨，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本已经形成了较大的压力。再加上举办奥运、美元贬值以及人民币对美
元升值这些几乎既定的“答案”，又为国际社会中的大量热钱进入中国在房市和股市中兴风作浪提供了“机会”，这在客观上加大了中国宏观调控的难度和不确定性。由此，笔者曾多次坦言，2008年上半年，中国与西方少数国家出现的某些纷争，尽管有中西方价值冲突的一面，但更本质的东西，似乎与隐藏在后面的经济、货币战有关。一方面，美元贬值使中国外汇储备严重缩水；另一方面，当中国的企业不能承受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以及高油价，出口下降，甚至倒闭时，刚好为西方国家的企业提供了机会。这不是所谓“阴谋论”，而是反映了国际社会竞争的严酷。
与此相联系，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经济同样产生了深刻影响。如果说在此之前，中国还有可能韬光养晦、厕身世界竞争的话，那么，加入世贸组织后则把中国推到了世界经济“阵地战”的前沿。随之而来的则是贸易摩擦、纠纷，以及产品质量、资源、环境等各种问题，中国几乎成为被质疑的对象。中国不可避免地卷入世界经济的旋涡之中。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我们自身的问题，特别是长期困扰我们的结构性、体制性问题不能有效解决，就增加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许多不确定性，同时也增加了出现滞胀的风险。
三是在宏观经济层面，要把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必要的政策干预配套使用，要更多地借助市场力量，控制物价上涨，同时又不至于对经济发展造成过大的影响。
尽管这样的目标本身就有相当的困难，但我们必须作出巨大的努力。具体来说，这方面可以选择的政策工具主要包括：加强对热钱的控制；控制货币发行量，防止流动性泛滥；大幅度地实行减税政策，减轻企业、社会成员的负担；尽快出台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措施，开放民间融资渠道，防止或者减缓中小企业的倒闭及其由此导致的失业等连锁反应。
保增长
对于有着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来说，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显著的例子是，从1996年到2003年中国曾经历了8年之久的高增长、低通胀，为中国的快速崛起发挥了重要作用。从2004年以后，中国经济虽然继续保持高增长的势头，但是节节攀升的通货膨胀以及宏观政策的某些失灵，使中国经济逐步陷入困难的境地。
所以有学者认为，未来中国经济放缓或出现滑坡，其风险要远大于通货膨胀的风险，中国经济整体进入高成本时代。这些判断是不无道理的。因为一旦经济发展速度过快回落，不仅会进一步恶化就业和本来就不振的消费，而且还可能引发其他社会问题，出现经济、社会问题的综合征。另外，没有较快的经济增长，也不利于解决经济结构中隐藏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保增长与防滞胀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
面，二者有密切的联系。就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环境看，“保增长”的宏观举措优先要考虑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把落实科学发展观放在突出地位，确立以可持续发展为中心的理念和战略，把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贯穿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环节。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强调要树立以可持续发展为中心的理念和战略，决不是要否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而是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在现阶段集中地体现为以可持续发展为中心的战略。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坚持可持续发展为中心，更体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特征，它们是包容、继承的关系，而不是扬弃、替代的关系。否则，我们在强调保增长的同时，极有可能重蹈覆辙，继续以往那种粗犷式的发展方式，这是必须避免的。
二是要动用多种手段，启动内需，坚持以扩大内需实现保经济增长的目标。笔者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由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融入度已经很高，继续受世界经济的冲击和影响是不可避免的，这中间的很多不确定因素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无法控制的；另一方面我们过去那种为了追求经济的高增长，过度地依赖投资、出口两个轮子拉动经济的方式所造成的欠账太多，接下来如果不能在社会分配的结构作出比较大的调整，解决国家、企业、个人三者之间分配的不合理问题，社会成员特别是普通民众的收入水平不能有明显的提高，内需驱动经济发展就缺乏基础。在这方面，我们要有长远的战略意识，而不要被眼前的得失所动摇。
三是利用经济调整期，优化经济结构，解决长期困扰我们的结构和体制问题。
这就是说，在保增长中，既要有权宜之计的举措，更要注重解决经济结构、体制中深层次问题，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提升产业的素质。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必须过这一关。如果说在过去30年我们利用经济全球化的契机与中国特有的廉价劳动力优势，靠某些方面的粗犷式增长还给了我们较大的空间的话，那么，随着世界经济竞争的加剧、中国与世界经济的高度融合，这方面的空间越来越小，我们必须花更多的精力优化经济结构，提升产业素质，这样才能整体上提高中国经济在国际社会中的竞争力。
让利于民
政府与公民的利益关系，是公共治理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防止滞胀，保持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要坚决地实施“让利于民”的策略。这实际上是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一是如何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政府、垄断行业与民争利的问题；二是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实现让利于民的问题。
从解决政府、垄断行业与民争利的问题看，关键要对政府的自身的行为采取更加严厉的控制手段。应该看到，这些年来由于政府及垄断行业与民争利的问题十分突
出，已经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在这方面不能采取有力措施，就会造成严重后果。前不久中央果断取消私营个体户管理费以及市场管理费之所以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从另一面证明这方面问题的严重性。这方面可以采取的举措包括：大力整顿政府的各种收费项目，坚决取消不合理的收费；贯彻《反垄断法》，规范国有大企业，特别是具有垄断地位国有企业的行为；大刀阔斧地削减政府的行政支出，加强人大对政府公共财政的监督等。
就让利与民来看，当前重点要解决三个突出问题：一是要实行大规模的减税、减费政策，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居民个人减轻负担，从而达到刺激经济的目的。这就是说，减税主要是为了减负，要按照凡是属于政府部门从企业和居民那里取得的、由企业和居民割让的货币收入，均可纳入减负的视野。因此，要把减税和减费都纳入到减负的范畴，进行通盘考虑，既要减轻企业、公民的税赋，更要坚决清理不合理的费赋。
二是在利益分配上，重新调整国家、企业、个人在整个利益分配中的比例，改变国家所占比例过高的问题。有资料显示，近年来，我国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最低已经降到37%，而世界的平均水平大体在60%，这一现象的出现，反映了我们在利益分配方面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在进行这方面的调整时，要更多地向低收入人群、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民、农村倾斜，并制定相应的政策。
三是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改变目前民营经济发展出现明显逆转的局面。如全国大部分民营加油站由于受制于国有垄断企业的制约，没有了油源大部分已经倒闭。而加油站现象也许只是这方面的一个缩影。这是值得决策层高度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看，如果没有民族企业的大发展，实际上很难造就持久的民族品牌；从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来看，没有民营经济的崛起，中国的经济到不了今天这样规模和水平。然而，目前的情况是，民营企业过多地受制于“官”：许多行业仍不许民营企业进入，民营企业在贷款、融资方面仍困难重重，每次“调控”首当其冲的不是那些垄断性国企而是民营企业，一批批民企在“调控”中破产。可以设想，印度的民营企业米塔尔钢铁公司和塔塔汽车公司，之所以能把美国著名的国际钢铁集团和福特旗下豪华车品牌捷豹和路虎收入囊中，主要得益于民企的雄厚实力。而这种雄厚的实力，又是基于它们的地位以及广泛的经营范围。在印度，民营企业从钢铁、汽车、房地产到石油、石化、通信、金融等都可以进入 ，而在中国这些领域基本都是国资要占绝对垄断地位的行业。上述现象反映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国有企业在国外进行资产并购时，屡遭质疑，困难重重，除了偏见之外，是不是与我们的体制、机制也有一定关系？因此，如何坚持我们早已达成的共识，即国有经济应该尽量退出竞争性领域，
给民营经济更大的空间，也许是我们必须从战略上认真考虑的问题。笔者以为，这中间我们似乎一直存在某种误区，就是把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与社会政治制度简单挂起钩来，或者与国家的经济安全挂起钩来，其实，这个问题说到底也许就像当年我们对计划和市场认识方面的误区一样，值得我们重新思考。
还权于众
后奥运时代的政治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影响，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对于中国这样一种相对独特的政治体制而言，更是如此。前不久，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提出的“解放思想，还权于民”的主张之所以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也说明了这一点。笔者认为，要应对后奥运时代来自政治方面的挑战，最关键的就是要敢于真正还权于民众，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
一是要把还权于众作为确立人民是国家权力主体地位、落实十七大提出的民主是社会主义生命的重要举措。还权于众，实际上就是要还权于广大人民群众，通过还权于众，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主体地位。
“还权于众”的本质，是“还权于政”，这就要通过现代代议制民主政治，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确立宪政的权威性、民权的本源性和司法的独立性，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在后奥运时代，当整个社会对民主政治的发展、政治体制改革的期望值不断升高的情况下，只有大刀阔斧地推进这方面的改革，我们才能总体上缓减来自内外的压力。
二是在具体的应对策略方面，要从解决、落实四种权力开始，实现还权于众，这就是张扬民权、废除特权、约束公权、规范党权。
张扬民权，就是要按照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和“三个四”的要求，认真加以落实。第一个四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比如，民主选举究竟在什么范围内进行，如何民主选举，选举的程序是什么，这些目标的落实是需要示范和具体操作的，不可能只停留在口号上。如果我们没有具体示范，没有操作，没有程序，民主选举就很难真正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第二个四是落实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同样十七大提出的保障这四种权利，也要有具体实施的办法和措施，像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如果只停留在口头上，在实践中不能兑现，也会引起民众的不满。第三个四是在基层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这就意味着在基层我们是要实行基层群众自治的。毫无疑问，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这些目标，意向高远，内涵深刻，集中反映出张扬民权的时代意旨，关键在于如何落实。
废除特权，就是要对那些明显不合理、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进行坚决的割除，如严格党政领导干部的待遇，建立官员财产公布制度，推进公车改革等。
约束公权，就是要大胆探索一套真正对公权力具有约束力的制度和机制。这是我们面临的难点，也是必须解决的重点。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这种制度有多大的张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在这样一个架构下找到一种有效的对公共权力的约束机制和制度设计。
规范党权，就是要按照中央提出的共产党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要求，规范党的权力，真正确立宪政的权威性，这样才能真正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使国家保持一种良性的治理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