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房玄龄屡屡求退的因素无非以下三点：其一，他自幼博览经史，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熏陶，将谦恭礼让视为一种立身处事的美德；其二，他从政有年，是一位资深的封建政治家，清楚历史上许多功高震主、因福得祸的惨痛教训，企图以谦让保持名节；其三，他足智多谋，老成世故，深知进退之间的微妙关系。欲以此进一步赢得太宗的信任，巩固和加强自己的地位。他屡屡求退，却每每得进的事实，就是这种策略的最好佐证。
除坚持谦恭礼让外，房玄龄在处理国事和家事中，都采取慎思慎行的态度，从不马虎从事。唐太宗在征高丽之初，曾取得某些胜利。但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有许多不可预测的因素。为保证战争不致出现大的失误，作为留守京师、主持后方大计的房玄龄，时刻关注着前方战争的发展。他多次上书远在战场上的唐太宗，一再强调“敌不可轻，尤宜诫慎”的极端重要性。前文我们曾提到，房玄龄面对状告自己的男子，没有随意运用自己手中的“便宜行事”的特权。为了表示自己忠于唐太宗的心志，也为了释疑，他将告状者送至唐太宗的行营，让唐太宗自己评判真伪是非。房玄龄这种谨慎的处事态度，收到了太宗对他愈加深信不疑的结果。这大概正是房玄龄的高明之处。
对国事如此，对自己、对家事也不例外。贞观末年，房玄龄曾因微过被太宗稀里糊涂地“谴归第”。对唐太宗这种轻率的处理，连一些亲贵大臣也感到有些过分。为此，黄门侍郎褚遂良专门上书唐太宗。在这份三百余言的上书中，褚遂良在历数房玄龄一生不朽功业的同时，指出房玄龄事君自无所违，“不可以一眚便示斥外”，对唐太宗这种“非天子任大臣意”的做法提出委婉地批评。唐太宗阅过此表后有所悔悟，立即下令让房玄龄还朝。房玄龄在自己遭到不公平待遇，又有同僚为之辩白开脱，且唐太宗已经悔悟的情况下，非但没有得意忘形，反而更加谨慎小心。他仍然“避位不出”，以此表示自己伏罪思过的诚恳态度。直到后来唐太宗因“幸芙蓉园观风俗”顺便“幸其第”时，他才随唐太宗一起回朝视事。
在中国历史上，权贵之家因其子弟骄侈不法，败家亡身者比比皆是。对此，房玄龄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不忘乃父以“清白遗子孙”的教诲，继承了勤俭持家的遗风，“治家有法度”，对子孙要求极其严格。他居荣思衰，“常恐诸子骄侈”，依势凌人，引起公愤，导致覆族亡身的可怕后果。于是，他特意搜集古今圣贤的“家训”，书写于屏风之上，让诸子“各取一具”，时时测览，潜心学习领悟。并告诫子孙如能“留意于此，足以保躬矣”！
房玄龄在从政过程中，所坚持的恭让、谨慎的立身处世原则和态度，得到了同僚的赞许和太宗皇帝的肯定。但房玄龄毕竟是在封建皇帝指挥下的臣仆，所以其恭让谨慎往往又表现为惟诺惟谨、诚惶诚恐。《旧唐书》曾说：房玄、龄“或时以事被谴，则累日朝堂，稽颡请罪，惊惧踧踖，若无所容”。唐太宗也谈到这种情况，他说；“房玄龄处朕左右二十余年，每见朕谴责余人，颜色无主。”其实，在封建时代，以皇帝之是非为是非的事是屡见不鲜的，房玄龄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贞观八年（634年）时任左仆射的房玄龄和右仆射高士廉路遇职掌百工缮作的少府监窦德素，顺便询问了近来北门“更何营造”。这里所说的北门是指宫城的玄武门。房玄龄、高士廉以当朝宰相的身份，了解北门营造的情况是其职权范围之内的事，是无可厚非的。当唐太宗获知房、高曾过问北门营造一事后，极为不满。他怒气不息地质问房玄龄说：“君但知南衙事，我北门少有营造，何预君事？”房玄龄一见皇上动怒，不敢做任何解释和争辩，只有惟惟诺诺“拜谢”认罪的份了。唐太宗这种蛮横的态度和房玄龄不分是非、惟命是从的表现，引起深明大义的魏征的不满。他对唐太宗说：“我既不明白皇上为何动怒切责，也不清楚房玄龄。高土廉为何拜谢赔罪。房玄龄既然是朝廷大臣，就是陛下的肱股耳目，北门有所营造，他们怎么能不知道不了解呢？因此陛下责问房、高过问此事，是我所不明白的。”他在批评唐太宗的同时又指出：房玄龄等所为完全是其职责范围内的事，并没有过错。但陛下切责他时，他却不明白自己的职守，只是一味地拜谢认罪，这也是我所不理解的。魏征一番有理有据的分析使唐太宗“深愧之”。但房玄龄却未就自己一味迁就太宗、逆来顺受的行为做出任何表示。这大概正是他宠荣历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博得唐太宗的欢心，满足其不合理的要求，房玄龄有时甚至不顾传统制度的束缚。前文曾经提到，贞观十四年，房玄龄曾给太宗谈过皇帝不得阅读当代国史的制度和道理。但是，当唐太宗提出自己“不同古人，今欲看国史”的要求时，房玄龄明知此举不合旧制，但也不抵制。在“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以后，遂呈送唐太宗御览。这样一来，就变更了行之多年当代皇帝不得阅读当朝国史的传统制度，使中国自古以来“直书善恶”的修史特点在不同程度上遭到破坏。作为监修史书的宰相房玄龄对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唐太宗震怒时，房玄龄更是惶惧流汗，不敢据理进言。贞观十年十二月，魏王李泰由于恃恩骄矜，引起不少大臣不满。有人就此在太宗面前搬弄是非，说什么“三品以上，多轻魏王”从而激起太宗对大臣的不满。于是，太宗对三品以仁的大臣大发脾气。他怒斥道：“我有一言，向公等道。往前天子，即是太子。今时天子，非大子耶？往年大子儿，是天子儿，今日天子儿，非天子儿耶？”面对非理旦暴怒的唐太宗滁魏征正色力争外，作为首辅的房玄龄等惊惶失态，汗流浃背，不敢措置一言。
为讨得唐太宗的欢心，房玄龄有时也会发些不着边际的议论。贞观四年，战争的创伤尚未完全平复，社会经济也未得到有效的恢复。在这种背景下，房玄龄却大唱“今阅武库甲兵，胜隋日远矣”的颂歌。这种浅薄的议论当即遭到唐太宗的驳斥，指出：“使百姓安乐，便是朕之甲仗。”他告诉房玄龄治天下的根本在于“存心理道，务尽忠贞”和修“仁义”，而不在于甲兵之多寡。房玄龄之议自讨了个没趣。
贞观十一年，唐太宗出巡时路经汉朝大尉杨震之墓。他“伤其以忠非命，亲为文以祭之”。杨震，弘农人，汉安帝时为刺史，时称“清白吏”。他好学明经，诸儒尊他为“关西夫子”。后来他被迁为太尉，在遭到谗毁后被遣归第。他面对东汉末年的乱政，又自以为无能为力，于是饮鸩而死。唐太宗祭杨震的本意是借褒奖古人之机，以激励朝臣为国尽忠效力。房玄龄当时随侍太宗左右，他也借此事大肆颂扬唐太宗的功德。说什么“杨震虽当年夭枉，数百年后方遇圣明”，“可谓虽死犹生，没而不朽”。
唐太宗毕竟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杰出封建政治家，他虽然对房玄龄宠信有加，但对房玄龄惟惟诺诺的所作所为也流露出不满。贞观五年，唐太宗为自己亲自审定的一件错案追悔不已。他责怪房玄龄说：“公等食人之禄，须忧人之忧，事无巨细，咸当留意。今不问则不言，见事都不诤谏，何所辅弼？”对房玄龄明哲保身、不敢仗义执言的做法提出批评。唐太宗的这种不满情绪，在以后的岁月中也时有流露。贞观十二年，唐太宗为庆贺皇孙的诞生，遍宴公卿臣僚。席间，太宗又大发感慨说：“贞观以前，房玄龄始终跟随我走南闯北，历尽艰险，以成帝业，功劳为最；贞观以后，为了社稷江山的千秋伟业，敢于犯颜直谏，纠正我过失的，只有魏征了。其余诸臣，都似不及。”由此可以看出，太宗对房玄龄已有所不满，以至于对房玄龄在贞观初年的建树也不提及了。所以如此，大概就是因为房玄龄过分地小心谨慎。
尽管房玄龄惧怕皇帝的权威，存在着惟惟诺诺等不足，但将此放到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封建时代去考查，也就不足为怪了。因此，这一点也不会影响房玄龄的总体形象。古今史学家均给了房玄龄以较高而积极的评价。不仅新、旧唐书在谈及“良相”时，首推房、杜。《资治通鉴》的作者也说：“唐世称贤相，推房、杜焉。”《册府元龟·宰辅部》中称房玄龄、社如晦“甚获当代之誉，谈良相者至今称房、杜焉”。纵观房玄龄一生的功业及其精神，称其为“贤相”、“良相”，是当之无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