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来到贵阳图云关之后，不少沦陷区的医务工作者，基于抗日爱国的热忱，冒着生命危险，潜离敌占区，集拢于林可胜先生爱国旗帜之下。还有许多爱国华侨、港澳同胞，激于义愤，共赴国难。就连香港首富何东爵士的侄女何绮华、孙子何鸿超以及著名外交家顾维钧的女儿顾菊珍夫妇也参加了红会救护总队。
救护总队的人数已经达到三千多人。其中有来自全国各医学院校的医生约五百余人，其中不少是名牌院校各科的著名专家；有护士八百多人，多系高级护士；还有各科卫生科技人员三百多人，连同行政、管理、司机、勤杂人员等等，这是一支庞大的医药卫生科技队伍，几乎是全国可动员出来的全部医药卫生科技工作者。
一天，王媛媛高兴地把一封香港来的信件交给林可胜，说是保卫中国同盟孙夫人的来信，有一帮外国人要来参加救护队，看看怎么处理为好。林可胜打开一看，是几行娟秀的字迹：
林总队长可胜先生大鉴：
兹有十七名欧洲医生来到香港，他们是曾经参加西班牙战争的国际纵队的医护人员，要去延安参加抗战。可是，政府说他们是共产党，不接收他们，不允许他们入境。鉴于他
们支援中国抗战心切，是否允许他们到贵会救护总队工作？
盼复。
林泰
林可胜看着信，不解地问道：“这位林泰是谁？”
王媛媛说：“我问了，保卫中国同盟的人说，这是孙夫人最常用的一个笔名。”
林可胜不假思索地说：“既然是孙夫人亲自来信了，这有什么问题？叫这些外国医生来就是了，他们是来抗战的，我们到国外募捐钱物是为了抗战，难道有医生来支援抗战，我们就不要吗？”
王媛媛这回多了一个心眼，她说：“你仔细看一下孙夫人的信，政府说他们是共产党，不许他们入境，我们把他们引进来了，这会不会有麻烦啊？”
林可胜呵呵一笑：“什么麻烦？孙夫人之所以给我来信，就是感觉到我们红十字会是国际组织，不受政府的控制，接收起来比较方便。我们一定要，他们这些洋医生参加过西班牙战争，有经验，是我们的宝贝啊！”
王媛媛说：“那好吧，我就拟电发给保卫中国同盟。”
林可胜对着王媛媛赞赏地点点头。
林可胜为了推动各战区的环境卫生工作，实地检查各个救护队的工作情况，决定抽出一个月的时间，跋山涉水，亲自到各个战区巡查。
林可胜走了，翻译王媛媛留在了图云关总部负责接待工作。就在这时，有三拨欧洲医生先后被送到图云关救护总队来。
王媛媛让他们站成排，拿着花名册给他们点名，这些人倒是很听话，纪律性很严，他们自我介绍自己的情况。
第一批来的三个人，德国人罗·贝克尔医生（Dr. Rolf Becker）、奥地利人弗·严森医生（Dr. Fritz Jensen）、捷克人弗·基什医生（Dr. Frederick Kisch）他们一九三九年五月从英国利物浦出发，乘坐货轮来香港，受到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宋庆龄的接见，然后从香港坐船到越南海防，之后到河内、谅山，进入中国广西，经柳州到贵州黔南，最后到达了贵阳图云关。
第二批来华的十三人，分别是保加利亚人杨·卡内蒂医生（Dr. Ianto Kentti）、罗马尼亚人戴·杨库医生（Dr. David Jancu）、奥地利人沃·弗雷德曼医生（Dr. Walter Freudmann）、德国人赫伯特·贝尔医生（Dr. Herbert Baer）、奥地利人亨·肯特医生（Dr. Henryk Kent）、德国人卡·考泰勒医生（Dr. Carl Coutelle）和他的夫人玛丽娅·冈萨雷斯（Marir Gonzalez），还有一个英国女孩芭芭拉·考妮（Barbara Courner），芭芭拉·考妮毕业于伦敦妇女卫校，是被安排来照看他们的护士，结果竟然也被这帮人的乐天精神所感染，索性偷偷地跟着他们一起来到了中国。这一批人是持英国医药援华提供的船票，花了六个星期才到达香港，受到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宴请，香港媒体称他们是“西班牙医生”，因此就有了这个称呼。之后，乘飞机到重庆，从重庆搭乘红十字会的汽车到达贵阳图云关救护总队。
第三批是从挪威来中国的，他们是波兰人塞缪尔·弗莱托医生（Dr. Samuel Flato）、波兰人维克托·陶本弗利格医生（Dr. Victor Taubenfligel）、波兰人琼格曼医生（Dr. Jungermann）、德国人，伊迪斯·玛库斯女士（Ms. Edith Markus）、波兰人卡米内蒂斯基医生（Dr. Kamienetzki）、苏联人亚历山大·沃乐经医生（Dr. Alexander Volokhine）、匈牙利人奥托·基恩医生（Dr. Otto Schon）、罗马尼亚人，克兰斯多夫医生及夫人（Dr. Jasul Kranzdorf）、波兰人弗兰蒂瑟克·克里格尔医生（Franticek Kriegel）。
可是接下来，这些洋医生可就不那么省事儿了，他们安顿下以后，整天来找王媛媛吵闹。一是嫌饭菜里的辣椒太辣，二是要去共产党的地区抗战。其中有一名叫柯棣华的印度医生偷偷地藏匿起来，自己跑到延安去了。
一天，他们又围在王媛媛身边吵闹，一位高大的罗马尼亚人戴·杨库医生比画着说：“王小姐，请不要让我们吃这里的大辣椒，即使条件再艰苦，比如住草棚，没有单独的洗澡间，这都能忍受，但是辣椒太辣了，嘴唇像火烧一样啊！”
王媛媛看着他们一脸的严肃和愤怒，为了辣椒而斗争，不由得咯咯笑起来，说：“我们中国有个俗语，说四川人不怕辣，贵州人怕不辣湖南人辣不怕！无论你去了哪里，一个比着一个地方能吃辣椒！”
戴·杨库医生吐着舌头：“那，那可怎么办？”
王媛媛说：“有一个好办法。”
戴·杨库医生像发现了新大陆，高兴地说：“什么办法，快说！”
王媛媛说：“和辣椒做最坚决的斗争，天天吃，比辣椒还厉害，你就不感觉辣了！”
这些洋医生抱着头，叫道：“噢，天哪！上帝啊！”
看到这些洋医生窘迫的神态，王媛媛笑弯了腰。
奥地利医生亨·肯特站出来，抗议道：“王小姐，我们不要在这里我们要去共产党的抗战地区！”
王媛媛翻翻白眼，耸耸肩，表示无能为力。
军医署知道了有一伙“西班牙医生”来到图云关的消息，刘瑞恒署长专门给林可胜来电，质问他是不是向中国抗战同盟发过电报，同意这些欧洲共产党入境的？要求林可胜和救护总队严密看管着他们决不允许他们再有一个人跑到延安去！
时间一长，这些洋医生不再说吃大辣椒的事情了，他们还是天天缠着王媛媛，有的威吓，有的哀求，有的嬉皮笑脸，一个目的，就是要王媛媛安排车辆和向导，送他们去延安。
王媛媛也禁不住好奇，问：“们在西班牙是做什么的，是怎么来到中国的？”
戴·杨库医生仔细地给王媛媛介绍了他们这些欧洲医生的来历。他们被称为“西班牙医生”，其实没有一名西班牙人，从国籍来看，他们分别来自波兰、德国、奥地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和苏联，之所以得了“西班牙医生”的名称，是与当时的西班牙内战有关。
一九三一年，西班牙推翻了君主制度，建立了共和国。但是，以佛朗哥为首的西班牙法西斯分子不甘心失败，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支持下，颠覆了民主选举产生的西班牙共和国。此举激起世界公愤，“人道的烽火燃遍了整个欧洲”，五十三个国家的志愿者组成了三万五千人的国际纵队，他们唱着《保卫马德里》的歌曲，前去西班牙作战。里面就有一批志愿服务的医生，他们在战壕中救死扶伤，血战马德里。来自加拿大的诺尔曼·白求恩就是他们这支国际纵队中的一员。国际纵队后来失败了，近万人逃往相邻的法国。迫于德、意压力，一到法国，法国当局将他们关进了法国南部的集中营。
英国的国际红十字会招募到中国支援抗战的志愿者，可是响应的人并不多。英国红十字会的人就来到法国集中营里，招募这些被俘的各国医生，以“离开法国”为条件签约即可获得释放，有十六位医务工作者同意签约前往中国。于是，英国国际红十字会给他们买了船票帮助他们分批前往中国，这些医生都参加过西班牙内战，信仰共产主义，被媒体称为“西班牙医生”。
此时，军医署有严厉的训责，林可胜又去前线视察了，王媛媛只能劝慰他们，让他们留下来。
王媛媛每天被这些洋医生缠得焦头烂额，没有办法，就去找总务股股长荣独山，荣独山连连摇头：“军医署早就盯上我们了，这些洋人带到这里能不惹麻烦吗？干脆把他们送走算了！”
王媛媛发愁地说：“那，把他们送到哪里去呢？”
荣独山也发愁了：“是啊，请神容易送神难，还真没有好办法！”
王媛媛去找张先林，张先林不愧是“小诸葛”，他想了想说：“应该把它们分开，分到各个战场，各个救护队去，他们不是来抗战的吗？有了工作，或许就安心了。”
张先林又找来钱东弈、周美玉他们，大家一商量，还真是只有这个办法好一些。钱东弈、周美玉就结合各个战区和救护小队的情况将这些人一一分了下去。
还别说，这个法子真是奏效！
洋医生们知道自己要到战场上去工作了，十分高兴，又开始天天缠着中国同行们学习中文，还分别给自己取了中文名字：
德国人罗·贝克尔医生，中文名白乐夫；
奥地利人弗·严森医生，中文名严斐德；
捷克人弗·基什医生，中文名纪瑞德；
保加利亚人杨·卡内蒂医生，中文名甘扬道；
罗马尼亚人戴·杨库医生，中文名杨固；
奥地利人沃·弗雷德曼医生，中文名富华德；
德国人赫伯特·贝尔医生，中文名白尔；
奥地利人亨·肯特医生，中文名肯德；
德国人卡·考泰勒医生及夫人，中文名顾泰尔；
波兰人塞缪尔·弗莱托医生，中文名傅拉都；
波兰人维克托·陶本弗利格医生，中文名陶维德；
波兰人琼格曼医生，中文名戎格曼；
德国人伊迪斯·玛库斯女士，中文名马绮迪；
波兰人卡米内蒂斯基医生，中文名甘理安；
苏联人亚历山大·沃乐经医生，中文名何乐经；
匈牙利人奥托·基恩医生，中文名沈恩；
罗马尼亚人克兰斯多夫医生，中文名柯让道，夫人叫柯枝兰；
波兰人弗兰蒂瑟克·克里格尔医生，中文名柯理格。
英国人芭芭拉·考妮小姐，中文名字叫高田宜。
这些洋医生学着说蹩脚的中国话，相互称着中国名字，感到很新奇，很开心。以前的英文名着实长，大家都觉念得费劲，有了中文名好多了，跟中国同事们的关系也亲近了不少。有些胆大的干脆直呼其名，更有甚者，拍着肩膀称兄道弟，喊什么“老白”“柯兄”“傅哥”“甘弟”，惹得女护士们在一旁偷偷捂嘴儿笑，洋医生虽然不懂，只觉得入乡随俗，心里竟也甜滋滋的。
不久，除了罗马尼亚人柯让道夫妇、英国人高田宜小姐、德国人马绮迪女士留在图云关总部外，这些西班牙医生纷纷动身前往全国各战区，到各救护大队下面的救护小队开展医疗救护工作。
一九三九年五月，抗战局势发生了变化，驻守鄂西的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和日本冈村宁次的十一军在随县、枣阳一代展开决战，希望能打回武汉去。
原来驻守在武汉东部的麻大新救护小队跟随着第五战区撤退到了武汉以西的枣阳，他把救护站设在了靠近战场的一处村庄里，队员们日夜为受伤将士忙碌着。
一天，一伙日军在当地汉奸的带领下，悄悄地摸进了村庄，为首的正是让麻秆儿为林可胜送信的那个日军小队长龟田次郎。他们来到了救护小队所在院子，看到麻秆儿在院子里掐着腰，正指挥着救护队员们工作。
两名日本军人冲进来，架起麻大新就向外走，麻大新大声叫嚷“怎么啦？为什么绑架我？”
靳革新小姐正在屋子里面为伤病员打针，听到声音，冲到院子里，看到是日本人，要抓走麻队长，大声说：“我们是红十字会救护队不能抓人，放开他！”
龟田小队长看到竟然有人阻拦，咆哮道：“八嘎，今天我们有任务，否则，全部死啦死啦的！”
靳革新上前去解救麻秆儿，一名日本士兵冲上来，照着靳革新的肩膀就是一枪托子，把靳革新打倒在地。
靳革新还要爬起来，“哗啦——”日本鬼子拉开了枪栓。
一名救护队员大声说：“革新，不要动啊！”
龟田小队长对麻秆儿冷笑说：“麻先生，我们是在这里说话，还是另找地方说话？”
麻秆儿认出了龟田次郎，他想起来了，一定是日本人要问他给林可胜带信的事情。他马上说：“小靳，不要动，太君找我问话，没事儿一会儿就回来。”
靳革新忍着疼痛，仍不忘叮嘱道：“麻队长，可要注意，不能说的，千万不要说啊！”
麻秆儿被蒙上眼睛，五花大绑地押出去，塞进停在村外的一辆汽车里。
不知道过了多久，当日本人把麻秆儿从汽车里拽出来，为他打开眼睛的时候，他已经被带到了一处日军的指挥所。又黑又壮的日军指挥官山下奉文亲自审问麻秆儿：“吆西，麻君，上次让你给林可胜君送的信件怎么样了？怎么没有来给皇军汇报啊？后来，林可胜和救护队又跑到哪里去了？”
麻秆儿看着山下奉文眼露凶光，吓得双膝发颤，一下子跪在了地上：“太，太君饶命，上次太君让我亲手把信件交给林可胜，我已经完成任务了。把信给他了，他——”
山下奉文“哼”了一声，接着问道：“怎么样，他怎么说？”
麻秆儿吓得哆嗦个不停：“小人不敢说。”
麻秆儿心想，林可胜啊林可胜，你可把我害惨了，今天的小命看来是保不住了。
山下奉文从腰间抽出东洋刀，挑起麻秆儿的下巴：“快说！不说，死啦死啦的！”
麻秆儿心一横，说：“林总队长把信给撕掉了。”
山下奉文好像早已料到，表情竟是出奇的平静，继续问道：“救护总队，吆西，都是些什么人？林可胜在那里怎么样？”
麻秆儿只盼活命，就一五一十地说道：“救护队是一帮北平协和医学院的教授和学生为骨干的，林可胜是他们的头儿，也是他们这些人的灵魂，都听他的！”
山下奉文又问道：“假如林可胜君归顺了天皇，救护队会怎么样？”
麻秆儿顺从地点点头：“会全部来为皇军服务。”
山下奉文微微笑着，点点头。突然，魔鬼又换了一副嘴脸，他恶狠狠地问道：“林可胜，他的父母、孩子在哪里？快告诉我，我要把他们统统抓来！”
麻秆儿慌了，冻得发紫的嘴唇哆哆嗦嗦：“可是，林可胜的父母和子女在新加坡呢！”
山下奉文显然对这个答案不满意，他一把用力抓住麻秆儿的衣领，叫嚣道：“你的，撒谎的，死啦死啦的！”
麻秆儿吓得浑身筛糠，腿脚发软，指着天，结结巴巴地说：“林总队长的父母本来就在新加坡，在七七事变之前，他就把老婆孩子送到新加坡去了！”
久经沙场的山下奉文看出了眼前这个中国人眼神里散发的巨大恐惧，而这似乎这正是他想要的，他继续问道：“救护队的钱物从哪里来的？谁来管理？”
麻秆儿看看日本鬼子没有杀他的意思，小心翼翼地直了直腰，说道：“我也不清楚，都是一些外国人和华侨的捐款，钱款管理很严格必须都要有林可胜签字才能提款。”
山下奉文笑了笑，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虚伪，他拍拍麻秆儿的肩膀，说道：“麻君，受惊了，以后，你要为太君提供情报，我的重重有赏！”
麻秆儿想，还是别想这好事儿了，赶快离开，活命要紧啊！他赶紧说：“谢谢太君，我走了。”
话不迟疑，麻秆儿一屁股坐上日本兵的汽车，胆战心惊地又回到了自己的救护站。
这边麻秆儿一走，山下奉文马上安排机要员向陆军总部发密电报告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和林可胜的情况，希望能有机会抓住林可胜的父亲和妻子儿女。
一九三九年夏天来了，中国人民的抗战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苦重而炎热的空气笼罩着祖国大地，热浪一股股火辣辣地席卷而来。
林可胜和周美玉等通过到各战区的实地巡查，特别是看到皮肤病、传染病在军队中的蔓延之后，林可胜明显感觉到，各部队的医疗工作存在着十分严重的问题：一是缺少合格的医护人员，抗战军兴之后，军队大量扩充，合格的医务人才本来就少，只好以不合格的人员滥竽充数；二是缺乏充足的医疗卫生设备；三是军事长官不重视医疗一切都是穷凑合。正是以上这些原因致使伤病员不能得到有效治疗和康复，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
林可胜在苦苦思索：如果只靠红十字会的救护队来为那么多的军队服务，远远跟不上。部队的医疗、卫生、防疫、救护工作，终归要靠部队本身，可是，救护队怎么和整个部队的医疗工作结合在一起呢？
虽然诸事缠身，林可胜却日夜思索，感到救护总队成立以来，发展之迅速远远超出了自己的预想，但仍不能解决军队医疗水平落后的根本性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征调在职的原有医护人员，进行短期快速训练，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满足当前的抗战急需！
不能耽误了，林克胜将培训军队在职医护人员的想法向荣独山、张先林、钱东弈等人一说，大家都觉得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征得众人同意后，林可胜就给军医署署长刘瑞恒写了一封信，表明态度，希望能由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出面，对抗战部队的所有军医进行一次全面的短期轮训。
此时，军医署署长刘恒瑞也正在思考如何整合医疗资源支持抗战的事情，他提出了一个“战时三合一政策”，即将军事委员会的军医署、民国政府的卫生署和红十字会的救护总队实行“三者合一”。可是，由于牵涉到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各方都不配合，致使这一方案还锁在他自己的抽屉里，难以贯彻下去。
读到林可胜的信，刘瑞恒十分高兴，经过向高层汇报，决定由民国政府卫生署和救护总队一起在图云关成立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由林可胜兼任主任，外科专家张先林兼任副主任，招收全国各战区的军医人员，轮流来贵阳学习。
没想到自己的建议这么顺利地通过了，林可胜非常高兴。
办学对于曾在协和医学院担任过执行院院长的他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事情了。他让张先林牵头，和钱东弈、周美玉等人一起商量，根据医学的学科特点和救护总队专家们的专业特长，看看能开设多少专业学组。
三个人参照医学学科划分，又结合战地实际需要，拉了一下专家名单和能开设的专业学组，发现越分越多，越分越细，竟然能开设十八个学组！
是不是太多了？几个人有些把握不准，就去找林可胜，问林可胜到底开设多少个学组比较合适。
林可胜看着名单，呵呵地笑了起来，他说：“你们看啊，每一个专业，我们都有四至六名国内外的高端人才，学组必须成立，一边教一边学，临床和研究能力自然而然就提高了！”
张先林想问题总是能和别人不一个角度，他担忧地说：“您说过的，抗战需要简单化，不能太复杂，一线的军医学起来会很困难的。”
“我们的卫生人员训练所就是人才的大摇篮，不仅为了抗战，也为胜利以后的和平时期培养人才啊！”
钱东弈也感到担忧：“分这么细，教学安排会比较麻烦的。”
林可胜信心满满地说：“你们尽可以放心，同一学科的专家在一起可以攻关。在教学中呢，科目多不要紧，只要编出来的教材，由浅入深，分出不同的层次来，多讲实用的内容，一样可以把学员教好！”
周美玉算了算，不由得赞叹道：“林总队长，如果我们这十八个医学组都开起来，那我们就是全国最大的医学院了！”
大家想想也是，就不再争论了。
最后分出来的十八个学组和负责人分别是：
组织学组：协和毕业的马家骥、汪凯熙等；
内科学组：协和毕业的钱东弈、陶桓乐等；
外科学组：协和毕业的张先林、刘庆东，中央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张涤生等；
妇产科学组：协和毕业的熊荣超、徐湘莲和香港的何绮华等；
儿科学组：协和毕业的聂重恩等；
防疫学组：协和毕业的容启荣、薛庆煜，英国留学归来的施正信等
矫形外科学组：德国留学归来的屠开元等；
X射线学组：协和毕业的荣独山，曾在协和进修过的林伯元、石顺起、龙名扬等；
护理学组：协和毕业并曾获美国双硕士的周美玉、齐鲁大学的孙秀德和协和毕业的龚棣珍等；
眼耳鼻喉学组：英国留学回来的李泰钧等；
理疗学组：协和毕业的张天民等；
物理学组：钱家骐、顾维钧的女儿顾菊珍等；
生物学组：康奈尔大学毕业的林绍文、华盛顿大学毕业的梁序穆等；
生理学组：协和毕业的柳安昌、在协和进修过的吕运明等；
生化学组：在协和与美国进修过的李冠华等；
环境卫生学组：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进修过的过祖源、哈佛大学毕业的刘永懋等；
微生物学组：国联专家陈文贵，协和毕业的林飞卿、叶天星等；
复健学组：协和毕业的邹玉阶等。
十八学组分工明晰、各就各位，真是群星璀璨，人才济济！林可胜感到十分骄傲！
为了统一教学内容，提高战地医疗救护作业水平，林可胜又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各组专家根据学科专业及授课内容，各自制定出一套战时急需的、简单明了的教学规程，以便于学员上课时使用。
经过征求意见，教材的编写任务也都落实下来了。《内科学规程》由钱东弈执笔；《外科学规程》由张先林执笔；《护理学规程》由周美玉、孙秀德执笔；《防疫学规程》由容启荣、施正信执笔；《环境卫生学规程》由过祖源、刘永懋和倪世槐执笔；《X光学规程》由荣独山执笔；《细菌防治规程》由陈文贵、林飞卿执笔。专家们都领了任务，每个人分头攻关，最后统一呈报林可胜通稿敲定。
夜里，荣独山、林飞卿夫妇二人在宿舍里写教材，一个人占据了竹制桌子的一角。两个人似乎忘记了时间，一个在翻阅资料，一个在奋笔疾书。半夜了，林飞卿打了个哈欠，伸伸懒腰，说：“独山，不干了，累死了，我们睡觉！”
荣独山眼皮也不抬地说：“你先睡吧，我再看一会儿。”
林飞卿一听，生气了，把书使劲往桌子上一拍，竹制的桌子本来就不牢靠，她这么一使劲儿，哗啦啦，桌子一晃，书籍掉下来一大摞
荣独山惊了一跳，一边蹲下拾书，一边说：“卿，你怎么啦？跟谁过不去呢？”
林飞卿噘起小嘴：“还有谁？你、你、你，就跟你过不去，还有林队长！白天忙着看护病人，晚上还要写书，说不定哪天一颗炮弹落下来，我们就报销了，他怎么就不想一想，命都快没了，怎么还能写医学院的教材？”
荣独山一听，生气地说：“战争时期能编写这些教材，不仅是对学员们负责，这也是表达我们不向日本人屈服的信心啊！比如我写的这部教材，就是第一部由中国人写的X射线教科书！在这抗战期间，我们中国人还能出教材，出成果，难得啊，我们一定要写好！”
夜已经很深了，林飞卿困得抬不起头来：“反正我有陈文贵主任把关呢，我困了！”
荣独山从墙角的水桶里盛了一盆凉水，洗了一个凉毛巾，递给林飞卿，说：“擦把脸，再陪我干一会儿吧，你自己一个人睡，有什么意思呢？”
林飞卿噘着嘴，不情愿地擦擦脸，继续看书。
不知不觉，房间里渐渐亮堂起来，房顶上的竹子一根一根都能看清楚了。林飞卿听见外面有跑步和唱歌的声音，她打开门一看，天亮了。
林飞卿作息一向规律，战时也不例外，这次被荣独山拖着不知不觉熬了一个整夜，火气一下子上来，抱怨极了：“看吧，天都亮了，你睡，睡个鬼啊！今天晚上，我搬到女寝室睡去，不和你过了！”
荣独山这才恍然大悟：“你看，我怎么忘了时间呢！好了，老婆今天晚上，我们只写两个字？”
“哪两个字？”
“睡觉。”
林飞卿一点荣独山的眉头：“你呀，人家都说你唱得好听，我看你说的比唱的更好听！”
没几天，各个学组的教材都交上来了，王媛媛抱着一大摞教材，交给林可胜，让他审阅。林可胜仔细地一页页翻看，过一会儿突然跑过来问媛媛：“媛媛，这句话是啥意思？”
王媛媛凑过去，只见上面赫然写着“淋巴结髓质”，她研究了半天：“好像是说淋巴结的一种特点吧，我也不懂，这是专业知识，不是一般的翻译，还要问写书的人才行。”
林可胜发愁地叹了口气，“我八岁去苏格兰，简单的汉语说话还行，可是，汉语的读写还真是成问题，这专业书稿怎么审啊？”
王媛媛也实在拿不出什么有效的办法，嘟着小嘴说：“都是大专家们写好的，那就不审了呗。”
林可胜使劲儿摇摇头，“那可不行，业务知识肯定是术业有专攻，关键是浅易程度行不行，我一定要把握好。否则，学员一路穿越生死线，来到了我们训练所，却像听天书一样，那不白白浪费吗？”
王媛媛也发愁了：“那可怎么办？我也翻译不了啊。国语你又看不懂。”
林可胜说：“只有让作者亲自翻译一遍英语，我审阅完，定了稿，再翻译成汉语才行。”
“这翻译来，翻译去，都是专业知识，不知道行不行？”
“好在我们的专家大都是留过学的，应该没有问题。”
王媛媛把收上来的教材重新发下去，要求大家用英语翻译出来，交由林可胜总队长审订，然后再翻译成汉语。
一些教授们不干了，都觉得麻烦，不肯把书稿领回去。有人开始发牢骚，一时间，问题陷入了僵局。
周美玉看看大家，柔声劝说：“各位专家，林总队长汉语不好，但是业务水平是没说的，他也是一个十分认真的人，让他来把一遍关，对于我们的教学，对于我们的研究，会有好处的。书是不怕修改的，咱们中国有句话，叫做千锤百炼，才能成钢。媛媛，先把我的书稿给我吧。”
荣独山也主动举手说：“也退给我吧，正好趁这个时间，我再对照一下英文资料的出处，再修改一遍。”
别管心里怎么想，谢天谢地，各位教授总算把自己的书稿领走修改去了。
接下来，林可胜夜以继日地审阅书稿，用英文标出修改的部分让专家们再修改好，翻译成汉语。
然后林可胜安排荣独山将这些珍贵的教材用飞机发到香港去印刷，印成之后，再辗转运回到贵阳，供参训的学员们上课时使用。
来参训的学员们都是由各战区征调，训练期一般三个月。班次分军医和军护。军医班又分高级校级军医班和初级尉级军医班。此外还设有临床检验班、X射线技术员班和环境卫生工程技术员班，同时针对战区疫情的情况，还办了为期半年的防疫进修班。
图云关X射线技术员班上，荣独山在认真地给学员们授课。下课了，许多学员围着他，一个学员大声问：“荣教授，我们是拍片子的还学习临床业务干什么，不是有医生读片子吗？”
荣独山摇摇头，严肃地说：“拍片可不是咔嚓一下，拿出片子交给医生就完了。X射线技术员一定要和临床结合，要当全科医生，拍片是一条腿，临床是另一条腿，两条腿走路，才行。要根据片子，把病情描写清楚，不能有几种可能，既是这病，又是那病，那是对病人不负责任！”
一名学员急不可待地说：“太好了，我觉得跟着荣教授学习，真是求之不得呢，我回去就是全科的医生啦，既能看片，又能看病，而且比一般的医生看得还准确！”
荣独山高兴地点点头：“这就对了！”
军医训练班开设之后，图云关一时间人声鼎沸，熙熙攘攘，全国各地的学员们穿越烽火线，都拥向了这里，学习战时医护的知识和技能感受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和军医训练所“救死扶伤，博爱恤兵”的精神。
后来，来图云关的军医们太多了，林可胜就安排以各个战区和救护大队为单位开展军医培训，按照统一的教材，由各大队大队长、中队长和业务骨干上课，有机会接受培训的人员更多了。
一大批的军医经过训练之后，再回到他们所在的部队和医院里其业务水平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据统计，在军医训练所和各个培训点、培训班受训的军医达到五万多人，这些遍布各个军事单位的军医们，成为了中国抗战救护最基层的骨干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