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往往是这样，那些群星闪耀、令人景仰的伟大历史时刻，身处其中的人们却浑然不觉。此时，在车厢微弱的灯光下，孙宇、刘文森、江佳富还在反复核对着检测结果和病人信息。邓永强、户义轻声议论着上午送样的两个黑人小伙儿，他们身边可是一枚病毒“炸弹”啊！鲁会军、孙洋、张晓光、曹玉玺疲惫得头倚着车窗睡着了，他们额头上的一道横纹还清晰可见，那是正压防护头罩压迫5个多小时的结果。钱军独自坐在最后一排，表情凝重，若有所思。
车窗外，一钩弯月已悄悄爬上夜空，海浪温柔地****着沙滩，高大的芭蕉和棕榈树随风摇曳……塞拉利昂，你如此美丽宁静，却为什么饱经沧桑磨难，你如此丰腴富饶，却为什么屡遭生灵涂炭！
首战告捷的中国检测队没有时间享受胜利的喜悦。
24例、27例、32例……自正式接样以来，检测队每天都在满负荷运转，回驻地的时间越来越晚，后勤组同志们精心准备的晚餐总是凉了再热、热了又凉。
白天在塞中友好医院分离病毒、检测，晚上回到驻地总结分析当天工作，凌晨正值北京时间早上8点，由副队长孙宇将当天的工作情况，报送给国家卫计委，通常1点郝杨力整理好提供给媒体的新闻素材，2点前江佳富将反复确认的检测结果经钱军签字后报塞卫生部，5点崔家振起床准备早餐，7点队员们整理物资集结出发。这是中国检测队不分昼夜的一日工作节奏。
这种情况下，检测队面临的压力仍在与日俱增。
10月8日，首都地区新增575个病例，成为塞全国确诊病例数最高的地区。塞拉利昂政府发出警告：阻止疫情在首都的快速蔓延已成为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一旦失控，埃博拉有波及全球的危险！
中、美、加拿大、南非，每天，4个国家实验室的检测成绩单都会按时摆上科罗马总统的办公桌。中国实验室并没有因为最后加人而享受丝毫的优待，反而因身处疫情风暴的中心而被寄予更大的期望。中国驻塞大使馆赵彦博大使每天询问实验室运行情况，有关切，更有焦虑。各国同行密切关注着中国公共卫生专家的一举一动，质疑之声不绝于耳。每天上下班的路上，塞拉利昂百姓一边挥手一边高呼“中国来了，埃博拉走了”。
所有这些压力、质疑、期盼层层传导，层层汇聚，最终都集结在钱军身上。
检测时间能不能再缩短一些？每一份样本都连接着一个生命，早一分钟出检测结果，就能让留观中心的疑似患者少一分感染风险，就能让一名埃博拉患者少感染一位亲人。
钱军仔细梳理着整个流程，征求每一名检测队员的意见，他要求孙洋列了一张时间表，起床、洗漱、吃早餐、坐班车、实验用品准备、换防护服、进p3车……时间精确到分钟。
“15分钟！换防护服的时间完全可以再节省出15分钟！”
副队长孙宇把钱军拉到一边，悄悄说：“队长，出工即出战，这15分钟是检测队员进p3车之前最后的情绪调整时间，万万省不得啊！”
队员们进一次p3车就是五六个小时，不能吃、不能喝、不能上厕所，头罩压住眼镜不能扶，汗水流进眼睛不能擦，正压头罩的送风系统吹得头皮直发麻、两耳嗡嗡作响，车内是负压环境，在平地上行走相当于爬山。在这种情况下与病毒作战，不调整好心态是要出大事的。
钱军明白了，孙洋是在用这张时间表提醒他，已经节省不出一分钟了啊！自己简直成了“周扒皮”。
其实队员们也一直在思考提升检测量的问题。
瓶颈在病毒灭活阶段。生物安全柜空间狭小，只能放进去两个水浴锅，一次最多灭活12例样本。如果改在安全柜外的边台上进行，同时用4个水浴锅灭活，检测量一下子就可以翻倍。
但有风险。操作过程中多个环节有可能造成含有病原体的气溶胶外溢。国外有动物实验研究表明埃博拉病毒可以通过气溶胶传播，但学术界尚无定论。
队员们嘴上不说，其实自打入塞的第一天起就一直担心气溶胶传播的问题，毕竟我们从未接触过埃博拉，更谈不上深人研究。但实际情况又不允许我们将自己与外界完全隔离。
取样口5米外就是一棵高大的木棉树，每天都有前往留观中心的埃博拉病人在树下徘徊、坐卧，有些精神萎靡，有些则涕泪横流。上下班的路上常常可以看到逝去的埃博拉病人横尸荒野，无人过问。徐欣、齐勇每天焚烧实验废弃物，一墙之外就是埃博拉病人的隔离区。一周前，一名埃博拉病人闯人检测区，直奔正在工作中的p3车，江佳富来不及穿防护服就冲出去阻止，两人相隔不足10米。可以说，人塞以来，每一名队员内心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
“检测我的血样看看就放心了。”郭振东，毕业于清华大学，参加工作才3年，援非的事至今没敢告诉父母。他除了配合王承宇负责p3的技术保障，还定期使用大容量空气采样器采集移动p3车各个舱室和接样区的空气样本，进行病原体气溶胶监测，可以说是在检测污染区活动最频繁的人之一。
真检测了，埃博拉，阴性。
大家纷纷拍着他的肩膀调侃：“原来，你把自己当实验用的小白鼠啦。”
其实，检测队每一名队员不都是在用自己的生命探求真知？
10月9日，水浴锅移出生物安全柜。
与此同时，队员们反复商讨，对出国前既定的检测流程进行改进，8名队员相对固定为两个班次，轮换进p3车，两个组的检测流程压茬交替进行，硬是在12个小时内完成了16个小时的工作量。
量的问题刚解决，更棘手的问题出现了。
检测工作开展一周后，从国内带来的崭新的水浴锅逐渐变得锈迹斑斑，惨不忍睹。电话线接头接触不良，对讲机充电器无法有效充电，地面、座椅，甚至实验舱内的电脑都不同程度被腐蚀。这都是因为消毒剂浓度过高，技术保障组专家们越来越着急。
移动p3车设计之初，主要是突出“日行千里”的机动性，目的是尽快对突发疫情样本进行甄别，而这次赴塞，其任务却是大批量确诊“感染者”，成了负重的“老黄牛”，每天都在超负荷工作。
电力、水路、气路、实验室压力、温度、送排风、通讯、视频监控……p3车是一个复杂精密的系统，有些地方堪与宇宙飞船媲美，这又是它第一次远离“出生地”，异域鏖战，会不会水土不服，会不会不堪重负？
自打p3车到达，技保组的同志们就像照顾刚刚出生的婴儿一样精心呵护。当地燃油质量不好，发动机运转时，大家都竖着耳朵守在旁边，只要有一点特殊响动，就得快速排查；当地水质恶劣，全是黄泥汤子，光沉淀不管用，干脆用纱布一点点过滤，一层不行两层、两层不行三层；当地气候潮湿，空气过滤网的负担就重，必须更加频繁地清理。形象点说，简直是吃饭怕饿着、喝水怕噎着、呼吸怕呛着。
一次次，他们用精湛的技术化解了各种突发情况，保证了p3车的正常运行，保证了检测人员的生命安全。但这一次他们却无能为力。消毒剂高效地杀灭了病毒，也在高效地吞噬着他们的“战车”。
王承宇和张流波忧心忡忡，在技术协调会上郑重提出了降低消毒剂浓度的问题。
这是一个艰苦的论证过程，检测组的几名同志尤其显得谨慎，毕竟每天是这8名同志战斗在最危险的第一线，一旦消毒不彻底，他们首当其冲面临危险。反复讨论，大部分人还是觉得可以再观察观察。
但腐蚀速度惊人，门禁开关也出现了问题，门把手干脆掉落到地上，这些关系到p3车生物安全性能的关键硬件一时无法更换。再这样下去，p3车有瘫痪的危险。这是在远离祖国万里之遥的西非，p3车只此一套，一旦停摆，检测工作将陷于停顿，或者就意味着任务终结。
在履行使命与个人安危之间，队员们宁愿选择前者。他们纷纷主动提出，应该降低消毒液浓度。
但钱军还在思考，作为队长，不能拿队员们的生命安全做赌注，这是他的底线！
怎么办？
向国内专家请求支援？来不及，1的浓度标准是国内反复论证的结果，在无法验证的情况下，谁敢轻易更改这个结论。几年前国内某实验室就是因为轻率地采用了未经验证的消毒方法，造成人员感染、实验室关闭的严重后果。
请上级领导决策？这无异于推卸责任，现场情况没有谁比他更清楚。难道把难题抛向上级，他就无需对所有队员的生命安全负责？
改，相当于撤掉了一层保险，给检测人员增加了感染风险。不改，实验室一定坚持不到最后。
钱军遭遇了执行任务以来最艰难的一次抉择。
他徘徊在大西洋岸边，看落日点燃了漫天的云彩。他驻足在狮子山下，看闪电像一把利剑刺穿海面。这变幻莫测的景象难道是在提醒他，在大自然的伟力面前，人类有多么渺小！
钱军逐一和两方一一接触实病毒的检测组8名队员、保证p3长期运行的技保组4名队员一交流意见。反复研讨、分析风险、研究防范措施，一个大胆却缜密的决策逐渐清晰。
中国最权威的消毒学专家、技术保障组张流波：“队长，我支持你的决定！”
检测组全体队员：“队长，我们坚决服从这个决定！”
钱军郑重地签字，决定将消毒剂浓度从19降到0.29，直降8成！
腐蚀情况得到了根本缓解。
消毒剂浓度降低后的第3天，邓永强、户义发烧了。一个37.3摄氏度，另一个37.5摄氏度。他俩是一对搭档，同时进p3车处理样本。
两人主动把自己隔离在房间里，退烧药、抗疟药、清热解毒的中药，能喝的都喝了，然后大量饮水，每过一个小时测量一次体温。
对两人而言，这真是一个不眠之夜啊。
这一天恰恰是邓永强与妻子结婚10周年纪念日，10年了，他在北京，妻子在贵州，聚少离多。出发前家在北京的队员都可以回家看看，他却只能在电话里向妻子和3岁的儿子道别。户义也忍不住往家里打了电话，可妻子怀有身孕，他东拉西扯，就是不敢提自己生病的事儿。
第二天两人都退了烧，虚惊一场。
可阴云却聚拢不散。
10月17日，中国移动实验室检测队抵塞满一个月的日子，指挥组长刘文森突发急病，浑身抽搐，不省人事。经随队医生柏长青、聂为民奋不顾身地生死营救，才把刘文森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但他仍然昏迷不醒。
守在抢救现场的钱军感到深深的自责，他对这个比自己还稍长几岁的下属实在是太苛刻了。第一天接样，刘文森跨过了安全区警戒线，不过是想留下一张更清晰的照片。他却不管不顾地大声斥责：不带头落实安全制度，我就撤了你的职！就在几天前，为了全面监控检测现场，杜绝安全隐患，他在位于检测区域中心的空地上设置了值班岗，没有树荫，只靠一把小小的遮阳伞遮挡炙热的阳光，又是刘文森坚持值第一个班。文森，我们的好兄弟，你有没有听到战友们焦急的呼唤？无论如何你一定要醒过来啊！刘文森真的醒了。最先听到消息的郝杨力迫不及待跑到房间探望。
刘文森躺在一张简易病床上，四肢摊开，不能动弹，只有眼睛是活动的。他向门口方向看了一眼，又转动眼珠茫然地盯着天花板。
郝杨力再也不能多待一秒钟，他飞快地转身向外奔跑，冲下楼梯，冲出宾馆，直到撞在一棵木瓜树上，才抱定了树干号啕大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