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政莳明确规定：机关分房，转业干部不受分房“杠杠”限制；新转业的无房户，要优先照顾。暂时无法分到住房的，各接收单位要采取腾、挤、租、借、让等办法，让转业干部先安顿下来，“先过渡，后定居”。区卫生局从建局以来就没建过宿舍。一九八二年初接收了四名转业干部，局党组专门开会研究，同下属卫生院协商，腾药房，，腾仓库，由局里付租金，解决了两名干部的住房问题：另外每月拿出一百二十元，为另外两名转业干部租招待所。区检察院从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四年，共接收十四名转业干部，其中十二人是无房户。该院宿舍楼建成后，党组专门召开各科室负责人会议，介绍转业干部的住房困难，并在群众中做了大量的说服、解释工作，结果在总共二十套住房中，分给转业干部十二套。区法院也在宿舍楼建成后，给十四名转业干部中的十一户分了新房。
一九八四年转业回来的部队女护士陈文君，带着两个孩子，无房住，娘三个只好分开0游击，在亲戚家东住一天，西住一天，陈文君和她所在医院领导都很着急。眼看一九八五年春节要到了，组织部和义事局下决心要在春节前解决，让她们娘三个过个团圆年。先是汪部长亲自出面，找熟人租私房，没有成功。最后人事局又与房管局协商，买一套住房。房管局的领导了解情况后，也很感到，破例每平米降低一百元卖出一套。按陈文君的条件和入口，本来只应住一间半，但组织上考虑到她丈夫也快转业回来了，索性一次解决，结果出资一万八千元——相当于国家拨下来的九个转业干部的建房费，为她买了两室一厅共约六十平方米住房。春节前夕，人事局的同志亲自把钥匙交到她手上。一家人热泪盈眶。
当然，尽管区委、区政府和下属单位尽了极大的努力，仍然不能保证每一个需要房子的转业干部都能如愿，但是他们能够理解地方政府的困难，并且切实感受了领导上真心实意的关怀和照顾，因此并无怨言。他们以一个革命军人、革命干部所应有的觉悟，以吃苦耐劳和先人后己的精神，同地方干部和人民群众一起分担着困难，以努力工作、发展生产的实绩为解决困难创造着条件。
徐建民在转业后的头两年，一家四口住在父亲帮他用了日厨房改造的一间八平方米的小屋里，由于阴暗、潮湿，墙上爬满蜗牛，家具也抠烂了。他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励精图治，在车队创造了出色的成绩。
一九八五年转业的环卫局党委书记张观长，住过仓库，住过水泵站的工房。后来局里分房子，他看到许多地方干部住房也很困难，主动提出不要房子。区委知道此事后，对张观长同志所表现的高度觉悟和风格十分赞赏，但他的实际困难，还是要解决，亍是交待局里其他干部，即使他提出不要，组织上也要想方设法解决他的房子问题。
象这样区委主动关心转业干部实际利益的事例，许多转业干部都向笔者介绍过。红钢城街党委书记刘校堂同志说，在他转业后的经历中，有两件事难以忘怀。他是一九八四年转业的，原部队在河北宣化。从部队临出发时，妻子突然患急性喉炎住进医院，接着孩子又发烧住院。刘校堂操劳搬家又加照顾病人，又累又急，也病倒了。此时东西已经启运，人却不能出发，全家人都担心东西丢失，只好写封信寄给青山区红钢城街道办事处。后来他才知道，到红钢城街去工作，当时还只是区里的打算，因为还不知道他是否同意，要实地报到之后才能确定。红钢城街逭办事处的同志接信后，也很替刘校堂同志担忧，于是专门开了一次会，大家说不管这位同志将来是否到这工作，总之是转业到青山区的，既然他把信寄到红钢城，我们就该替他救这个急。于是当场做了分工。组织干事田竞洲和一位会计带卡车到江岸车站去拉东西，赶到时车站巳快下班了，天又下着雨，他们好言好语相求，说明情况，车站的同志得知他们是为素不相识的转业干部拉东西，也延迟下班，给以方便，帮这两位同志从货场上一件一件地认领出来，装上卡车。运到街道办事处，天已黑了，家里早有一批人等候卸车，他们把东西暂时放在仓库里，指派会计负责保管。忙完之后，巳经八点多钟了，人们才备自回家。后来刘校堂报到之后，看见东西一件不少，没磕没碰，比他自己在场料理得还周到，心里感动不已。
刘校堂转业前是副团职，但已代理了两年正团职务。离队前，组织上已经上报了拟调为正团的报告，尚未批复。因此，区委按档案上的副团职，安排他担任街道党委副书记。两个月后，他得到部队提升他为正团的通知和追加的转业费。那时他正负责基层整党，工作很忙，便没向任何人提及此事。不久，区委组织部长找他谈话，说区里巳接到部队关于他调为正团的命令。刘校堂说：“我也接到通知了。”部长问：“过了这么长时间，怎么没见你找我们啊？”老刘说：“找什么，这不是有工作了吗？”部长说：“不。你报到时是按副团安排的。正好你们街的老书记也要退休了。区委已经研究过了，就由你来接替书记工作。”
刘校堂对笔者说：“按说，区里就是不改也完全有道理，何况我本人又没提出过。但区里总是想得很周到。这些事，使我们觉得区委真象我们的娘家，有事愿意找他们谈。俞些时候，区里举办转业干部培训班，十几个新转业的同志凑到一起，都对区里的安排很满意，表示好好干，为青山建设献出全部力量。一九八五年转业的副团职干部陈建凡同志，老家在市里比较繁华的轿口区，他本来想到青山区来试一试，如果不顺心，就调回生活条件更优越的市内去。来了以后，组织上对他很信任、很关心，他不想走了，决心在青山干到老。”在青山区采访，我觉得时时处在一和动人的感情漩流的冲击之中。这是一种令人乐观、向上的“良性循环”：区委书记说，他们之所以乐于接收军队转业干部，说到底是因为他们干得好；而绝大多数转业干部的思想轨迹证明，他们之所以干得好；与区委和区政府的关怀、信任、支持和培养有极大的关系……这种组织与个人、上级与下级、地方政府与军转干部之间互相信赖、依靠和鼓励的循环，如同航空物理中的“上升螺旋”，它一旦建立，必将越旋越快，越转越高。随着它的扩展和上升，青山区的党政建设和各项事业势必蒸蒸日上。青山区将更加青翠可爱，更加生机勃勃，永远保持青春的活力。
“第二战场”
寻找那顆星
如果把我在武汉市青山区的所见所闻报告出去，人们是否相信？青山区的转业军人们由军事型迅速转变为经济型人才，有什么必然因素？除了区委和区政府的合理安排、培养之外，他们从军人出身中带来了什么优势？在青山区成为普遍性的现象，在全国有没有共性？
不错，在全国军转安置工作和转业军人“双先会”的典型中，有一大批纯粹由“军事型”转变为“经济型”的干部，做出了了不起的成绩。但我不知道，是他们的个人素质起了决定作用呢，还是有什么共同规律？要知道，在人口众多的国家，任何一种“典型”都能找出“一大批”。我带着重重疑虑继续寻觅。
一天，总政干部部负责军转工作的冯少武处长告诉我：云南有个叫李世俊的转业连长，写了一本书，叫《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受到国内外企业界的重视……
我眼前仿佛划过一道闪电，将重重疑云撕开裂缝……我预感到那书里将有某种必然性被揭示，我的那些问号将获得解答。我急于找到那颗星。
奇怪，在“双先会”的几十份材料里，居然没有他。我寻踪访迹到云南，向省军区的军转工作部门打听，他们说：他是云兴公司的总经理，归口昆明市。市里压根儿就没把他的材料报到省里来，据说是因为一桩未了结的经济案即便如此，我也要找到他！
一天傍晚，我在西瓜摊前偶然发现一张褪了色的云兴公司招工广告。扫兴，一张“祖传秘方，专治阳萎”的白纸覆盖了广告大部分内容，只在底边露出一行字：报名地点，穿金路粮店附近省纺织局院内……
我在穿金路打听了不下二十人，终于看到了那栋租用的陋室。
我怀疑倦是专攻“军转理论”的学者
李世俊一九六二年入伍，现年四十三岁。一九七九年从对越自卫还击战场下来时是某师通信营架线连连长。
身高一米八〇，略显削瘦。阔额长脸，棱角分明。嗓音洪亮，想必在大操场上面对几百人讲话不用麦克风。他那不紧不漫的“云南普通话”里洋溢着自信，时而仰脸大笑，感染力很强。
总经理头天下午刚从深圳飞回昆明，当晚，与一位外商有生意谈判。而今天上午，他同我一见面便说：
“我转业七年来，第一条体会就是：转业干部要充满自信。”他居然象专门研究了我和我的任务似的，一开口就切中主题。
“不少军队干部下来时都遇到一个尖锐的矛盾：进入新的领域，一切都是陌生的，别人的眼光也带有偏见，不信任，不欢迎。事实确是如此，但这只是个短暂的过程，一般只有半年左右。半年、一年以后，就会有相当一批转业干部受到重视。这时，他们的自信心开始恢复了。——这是普遍现象。
“那么军队转业干部树立自信心的条件是什么呢？最有利的条件就是管理方面。管理，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结合在一起时，为了完成他们中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单独完成的工作所开展的活动。它存在于人类一切共同活动中，对一切行业都是通用的。不论是部队还是地方，你担任领导，你就是在搞管理。而管理的核心是管人。在这方面军队干部的素质往往更强，甚至可以说是军队干部的专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