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物,不论他的性格和命运多么特殊,总是社会生活在他身上发生独特影响的结果;一个社会,不论它的面貌多么广阔复杂,总是由人与人的错综关系构成的。这种关系,也就是具体化了的生产关系、政治关系、伦理道德关系……马克思说过,“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对各个时期各种人物描写的深刻与丰富的程度,也就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期文学创作水平的重要尺度之一了。
然而,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对“人”在文学中的价值和地位,却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在“左”的思想的影响下,我们的许多作品中虽然也有各种人物在活动着,但是,总的说来,人的感情、人的意;只、人的精神、人的个性……没有得到真正广泛的、充分的揭示和开拓。它们被压缩和局限在一个较小的范围里,而且常常成为印证某一种思想的“工具”。这就极大地限制了我国文学创作水平的发展和提高。
近几年,文学创作的面貌开始有了明显的改观,其根本原因,就是“人”在文学作品中的位置逐渐提高了。前不久,八○年的短篇小说评奖揭晓,人们捧读其中许多动人心魄的篇章,再拿它与以往的某些作品比较,便一致感到,短篇创作在逐步地走向深化。这深化的突出表现,就在于不论是写新人,或写其他各种人物,都能致力于探索人物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广阔性,因而兑现实生活的反映从表面深入腠理。不少作品的倾向性和真实性较好地统一起来;主题思想更“隐蔽”了,人物形象更丰满了。随着表现人物精神世界的需要,作家们在艺术表现手法上的探索和创新,也使得描写人的天地更开阔了。“人”的手足解放了,艺术中的“人”的形象也就扩大了。当然,在“写人”这个艰深的艺术课题面前,这一切还只是初步的成功;但初步成功的经验,极可珍视,值得认真分析和总结。
就拿描写新人形象来说,这几乎是多年来创作上的薄弱环节。虽然建国以来,我们的文学作品中不乏深刻动人的英雄或新人的形象;但更多的情形则是,英雄人物、正面人物、新人,总令人有一种隔膜之感,缺乏血肉,缺乏生命,缺乏活人的气息。究其原因自然很多,但主要还是因为:一方面,在对这类人物的描写上,曾有过许多清规戒律,诸如“能不能写英雄的缺点呀”。“能不能写英雄的转变呀”,“不要借口复杂性给英雄抹黑呀”,等等。这些违背文艺规律的东西,至今还萦绕在一些作者的头脑中,朿缚着他们的笔,影响着对英雄或新人形象刻画的深度。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则是我们的有些作者对新人的理解过于狭窄了。现在,把新人“神化”的现象虽不多见了,但在一些人看来,新人只有一种,只能是“创业者”的形象,而且似乎应该从头到脚“全新”才行。孰不知,大千世界无比丰富,新人形象也是多种多样的。凡是具有新的、健康的、积极向上的思想和品格,在某些方面走在时代前列,体现了时代精神和历史发展趋势,有助生活前进的人,不都可以视作新人吗?对新人形象的简单化的理解,只能把大量生动活泼的生活形式、把千姿百态的新人形象排除在视野之外。
正是有感于此,当我们看到《西线轶事》中的刘毛妹和《天山深处的“大兵”》中的郑志桐,这样两个新人的形象时,不能不受到深深的感染和启示。这两位“大兵”,各有各的生活道路,各有各的鲜明个性。他们一个壮烈牺牲在保卫祖国的战场,一个把血汗洒满天山深处,备尝艰辛,甘之如饴。可以说,他们都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可他们又都真实可信,显得那么“平凡”,那么呼吸可闻,仿佛能够窥见他们热烈的心的跳动。为什么?因为作者忠于生活,忠于人物的本色,“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人物,都是真的人物”。(鲁迅论《红楼梦》语)两位作者都注意到了,广阔丰富的社会矛盾如何影响和造就了两位“大兵”广阔丰富的精神世界;两个“大兵”身上都打着鲜明的时代印记。他们都经历了十年****,心灵上都有过伤。刘毛妹的遭遇更为坎坷,所以他有个冷嘲热讽的外表,但惟其受过重创,他的思考也就更加内在。作品的可贵,在于透过刘毛妹“冷”的外表,从“这一个”人物独有的行动方式中,发掘出他内心的火热激情,他宽广美丽的心灵世界。《天山深处的“大兵”》,则通过处于爱情的苦恼和动摇中的北京姑娘李倩,进入天山深处探望郑志桐时的一幕幕回忆,以及郑志桐的强烈行动,“峰回路转”,层层剥示了郑志桐的高尚的精神世界。“****”中校园里的“异端邪说”,插队农村时的“暴雨浴”,回京探亲时的“不合群”,冰崖排险时的奋不顾身……把这个“要思考,要探索,要趟出一条治国利民道路”的有为青年生动地描绘出来了。他的思想和情操,的确远远高出于一般的青年,但我们相信他的真实性,因为他的生活道路是真实的。他有倔强的个性,有探索人生真谛的韧性,他不但从自身的经历中,而且从周围战友的牺牲,从整个祖国、民族的命运中汲取力量。因而真正找到了“碧血洒满天山,捐躯为谁?十年夫妻分居,幸福何在?”的答案。于是,他在许多人“千方百计走后门往北京涌”,有的人“连中国都不想呆了,正申请出国”的情势下,毅然扎根天山,甚至牺牲难得的爱情也在所不惜。读完小说,我们的心头激荡着一股民族精神的豪气,不禁联想起“定远何须生入关,伏波唯愿裹尸还”的诗句,象班超、马援这样的古代民族英雄的精神,绵延不绝,在我们可爱的尚代青年的身上又以崭新的阶级内容闪射着光辉!当然,比较起来,这篇小说中抽象的说教多了一些,人物也不及《西线轶事》中的人物厚实,但它出自一个年轻作者之手,又能注重开掘人物的心灵美,实属难能可贵。
我们看到,在过去的某些作品中,它们的作者似乎总是忘记了:新人虽然具有崭新的思想,但这新思想恰恰是在他个人具体的生活经历中脱胎于旧思想;他虽然在品格、见识、觉悟程度上高于普通群众,但同时在感情上又与人民群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行动的意义不平凡,但往往又出之以最平凡的生活形式。在这些薄弱的方面,《灵与肉》对许灵均的深刻描写,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许灵均这个人,早年被资本家父亲遗弃,青年时代被社会遗弃,打成“****”,饱尝了流放和屈辱的况味。现在,阔绰的父亲来了,要接他到海外去,那里有高级的物质生活供他享用,可他固执地拒绝了父亲,甘愿回到贫穷的西北高原上的村庄。他有那么充分的理由“出国”,却硬是不想离开目前仍很穷困的生活。这一点似乎为一些读者不能理解。其实,作品的深刻性就在这里,作者要写的就是心灵和肉体的变化。作品通过真切的描写,一面写出许灵均的受难,委屈,深深的被遗弃的痛苦;另一面,则写出与此同时,他在长期的体力劳动中,在大自然和朴实的人民怀抱里,如何治疗精神的创伤,如何改变旧的思想方法,逐渐使自己的心灵丰满起来的过程。“这个钟鸣鼎食之家的长房长孙……已经变成一个名符其实的劳动者了!而在这两端之间的全部过程,是糅合着那么多痛苦和欢欣的平凡的劳动!”的确,他的肉体、相貌与父亲是酷似的,但灵魂已离开了原来的躯壳,附在人民身上了。人民,在他心中不是抽象虚空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这里有深爱着他的妻子秀芝,有暗中保护过他的郭××子一类的牧民,有牧民们等待他教育的孩子们……许灵均的感情、生活习惯,幸福观和价值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是的,他有充足的理由“出国”,但他更有不可抗拒的“回家”的内心召唤。这样一个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知识分子,难道还不算新人吗?小说的创作特色,是在尖锐的对比中,真实地展露了他广阔丰富的心灵变化。由于写出了这种“变化”,才使他区别于那种“高大完美”,思想始终正确的所谓“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