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人们说话各用乡音，南腔北调，不便于思想交流。元、明、清时代，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随着人们交际范围的不断扩大，北京话也在全国各地传播开来。当时，这种北京话主要用于官场交际，所以又称为“官话”。清朝雍正皇帝就曾命令官吏“务使语言明白，使人易通，不得仍前习为乡音”。雍正的目的，自然是为封建统治服务。不过，客观上也有助于“官话”的进一步推广。事实上，这种“官话”不仅在官吏之间通用，并且也逐渐为各地的老百姓所接受和使用。
当时的文人，一方面用脱离口语的文言写作，一方面也用接近口语的“白话”写作，《水浒传》、《红楼梦》就是其中的代表。这种白话文学的语言基本上属于北方话，因此对北方话的推广也起到促进作用。
晚清时候，一些文人致力于“官话”推广、普及工作，其中尤以王照的贡献最大。王照经过认真的考察研究，终于得出了“北至黑龙江，西至陇，西南至滇，南至江，东至海，纵横万里”“皆与京话略同”的结论。他提议“取京话”为“官话”，作为公用话。他还仿照日本文字的“假名”，截取汉字结构中的一部分作为字母符号，创“官话合声字母”５０个（即“京音字母”），为我国汉语注音字母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五四”时期，书面语方面，“白话”逐渐代替了“文言”；口语方面，在历史上流行的“官话”基础上，开展了所谓的“国语”运动，把北京话定为标准的“国语”，作为民族共同语加以推广。
不过，早期的官话和后来的国语，除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外，在词汇和语法方面都没有明确的规范标准。１９５５年１０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才提出明确要求，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现代典范的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汉民族共同语”。只有符合这个要求，才是规范化的普通话。
世界上有多少种语言
据《语言及语言交际手段问题介绍》说，目前，世界上已知语的语言。其中有５００种语言为人们所研究。
除此之外，有１４００多种语言尚未得到承认或正处在衰亡阶段。有２５０种澳大利亚地方语言，使用人数总共只有４万人。有１７０种印第安地方语言，使用人数更少，而且大多只是年逾花甲的老人在使用。
最长的对联有多少字
中国最长的对联，是清末四川江津才子钟云舫所写的一副长联——《拟题江津县临江城楼联》，共１６１２字。
这幅长联是钟云舫在狱中没有任何一本书籍可供参阅的情况下写的。此联在一天里写成，又修改了七八天。他在长联前有一序：“飞来冤祸，理所不解，偶一触念，痛敝心肝。迟迟春日，藉此搜索枯肠，欲其不以冤情撄念耳。以泪和墨，以血染纸，计得一千六百余字，明知抛查取厌，而故曼其词，谬欲以长制胜，阅者笑我之无耻，当谅我之无聊也。噫！”突如其来的冤祸使钟云舫成为囚徒。每当想到这情理难容的事，肝胆欲裂。为了摆脱精神上的折磨，他决计搜肠写一副长联来排除苦闷，排遣难挨的时光。这浸满泪水和心血的１６１２字，便是此种心境下的产物。
你知道中国最长的诗歌吗
中国最长的诗歌，是藏族史诗《格萨尔》，又称《格萨尔王传》。
这首长诗大约产生于１１世纪以后，是一部说唱体诗歌。至今已收集到１５０万行，１５００多万字。其内容是叙述天帝之子格萨尔大王，下凡投生，反抗种种邪恶，在完成了救护百姓的大业后重返天国的丰功伟绩。格萨尔王极其高大的英雄形象，是藏蒙人民中勇敢、力量和智慧的化身。其语言韵散相间，生动形象，人物对话亦为唱词，富有诗意。
这部长篇叙事史诗，是中国文化遗产中的宝贵财富。但大部分仍流传于民间艺人的说唱，国家已把《格萨尔》的收集、整理工作，列为科研重点项目。
甲骨文是怎样被发现的
清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有一天，国子监祭酒（国子监为国家最高学府，祭酒相当于今大学校长）王懿荣患疟疾，请医生来看病，医生为他开的处方中有“龙骨”药一味。王懿荣待抓药的人回来后，拿起龙骨观看，忽然发现“龙骨”上面有一些刀刻的痕迹，再仔细观察，这些刀痕绘形意味浓厚，但又不是图画。经过初步思索、分析，他认为这些痕迹，可能是古人遗留下来的文字。
王懿荣是研究古文物和古文字的专家，他马上派人去把药店的“龙骨”全部买回来，经过细心研究，终于发现，这些“龙骨”全是些龟甲和兽甲，甲骨上的文字是在原始图案和符号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字，而这些文字大多为“卜辞”，是商朝奴隶主贵族向他们的祖先或鬼神占卜或祭礼的记录。后人把这些文字称为“甲骨文”，甲骨文就这样被发现了。
这些甲骨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它们最早出土于河南安阳西北的“殷墟”，殷墟是商朝都城所在地，早在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年）以前就被当地农民发现。农民以为是“龙骨”，可以治病，便卖到药店。当时，王懿荣曾以每字二两银子的高价搜求甲骨文，甲骨文便为世人所重视。
古代性隐语
隐语古称瘦词，俗称谜语，它是一种不直接表明本旨而借别的词语来暗示的话。古代诗文和民间口语中保存了大量的隐语，如人所周知的以莲为怜、以藕为偶、以丝为思一类的隐语，巧妙地运用汉语谐声的特点曲折地表达爱情。但尚有大量的隐语如性隐语有碍封建教义，人们多避而不谈。
“云雨”作为最古老的性交隐语，可溯源于《易经》。《易·乾·象》谓：一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其中的“云雨”与“品物流形”相关联，意谓耕云播雨，才能化生万物，这里已有创造生命的象征意义。更富有的意味的是《周易·小畜》中的“云雨”已具有性的象征意义。《小畜》卦九辞谓“密云不雨，自我西部。”其卦象作霎，即乾下巽上，按说卦的解释，乾为老男，巽为长女，老男遇长女交欢自然不悦，所以九三交辞谓“夫妻反目”。显然，“密云不雨”之“云雨”已是十足的性关系用语。
古人以“云雨”作为男女性行为之隐语，当源于对天地相交化生万物的认识。雨与云一样都是天地交感的自然现象，因而雨同云含有性的隐义。
“云雨”作为男女性行为之隐语，一般皆认为此词出于战国时期楚国辞赋家宋玉的《高唐赋》中。辞曰：妾在巫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在这里宋玉描写了楚王与巫山神女的欢会。神女说她朝为云暮为雨，总离不开阳台。后人也因之以“阳台”代指被爱恋的女子栖居之所。云梦之台、阳台也均成为男女性活动场所的隐语。唐代著名的大诗人李白曾多次借用阳台之典故，来表达他对率真性爱的追求，例如：“安石东山三十春，傲然携妓出风尘。楼中见我金陵子，何以阳台云雨人！”（《出妓金陵子呈卢六》）“美人美人兮归去来，莫作朝云暮雨兮分阳台。”（《寄远》）和“相思不惜梦，日夜向阳台”等。
在我国古代社会，每逢干旱祈雨，必然伴随着男女性行为的仪式，男女性交是祭神祈雨的必要行为。汉代董仲舒《春秋繁露·求雨上雨篇》记：“四时皆以庚子之日令吏民夫妇皆偶处。凡求雨之大礼，大夫欲匿，女子欲和而乐。”南宋罗泌《路史·余论》引董仲舒《请雨法》称：“令吏妻各往视其夫到起雨而止。”这里无论是“夫妇偶处”还是“吏妻视其夫”，都是通过男女性交来引发天地交媾的行为，从而达到降雨的目的。雨在人们的观念中就是天地性行为的结果。封建社会中的妓女祈雨正是这种观念的表现。理解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为何我国古代社会一直用“云雨”来隐喻男女之间的性关系行为。
“食”也是古代的性隐语。食欲和性欲是人的两大本能，一个是自身生存的需要，一个是繁衍种族的需要。孟子就说过：“食、色，性也。”古人将性看得并不如后世那样神秘。他们觉得，人之有性欲如人之有食欲一样自然。因而，他们以为，人的性欲满足了就如早饭吃饱后食欲满足了一样。于是他们创造了“食”、“朝食”这样的隐语。如《诗·郑风·狡童》，“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情人（狡童）没有来，少女不得遂其愿，故寝处不宁。这种不安，实质上是一种性的躁动。又如《陈风·株林》写灵公与夏姬“乘我乘驹，朝食于株”，“朝食”并不是指他们浪漫的野餐，而是指他们见不得人的行为。再如《楚辞·天问》；“胡维嗜欲同味，而快朝饱。”大禹治水，被奉为神明，他却与涂山女私通于台桑，故诗人洁难，难道大禹和老百姓嗜欲相同，只求逞一时的快乐吗？闻一多以为，“朝饱”即“朝食”，也指通淫。
食则饱，不食则饥，故“饥’、“朝饥”成了性饥饿的隐语。如《周南·汝坟》：“未见君子，怒如调饥。”这句诗“以思食比思夫”，怒，饥饿，调饥即朝饥，指性饥饿。
和“食”相关的另一个隐语是“对食”。
《汉书·外戚赵皇后传》记载，“房（宫女名）与宫（宫女名）对食。”东汉人应助解释说：“宫人自相与为夫妇名对食。”很显然，“对食”即当今所谓同性恋。同性恋是一种性反常行为，它是指在特定环境下产生的性意识变态。在古代，封建帝王荒淫无耻，三宫六院，粉黛三千，牺牲了大量少女的青春。这些幽禁的宫女因不得与异性接触，性意识发生变态是不足为怪的，“对食”作为同性恋的隐语千百年来也一直在宫中流传。
“对食”开始专指女子同性恋，到后来，女子与阉者的不正常行为也称一对食”。南汉时，宫中有一条规矩，作状元者，必先受宫刑。这些受阔的状元多成为宫女的对食伴侣。故罗履先《南汉宫词》云：“莫怪宫人夸对食，尚衣多半状元郎。”因性恋对象为状元郎，所以这些宫女不仅不隐讳，反而矜夸于人。
同性恋者，男女都有。在古代，称男子同性恋的隐语为“断袖”、“分批”。“断袖”出自于汉哀帝与其幸臣董贤的故事。《汉书·佞幸传》记载，董贤“为人美丽自喜”，哀帝很爱他。贤“常与上卧起”。一天昼寝，帝醒而贤未觉，“帝不欲动贤，乃断袖而起”。“分桃”说的是卫灵公与其男宠弥子瑕的事，弥子暇与卫灵公游于国，“食桃而甘，不尽，以其半舀君。”但史书中也偶有以“对食”指男子同性恋的。据《旧唐书·五行志》记载，“长庆四年四月十七日，染坊作人张韶与卜者苏玄明于柴草车内藏兵仗，入宫作乱，二人对食于清恩殿。”这当是“对食”这个隐语的变通用法。
刘勰在论述隐语的功用时说，隐语“大者兴治齐身，其次弼违晓惑”。古代的性隐语虽不关修身齐家、匡时正俗的宏旨，但它反映了一定的民族文化心理，“破译”这些隐语，我们能穿透历史的迷雾，更清晰地了解民族文化发展的脉络。
俗语扫瞄
俗语，作为一种口头流传的、形象的、定型的语句，是人民群众的口碑，反映着时代的风尚和人们的思想感情，几乎人类社会文明的各个领域、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都有它摄取的“镜头”，或赞扬，或批评，或进谏，无不出自肺腑。俗语在历史上名称繁多，如称俗言、俚语、俗谚、古谚、谚语、鄙俚词、恒言、常语等。俗语的范围比较广，包括谚语、俚语及口头上常用的成语等。俗语这一老百姓的口头创作，大致可分成三种类型。一、寓意型，如：“人心不足蛇吞象”、“拆东墙，补西壁”、“睁着眼睛说瞎话”；二、说明型，如：“十个指头有长短”、“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兵糊涂一个，将糊涂一群”；三、形容型，如：“一个针尖，一个麦芒”、“蚂蚁啃骨头”、“宰相肚里好撑船”等。它们之间也有交叉的。
俗语与格言、歇后语、常用语、惯用语以至方言土语、标语、口号之间，存在互相转化、借用的现象。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句式自由，可长可短，没有固定格式。但俗语顾名思义更加通俗，较少文气，因而更灵活、通行，更具风趣幽默和俏皮，也更擅于描摹世态风情。像“打肿脸充胖子”，“猪八戒倒打一耙”，“偷鸡不着蚀把米”，这样把意思表达得淋漓尽致的俗语，诙谐有趣，也增加了表达的表现力量。
俗语虽俗，在社交场合和文学作品中却随处可见，被大量运用。如“干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被曹雪芹写进《红楼梦》中，顿觉风采、典雅起来；“借酒消愁”入了李白的诗，成为“举杯消愁愁更愁”，内涵更丰富了。也有相反的情况，古诗文中的名言、佳句，流入民间成为俗语，如：“朽木不可雕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以五十步笑百步”、“来而不往非礼也”等等，均载于先秦诸书，至今还活在人们口头。“近水楼台先得月”（俞文豹）这句意境优美的诗，现在则被当作鞭挞一种不合理现象的俗语而流传了。
有的俗语，因使用场合的不同和语气的变换，褒贬意思完全两样，有的则因时代观念的变化而作用大不相同了。比如“新官上任三把火”，既可作为寄予希望之词，也可喻为没有长劲。又比如说某某“人老心不老”，可解释为此人老当益壮、老骥伏枥；换一种场合和语气，会看作此人不识时务，这大把年纪还事事占强。而“吃不了，兜着走”，多年来一直被看作是挖苦人、嘲弄人的俗语，可是某餐馆为了杜绝浪费现象，动员顾客将未动过的美肴带走，并给顾客备有简便卫生的包装袋，这一倡议顿时受到欢迎。于是在特定的环境下，这句俗语一下由“贬”变“褒”，生发出新的涵意。在重农轻商的时代，“万事农为本”这句俗语很吃香，而在发展商品经济的今天，人们又从实践中总结出“无农不稳，无商不活，无技术不富”这样带有经验性的话。
近几年不断出现新的俗语，如一阵风刮来，不径而走，虽不知从哪儿开始产生，却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请看俗语中对种种不正之风的无情揭露：“上梁不正下梁歪”；“吃人的口短，拿人的手软”；“上班一杯茶，下班抱娃娃，心怀小九九，嘴里喊四化”；“酒杯捏扁了，筷子嗍短了，椅子坐散了，离群众越来越远了”；“八点上班九点到，一杯茶水一张报，翻翻文件到午后，吃了中饭车马炮”；“平平稳稳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吃吃喝喝混日子”；“盯的是票子，谋的是房子，保的是位子，为的是孩子”；“点上稀客，面上游客，桌上常客，灯下扑克”；“孩子孩子你快快长，趁着爸爸当着长，要是爸爸下了台，你这辈子算白来”；“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不要白不要，不拿白不拿”；“党委书记讲理想，厂长经理包和奖。搞生产靠阿乡（民工），正式工人白相相（玩）”；“包公在舞台，真理在讲台，当官靠后台，发财靠乱来”；“抽支烟不管事儿，喝顿酒管一阵儿，不送东西不办事儿”；“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商品权力化，权力商品化，国家一化也不化”；“想致富，掘坟墓。要发财，使劲挖。深挖洞，广收货。工农知学干，全民玩破烂，你挖我倒他出境，“生产自救有门路”……何等分明的爱憎，何等犀利的言词。
此外还有一些俗语令人深思，如“三个诸葛亮，不如一个臭皮匠”；“一工交，二财贸，实在不行上文教，打死也不去街道”；“中央是执政党，地方是自由党，企业是在野党，农村是地下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挣票子的不如有门子的，有门子的不如有位子的”；“老大靠了边，老二分了田，老三盯着钱，老四上街喊……老九上了天”；“50年代人爱人，60年代人帮人，70年代人整人，80年代各人顾各人”；“小伙姑娘找对象，美国、日本再西洋，老夫少妻新潮流，到了国外包福享”。
民间秘密语漫说
古来，在各种层次的社会集团或群体中，出于各自文化习俗及交际所需，往往创制、流行一些适合各自层次与群体的特殊语汇，用以部分代替某些与之相应的一般语汇，其中尤以身处中、下层文化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最为普遍，此即大别于今所谓密码、专科术语之类的民间秘密语。民间秘密语是民族民俗语言的一种，由于民间文化具有极强的传承性、渗透性，民间秘密语亦往往为处于上层文化的达官贵人、文人学士所青睐。其中，有一些民间秘密语汇如“扯淡”、“挂彩”、“窟窿”、“煞风景”之类、已进人汉语普遍语汇；有的成为方言语汇一如东北话中的“顶硬”、“食儿”、“踩盘子”、“出血儿”、“花台子”之类，即出自东北胡子的黑话，若以发生学分类法分类的话，中国民间秘密语大体可分为三种情况。
一是由禁忌、避讳而形成的市井隐语。市井隐语多系因避凶就吉、避俗（秽）就雅而形成的各类代码式隐语．以隐遁其辞。如明代陈士元《俚言解》卷二所载；“舟中讳‘住’，讳‘翻’，谓‘著’为‘快儿’，‘翻’转为‘定’，转‘幡布’为‘抹布’。又讳离散，谓‘梨’为‘圆果’，‘伞’为‘竖笠’。……今士大夫亦有称‘箸’为‘快子’者。又《遁斋闲览》举于落榜曰‘康了’。柳冕应举多忌，谓‘安乐’为‘安康’，忌“乐’、‘落’同音也。榜出，令仆探名，报曰：‘秀才康也。’世传以为笑。”又如明代世情小说《金瓶梅》中两例。卷九七：“随他那淫妇一条绳子拴去出丑见宜，管咱每大腿事。”卷八六：“你再敢不敢？我把你这短命王鸾儿割子，教你直孤到老。”其“大腿”、“王鸾儿”即讳称男性外生殖器之隐语。此外书中的“丢身子”（出精）、“跑马”（造精）之类，亦为这种隐语。今民俗语言中这类隐语仍不稀见，如江苏省如东县以“松劲”谓身体不爽，以“糖包儿”谓药，以“老了人”谓死了成年人，以“跑掉了”谓小孩子夭亡，以“元宝”谓尸体或春节供神之猪头，以“财神老儿”谓春节时乞丐等，均为地方市井隐语。
二是由回避人知而形成的隐语行话。明人田汝成《委巷丛谈》云：“乃今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语，不相通用，仓猝聆之，竟不知为何等语也。”《西京杂记》云；“长安市人语各有不同，有葫芦语、巢子语、钮语、练语、三摺语，通谓市语。”光是数目字，各行各地隐语即五花八门。如四平市语，以一为亿多娇，二为耳边风，三为散秋香，四为思乡马，五为误佳期，六为柳摇金，七为砌花台，八为灞陵桥，九为救情郎，十为舍利子。明清时米行行话一为子，二为力，三为削，四为类，五为香，六为竹，七为才，八为发，九为丁，十为足。
三是语言游戏类隐语。这是运用多种修辞方式隐约其辞的民间秘密语，其基本功利特征显然以语言游戏为主体。这类秘密语在汉语中起源早、流布广，形式亦繁杂，口头、书面形式兼具，从语言学角度追究，可谓汉民族民间秘密语的直流源泉。《国语·晋语》卷五载：（范文子对日）“有秦客瘦辞于朝，大夫莫之能对也。吾知三焉。”注云：“瘦，隐也。谓以隐优谲诡之言问于朝也。”秦客之瘦辞书中不曾备载，而据宋人孙奭《孟子·公孙丑》疏云：“大抵瘦辞云者如今呼笔为‘管城子’、纸为‘楮先生’，钱为‘白水真人’，又为‘阿堵物’之类是也。”瘦辞即谐隐之辞，举凡风人体之双关语及歇后语等，均属此类语言游戏类秘密语，人所认为：其出于民间甚明。自魏晋以来，直至近代，流行不衰，名称也在随时改变。民间百姓寻常说话未免平淡无奇，这种话就成了他们的词藻，用以丰富说话的内容，表现自己的智慧，度量别人的智慧。歇后语至今流行不衰，新制百出，早已进入文学语言，亦足见此风之盛。
宋明以来至民国初，先后曾有《圆社锦语》、《金陵六院市语》、《江湖切要》及《切口大辞典》之类专辑、专书流行，然为数较少。半世纪前容肇祖、赵元任等曾发表一些有关研究成果。而近半世纪鲜见有人问津此道。愿有志者拓垦这块荒置已久的园地。
丑语探美
四川人有一个骂人的口头禅——“锤子”（陕西南部也有这个词，但远不及四川流布广泛）。作为语言的物质外壳——语音，它现在仍挂在川人特别是男人的口头。如，人们形容某件事没有前途、希望，顺口溜出一句：“锤子儿啰！”多人一起，一人把某事说得过度，有人便讥之：“锤子些些。”至于在骂人场合，人们开口便云“锤子”，可谓彼彼皆是，见惯不惊。作为这个词儿的文字形态，却被追求美好心灵的人民所忌讳，书面语言中绝少用。
不言而喻，“锤子”一词，作为骂人语言，特指雄性阳器。这是人们在庄重场合忌讳使用的词语，一般只用于谑浪游戏的场合，或者骂人的场合。
这个词在元代时有的写作“颓”。如作为北京人的马致远《般涉调·耍孩儿·借马》：“不晓事颓人知不知？”“渲时休叫侵著颓！”朱东润注云：“颓，指雄性生殖器。”因而，这里的“颓人”，即如今日川味詈语“锤子人”，后句的“颓”，指公马的生殖器。这种骂人的词语，竟大方地闯进了圣洁的文学殿堂！可见此同在当时使用频率之高，也可知此同根不在四川。再往前推溯，我们的祖先造了一个“士”字，这个“士”字就是今日的川味骂词里的“锤子”——甲骨文的“士”，即像男性生殖器之形。原来，根就在这里。这一意义再后则以同音词“势”取而代之。如阉割公猪、劁骗公牛公马皆曰“去势”（后来，把阉割雄性禽兽通同名之为“去势”，当是这一概念的扩大）。而“士”，在一段时间里仅为男子垄断了。
“士”字演变为后来“势”、“颓”、“锤”’，是中华民族审美升华的结果。
“士”字产生于对生育的崇拜。
在原始社会时期，自然条件恶劣，洪水猛兽肆虐。面对可怜的科学水平，落后的生产力，极低的小孩成活率，短暂的人生这重重的恐怖，我们勇敢可敬的先人们，用对生育的发狂的崇拜与之抗衡。所以，原始人把凡是与生育相关的一切都看成是美的、善的。由对女性生殖器的崇拜发轫，继而又产生了对男性生殖器的崇拜，士——作为体现这种美好意识的文字符号便应运而生了。因此，“士”的本义一是指男人，《易》：“士刲羊，女承筐”（小伙子持剪剪羊毛，姑娘捧筐伴在旁）。二有美义，封建时代，尚有“士大夫”、“士君子”等词。在文字产生时代的人们眼里，对生殖器的表现没有任何猥亵的阴影，而是被看作丰产的化身。由此可见，作为当今避讳词语的“士”当时是在美好心灵的支配下产生的，是善良意识的体现。
随着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人类文化审美意识超越了诸如繁殖、本能等直接功利目的，上升到精神领域，人的本能被审美感受的光芒照亮。于是，人们的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和丑换位凝聚在“士”里的美的意识逐渐淡化，后来竟彻底为粗俗不堪所替代，于是，社会便约定俗成，只以“士”代表男性的人，待指的“士”便用同音字“势”来取代。在人们的心灵中，以为这么讹衍，便摈弃了积淀在这个词的粗野味。此后，如此“净化”了的“士”便大量使用，作为词根而广为派生新词，“势”的特殊含义使用至今。至于元代的“颓”，现在四川方言里的“锤子”（子是词缀，无实义）和“士”、“势”在语音上有一脉相承的地方，它们的声母在上古音中同属于舌头音，即是说，“势”、“颓”、“锤”，是“士”的同音借代。可以理解，“势”字使用日久，人们仍嫌恶其摆脱不了粗野意义的纠缠，于是又衍生出“颓”、“锤”。从这些后起同的形式看，显然，人们忌讳用其本字，是有意讹衍的结果。
可见，多次忌讳，多次替代，便造出了一连串的有关词语。这替代和忌讳，就其本质来说。虽然未离其宗，但观念的更新，意识的转换，足以证明我们的先人对心灵美的完善，对语言美的追求。不唯四川人，整个中华民族都是这样。面对历史和传统的优秀一面，作为今人的我们，沉思之余，又当作何打算呢？
吉语寓意趣谈
吉语是我国成语词中的一部分，民间称其为“讨口彩”、“讨吉利”。它语句通俗，内容含蓄，形式独特，易懂好记。
吉语在人们衣、食、住、行诸方面得到大量应用。在民间剪纸、年画、蓝印花布、民族服饰等工艺品上，都以吉语为主题，通过描绘各种物象来表达吉语寓意。如以蝙蝠、寿带鸟、如意、灵芝组成的吉语称为“福寿如意”；把寿字写成圆形的篆书，五只蝙幅围绕四周的吉语视为“五福（蝠）拜寿”；以爵、鹿、蜜蜂、猴子组成的吉语称为“禄爵封侯”；以一龙一凤组成的吉语叫“龙凤呈祥”；以二鱼组成的吉语叫“年年有余”。
吉语是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赞美．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对未来前途的追求。孩子出世后，有“岁岁平安”、“长命百岁”等吉语。孩子长大后，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出息，有“望子成龙”、“富贵长春”等吉语。吉语在民间婚俗中也很普遍。过去姑娘订婚时，赠给情人的荷包汗巾上，绣有“凤串牡丹”的吉祥图案，以表示爱情的专注。结婚时，姑娘怀抱瓶子上花轿，寓意“怀抱平安”；瓶中盛着美酒，与丈夫同饮交心酒，寓意“夫妻长（尝）久（酒）”。在结婚典礼上，新娘要换上由玉兰、海棠、芙蓉、桂花组成的绣花鞋，寓意家中“玉堂富贵”。新婚在蜜月中，新娘要换上由梅花、玉兰、青竹、菊花组成的绣花鞋，以此祝愿夫妻“百年和合”。新房是吉语最集中的地方，门上贴的，墙上挂的，都有着与婚姻美满有关和憧憬未来的各式吉语寓意图，甚至在新娘的被窝里也放有红枣、花生、糖果、莲心，寓意“生活甜蜜”、“早生贵子”。
吉语不仅服务于生者，还服务于死者。出士文物的金箔钱上，就刻有“往升仙界”、“花开见佛”等吉语。
吉语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经过千百年的延续应用，适合社会需要的便流传下来，并不断产生新的内容，如“一路平安”、“万事如意”、．“延年益寿”、“步步高升”、“旗开得胜”等。有些吉语本来已消失了，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又出现了，如“生财致富”、“恭喜发财”、“金玉满堂”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