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娘快到兵站时，早就按捺不住心头喜悦的、等候在那里的军民一齐点响了提在手里的炸鞭，噼哩叭啦，满山都是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八面腰鼓有节奏地响了起来。官兵们的吆喝声也放肆地吼着……
新娘刘佃玲双脚着地。
新郎官曹三太揭去了佃玲头上的红盖头。
北平主持婚礼，并致主婚词，他说：
“我宣布唐古拉山婚礼现在正式开始，今天是咱们兵站有史以来最热闹最幸福最难忘的大喜日子，因为英俊的小伙子曹三太和漂亮明姑娘刘佃玲组成了美满幸福的家庭。这个婚礼是在海拔5300多米的世界屋脊上举行的，我相信此时此刻不仅新郎新娘家乡的亲人们在看着这对新婚夫妻的幸福婚礼，祖国不少地方的同胞也一定都在遥望着世界屋脊，注视着这不平凡的婚礼。三太、佃玲，老哥真的太羡慕你们了，你们开了在所谓的生命禁区组合新家庭的先例。老哥也感谢你们，唐古拉山兵站因为有了你们这对新婚夫妻的出现，会变得不再那么荒凉、寂寞了！赶明日格，老哥也把你嫂子带上山，咱们做邻居……”
北平越讲越激动，嗓门也越大。不少战士竟然跟着他流出了热泪……
后来，北平下山回到格尔木，我问他：听说你在曹三太的婚礼上吹大话，要把我带上山给他们当邻居，是不是有这么回事？看来你是要铁心在山上扎根了！北平说：这不是高兴嘛，就自然而然地说出了这句话。玉珍，不瞒你说，我真喜欢了山上的兵站。那么多的战友终年在那儿奉献，无怨无悔，我怎么舍得离开他们呢？
裴玉珍讲到这里，停了下来，我看到她脸上罩着一缕淡淡的、不易发觉的愁容。我问：后来你还跟北平提过转业的事吗？她说：
怎么没提过？几乎一见面就提醒他该考虑下山的问题了，他听了总是久久不语，过一会儿才说：再干几年再说吧！我问他：几年？
到底是再干几年？他便一句话也不说了。
第十一节姑娘撑起了破碎的家
——青藏线军人之家实录之三
这又是一个双军人家庭。不过夫妻俩先后离开人世已经二十多年了。当时留下了四个孩子：三女一男，大女儿王红霞15岁刚出头，二女儿王红香14岁，三女儿王红勇13岁，最小的是儿子王红军还不足13岁。
好像是转眼之间的事，一个军人之家就从青藏高原上永久地消失了。留下这四个孩子无依无靠，怎么活下去？
离开父母的孩子像棵草，而且又是长在雪域瘠薄土壤上的草。
多少人用怜悯的目光注视着这四个孩子，却不知如何才能助他们一臂之力。
我几经周折，终于在格尔木沙石土管理站找到了王红霞，她从事财会工作，38岁的人了，却显得那么瘦弱，脸上仿佛还罩着失去父母后给她带来的愁云，已经16年了啊！其实王红霞是一个很坚强的女子，当年抚养三个弟妹的重担压在她肩上时，在别人看来非把她压垮不可，她竟然义无反顾地挑起了这副重担。当然，在后来漫长的抚养弟妹的日子里，她流了太多太多的眼泪，多少个夜晚她躺在被窝里用被子蒙着头悄声地呼唤着爸妈，止不住地流着眼泪。
王红霞带我来到管理站一间很小的会议室里，讲起了她这20年没有父母的爱抚却要用一颗父爱母爱之心去关爱三个弟妹的艰难里程……
王国珠是1951年入伍的老兵，1959年从北京军区某医院调到格尔木22医院传染科当医生。贾风荣比王国珠晚3年上高原，在22医院妇产科当护士。正是3年自然灾害困扰国家的困难年代，他们结合组成了家庭。婚礼非常简单，但是“质量”不低——这是王国珠后来给人讲到他的婚礼时常用的一个词。在不足20平米的会议室里，用几张桌子临时拼成了一个大方桌，屋子小，来宾倒不少，挤得满满的。科里领导讲了不算长也不能说短的致词之后，新郎新娘各自以“扎根高原”为主题表了态。之后，同志们便把他们拥进新房——一间半地下半地上的泥土平房——热热闹闹地哄闹了一场。那夜，高原上显得格外宁静，空旷。王国珠和贾凤荣心里都有几分惧怕，国珠说：“凤荣，咱们应当回到老家去结婚，你瞧瞧，这儿哪有新婚之夜的气氛！”凤荣说：“我们开个头，慢慢地这儿的新娘之家多起来了，就热闹了！”
他们就是这样在当时是名副其实的戈壁之城格尔木建立起了白己的小家庭。大自然赋予他们更多的是难占的苦涩，但是小俩口在10平米中的日子却是甜蜜的。
1962年人女儿王红霞出生。这响在荒原上第一声婴儿的啼哭不仅给王国珠的新婚之家增添了生机，也给住在附近的高原汉子们带来了希望。夫妻俩轮流抱着女儿亲不够爱不够，他们一下子觉得高原不再荒凉了，也不遥远了。宝贝女儿呀，她真是青藏线人金不换的明珠！
谁也没有想到不幸的事竟然在这欢乐的婴儿啼哭声之后不久接踵而来。60年代末，王国珠就常常觉得身体乏困，一旦天气变凉便咳嗽不止。开初，他并没有把出现的这些异常现象放在心上。
该干的工作一点也不少的于着。他强忍着身体的不适随医疗队下农村一年。从农村回来后没出半年，他又到王道梁兵站去巡诊，为广大官兵和牧民治病。就在他从五道梁回来后，他的病情加重，被确诊为高原性脑性肺性心脏病。这种病在高原汽车部队里当时倒发现过几例，但是在22医院的医生身上出现他是第一例。时间是1974年夏天。
不久，他被医院介绍到西安某驻军医院看病，来回一个月时间。他一回到格尔木又开始上班了。领导和同志们都劝他在家好好休息，养病。他却说：闲呆着心里更闷更慌，不如干点工作舒畅。
期间，老院长想联系将王国珠调到西安去工作，被他谢绝了：“我拖家带口的已经在这儿扎根了，格尔木就是我的家。我哪儿也不去了，难去呀！”在王红霞的记忆里，当时家里到处摆的都是药瓶子，爸爸每次吃药时都是吃一大把。
1975年，王国珠终于因病情太重无法上班了。也就是在这一年，爱人贾风荣患上了乳腺癌。最初医生说她患的是乳腺增生，她还满有信心地吃药治疗，觉得总能治愈的。不久，就确诊她患的是癌症，这一下子她的精神就垮了，失去了治疗的信心，1977年病故。14岁的王红霞以及在她身后一个比一个低一头的三个弟妹，围抱着妈妈的遗体呼天唤地地嚎哭着。爸爸流着热泪把儿女们一个一个地叫起来，对他们说：“妈妈走了她可以摆脱重病的折磨，少受些罪。我们还得活着。有爸在天就不会塌下来！”说到这里，他用被泪水模糊了的视线扫了四个孩子一眼，泪声涟涟地说：“孩子们，爸是重病在身的人了，毕竟不能更周全地去管你们，更多的时候要靠你们自己去独立生活。红霞，你是老大，俗话说长兄如父，我想长女也应该如母。你要把你的两个妹妹红香、红勇和弟弟红军照管好。至于爸的病有医院领导和同志们关照，再说爸也是个医生，怎么治疗怎么保养我都知道，你可以少操些心。小霞，这个家现在只能由爸和你两个人支撑着！”
红霞听罢，刚叫了一声“爸爸……”就一句话也说不下去了，扑倒在爸爸怀里大哭起来，弟妹们跟着她一起痛哭流涕。
王国珠的病情急骤恶化。一年中他总要住三四次甚至更多次数的医院，病情一缓解，他就住在家里养病，他牵心着孩子呀！不管住在医院里还是回到家里，都是王红霞照顾爸爸。她已经学会了为爸爸熬稀饭或做面食，也学会了炒几个简单的菜。那时在医院里，人们经常能看到一个小姑娘掂着一个红色的小保温桶，急匆匆地奔忙着，她就是给爸爸送饭的工红霞。
高原上的夏天很短暂，往往是一闪而过。但是，就是这短短的夏日在王国珠身上也体现不出来。他一年四季都捂着个大口罩，穿一件没有军衔的军棉衣，因为他这病最怕得感冒。他的脸膛越来越成紫色的了。红霞很担心地问道：“爸爸，你去问问医生，你的脸怎么会成这种颜色？”王国珠当然知道这是病情不断严重的结果，却装作没事一般对女儿说：“过些日子就会好的，你没看现在天气这么冷，爸有病，经不住冻，脸就成了这种颜色。”红霞不啃声了。
天气转暖了，爸爸的脸色不但不见好转，倒越来越呈现着更深的紫色。红霞似乎明白了什么，再不问爸爸了。
红霞一直清清楚楚地记着，在爸爸得病的10年时间里，除去住在病房里以外，他总是坚持出早操。每天起床的号声一响，他就急忙洗漱，跟在队伍的后面跑步。开始，红霞不放心，就悄悄地跟在爸爸后面，站在一旁偷偷地看着。爸爸万一有个什么闪失，她好及时去搀扶。后来，王国珠发现女儿在跟踪着他，就说：“红霞，你去照管弟弟妹妹吧，她们要上学，你给她们要做饭。红军年龄小，起床后要看着给他穿衣，热牛奶。我这儿没有什么事，就是跑跑步，习惯了，不会出啥事的。”
王国珠几乎每天跟着大家出操的事，给同志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2000年夏天我在22医院采访时，好几个老同志都提到了这件事。他们以钦佩的口吻说：那真是一位坚强的同志，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日子，他仍然坚持出早操。
王国珠走完自己人生旅途是在1984年6月6日。那是个午后，病房里很静，明净的玻璃窗上跳跃着温柔的阳光。王国珠眼眶里饱含着泪水，伸出颤颤巍巍的手，示意女儿红霞在他身边坐下。
他用骨瘦如柴的手握着女儿的手，断断续续地说了以下的话：
“红霞，爸对不起你，把这个家扔给了你。你本来在高中毕业后可以考大学或参加工作，是爸的病拖累了你。爸走了后，你不要太伤心，谁总归都有这一天的，我去见你妈去，说来也是好事。红霞，你一个人做点牺牲，也一定要把你的两个妹妹和弟弟拉扯大……”
他已经无力再说下去了，微闭起了双眼。红霞把头埋在爸爸的胸部大声叫着：“爸！爸！你再看我一眼吧！你别走，你走了女儿怎么办？”
爸爸果然又慢慢地睁开了眼睛，那泪水一直窝在眼眶里，像凝固了一般，没有流动。他不说话，只是望着女儿。最后慢慢地合上了双眼，那两滴大大的泪滴终于从眼眶里滚了出来。
王国珠就这样走了，永远地走了！
22医院这间泥土平房从此成了四个孤儿的冷冷清清的家。
一连几天四个孤儿的哭声都没有停，沉甸甸地飘荡在平房的上空。首先走进他们家的是老院长，他对孩子们说：
“听叔叔一句话，不要哭了，抬起头来朝前看。红霞，你是老大，把本该你父母承担的责任承担起来。眼下最重要的事是化悲痛为力量，计划安排你们的生活，给你找一个适合的工作干。你已经21岁了吧，总不能老呆在家里。”
王红霞代表几个弟妹对老院长说：“叔叔，我们一定听领导的话，组织上安排我们的工作、学习，我们绝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
老院长走时，四个孩子一直送到门外，他们望着老院长渐渐远去的身影，心头涌上一股暖流。
父亲去世后的当年11月，王红霞就参加了工作，在格尔木水泥制品厂当工人。第三年，二妹王红香考上了青海财经学校，第五年三妹王红勇也考上了北京总后医学专科学校。惟有小弟王红军还在格尔木读初中。
世界上的所有事情说起它们的结果来，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很简单的。你瞧，王国珠病逝后留下来的这四个孩子，最后不都是有了一个比较满意的结局了吗？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还要怎么样呢？有爹有娘的孩子也不过如此吧！可是，他们从家里走进学校，又从学校走上工作岗位这个过程，却是漫长的，充满了艰难和苦涩。这对于涉世不深、初次走上人生之路的王红霞来说，更是难以承受的艰辛。苦，她可以咽下。困难，她也可以设法去克服。问题是，许多事情是她无能为力的，绞尽脑汁也无法对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