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支部队与一座城市、一条公路
我这大半生与山有撕扯不断的特殊感情。当然我指的是青藏高原上的山了。
压在昆仑山上无垠的死寂使我开车时按响的双音喇叭也变得寂寞；残留在祁连山弯弯山道上被积雪半遮半掩的车辙使我感悟到人生其实就是不懈地挣扎；怒放在冈底斯山岩缝里的雪莲在我“日行千里，夜走八百”的车轮下也鼓荡着大风；暴晒在喜马拉雅山上登山队员冰冷的骨骸让我明白今生永远不能用跋涉过的数万里风雪路来计算自己的人生里程；当然，最令我难忘的、铭刻于心的还要数唐古拉山。
唐古拉山耸立在青藏高原的腹地，南北宽达160公里。主脊唐古拉山巍峨高峻，山峰多呈锥形，主峰各拉丹冬海拔6621米，是长江的发源地。唐古拉山也是长江和怒江的分水岭。要知道我与这座山的缘分、情感，还得把我过去常说的一句话翻腾出来：我在唐古拉山中走，我也成了山的一部分；唐古拉山被我踩在脚下，我仍然没有它高。
我曾经上百次用自己那双敦厚、结实的军鞋底板磨蹭过这座山的山脊。我确信不疑地认为，我和我的战友们的脚印是那里十分动人的一处风景；自然，我更确信不疑地认为，这处风景仅仅是庸古拉山系列风景中很渺小的一幅。
我对唐古拉山情有独钟。我对它的崇敬、向往与口俱增。中国的名山谱中也许排不上它，即使在青藏高原上它也算不上最高的山，喜玛拉雅山、昆仑山都比它高，知名度也比它大。但是，它在我心目中是一座世界级的名山——请原谅我的偏执，情人眼单出名山。
我总是把唐古拉山与我心目中的一支英雄部队——青藏兵站部连在一起。我年轻的时候在这支部队里服役7年。这是一支运输部队，钢人铁马成年累月奔驰在蜿蜒于世界屋脊上的四千里青藏线上。每一个官兵都知道，在从西宁到拉萨的这条“天路”上，唐古拉山是最难逾越的一道天险，它海拔高，严重缺氧，路况险峻，每一个从它身上攀越的人都要受到难以抵挡的威胁——因山高缺氧而得高山反应，因道路窄险情大而发生种种车祸。因而，从青藏公路通车至今的数十年间，它无情地夺走了青藏兵站部近千名指战员的生命。我也不会不看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正因为唐古拉山的残酷无情，才显示出了战士的英雄本色。为此，我完全理解了我的同乡战友王根成少将在他任青藏兵站部部长时期，青海省人民政府为什么要竭尽全力在唐古拉山之巅竖起一座汉白玉石的军人雕像。这尊雕像已经屹立于山巅11年了，风吹、日晒、雪打，它总是那么坚毅，庄严，显得有骨有血有肉。那碑文不知出自何人之手，古朴、凝练。
建国四十周年之际，为颂扬世界屋脊拓线、建线将士伟业，省府借山石为体，成西部军人雕像，立唐古拉山之巅，以资纪念。
公元一九五四年夏，亘古赤地开进戎装子民，红旗指处，石破天惊，战歌响起，天堑通衢。壮哉，架金桥、飞长虹、舞油龙；美平，固边陲、播文明、惠万民。
三十五年风雪，四千里路云月。青藏线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之雄风，堪为后人师。望青各族民众，立形象于心，以俊良导行，开拓青海，振兴中华。
青海省人民政府
公元一九八九年九月
我每次经过唐古拉山时，都要在军人雕像前照相留念。不远处的雪峰作背景，很有几分英姿、雄姿。我相册中的“雕像留影”已经有厚厚的一摞了。我相信它也会变成一份珍贵的历史。这是正在发生着的历史。
每当我给别人讲起唐古拉山的故事时，或是在我提笔写下上面这段文字时，我总会情不白禁地想到它怀抱中的一座城市：格尔不。
格尔木虽然依偎在唐古拉山的怀中，但是，格尔木却不是唐古拉山的儿子，而是它的母亲。母亲依偎在儿子的怀里，实在是一种罕见的现象。
唐古拉山地区是格尔木市管辖的一个乡，它的面积是4.95万平方公里。据我所知，它恐怕是中国最大的乡了，但是人口稀少，总共不足千人。这个地区属于青藏高原上的无人区。居住在这里的绝大部分是游牧的藏民。
我所崇敬的英雄部队青藏兵站部的大本营就驻扎在格尔木，而这支终年在青藏线上奔驰的部队遇到的最大的障碍就是唐古拉山。我的亲爱的读者，现在你该明白了吧，我为什么要把唐古拉山和格尔木连在一起。
下面我的话题该转到格尔木了。
先把与唐古拉山、格尔木有关的一组数字公布如下。有人粗略地作过这样的统计：一个在格尔木汽车团服役5年的汽车兵，开车要翻越唐古拉山60余次。一个服役10年的兵要翻越唐古拉山100多次。在青藏兵站部，你要找当了20年兵、30年兵的老高原，很多很多。这些老青藏线人翻越唐古拉山的次数恐怕连他们自己也记不清了。如果有人向你，在几十年间吃了多少碗米饭，你一定张口结舌回答不出。这和你问老青藏线人翻了多少次唐古拉山他们难以回答是同一个道理。青藏兵站部的官兵们把上线执勤视为家常便饭。那天兵站部副政委李海乾要陪我上线，我听说他今年已经在线上呆了三个多月了，此去又得呆二三个月，就有点过意不去，说：
“不好意思，又要让你再跑一趟。”他回答：“我们兵站部的同志出发上山，就像你们北京人去西单王府井逛街一样，太平常了。”
就凭李海乾这句平平常常的话，我想读者们也能明白我为什么要把青藏兵站部这支英雄部队与让人望而生畏的唐古拉山连在一起。英勇与残酷并存一体，往往更能显出英雄本色。
格尔木这座城市有一个别的城市难以相比的特点，兵多，而且都是青藏兵站部的兵。兵多于民，在建市后的十多年时间里这个状况没有改变。又因为汽车部队居多，每天出车或收车的日子，满城都是浩浩荡荡的军车队，就越发显得兵味十足了。直到“文革”当中，特别是“文革”的后期，西部移民年年增多，格尔木兵多于民的情景才渐渐得以改变。当然，现在的格尔木早已发展成为有20万人口的西部新兴城市了，兵营的地盘只占了城市的一个小角。
可以说我是眼看着格尔木成长起来的。它最初的简陋，后来在“文革”中的荒芜以及这些年来突飞猛进带来的繁荣，我都是见证人。
青藏公路是1954年12月25日通车。1958年1月我入伍不久，就到了格尔木，在汽车团当驾驶员。五十年代末的格尔木只是地图上的三个字，现实生活中的格尔木完全是一个荒芜的戈壁滩。
为了真切而生动地描绘出当时的荒凉景象，我特地采访了比我早一年进格尔木的、当年的青藏办事处（青藏兵站部前身）主任宋西候、政委李景展两位老将军，当时李景展还兼任第一任格尔木市委书记。现在两位老将军都八十开外的高龄了，住在于休所安度晚年。当我提到格尔木，特别说到我是刚从格尔木归来时，他们的脸上飞扬着兴奋的神采，好像年轻了许多。我感到那是一种内心青春的闪电照亮在了脸上。许多老兵都是这样，一提起当年鏖战的血与火的岁月，哪怕是负过伤、吃过败仗，甚至几乎将生命都丢在了落满流弹的阵地上，他们都会浑身冒劲地给你讲起那些难忘的战斗。时间就像一个沉重的石碾，它把所有的回忆都夯进你心灵深处，使其重新发芽、长苗，变得幸福，变得耐人咀嚼。两位老将军蛮有兴致地给我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当年他们看到的格尔木：
“我们进格尔木前，人们称格尔木为帐篷城，那时候不管是部队还是地方单位，大家都清一色住帐篷。有四句顺口溜当时流传得妇幼皆知：‘地上不长草，天上无飞鸟，黄羊遍地蹿，风吹石头跑’。这些都说得不过分。等我们进了格尔木后，情况有了一些改观。主要是出现了一排排土坯垒建的半地下半地上的房子，屋顶无瓦，都是荆条盖顶，抹一层泥巴就行了。当时格尔木总也不下雨，所以泥巴抹的房顶根本不用担心会漏雨。风确实很大，几乎每天一到了傍晚就拼命地刮七八级甚至十级沙尘暴，刮得天昏地暗，连回家的路都辨不清。遇着刮这样的风，汽车只好停下来，等风停了再走。我们进格尔木很少看到树，有时路边偶尔有栽下几棵小树苗，由于风沙大，又无雨，都变成了干柴禾棍了。只有在望柳庄（即青藏公路管理局招待所——作者注）有几棵不知是柳树还是杨树，可怜巴巴的半死不活的撑在那里，据说那是慕生忠将军下令栽的。总之，我们当时在格尔木看到最多的是汽车，一天到晚满地跑的都是汽车，军车居多。汽车兵们忙着装货、出车，给西藏运送东西。对啦，那时候格尔木不是现在这三个字，而是‘噶尔穆’，连地图上、书上都印的是这三个字。后来写成‘格尔木’不知是什么原因，因为简化字也没有这么简化呀！格尔木是句蒙语，意思是什么来着？（作者回答：许多河流交汇的地方。）对，是这个意思，可是当年哪有许多河流？就一条格尔木河还水浅得盖不住脚面。总之一句话，那时候格尔木遍地秃光光，一片荒凉……”
两位老将军整整给我谈了两个小时，我只能将他们的谈话要点写在这里。我相信读者们已经不难感受到那个年代格尔木是个什么样子了。
走过了漫长的四十多年的历程后，今天的格尔木以什么样的巨变后的新貌出现在人们面前呢？我打个比方，如果是从西宁坐火车在戈壁滩上晃当了一夜半天的第一次到格尔术的陌生人，他一定会发出这样的惊叹：“啊，做梦都不会想到，走了一路，沿途的荒凉使我一直在无味地打瞌睡，没想到火车一停，睁开眼睛一看，突然冒出这么一个繁华的小上海！”如果是一个老青藏线人在数上年后重返高原，他必然要感慨：“格尔木的昨天和今天相比，简直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
我当然是属于后者了。
1990年以后，除了两年因公务在身我没有抽出时间去青藏高原外，其余8年我年年都要重返高原。我是1965年从青藏兵站部政治部调到北京总后勤部机关的，从1965年到1990年这25年时间里，我只回过5次高原。对于格尔木的变化，哪怕是细微处的变化，我都点点滴滴记在心头。如果把历史比作一位老人，那么格尔木从青藏公路通车后走来，趟过了多少岁月之河？
格尔木的巨大变化开始于80年代初，当时促使它迈出大步前行的原因有三个：一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二是格尔木撒县建市（最初是格尔木市，“文革”中改为县），三是火车即将从西宁通到格尔木。我记得很清楚，通火车的当年我是坐着火车回到格尔木的，一下火车迎接我的战友、朋友满脸都是抑制不住的兴奋。我能看得出，通火车给格尔木人带来的喜悦仍然留在他们的脸上。
的确，这条火车路的开通是格尔木乃至青藏高原繁荣的转折点。
火车通了，修路的铁道兵在离开高原开赴新的战场前，在格尔木为修这条路而献出生命的战友修了一座烈士陵园。
如今，那长在陵园里墓堆上高高的苇草，是烈士们给格尔术鼓劲、加油而举起的臂膀。
用我自己的视角看格尔木的变化，我想从我看到的三条路的变迁说开来。
这三条路分别叫金峰路、柴达木路、黄河路。它们都源于一条路，即由东向西穿过格尔木市区的青藏公路，即109国道。三条过境路，是格尔木在近半个世纪留下的前进足迹，也可以说是整个青藏公路变迁的记录。
当初我开着从德国进口的二战期间淘汰下来的大依发军车，就是从这条过境路上进格尔木的（据我记忆，那时这条路并没有名字，很可能是“文革”中起名为金峰路——我猜测大概是因为从这条路上朝南眺望，是一览无遗的戈壁，一眼就可望见昆仑山秃光光赤金般的山峰）。这是格尔木的主要街道，街上的主要单位是市委院——我实在不敢称它为大院，确切一点说，它很像一户殷实人家的院落，几排土坯房屋，没有门楼的大黑门。市委院的一侧是只能容纳十多人阅读报刊的文化馆，很小的电影院。我今天仍然可以记得起的，这条路上还有饮食服务店，粮食局，有一个只能称作小卖铺的综合商店。这些单位不全是紧挨在一起，有的单位与单位之间是荒芜的戈壁滩，丛丛红柳及叫不出名字的适合在戈壁生长的生命力极强的野草，在漠风里瑟瑟抖着。虽然是一条街道，但是给人的感觉好像到了一个遥远的、陌生的荒原上，临时搭起房舍住了一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