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报纸的
早上七点，在肯德基店门口，一个七十来岁的老人在卖报纸。她坐在肯德基店窗前的台阶上，用一个枕头垫着屁股，穿厚厚的棉袄，双手抱着自己的身子，嘴里吸一根纸烟，烟灰一撮一撮地落在膝盖上。棉袄没有外罩，衣领翻出黄黄的棉絮，蚕豆大的黑纽扣有三种色线扎在扣眼里。她的膝前摆着《环球时报》《参考消息》《羊城晚报》《江南都市报》。
街上还没有什么行人。天气转冷，这两天突然降温，凌晨时分，“噗噗噗”，下起了小颗粒的雪籽。我送女儿上学，准备为女儿买一份肯德基套餐。我穿一件意大利的羊毛大披风，头缩在宽大的衣领里，拐过百货大楼的大门，看见了这个卖报纸的老人。天色还没有明朗，浑浊，地上的雪籽有的已经溶化，有的还耸起绒毛一样的小尖角。我的爱人还在睡觉，空调“呼啦啦”地开着。我的女儿像个粽子，穿得严严实实，只露出脸和眼睛。我拉着女儿的手，问：“吃大套餐还是小套餐。”
我第一眼看到的不是一个卖报纸的老人，而是一团影子，一个有花白头发的头，几摞报纸。报纸被风“哗哗哗”地翻动，头发悬浮在空气中。烟头在嘴的部位突然红起来，又暗下去，又红起来，烟扩散开来，混合到灰色的空气里。烟头红的时候，伴随“咝咝咝”的声音。
店里黄黄的灯光映照在街上，但没有映照到老人身上—老人坐在窗户底下，光线强烈的反差使老人看起来像一个笨重的垃圾桶。我走过去买了四份报纸。老人从袖筒里抽出一只手，挪了一下屁股，翻出一个白色的塑料袋。塑料袋里有三分之一袋硬币，和几张一块、五块、十块的纸币。老人找了三个一块的硬币给我，我拿在手上，硬币还有点热乎乎。她的脸是霜的颜色，宽阔，皲裂，颧骨有些凸。她的嘴唇干焦，有几块皮屑似乎要脱落下来。老人找零钱的时候，看了三次我的钱，数了两次硬币。她的手细长，关节骨像算盘子，一层波浪一样的皱褶盖在手背上。她用手来来回回地蹭了几下脸，手边蹭边放到嘴巴里呵气，又放进袖筒里。
女儿坐在店里吃东西，左手拿鸡翅，右手拿牛奶。在店里吃东西的人不多，大多是父母陪着小孩，父母不吃，看着小孩吃。有几个年轻人坐在椅子上喝饮料，喝完了也不走。店里开着暖烘烘的空调，灯光透亮。服务员穿着水蓝色的短袖工作服，微笑地接待客人。一个年轻的服务员开门出去了，站在窗户边，老人站了起来。我看到老人手上抱着报纸，背有些弓，嘴巴不断地嚅动。年轻人用手指着老人的头。我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老人离开台阶，年轻人进了店里。老人在街上站了几分钟，又重新回到窗户底下。
天下起了小朵朵的雪花。街上的人也陆陆续续多起来。
捡易拉罐的
市人民医院门口有一个埠头，水泥台阶深入水中，一级一个平台，无论是涨水季节还是枯水季节，傍晚总有几个爱钓鱼的人站在这个平台上放钩，钓上来的鱼不大，大部分都是一两左右的鲫鱼。中午我从市人民医院探望一个朋友出来，看到一个秃头的老人趴在台阶上，捡一个漂浮在水面的易拉罐。老人光着脚，穿一件三轮车夫的短袖黄马褂，马褂的背上印着“××地板”的红油漆字。老人的身边放着一个蛇皮袋。我站在河堤的围栏边，看了四五分钟，老人还没有把易拉罐捡上来。我走了下去，拉住老人的手，说，你这样捡河里的漂浮物，很危险的，一不小心会滑进河里去。老人说，我知道很危险，但又有什么办法，看见易拉罐怎么舍得不捡呢。他的声音很低，像是对河水说的。
水泥平台从河堤延伸出去，水在这里形成了回流。我找来一根木棍，递给老人，说，用木棍把易拉罐划过来。老人一只脚翘起来，另一只脚被我按住。他左手撑住台阶，右手用木棍划易拉罐。木棍短了一截，够不着，易拉罐在水里打转。老人喘着粗气，脊背有节奏地起伏，左手由于吃力时间过长，有些颤抖。我说，老人家，你坐起来休息一下，我有办法啦。老人说，你也是一个好玩的人，帮我这样一个老头捡易拉罐。
这时候我才看清老人的脸：瘦而长，有一个个像豆腐泡一样的疙瘩，刚毅，眼睛有一股寒气。我给了老人一根烟，自己也抽了一根。我说，你不要捡河里的东西，你手脚没有我们年轻人灵便，容易出事，不如多翻几个垃圾桶。老人说，步行街的垃圾桶一天至少要被人翻几十次，哪轮得到我翻出东西。我说，那你第二次出来，可以带一个捞鱼的网兜，会方便一些。其实老人也不算老，大概刚六十出头吧，但看起来会显得更老一些。
我脱下汗衫，在木棍上绑了一个结，说，我来捡，你拉住我的手，这样就不危险啦。我坐在台阶上，双脚伸进水里，身子前倾，手拿木棍，用汗衫把易拉罐裹了过来。这是一个百事可乐易拉罐，可能是上游漂下来的，也可能是昨天钓鱼人随手扔掉的。老人拿起易拉罐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然后放在台阶上，“乓乓”右脚用力踩，易拉罐都扁平了，他还不肯移开自己的脚。
杀鸽子的
他坐在竹椅子上，身子往后仰着，双脚拉开，似睡非睡地耷拉着眼皮。他的脸像块柚子皮，枯黄色、干燥。仿佛他的脸上盖着一层薄薄的梦境，浑浊、阴冷。“杀鸽子啦！”有人吆喝一声，他马上站起来，从对面的店铺屋檐下提一个开水瓶过来，把一小碗开水倒进一个旧油漆桶里。杀一只鸽子一块钱，他说。他眯起眼睛看人。他微笑时，嘴角往两边拉开，成三角形，露出黄黄的牙齿，一块白色的牙龈也露出来。他微笑的样子让人很难受。
椅子的靠背断了一根竖档，横档与两根斜档之间用麻绳一圈圈地包扎着。他站起的瞬间，椅子“呀呀呀”响几声。他脚上的黄牛皮大头鞋沾着鸽子的绒毛。他接过客人手中的鸽子，用食指和中指钳住鸽子的脖子，甩动一下，鸽子的翅膀迅速张开，收拢，又慢慢张开，缓缓收拢，细小的脚伸直，脚爪形成一个弯钩。他把鸽子放进旧油漆桶里，用盖子封好，双手抱紧，使劲地晃，晃，晃。桶里发出沉闷的声音，像一股泥浆。他从桶里取出鸽子，双手抓紧，两个大拇指滚过鸽背，鸽毛成片地连根拔起。似乎滚过鸽背的不是大拇指，而是一架推土机。
我每次买菜都要从这个老人身边经过。他坐在进菜场的路口。一把椅子，一个红色塑料外壳的开水瓶，一个白色的五升旧油漆桶，一把大剪刀。我在白鸥园住了六年，也看他杀鸽子六年。他穿一件褪色的卡布中山装，夏天单穿，秋天作外套，冬天外加一个旧的军用大衣。我不知道他有几件这样的衣服。他不卖鸽子，只负责杀鸽子。杀一只鸽子一块钱。只要手中没有忙着活儿，他便耷拉着眼皮，即使和身边卖菜的伙伴说话，他也不会改变坐姿和睁开眼睛。他的鬓发全白了，头发稀疏，脑门光了一块，看起来像屋顶开了一个天窗。
可能他是一个对鸽子有无比仇恨的人，也可能没有。或许生活比仇恨更重要，这是我给他选择杀鸽为生的理由。
摆水果摊的
我没有看过比这个更简易的水果摊—两个大竹篮一根扁担，扁担放在地上当板凳用。竹篮里有两种水果，一种是干果，一种是浆果。干果一般是核桃，或红枣，浆果一般是桃、梨、柑橘，或草莓。她的水果摊摆在我家楼下的楼道口。她来这里有好几年了，我上下班看到她，会点一下头。我叫她婆婆。有几次我抱小孩回家，婆婆拉住我，说：“你的小孩真漂亮，我想抱一下。”她一边说一边把柑橘塞进我小孩的口袋里。我说小孩还没有牙齿呢，谢谢你。我说了几句客气话就上楼了。她站在楼道口，手不自然地摆弄着衣角。
婆婆背靠服装店的门墙，坐在扁担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头微微仰着，眼睛露出一条粗粗的缝隙。很多时候她是在打瞌睡，双手环抱着，头埋在臂弯里，斑白的头发像油桐树的根须盘踞。差不多我每次中午下班回家，看见她手里拿着两个馒头，其中一个已经啃掉了一半，篮子里的水果比早晨浅下去三分之一。有一天傍晚，我看见她篮子的柑橘还是满满的，我说，婆婆，我买五斤柑橘，多少钱一斤呵。她放下手中的铝饭盒，慌忙站起来，说，两块三，别人都两块五呢。我说，那就两块五吧。饭盒里还有半盒饭，三个煎辣椒和几片咸肉。我说，你的饭是家人送来的吧。她说，是早晨带来的，放在快餐店里热一下就可以吃。她称好了橘子，又从篮子里抓了两个上来，塞进食品袋里。
有时候她也挑着篮子，在白鸥园和大菜场一带转来转去，穿一件紫色的棉袄，吆喝：柑橘好甜啊。她脚上的解放鞋有些发白，大脚趾的部位各有一个小洞，鞋帮有些开裂，走路的时候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大概是上个星期三中午吧，我去上班，看见她和正对面卖红薯的妇女打架。我刚下楼道，听到婆婆骂卖红薯的中年妇女，说：“你在这里卖烤红薯，还会有谁买我的柿子饼？你不走，我就砸你的烤炉。”中年妇女手里拿着铁钳，鼓起腮帮，嘴唇不断地抖动，说，你试试看，你这个老不死的老太婆还想砸我的饭碗。婆婆抽起扁担砸向烤炉，烤炉腾起火星似的烟尘，几个烤熟的红薯被砸烂。中年妇女把铁钳甩过去，砸在婆婆的脸上，说，你个老鳖壳，我要把你这块鳖壳打烂。说完，她就冲上去，把婆婆的水果篮一脚踢翻。婆婆抱住她的腰，用头顶着她的胸，她的脚一失力，往后一倒，撞在烤炉上，同烤炉一起，摔在大街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