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条街道并不长，它的长度与我的童年相等。在街角，有一个饺子摊，我们一家人差不多每个星期都有两个早餐选择在这里。我母亲异样地喜欢吃饺子，而我喜欢吃清汤。煮饺子的是一位婆婆，包饺子的是一位二十出头的叔叔，负责洗碗的是一位头发花白的爷爷。摊点摆在弄堂里，房子与房子形成的夹缝给人压迫的感觉。墙体污浊，竖立。不知道在哪一年，这个饺子摊消失了，或许是因为煮饺子的婆婆年迈故去。记得我坐在我父亲的大腿上，父亲左手抱着我，右手用勺子把清汤舀起来，低下头，把勺子里的热气吹散，送进我嘴里。下雨的时候，我父亲会抱我上幼儿园。那是一个温暖厚实的怀抱，我记忆中的和蔼的父亲与这个怀抱有关。我把自己的头贴在父亲的脸上，用小手环绕着父亲的脖子。我能感受到父亲的温度和浓烈的气息。我年幼时期的幸福来源于此，并扩散至我一生。”假如在很多年之后，骢骢回忆她的童年时，或许会这样写道。现在，我女儿六岁。煮饺子的婆婆还是五十多岁，头发麻白，宽阔的脸有一种生活积压的沉郁。火炉上的蒸汽弥漫在弄堂里，酱油和醋的气味游离在久久不散的风中。她的老头已经两鬓斑白，腰开始佝偻，其实他六十岁还不到。这是一个没有声响和笑容的老人。他穿一件白色的工作服，忙于收拾桌子和洗刷碗筷。无事可干的时候就坐在角落里抽烟。烟笼罩了他的脸，显得虚幻。老人的儿子戴一顶白帽子，站在案板前，低着头，眼睫毛黏着飞散的面粉，手不知疲倦地和粉、擀团、包馅。他的姿势仿佛从来不曾改变。我每天从他们身边经过，停留，但我叫不出他们的名字。我很少听到她儿子说话和微笑。我付钱的时候，她儿子用手套一个白色塑料袋，伸进红色塑料袋里，把钱找给我。我说，买五块钱的饺子。他就“刷刷刷”地把饺子分好，把钱收进红色塑料袋里。有时他没听清楚我说话，用眼光在我脸上停留几秒钟，我又补充一遍。水饺的价格是，前年一块钱十个，去年是一块钱八个，今年上半年一块钱六个，现在是一块钱四个。我不吃水饺，因为我只吃皮不吃馅，浪费太大。有一次，我听到婆婆和她儿子激烈的争吵，她儿子脸憋得通红，拿着擀面杖的手高高地举起，浑身颤抖，说：“每天早上六点就做饺子，要做到晚上八点，我的生活除了饺子，什么都没有。”婆婆说，饺子就是你的命，你有能力改变你的命嘛。地上是白花花的面粉，葱花和破裂的碗。她儿子的喉结在滚动，泥浆一样的声音喷射出来，说，总有一天我要在饺子里下老鼠药，大家死了干净。他母亲说，生活没有忍耐怎么可能坚持下去呢，你看看我，我做饺子头发都做白了，我已经做了快三十年了，还要做下去，你以为我愿意做饺子嘛。她用手捏着自己的喉管，又指了指洗碗的老头，说，都是你没用，废人一个，煤烟把我糟蹋了，也要把你儿子糟蹋了。老头“哗哗哗”地哭起来，跌坐在地上，用头撞墙，“咚咚咚”，说，我为什么不早死啊，不早死啊。阳光白白地照在墙上。
街道是蠕动的、黏湿的，像一根大肠，直通生活的胃部。一个城市，它是通过街道，把人群消化和排泄的。我和一个朋友讨论街道这个话题时，他否认了我的观点，说，街道事实上是一根鞭子，驱赶我们外出奔波劳碌。作为街道的外延，有路灯、街树，有秘密约会的情人，有拦路抢劫。而这条街没有树也没有路灯，密匝匝的店铺相互挤压，有粮店、煎饼店、榨油坊、川味卤菜店、水果店、瓷器店、有门诊、快餐店、洗衣店、擦鞋吧、人体彩绘坊。夜晚，整条街都是黑漆漆的，灯光被关在门里—它就像一个被遗弃的人。我经常深夜回家，牌局结束，我抽着烟，太阳穴发胀，干咳的声音打破街道的寂静。街道上，仿佛落满时间的灰烬。积水，还没有消散的汗味，腐烂的菜蔬的青涩气，店铺里“噼噼啪啪”的麻将声，病人此起彼伏的、低低的哀叫声，长条形的天空里时隐时现的星辰，在一个不经意的夜晚，全部呈现在眼前，仿佛水渍里驳杂的梦境。
楼上的窗户几乎是千篇一律的，罐头瓶一般，结实，密闭。黑色的铁栅栏里，有的晾晒衣服，有的摆着植物，有的挂着鸟笼，有的空无一物。傍晚时分，一个脸廓并不分明的面容会出现在窗户上，或许是一个老人，或许是一个小孩。铁栅栏分割了隐在窗户后的脸部。我这个单元的一个老头，差不多有一个月没有下楼了。他说，楼太高，街上人太多，可我谁也不认识。他空落的干瘪的嘴巴里，不时灌入冷飕飕的风，“呜呜呜”。他又说，我每天晚上都会站在窗台上，看楼下来来往往的人，有的独自走路，有的三五成群，有的拖儿带女，他们在忙些什么呢。他有时会来我家坐坐，唠唠叨叨的。我也陪他坐。他是一个孤寂的老人，偌大的城市，除了自己的家人，他就再也不认识他人了。他仿佛是生活在一个孤岛上。他的内心堆积着岁月深处的灰暗。在窗前，老人看到的与我女儿看到的，是不一样的景物。我女儿在婴幼期，对窗户有一种新奇感。即使她哭得落花流水，只要我抱她站在窗前，看街上的灯光，她就不哭了。窗户，把天空的花园搬到了她的眼前。她认识了月亮、星辰、云朵、瓦蓝的天空。她还认识了雨、雪、闪电、更替的四季。“太阳眯眯笑”，是女儿两岁时说的一个拟人句。“月亮长了好多绒毛”，是她三岁时说的一个暗喻。窗户，是她人生开篇的第一个章节。站在窗前，女儿知道，右边的街道通往火车站，左边的街道通往广场。她说，广场拐一个弯，到了外公家。今年四月，我买了一钵栀子花，摆放在阳台上。栀子花有十一个花苞，这是女儿数出来的。花苞有大拇指般大，紧裹着馥郁的香气。花期持续了一个多月。女儿每天起床第一件事，站在板凳上，给花浇水，放学回家，也要看上几分钟。只可惜，我也不会侍候花，到了七月中旬，栀子花整个身子都枯干了。或许，窗户并不需要繁花似锦，不需要修饰，它越简单越能揽括窗外的景色。
我女儿很讨厌走这条街道，每次走，都用手提着裤脚，踮起脚尖，说，爸爸，我的鞋子都要进水了，我们往水晶宫走吧。水晶宫有一条弄堂通往幼儿园。确实是，贩夫走卒的街道，有一种洪水过后的杂乱。街边上蹲着卖菜的村妇，提着大篮子，吆喝：“土鸡蛋，一块钱一个。”卖鱼的，守着满满一大脚盆的鱼。鱼是一些小鱼，肿胀着肚子，地上是黑黑黄黄的鱼肚子，苍蝇赶走又飞回来。活鱼则放在水箱里，孵氧器“咕咕咕”地孵出一堆堆的水泡，鱼挤挨着，尾巴优雅地甩动，水给了它们暂时回到河流里的错觉。我只买鳜鱼、鳊鱼，却必须是活的、河里的，一斤左右一条，适合小女吃，少鱼刺。几个卖鱼的人我都认识，其中一对五十来岁的夫妇鱼摊，我是光顾得最多的。我只要往他们的鱼摊一站，女的就从篓子里拿出鱼，男的则用手指摸摸菜刀齿轮般的刀口，深深吃进鱼腹，一只手按住鱼头，一只手伸进鱼腹，掏出鱼脏。鱼放在食品袋里，还在扭动。有一个沙溪的妇女，我买一次，骂她一次。她个矮，有些肥胖，有黑黑的胡子，像是从来不洗脸。我说，你怎么不杀鱼呢。她说，你自己杀吧。我说你干什么的。她“嘿嘿”地傻笑。把鱼杀好了，包进袋子里。我说，你怎么不去鱼鳞呢。她去了鱼鳞，说，可以了吧。我说，鱼鳃还没有去呢，你跟你老公干活是不是也这样，干到一半又要去上厕所了。“这种事，你也知道。”她说。我哭笑不得。
我并不知道这条街叫什么名字，我们习惯称八角塘。其实，我完全可以往广场或步行街走，送女儿去幼儿园，或上班，路程也相当。但我喜欢八角塘的气味：流动的、庞杂的、世俗的。这是生活分泌出来的体味。生活像一具奔跑后极度疲倦的身体，浑身都是汗液，满脸尘垢，毛孔张大，刃口缺裂的斧头，沙哑的号啕大哭的电锯。在街边，五个青壮年的男子正对一棵树进行肢解。树横在马路中间，交汇的车辆排着队，“吧吧吧”，一个不耐烦的司机把头探出窗外，狠狠地骂道：“杀一个人也比你处理得快，砍一棵树又不是做伟大的工程。”树蔸有好几圈不规则的斧口，电锯的横切面像一块面饼，贴在斧口上。
我一般是送女儿进了学校，在返回转一圈，看看有没有好菜买。我说的好菜，是指野兔或淡水野生虾之类的。在街角，有一矮小的皂头佬，常年干这样的活：从乡下搜索来土鸡、田沟里的泥鳅、青蛙、蛇、鹁鸪、竹鸡（一种鸟，外形与鹁鸪十分相似）、野兔，高价贩卖。有一次，我的乡下同学送了五斤石鸡给我，让我犯难。因为我不敢宰杀动物（除了鱼）。我老婆更是束手无策。我提着蛇皮袋，找到皂头佬，我说，给你两块钱，帮我宰杀一下。边上卖鹌鹑的同伴说，宰杀要不了什么时间，就不收钱了。皂头佬说，不收钱，不收钱。皂头佬拿出没有刀柄的菜刀，边杀生边说，你是我见过的，最舍得吃的人。我说我只不过侍候好自己的胃而已，谈不上别的。石鸡个个拳头大，刀从脖子上下去，“吱”的一声，四肢张开，抽搐，黑色的液体流出来。“头和内脏要留嘛？”这个满嘴烟味的人说。我说，谁会要这个。“你不懂，在下节街做生意的浙江佬吃青蛙，说内脏最好吃。他来买青蛙，皮，内脏，头，全带走，一点也不浪费。这些石鸡的头和内脏，你不要，我带回去吃。”他的衣袖沾满动物的体液和血迹，他的语气不容置疑。我说，你天天杀生，晚上睡觉会不会做噩梦？皂头佬露出黑黑得牙齿，咧嘴说，你天天吃都不做噩梦，我更不可能。那你干的活可能是世界上最残忍的活了，我说。皂头佬说，你贪吃，又贪生，是个伪君子。我说，你等同杀人灭口，我等同埋尸。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杀好石鸡，我摸摸口袋，没有零钱，给了他十元。皂头佬接过钱，摸摸钱的水印，说，算是一包烟钱吧。到了秋季，皂头佬不知从什么地方，搜了许多鹁鸪和竹鸡，每天都有十几只，十五块钱一只。鹁鸪和竹鸡笼在一个圆形的网蔸里，挤挨着，头四处张望，眼睛好像很容易吹进风沙，指甲般的眼睑时不时地闭合，睁开。睁开的时候，小小的眼球流溢出蔚蓝色，仿佛有天空的倒影。有客人要鸟，皂头佬就从网兜里摸出一只，放在脸盘里，用水浸湿，用两个指头嵌住鸟脖子，把鸟头弯在大拇指处，闭住鸟的呼吸。鸟没有丝毫挣脱的迹象，翅膀来不及拍打两下，哪怕象征性的，都没有。毛三下两下就拔光了，红褐色的身体显得干瘪，肉少骨多。尽管食物丰富，鸟大多仅限于填饱肚子，更多的时间是放在嬉戏和飞翔上。据皂头佬讲，这些鸟是乡下人用渔网挂在山上，鸟飞过的时候，网住的。一次，我女儿看见杀鸟，她紧紧地拽住我的衣角，脸躲在我的臂弯里，对我说，爸爸，你叫他们把鸟放了。我从来没有买过鸟吃，不是不爱吃，而是不忍。有一次，皂头佬搜来了四十多只，两大笼，我送了女儿，就给林业公安打电话，说，有人贩卖鹁鸪。接电话的人说，鹁鸪是野生动物吗？我说，是省级保护动物。接电话的人又说，鹁鸪会不会是家养的呢？我火冒三丈，说，你是不愿出警还是业务不熟悉，鹁鸪鸟是一种很脆弱的鸟，是很难养活的，更别说养殖啦，你不愿出警，我就打电话给你局长。
过了一个星期，我问皂头佬，你上次罚了多少钱。这个三十多岁但看起来像五十多岁的矮个说，没收了，没罚，关了一天。“那还好。”我说。隔了半个月，他又开始卖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