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陵连绵，呈波浪形，到了秋天，小枫树、小山楂树、小杜鹃树，有红红的树叶飘展。树木和茅草一般高，齐腰，但都不茂密，像山地疏朗的皮毛。而山坳，有密密匝匝的杉树，碗口一般粗。站在教室的走廊上，远远望去，丘陵并没有强烈的凹凸感，而是平整的，以至于可以看见黛色的地平线，浑圆的落日渐渐没落，像一块久久不愿淬火的红铁。
而县城的外观和一栋铁皮屋没有差别，四处漏雨，风来来去去，浅灰色，电线交织，自来水有一层浑浊的沉积物。公共汽车“咕咕咕”，排出黑黑的尾气。在三十年前，老县城是在市区里，在斩岭头的山坡上，房子很是破败，因地块很小，城市和县城，像一个大瓶子套着一个小瓶子。1976年，县城迁往坟冈密布的市郊。新县城离市中心广场，只有十分钟的车程，谈个恋爱也多些选择。我也相信，很多人的离婚跟这个“近距离”有莫大关联。县城没有像样一点的舞厅，爱跳舞的人，早早地吃了晚饭，“喤嘚喤嘚”，挤着公交车来市里。门票是一块钱一张，舞厅有两个篮球场那么大，有自己的乐队和歌手，有茶吧。我的心理学老师姓苏，用他的话说，一个晚上不去跳舞，不是头痛就是脚痒。1996年，他临退休了，还和老婆离婚，什么也不要，和他跳舞的搭档跑了。确实是，城市能开风气之先，带来更多的时尚和新观念，也带来诟病和内心的紧张。
县城的治安状况是极其差的，给人的错觉是，仿佛有一把无形的匕首抵住自己的胸口。县中、城镇中学，有一批学生不愿上学，纠结社会上的小伙子，四处生事。他们大衣或书包里藏着菜刀，杀人事件时有发生。传言当时有“八大金刚”、“四大罗汉”，形成几大帮派，一个帮派管辖一个地段，有时会发生帮派之间的火拼。我学校的对面，是城镇中学，我们管它叫“毒瘤”—城镇中学的一些学生经常到我学校惹是生非。四班的一个同学姓李，喜欢练武，放了学就在操场后面的草坪上练“鲤鱼打挺”，即使是下雪天，他也打赤膊，在草地上翻来翻去。一次，被城镇中学的几个痞子看见了，痞子用刀抵住他发达的胸肌，用手捏着李的黑奶头，说，你拳头大，奶头也大，我们比比看，是你拳头厉害还是我刀厉害。说完，扬长而去。李蹲在地上，小孩一样号啕大哭，抱住自己的头，说，没天理啊，我的拳头没用啊。我们听了哈哈大笑。
1989年，我们临近毕业的时候，城镇中学的一伙人，到我们宿舍闹事，无非是想敲诈一点钱。为首的一个叫陈高水，我认识，是我老乡，但他不认识我。他扯着我一个同学的耳朵，用街腔（上饶话）说：“拿点钱出来，给我们买烟抽。”我同学憋红着脸，一句话也不敢说。我们在边上看的人，也不敢说话。陈高水的一个吊刀，大概也只有十四五岁，手里拿着一把菜刀，说，再不拿要砍下去了。我说，我们读书的哪有钱，这样吧，明天晚上来拿，我们出去借借看。陈高水用红烟头，按在我同学的脸上，说，明天不拿你就留下一只手。第二天上午，我对被烫了脸的同学说，我们要找人把这个事情了结了去，否则，痞子敲诈了第一次，还会敲诈第二次。我说我有一个初二的同学叫叶云，在城镇中学读书，也是一个帮派的头目，看看他能否出面。
我和同学到城镇中学问了很多人，都说叶云一年前辍学了，家在血防站一带，到他家里找找。血防站一带是上饶县城最早的别墅区，乡镇有钱人或县里的领导都在那里盖豪华的房子。我们挨家挨户地问，一直问到下午三点来钟，才找到他。他穿一件宽大的军用大衣，趿拉一双皮鞋，头发长而乱，胡子拉碴。我有四年没有见过他，几乎认不出来了。初二的时候，他经常去我家吃饭，他是山区人，只有寒暑假才回家。他读不来书，除了体育，没有科目是及格的。他块头很大，饭量也很大，吃饭不用菜，一只手托着搪瓷碗屁股，一手“哗得哗得”，饕餮如虎。他吃过最多的一次，是早餐吃了八两稀饭四个大馒头。大家上课了，他一个人在操场上跑步，老师问他为什么不上课，他说，肚子受不了，跑一下才舒服。初三时，他随家人一起来到县城。在我的印象中，他一直是一个很老实的人，说话口吃得厉害，一个月也不洗一次澡，衣袖白亮亮，涂了一层蜡似的。
在去城镇中学的路上，我不停地问叶云，你怎么成罗汉了呢？他“嘿嘿”地笑了起来，说，会打人就行。他说，陈高水都是我带出来的，出去要钱也不跟我说一声。学校已经放学，一个矮个儿在玩单杠。我说，叶云，就是这个小子拿刀的，他是陈高水的吊刀。叶云走过去，右手掐住矮个儿的脖子，悬空提了起来，左手一拳打在矮个儿的鼻梁上，说，你认识我吗？矮个儿的鼻血“哗”涌了出来，也不敢擦，说，认得，是菜刀帮的帮主，也是我的帮主。
1989年夏，我师范毕业回老家郑坊教了一年半的书。我教了一年的初一语文，半年的小学五年级语文。1991年正月初八，我从老乡汪茶英处借了五十块钱，坐了四个小时的车，来县城，看一个朋友。在县教委上班的诗友徐勇对我说：“你马上到县城上班了呢。来得好，我一直想通知你，又没有电话，都急死了。”这是非常意外的消息。
县城并没有改变多少。街中心是花圃，红艳艳的芙蓉花常开不败，尤其是秋天，绒绒的叶子上积满粉尘，下垂，一根花蕊抽出。去市区的公交车，十五分钟一趟，两节车厢的那种，慢吞吞，还“咳咳咳”，患了老年痴呆症似的。我直到1994年10月才离开县城。在这四年中，县城在时间的纬度上，和我在时间的纬度上，所处的点，应该说是相互重叠的—荒废、繁杂，没有方向感。我除了写点小诗，打牌，偶尔和女子调情，我说不出我还有什么事情可做。那时我以为写诗是可以成就一番事业的，一到休息日，四处拜访诗人，访问城间小景—我把生活当成诗歌的一部分，对于青春来说，这是恰当的。
在县政府大院的后面，是廖家，再南一些，是信江。我的诗歌启蒙老师渭波借租在那儿。我和徐勇吃过晚饭，或星期天，就溜到渭波家玩。他个头不高，喜欢穿一条松松垮垮的短裤，谈起诗歌激情四溢、唾沫飞溅。他一手用纸巾掏鼻子，一手夸张地做出有力的手势，说：“这首诗都写绝了，你看看，什么人生命运都写出来了。”当然，他说的“这首诗”是他最近完成的。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你一说到他的某首诗，他朗朗脱口而出，也许那首是几年前写的。他现在是个很谦虚地人，反而没了以前的那种味道。我想，这是生活折磨人的缘故。那时，他滔滔不绝，虽有吹嘘的成分，却没有给人夸夸其谈的感觉。
春天的信江和廖家，覆盖着馥郁的色彩。路边和屋角生长着木槿，木槿有白色的花，有粉红色的花，堆叠在枝头，白色的像积雪，粉红的像晚霞。农家院子的围墙上，爬满青藤，细叶的、粗粗的干，细碎的花一层压一层。就连坟冈也是迷人的，草莓有的在开花，有的已经结血红的果子。我们从廖家下一个陡坡，走过十分钟的田埂，到了信江岸边。
在我们的圈子里，大概有二十多人从事写作，我们经常聚会。在县二轻局的宿舍楼上，一到星期天晚上就举行沙龙，男男女女，扎堆地挤在一个客厅里。年纪大的未婚男士，时不时地带新脸孔的女人来，也有两个男的同追一个女的。在他们看来，沙龙是最适合调情的场所。我们都没有想过要挣钱，好像整个县城里，也没有多少人想着挣钱。我们的生活情调多多少少有些虚空，也很浪漫。
直到1993年，县城的空气变得凝滞，大家聚会时的人数越来越少—几个比我大五六岁的人，离开上饶，辞职外出经商；有的考上研究生，再也没了回音；有的提拔当官，洗手不干文字。渭波老师也几乎放弃写作，和一个律师，热衷于在县招待所舞厅跳舞。1994年10月，我也离开了县城，调到市区上班。直到很多年后，我才理解，这不是人的变化而是一个时代的变迁，而它来临时我竟然茫然无知。
这种变迁也发生在县城身上。今年初，上饶县举办了一次经贸洽谈会，推出十项招商内容，其中两项是建设惟义公园和西郊森林公园。惟义公园选址在廖家，西郊森林公园选址在十里外的郊区。建公园是好事，但我心里也为我等的境遇而悲哀。才短短十年时间，县城已经扩展到十里外的西郊，人口有了近六万，圈地运动犹如一场竞赛，大量的绿地被铲平，抛置荒野。我想，所谓的公园也不过是一钵盘景而已。圈地并没有结束，还在疯狂地扩张，南灵路一直修到了罗桥，有十余华里之长，地价从十年前的每亩一万上涨到五十万。去年，北京来的一位故人，在县城吃了饭，提议大家找一个小山包坐坐。我说，我们以前坐过的山包连骨骸都没了，要坐坐，去茶楼或宾馆。在故人的执意下，我们十几人还是开着车，到十里外的董团乡，找了一个山包。故人说，找妓女容易找山包难，偌大的县城，没有一个野外坐的地方，是大不幸。我们坐在山包上，聊着各自的生活，也聊过去在县城共度的时光，不免都有一些伤感。
县城像一只拔光了毛的脊椎动物。密密匝匝的房子，横七竖八的街道，野生树一刻也看不见。绿化树是移栽的樟树，碗口粗，草绳一圈圈地帮着树干，顶端齐崭，几支拇指粗的树丫发出病恹恹的新绿。树没有树的意义和内涵。我几个在乡下教书的同学，都在县城里置房，到了星期六，要坐一百来里的公交车，来县城住上一夜，又返回乡下，平时房子都空着。我问同学，在乡下自己做房子不好吗？同学说，县城的房子上涨得快呀。还有一个不愿说出的原因是，好歹在县城有了房，身份在某种形式上得到了置换。在上饶，除了教育，乡间小镇和县城已经没有内容方面的区别。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厌恶上饶县城，大概是1996—2000年，我每年去的次数不会超过四次。这种厌恶没有具体的理由。也许是它曾使我心力交瘁，或不忍卒读。有时我怀疑自己是否是一个残忍的人，对一个生活了八年的地方，没有更多的流连。事实上，我人生中最重要的青春是在那儿度过的。其实，远非如此。我现在坐在信江北岸的一个落地窗口边，看着汤汤的河水，无须半个小时，河水也绕上饶县城而去。县城与我如此相依相近。在这十多年里，我偏执狂一样否定自己是上饶市人，我想，我是对县城情感价值观的认同；在生活里，我也一直没有完全融入这个机器一般的城市。我一厢情愿地把县城当作了我的标签。
这两种情感的交割，使我尴尬。
这两年，我几乎每个星期要去上饶县，找人打牌。打牌是文字之外的娱乐，我把它们当作近亲。能在一起聊天的人，越来越少，喝一杯茶，促膝长谈的更少。大家似乎很快乐，朋友很多，牌友一批又一批，返身回家时，发现自己其实还是孤身一人。一个城，一个人，都那么空空寥寥。
三十年，一座城在荒丘上有了属于自己的身躯，有了生命的实体。当年参与建设的许多人已经不在，而建城百年的时候，我已经看不到城的脸孔，也看不到人的脸孔。我无法想象七十年后城的样子。我看到的，是城的幼年。我也只是当年的黄沙尘中的一粒，随风落在那里，又被风刮走。
重伤的影迹
我几乎每天都要走这条路：从白鸥园右拐，进入八角塘菜场，穿一条小弄，到了步行街。我一个人；我陪我的妻子；我送女儿骢骢上幼儿园。路上是忙碌的繁杂的人群，挑担的、拉板车的、炸油条的、烫粉的、卖水果的。我看不见他们，他们暂时在我的视野里冰冻起来。我拉着我女儿的手，若在下雨的时候，我会抱着她。女儿把头靠在我的肩上。灰莽莽的街道，匆匆走过的脚印很快被雨水冲洗了，湿漉漉的裤脚一左一右地摔打微凉的脚踝。雨滴“吧嗒吧嗒”，街面上油花一样的水泡是时间呈现的一种形式。裸露的墙体有潺潺的雨水，污垢的斑迹把旧年的时间容颜展露。天空低矮，有铅一般的重量。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摔倒在雨水中。更多的时候，天空是灰白色的，街上到处是鸭毛、菜兜、豆壳、塑料袋。凝固的动物血迹还没有转成黑色，铁丝笼的猫和小狗已经倦于哀叫，它们蜷缩在自己的影子里，散淡的眼光被眼睑封闭。不知道哪一天，我发觉自己似乎喜欢上这街道的气息，浑浊、世俗、喧嚣—恰似生活的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