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没有打算在市里居住，我的朋友大部分在十华里外的县城。假如我没有回县城，晚上基本上是在电影院里度过前半夜，脚搁在椅子上，呼呼酣睡。和我一起酣睡的，还有秋。散场了，我跑到他家搭床。搭了几次，秋说，我隔壁还有一个房间，你一起搬过来住吧。我说，也没有什么可搬的，我只有几件衣服和一捆书。我一直觉得县城是我生活的一种补充，但我也说不清，到底补充了什么。它只有一条五华里长的街道，两个“丁”字口，被我的脚步翻阅了几千次。而很多人是在县城上班，居住在市里，我是为数不多的，“反向”生活的人。
和秋一起生活的，还有他年迈的母亲。他母亲是个基督信徒，饭前会祷告，筷子摆得整整齐齐，低头，微微闭上眼睛，左手按住胸口，右手抚桌，嘴唇激烈地磕碰。我叫她伯母。伯母的卧室兼餐厅用，有一个外阳台，站在阳台上，可以看见乌黑发亮的铁轨。泥浆一样的阳光，通过这个甬道，喷射到我们脸上。有时候我午睡晚了，也不去上班，端一把竹椅，坐在阳台上发呆。伯母会靠在门框上，对我说：“你是秋的好朋友，你要多劝劝他，三十多岁的人了，怎么还不讨老婆呢？”她个子矮小，头发斑白，脚小，走路很快，脸上爬着一层层的皱纹。我说，我已经劝过多次了，我也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伯母穿一件黑褐色的对襟衣，一边喝茶，一边用茶水抹头发。她又说，张灵秋从小丧父，吃了很多苦，你多帮帮他。伯母的生活是很有规律的，吃了早餐，去买菜，回家唱耶稣歌，下午小睡，唱耶稣歌，星期天去和姐妹们聚会祷告。伯母不识字，但能够背大段的经文。她经常一个人站在阳台上，眯起眼睛，看来来往往的火车。我不知道伯母的心里，除了上帝，还有什么。她说，上帝看着我们生活，上帝就站在我们身边，但我们看不见他。阳台的十里之外，就是她的家。饶北河从那儿汇入信江。她已经很少回到这个十里之外的小镇。她很多次向我说起秋父亲死的情景。她说的时候，脸上有着别样的平静和慈祥。
我隔三差五在伯母那儿混饭吃。她喜欢烧鸡排和排骨煮冬瓜片。厨房在一楼的柴火房，她烧好了，叫一声：“秋，端一下菜。”她声音很脆，不像个老人。烧好了菜，她一手扶栏杆，一手支着大腿，上楼。她的身子一晃一晃，像一个搬移的草垛。秋在家里，也会去烧饭。他能烧一手的好菜，但我不喜欢。他的菜多为爆炒，而我偏爱煮汤。吃过晚饭，我和秋翻过一个镰刀状的斜坡，走一段黑白片般的街道，才会看见城市遮掩的面容—我们透过门缝（虚掩的）看见厅堂里各色人等（假如城市是一所房子的话）。然而，我们似乎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没有哪个人家的门可以让我们敲。我们晚间徒步的路线，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什么改变：水果批发市场—五三大道—广场—中山路—体育中心—水果批发市场。我们的房子比邻水果批发市场，腐烂的霉味和果酒发酵的气息，被风一阵阵地赶过来。我被这种气息迷住了，颓废，伤感。像一个可爱的妓女。
路线是一个“回”字形，我们不觉得单调，也不觉得有多少乐趣。我们边走边说，时不时哈哈大笑。街上的行人和我们没有关系。夏天，我们打个赤膊，把汗衫搭在肩上，油油的，身子发亮，拖一双没有跟的破皮鞋。这个城市，和我的打扮差不多。我们在影剧院的窗口会停留几分钟。那里每天有不同的海报。窗口里的脸，有淡淡的粉妆，粗糙，有疙瘩凸出来，轮廓像个冷花卷。回到出租屋，伯母会说：“回来了。”声音有点从自来水管里冒出来的味道。我们坐下来看电视。电视是十四寸的，黑白，声音亮的时候，会“呼呼”地冒雪花。秋把天线斜斜地扭来扭去，在后背拍一下，屏幕又清晰起来。
现在想想，很后悔那时没有把精力放在追求女孩子的身上。上班是呆板的，很多时间在床上度过，蒙着头，眼睛却是睁开的，要不，就坐在窗前，对一张白纸发呆。我们都想寻找一些别的什么乐趣，但又找不到。我们没有理由，但也只好如此生活。城市就像一座迷宫，我们走来走去，找不到进口，也找不到出口。直到一年后，我才完全解脱了这样的困兽式的笼子。我搬到了单位家属区居住。我工作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机器一样高速运转，很少有时间找秋玩，这让我怀念起那个“回”字形。
秋打电话给我说，他开了家小菜馆，有空去吃吃。我去过好多次。小店开在市立医院对面，广场斜边上。酒店有一个大厅，一个包间，厨房也很大。掌勺的师傅是他弟弟银。银比秋小两岁，一直在福建做厨师，脸黑、额宽，有密密的胡楂，不爱说话。秋把心思都放在小店的经营上，摄影店几乎处于关门的状态。有一天，我到他店里吃饭，约好了去看电影，出门的时候，被一个女子堵住了。那女的劈头盖脸地把话泼出来，说：“你给我说清楚，我已经找你几天了，你个骗子。”我不认识她，我还以为她认错了人呢。我们往广场走，那女的跟了上来，又说：“你去哪里？不要脸的东西，就想这么溜吗？”秋停了下来，说，你干什么，你个烂货。我也停了下来。女的个头很高，穿一件红的东方尼长裙，颧骨凸出来，像两个鹅卵石。女的很瘦，那种干枯的瘦。她铁青着脸，嘴唇不断地抖动。她突然撕扯秋的头发，说，你个骗子，你不说清楚，我死到你店里去。我把她扯开，说，明天再说吧，我是他外地的朋友，约好了看电影，在街上这样不好。女的蹲了下去，抱住自己的头，双肩剧烈地起伏。我和秋拐了个弯，回到了店里，电影也没看。这是我看过的第一个和秋有关系的女人。秋说，她做水果批发生意，来往有半年多了。后来我再也没看过她。
小店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客人还没有自己吃饭的人多。秋把包间租了出去，给别人放录像用，以减少高额房租的压力。我对秋说过几次，包给别人可以，但不能作录像厅，风险太大。录像厅完全靠毛片赢利，录像一放，整条街都听到女人“啊啊啊”的声音。秋说，不会的，是他放，又不是我放。隔了半个月，一天深夜，秋打电话给我，说，录像厅查封了，要罚他两万块钱，快找找人吧。我赶到店里，巡警走了。银坐在空空的录像厅里，双手紧紧地捂住脸。还有几个民工扑在凳子的靠背上哭。秋说，录像散场了，守店的银睡不着，一个人放带子看，五个在广场挖土方的民工，听到“啊啊啊”的叫声，也跑来看。银收了三个人的钱，一人一块，另外两个拿不出钱，也一起看了。民工的屁股没坐热，巡警就来了。钱没罚，但店再也开不了门。
也有人说他去了广州，也有人说他去了上海。我偶尔会接到他的电话，说一些近况。我知道他还在上饶。
不知道是哪年的哪一天，在南门口做祷告的地方，我遇到了秋的母亲。她没什么变，只是走路更慢了，视力也没以前好，快入夏了还穿厚厚的棉袄。伯母说，你遇见秋，劝劝他，快四十岁的人了，应该有一个家。我说好的，好的。伯母的胸前挂着一个金属的十字架，手上提个包袱。包袱里是她给别人看的基督歌谱。也是那个秋天的一个星期天，我到铁路边的出租屋里找他。我站在楼下，就听到他房间里妇女号叫的声音。我“咚咚咚”跑上去，一看，是一个中年妇女和一个年轻的女子。中年妇女穿一件呢子的秋装，手上戴着戒指，头发遮了半边脸。她坐在门口的凳子上，一边用手拍大腿，一边说，你个游手好闲的穷鬼，你会害了我女儿，你靠什么养她。她抹了一下嘴唇，又说，小学都没有毕业，我女儿可是读了高中的。年轻的女子双手插在衣兜里，右眼皮有一块疤，脸上都是泪水干枯的痕迹，像一张晒干的腌菜叶。疤眼皮说，穷也是我选的。秋的裤子上有脚印状的灰尘，衬衫斜斜地拉开，露出手指甲的抓痕。他靠在卧室的门框，用手摸着嘴角的血丝，一言不发。中年妇女说，那好，拿两万块钱来，拿不出了吧，两万块都没有，还讨什么老婆。她站起来，一把扯住秋的头，往门框撞。我一把拽住她，说，你是卖女儿让你女儿做妓女好了。中年妇女“呜呜”地滚到地上，打起滚来。疤眼皮说，你不走我走呢。
我结婚前几天，疤眼皮和秋还来过我家里。我们在玩牌，她在边上看。她在一个企业上班，上夜班的时候，秋就骑一辆破自行车接她。那辆车除了三脚架，其他的部件都换了。骑起来“咯吱咯吱”地响。我认识那辆车，它驮着我走遍了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其实疤眼皮还算是看起来舒服的，皮肤洁白，身材丰满高挑，说话温文尔雅。
秋到别人的照相馆当了摄影师，照数码彩照，他自己的照相机都挂在了家里。我小孩的每个阶段成长的照片，都是他照的，他塑封好，或嵌好镜框，送到我家里。我家的水管、灯泡、电路、锁等等，出了问题，都由他解决，面对这些，我相当于弱智。而他一根烟的功夫就完事了。他只读了三年的小学，他学过石匠，做过木工，修过锁。有一次，我们谈论过年这个话题时，说到小时候没东西吃，全靠过年有肉吃。我们几个从乡下来的城里人，一副忆苦思甜的样子。他一直看着我们笑，嘴巴瘪起来。他说他在武夷山做窑工，伐木，过年的时候，用脸盆架在石头上烧肉吃，住在茅棚里，天下着雨，雨水“哗哗哗”地落在肉里，成了肉汤。
他每次来我家，我老婆都劝他，要生个小孩，没钱，家还是要的。他说，他的结婚证还没领，没房子，女的不让领。去年秋，秋跑到我家里吃饭，一脸哀哀的。他喝了几口汤，就放下筷子了，我说怎么啦。他说，那个女的，把他这几年的存款卷跑了。那个女的说，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还是看不到想看到的东西。我也一时无语。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
在市里，我已经生活了十二年，但我始终没有融入这个身披水泥的怪物。我不是一个清高的人，有时甚至很世俗。但我找不到通往城市的道路。它在哪里呢？也许这就是城市生活。没有门，也没有路，到处是墙。我和秋一样，除了职业和长相，没有区别。我们苦苦挣扎，又要获取什么呢。我这几年，很少出门了，上班，回家陪妻小，偶尔写点豆腐块，有好几次，我想外出挣钱，但最终还是放弃了。我像老人一样，过着简单的生活。我知道这样的生活，也是暂时的，是行军路上的休整。生活虽然让人很容易疲倦，容易撕裂人，但我们都必须好好生活，因为生活从来就没有退路，没有可以躲藏之处。
我的老师赵文明
1989年4月，莺飞草长，我们班（上饶师范上饶县分校86级1班）全体同学在上泸小学实习。到达的那晚，班主任给我们讲实习纪律和任务。我烦透了这些，我还没有从一个亲人因爱情而自杀的悲痛中醒来。小学教学楼是个祠堂，很阴暗，电灯疲惫地照在一张张兴奋的脸上。我从抽屉里找出一本作业本，开始写这个爱情故事。
那是我第一次小说。我边写边哭，哭完了，一本作业本也写完了。一夜没睡，凌晨就誊抄，四千五百多字。我不认识报刊编辑，顺手寄给《江西法制报》。
一个月后实习结束，意外地收到了样报，整整一个版。我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做事喜欢再接再厉、快马加鞭。放开一个下午的课，我又写了一篇五百字的小说，再投。
很快收到了编辑的来信，署名赵文明。他的信让我终生难忘：“你是个勤奋的学生，文字很有功底，只要努力下去，一定能成才。我已经破例为你发了一个整版的小说，以前从没有过。这篇稿子，容后处理。”文迹潇洒，秀内含刚。
“容后处理”给了我多少期待。每天第一节课结束，我直奔图书馆，急急地查找《江西法制报》。对于一个狂热的初写者，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
我开始大量写作，诗歌、散文、小说，泥沙俱下，一本厚厚的笔记本只能容纳两个星期的日日夜夜，发表的文章却没有一篇。同学们忙于酗酒，谈恋爱。学生时代即将结束。
炎热的暑期，我焦灼不安，不知何去何从，每天只在武打小说中寻找安慰。有一天，我去村委会看报纸，随手翻开，就看见新刊登在《江西法制报》的小说。我一连看了三遍，好像不是我自己写的似的。整整一版。上帝，不要太爱我。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西山中学教初一语文，我无精打采，情绪低落。我不写作，不看书，整天骑一辆“海狮”牌自行车，在同学之间穿来穿去。我把这些情况告诉了赵文明编辑。他很快来信，引用鲁迅的话告诫我：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并说，有机会来看我。
我等待这一天，又着手写小说。转眼春江水暖，在案头，我已写了二十多个短篇和一个中篇，散文也写了整整一笔记本。我每个星期都有退稿信。我很少上班，课上完就回家。有一天，我正在家里写小说，母亲很惊恐地问我：“你犯了什么事，派出所的人找你了。”
那是下午，阳光灿烂，我的房间却很阴沉，木窗露出手帕大的天空。我喜欢在光线黯淡的空间里写作。我走出房间，见三个民警围着一个戴细边眼镜的人。民警说，你是傅菲吧，这是法制报社的记者，来看看你。我激动得说不出话，引他们进了书房，让坐。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他穿黑色西服，宽边细花的领带显出都市人的潇洒。
赵老师对我说，你的环境太差，不过环境差更能出成绩，近期写了些什么？我翻出一大沓的小说稿。他看了看，不是很专注，可能是稿子太多的原因。他说，你以后要多看些外国的作品，卡夫卡、博尔赫斯、海德格尔等人的作品值得读。我结结巴巴地说了一些自己的阅读习惯，主要是指俄罗斯文学和拉美文学。
谈了一个多小时，他建议我去派出所深入交谈。晚饭在乡政府食堂吃，他喝了几杯酒，很书生气地侃侃而谈。他的观点有些偏激，但很现实，一针见血。他说，这是他第一次来农村，以前不知农村是怎样的。他十六岁考上南开大学，工作在省城，没机会走。他说，这次是专程来看我的，没有采访任务。他又说，在农村好，了解底层生活，多写小说，这个时代必然是现实主义小说时代。他的话有点伤感。我有点胆怯，他问一句我答半句。
那天晚上，他回到了城里。第二天他坐火车走了。我恍恍惚惚地过了一个星期，收到他的来信，和一本选有他作品的诗集。在信中，他谈了一些对生活对未来的观点，又谈到卡夫卡为什么会写出《城堡》。我没悟出什么，我只想，假如生活允许自己选择，我一定当一个编辑。
1991年正月，我受到了人生第一次致命的打击。我离开了农村，与痛苦结伴远行，命运的沉浮亦由此开始。
我再也没有向赵文明老师投稿。1994年10月，我如愿以偿，成了一名副刊编辑。每天中午，我给作者写信，寄报纸。这种工作具体而艰难，更需耐心和眼光。而我自己的定力减退，缺乏激情。随着工作的调整，我也在调整自己，去融入社会。社会是一锅热水，而我只不过是一块小糖，很容易化了，给作者的信逐日减少。也许我只是随风吹落的叶，不能给别人心灵春天的消息。
我怀念赵文明老师，我总不明白，他平生第一次远行三百公里去乡间，去看看只投了两篇稿的作者。这次行动，于他而言，没有更大的意义，也许出于良知。尤其今天，我更懂得这种热爱的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