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那北
在百度上输入“宣传队”三个字，显示的结果是这样一行字：“本词条内容尚未完善，欢迎各位编辑词条，贡献自己的专业知识。”这一天是二○一三年六月六日中午，芒种节气刚刚过去，没有雨，但也不见阳光，从早上起一直是阴沉沉的，而云之后却隐约有光。这是一种有着阴险气质的天气，过于暧昧，让人浑身像蒙着一层塑料布，汗在将出未出之间徘徊。
我把眼从电脑屏幕移到窗外，长嘘一口气，仍然放不下刚才的诧异：居然“本词条内容尚未完善”！
如果是从前……这个“如果”像一坨重物就这样迎面扑来了，它是时光深处一株枝繁叶茂的大树，带着芬芳与果实，并且色彩明丽。三十、四十、五十年前，时光往前推移，宣传队这个名称有几个人不知道呢？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这是它的全称。唱歌跳舞弹奏器乐可以宣传思想，这似乎有点奇怪，但那时没有人追问，不敢问，也不觉得需要问。有一个疑惑其实一直在我心底盘旋：那时的人比现在单纯吗？
所谓单纯不过是用一种简单的方式，没头没脑地信任这个世界。世界那时候其实非常斑驳，斗来斗去已经连绵几年，包括我父亲在内，他不过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芝麻官，居然也未能幸免地成为“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戴上高高的纸帽，胸前挂起大牌子，上面写着粗大的侮辱性字眼，打倒、批臭、永世不得翻身之类的，还用红笔画上叉，然后游街，批斗，关牛棚。
他从牛棚里“解放”出来已经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或七十年代初，生活被一截两断之后又徐徐往下进行。进牛棚之前他是公社副社长，之后是另一个公社的革委会副主任，分管教育文化卫生以及全公社上山下乡这桩事。没提升，也没降职，牛棚里的那一次次批斗、审查、检讨都如同一场游戏，而他看上去也无丝毫损伤，终日依旧不管东西南北地亢奋，行色匆匆，好大喜功，高亮的笑声和昂首急速行走的姿势，仍虎虎生风，仿佛被批被斗不过是向水里扔了一块石子，水波漾了漾，很快又了无痕迹。为什么会这么达观呢？肉体上也许真没多大损害，可关于尊严的那种痛，是触及一个人心底最彻骨的痛，怎么可能转眼消失？相比较而言，似乎上吊的邓拓、投湖的老舍、吞安眠药的杨朔、跳楼的上官云珠、跳井的范长江等人更合情合理。当然反过来我又庆幸父亲能够那么迅速地自愈，终于守得云开见明月，“解放”了，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了，周围的人反正也没几个是风平浪静度过的，彼此彼此，难兄难弟，生活还得往下继续。
关于宣传队，我打算就从这个时候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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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父亲都记不清自己结束牛棚生涯、恢复工作的具体时间了，即使记得，我现在也无从问起，两年前他已经去世。出生于一九二八年四月的父亲，那时四十岁刚出头。打量着身边往来行走的熟悉不熟悉的四十多岁男人，我终于忍不住揣想起父亲的当年：也是那般健康、自得、踌躇满志？一张“文革”
色羊毛围巾，而中山装的口袋上则非常隆重地插着一支钢笔。母亲多次半开玩笑地嘲讽她丈夫，说他很骚，从年轻到老都“爱装”--福州话里就是爱打扮的意思。父亲后来的“骚”，我们都充分领教过了，比如九十年代末期他就有一套亮灰色绸缎唐装，上有福禄寿喜团花图案，是我出差浙江买给他的家居服，他觉得有范儿，昂然穿上街头，回头率百分之两百。后来唐装在男人中盛行，他得意地反复自夸，仿佛那潮流是被他引领出来的。再老一点，他穿西装系领带都上了瘾，任何正式场合其实都与他无关了，如此正式穿戴无非为了坐在家里看看报纸和电视新闻联播。冬天时则穿黑呢大衣、黑礼帽，手上再加一个拐杖。我不知深浅，觉得一个拐杖令他顿时老迈几分，他却铿锵反驳道：“蒋介石以前手上都要拿一个的！”我如梦初醒，把他的穿着联系起来看，原来他心中藏有这么一个大偶像啊。他年轻时的那个时代，不敢放胆打扮，能够派上用场的只有一条在当时算得上奢侈品的羊毛围巾。而那支钢笔则是另一种装饰：建国初期通过扫盲班才识点字的工农干部在农村占多数，父亲在福州英华中学读过书，钢笔是他表达有文化，与大老粗们不一样的重要标签。
罗列父亲的这些外部特征，是为了说宣传队。注重穿着打扮，又自以为有文化，父亲的文艺腔一直不得要领地保持到生命的终点。在当时，则转化为对宣传队的豪情壮志。
“文革”开始时奶奶已经被送回她娘家，我们姐弟三个也先后跟随。奶奶的娘家是福厦公路旁一个原本相当大的村子，如今村子的大部分土地都已经被一家大型合资汽车制造公司所盘踞，宽阔的厂房和一辆辆工整排列的汽车把退缩在角落里的村庄反衬得寒酸局促，但“文革”前却是另一种模样。背后是像一把大扇子连绵摊开的小山岭，前面是广阔而肥沃的田野，春秋水稻或者芋头、甘蔗、荸荠、蔬菜此起彼伏，高低错落不一而足，蓬勃滋润得像一位初长成的少女。奶奶只是寄居，没有一寸土地，我却可以在每一块地头自由奔跑跳跃，傍晚则伴着夕阳，拿一根竹竿、一个自制的塑料袋，袋口上箍着一道铁像滑进墨池里。还没通电，家家户户点的都是煤油灯，为了省钱，灯芯捻到最小，玻璃罩早被烟熏黑，透出来的光朦胧而晦涩。就是在这样的油灯下，每晚奶奶重复做的一件事就是讲鬼故事。那时很奇怪她肚子里为什么能装得下那么多鬼，后来才知道，其实大都是《聊斋》里来的。她不认字，也是道听途说，然后演绎发挥，夸大诡异惊险的部分，见我们听得龇牙咧嘴面无人色，才很有成就感地咧嘴轻轻一笑，吹灭灯睡觉。灯熄后很久，我都闭紧眼大气不敢出，仿佛四处窸窸窣窣，有鬼横走。
她说夜里在外行走，每个人肩上都亮着两盏灯，转一次就灭一盏，两盏都灭了，鬼就扑过来了。不是开玩笑，每次她语气和神情都认真而庄重。我信了，不可能不信。哪天夜里她忽然头疼难忍，需要去一趟小药铺，买一种已经多年未见的名叫“安乃近”的药；或者烟丝没有了，她必须一筒接一筒吸水烟，这时候被逼出门的往往就是我。乡村狭窄的青石板路幽长而寂静，各种不知名的虫子藏身角落哧哧鸣叫。我快速地跑，却又跑得僵硬局促，鞋底与石板撞击出的声响居然有惊悚回音，我真怕骚扰到鬼。等回到家，肩膀沉而且酸--为了维护亮在上面的两盏无形的灯，一路上我绷紧身子，脑袋往旁微微侧一下都万万不敢。
到了父亲恢复工作，奶奶又带着我们一起跟来了。这是个江水环绕的大镇，需要坐船抵达，上了岸也仍见四处蜿蜒丰沛的河水，水系纵横，流淌有声。我那时只有七八岁，瘦小黝黑得不成人样，好动，热爱上树下河，坐没坐样站没站样，到处惹是生非，总之无一处值得父亲引以为荣。父亲好像也顾不上这些，他太忙了，没完没了地开会，没完没了地下乡。交通工具缺乏，公社总共两部自行车，首先保证革委会主任使用，余下的这个副主任骑走了，那个副主任就只能徒步，一走就是一两天。
随奶奶到镇上的第三个晚上，公社宣传队有演出，当地人称为“晚会”，能进场就是待遇。我应该不是跟着父亲进了影院，反正是去了，里头连过道都件。我注意到灯光，或者说被灯光所吸引。光泛黄，一盏盏都缺乏咄咄逼人的锐利，却因为数量足够多，便有了一种铺天盖地的丰盈感，像无数的手从上面伸下来，团团护着你。
对于这个晚会的记忆是零碎的，我一直想梳理打捞，最后脑子里浮起来的仍然只是灯光。
镇上的电影院外表不起眼，围墙仅一人多高，刷着淡黄色的漆，已经斑驳脱落，有各种简陋粗俗的涂鸦，里头却宽大整洁。因为有灯，灯扑面而来，夜顿时如昼，它们应该是我在村庄的夜晚里一遍遍渴求的，所以淹没了那晚舞台上的一切。反正都是歌舞，吹拉弹唱，蹦蹦跳跳。当时我大概觉得这些东西都属于成年人，离自己很远，毫无关联。
那时街头贴着“复课闹革命”的标语，一首歌也雄壮地唱：“……复课闹革命，我们坚决来响应。一边上课，一边闹革命，一边上课一边闹革命--嘿！”学校似乎已经恢复上课一阵子了，我在村庄里不知道，也不迫切，父亲把我们带到镇上，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姐弟三个“复课”。荒芜了几年，从老师到家长到学生，都有点惊魂未定或者魂不守舍，就复得混乱，比如停课前是五年级，一复课却复到四年级去，没人觉得有什么不妥，课堂更多时候只是一件无关痛痒的容器，把适龄孩子囫囵吞枣随便一装就了事。
我不记得自己上的是二年级还是三年级，虽是插班，却坐到了第一排。一是因为个子矮，二是因为父亲的缘故。他分管教育卫生文化，全公社各中小学自然就在他权力范围内。而我被招进宣传队，是否也是因为父亲？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总之进入这所小学不久，我就成为了校宣传队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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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是整个社会的反面角色，需要批倒批臭，狠狠踩在脚下让他们永世不偏偏都与地主有关。公社的院子很大，门口却偏窄，只是一个矩形的石门，跨进去后是一条长长的通道，通道上方是作为干部宿舍的楼房，穿过去，便是一处花园式的空地，种着扶桑、杨柳、夹竹桃之类的树木，有幢狭长的小楼从右侧贴着围墙向后延伸。穿过小楼或者旁边的空地，能看到一株粗大的一个成年人也抱不拢的白玉兰树，树下有一张长石条凳，绕过石凳前行二三十米，就是一座略为西化的红砖大建筑，两层楼在地面上，还有一层是地下室，屋顶有高耸的雕花石刻。这在当时，已经是须仰视才见的高楼。楼的后面是新修建的食堂和会议室，而跨出食堂后门，则是一个种满柑橘的大园子，园子旁一条河蜿蜒而过。
我耐心地描述公社机关院子，是因为时光正在倒转，它们像一群抢着索要表扬的孩子，喊叫着拥挤而来，那么清晰地一一重现眼前。矩形门后有间传达室，一个肥胖的看门老伯养一只黑色掺些黄杂毛的土狗，有次我从院里往外奔跑，不知怎么惹到狗，被它追上在小腿肚子上咬了一口，皮肉破了，有血。老伯拉起我裤管看了看，淡定地提起毛笔，在伤口上写了一个“虎”字。这是唯一的处理方式，不似如今，哪怕仅被自家养的狗爪子抓了一道，都要先打血清球蛋白，再接二连三地注射狂犬疫苗。据说狂犬病毒潜伏期最长可达三十年，算了一下，早过了，平安无事。
推测起来，公社院子占地大约不过三四千平方米吧？也算不得特别辽阔，却成为当年的乐园。每天早晨挂在树上的高音喇叭就传出《东方红》乐曲，然后是新闻、各种批判稿和革命歌曲、样板戏唱段。公社干部的子女有十几个，年纪虽参差，但玩起抓贼、跳格子、抓沙袋之类的游戏却没有隔膜。红砖大楼的小会议室里还有一台刚买回不久的黑白电视，屏幕常吱吱呀呀的麻点密布，现不出一点图像，也还是时时令我们流着口水往前凑。有一天正在食堂吃着饭，忽然听到几声尖厉的号叫，桌上的大人面不改色，继续有说有笑，话题很自然蔓延到这个号叫声的来源。原来某村出了命案，那个号叫的人正是嫌疑犯，被抓来，暂时关在红砖楼的地下室里。
红砖楼的地下室原来是牢房！我后来数次趴到牢房外窄窄的小铁门上久久打量，里头黑乎乎的模糊--片，有潮湿浑浊的气味上下弥漫。这当然是意外的，楼再精致美观富丽，也仅是一座普通的房子，但带牢房的房子却是万里都未必挑一。刚开始我以为是公社干部故意建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后来慢慢知道不是，楼早就有了，解放前就有。楼是地主的，牢房是地主用来关押与他作对的人--按书上说，就是那些受压迫的可怜的贫下中农。
不仅红砖楼，整个院子都是地主家的。不仅院子，出了矩形石门，隔着一条青石板路，对面那幢木构院落仍然是地主家的。它们本来连在一起，为了行走方便，才一截两断了。木构院落里最靠青石板路的那间房子，住着奶奶和姐姐，而我和父母及弟弟，则住在矩形门通道上面一间大木板房里。
我后来很多不着边际的冥想都是由此而生的。那时母亲还在另一个公社的中学任教，周末才能来一次，弟弟常被奶奶留在矩形石门对面的木屋里，而父亲正热爱下乡，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一去几天不见踪影，剩下我独自一人在那间大木板房里，每到夜里就风声鹤唳。从前牢房关过什么样的人？从前谁住在这么大的房子里？从矩形石门进来，穿行到后面的柑橘园，地主一天的生活是怎么过的？吃什么？穿什么？家里都有什么人？长什么样子……有一本叫《宝葫芦的秘密》的小人书就是在那时看到的，一个小男孩想要什么，宝葫芦就给他变什么，连他和同学下棋，想吃掉对方的棋子，棋子也马上就飞进他的嘴里，而他考试题一道都不会做，别人完成好的卷子宝葫芦却帮他对调了过来。这太诱人了！这本书是当时批判的毒草，把青少年毒害得只想不劳而获。我其实想说，一直到现在这个宝葫芦都是我喜欢的。谁不是欲望比现实大呢？但“心想事成”其实是多么大而无当的一个词，一年年过去，会一点点后撤，一点点气馁，然后妥协，然后认命。
所有的地主应该都有一只宝葫芦吧？那时我就是这么猜测的。地主被打倒了，宝葫芦就失踪了。会不会藏在牢房里？或者这个院子里的哪个角落呢？镇上的小学离公社院子不过两三百米远。没有大门，前面是个大晒谷场，左边有幢大房子，保留着一圈宽大的风火墙，里头却拆空了--那几年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间大房子里度过的，这是后话。而右边是幢外墙砖泥混筑、内里木构的两层楼房。在拆空的大房子和双层木构房中间，是条沟状的石板路，走三十多米拾级而上，半坡上有座三合土垒起的肥硕房子，抹着白灰，覆着黑瓦，这是老师们的办公室，办公室边上是青砖修建的两层高的教学楼和一块不大的操场。
这就是镇小学的全部。我后来知道，小学的所有房子和地皮也是另一个地主的。即使是青砖教学楼，也是拆了原先的再重建起来的。
关于教室里的记忆已经非常稀少，印象最深的是一天把生番薯带进学校，语文课时实在馋得忍不住了，掏出番薯藏在抽屉里偷偷削皮，想趁老师不注意时咬几口。结果小刀是新买的，非常锋利，心里又紧张，用力出了偏差，一刀下去，刀刃直冲左手大拇指，顿时开了大口，半个手指头都被殃及，鲜血如注。
我没敢吭声，同桌想告诉老师也被我阻止。同桌就撕笔记本递过来，撕了一张又一张。我用它们包住伤口，紧紧抓住，坐得笔直，双目前视，心跳如鼓地等着下课的铃声响起。
左手大拇指上的伤痕至今仍清晰可见，是一条杏黄色的弧线，从指甲沟蜿蜒到指心的螺旋处。是疼痛与恐惧让这一天定格下来，顺便记住的是教室的幽暗和污黑的木板墙以及结了蜘蛛网的天花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