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流寓各地的江右商帮在完成了一定的原始积累、具备了一定的财力后，大多会不约而同地做起同一件事情——建造万寿宫，这成为江右商帮的特有传统。
万寿宫，就是“江西会馆”，也叫“江西庙”、“江西同乡会馆”、“豫章会馆”等。分布各地甚至海外的江西商人，只要有实力，都会树起这一江西人独有的标志。无论大富还是小康，无论是抱团还是独行，大抵都忘不了赣人祖先的文化偶像——许真君，建起万寿宫以供奉之。
万寿宫成为江右商帮的标志，是由许真君在江西民众中的特殊地位和江右商帮在外发展状况两方面因素共同决定的。就前一方面来说，江西是传统儒家文化的重要基地，传说的为民除害、治病救人、清正廉洁的许真君符合这一文化道义而受到推崇，建立“许仙祠”（即万寿宫前身）受民众祭祀，江西商人自然受此文化影响；后一方面，随着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人流动的频繁，江西商人在利润刺激下远涉千里客居异地，因商业竞争、文化隔膜和土客冲突，同籍的外来商人相互联络，抱成一团，以众帮众。江右商帮能成为明清十大商帮中的重要一员，纵横商界数百年，与其结合成这种商帮组织的形式是分不开的。
自明初以来，在京都以及各省省会几乎都建有万寿宫，在全国城乡可说是星罗棋布。如天津的万寿宫，建在闹市区，其规模与南昌的万寿宫不相上下；汉口的万寿宫建筑群，色彩富丽，雕刻精细，为南昌万寿宫所不及；云南省由北向南，直抵滇缅边境，万寿宫比比皆是。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1400多所万寿宫分布在全国各地及东南亚一带，其中最多的是建造在四川省，共有300多所，而从明初到清光绪年间在北京的江西会馆（万寿宫）从14所增加到51所，占北京387所会馆的13%。各地众多的壮观雄伟的万寿宫建筑，体现了江右商帮曾经的辉煌，也是江右商帮发展的有力见证。
一、遍布各地、行业广泛的商帮组织
商帮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地缘组织。由于籍贯相同而具有相同的口音、相同的生活习惯，甚至相同的思维习惯和价值取向，从而形成同乡间特有的亲近感，自古有把“他乡遇故知”视为四大乐事之一，俗语说“亲不亲，家乡人”，都表明中国人特别是传统时期中国人的乡土观念是极为浓厚的，商帮就是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商人组织。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行业繁杂且数量增多，商人队伍不断壮大，竞争日益激烈，在“重农抑商”背景下，商人们为了保护自己，增强外部竞争力，利用天然的乡里、宗族关系联系起来互相支持、和衷共济，商帮在这一特定经济、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
明代以来，随着江西商人的大量外迁，各地的江西商帮组织得到逐步发展，建立起了许多会馆类组织，主要表现为万寿宫在全国各地的兴建，尤其是在湖广和川滇黔等地区，在江西籍移民与商人进入后，兴建了大量的万寿宫建筑，成为江西会馆的代名词，也是江右商帮组织在当地发展的见证。
江西省内最早兴建的万寿宫有两所，一所是南昌城内的旌阳祠，即南昌铁柱万寿宫，约建于晋怀帝永嘉六年（312年）；一所是新建县境内的西山许仙祠，即西山玉隆万寿宫，约建于晋孝武帝宁康二年（374年），至今都有一千六百余年的悠久历史。这两所万寿宫当初主要是江西民众为纪念许真君而建的，是本地区民众信奉许真君文化的体现。嗣后江西各地纷纷兴建万寿宫，在南昌、新建、永修、新喻（今新余）、萍乡、新淦（今新干）等地都有分布，许真君信仰逐步在全省民众内普及，为明清江右商帮广建万寿宫作为会馆打下了思想基础。
据初步调查统计章文焕：《万寿宫》，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明清时期江西省内的万寿宫约有600所左右，目前已经查到的就有580多所，还有的县（新干、于都、彭泽、全南、莲花、婺源等）尚未调查统计在内。大致分布为：南昌地区63所；赣北地区85所；赣西地区165所；赣中地区52所；赣东地区52所；赣东北地区47所；赣南地区115所。
这一时期省外的万寿宫的数量也是非常庞大，大约为700多所。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长沙、广州、贵阳、昆明、重庆、成都、西安、兰州等大城市都有规模宏大的万寿宫会馆；而两湖地区和云南、贵州、四川等地，万寿宫几乎遍布城乡。
总之，遍布各地的万寿宫建筑，成为江右商帮经营各地的历史见证。此外，各地史料文献中对江右商帮的发展状况也有所记载，如嘉靖、万历时期的张瀚曾在《松窗梦语》中记载，江西一省，瑞州、临江、吉安三府，因为经商，尤称富足〔明〕张翰：《松窗梦语》卷4，《商贾记》。稍晚的王士性也在其《广志绎》中说，江西人凡士商工贾，谭天悬地，人人善辩，“又其出也，能不事子母本，徒张空拳以笼百务，虚往实归，如堪舆、星相、医卜、轮舆、梓匠之类，非有盐商、木客、筐丝、聚宝之业也。故作客莫如江右，而江右又莫如抚州”；又说云南全省，“抚人居什之五六”，“滇云地旷人稀，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明〕王士性：《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
江西商帮形成较早，据《皇明条法事类纂》记载，早在成化元年（1465年），云南姚安府官员称，云南各边卫府，江西吉安府安福县和浙江龙游商人等，“不下三五万人，在卫府坐（生）理，遍处城市、乡村、屯堡安歇，生放钱债，利上生利，收债米谷，贱买贵卖，娶妻生子，置奴仆，二三十年不回原籍”《皇明条法事类纂》上册，卷12.天顺（1457-1464年）、成化（1465-1487年）年间，大学士李贤〔明〕李贤：《古穰集》卷9，《吾乡说》。称其家乡河南邓州，是四方贾人所归之地，而其中以江西为众。江西商人在那里已有“善贾”（即善于经商）之名。弘治年间（1488-1505年），江西吉安人彭华曾说当地“商贾负贩遍天下”同治《吉安府志》卷2，《风俗》。嘉靖年间（1522-1566年），海瑞在《兴国八议》中指出，吉安、抚州、南昌、上饶等地外出经商者约有十分之九在外省，余下十分之一前往赣南山区〔明〕海瑞：《兴国八议》，《明经世文编》卷309.章潢在《图书编》中指出，自明弘治朝以来，由于赋役日渐繁重，人地矛盾日益突出，使得江西很多地区的壮年劳力大都经商于四方，甚至弃家不顾〔明〕章潢：《图书编》卷39，《江西图叙》，万历四十一年刻本。正是由于人多田少役繁，江西人在大规模的流动中四出经营，商贩成风，所居成市。
由江西商人在商业活动中的名气和人数，以及后来会馆类组织的建立，可以推定，到明代成化、弘治时，江西人在外经商已经成帮，主要是来自抚州、吉安、南昌、临江等地的商人。湖南省中的江右商帮组织发展较为成熟，成为江右商帮在全国发展的缩影。
明清时期江西商人在湖南经商者人数众多，在乡族联谊与市场竞争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非常完备的商帮组织，对此，湖南地方文献上多称之为西帮或江西帮，也有不少称之为江右帮。地域范畴下的西帮，是江西商民联络合作共同对外的旗号，西帮内又因地域与行业的差别分为若干派别，如在长沙，西帮涵盖吉安帮、抚州帮、临江帮、丰帮等帮别；在湘乡，江西帮则分为南昌、抚州、瑞州、临江、吉安五帮。
根据史料记载，湖南的江西会馆滥觞于明代，见于方志有明确记载的至少有长沙、善化、醴陵、芷江四处，如在醴陵县，“豫章会馆，在西后街，明代西帮创建，清乾隆年间重修”民国《醴陵县志·建置志·公所》。善化县万寿宫，“明末寇乱毁于兵，清嘉庆、道光年间重修”同治《善化县志》卷31，《祠庙、会馆》。等等。
湖南的江西会馆，因地域层次与涵盖范围的差异，一般分为两类：一是以“万寿宫”为名出现的省馆，这在湖南各地较为常见；二是府县会馆，江西各府县商人在某地经商者众多，除合建省馆外，均有实力建各自的会馆，形成各府县会馆并立的状态。如据光绪《湘潭县志》记载，湘潭县在光绪年间（1875-1908年）所存的江西商人会馆除万寿宫外，还有昭武馆（抚州）、临丰馆（临江、丰城）、安成馆（安福）、石阳馆（庐陵）、袁州馆（袁州）、禾川馆（永新）、琴川馆（莲花）、西昌馆（泰和）、仁寿宫（临江）等会馆光绪《湘潭县志》卷7，《礼典》。善化县也是如此，该地的江西省馆万寿宫被南昌、临江、抚州、吉安“各府县会馆环而拱之”同治《善化县志》卷31，《祠庙》。
会馆的建设与商帮的发展相辅相成。清代江西商人在湖南人数众多、称雄商界，使得江西会馆遍及湘沅。如据同治《新化县志》同治《新化县志》卷13，《祠祀》。记载，该县“商贾之祠，惟江西万寿宫，祀许真君焉，旧志云万寿宫在东门外，江西客民建”；嘉庆《石门县志》嘉庆《石门县志》卷18，《风俗》。记载该县“城市肆店贸易多江右人”，此地有万寿宫两座，“万寿宫在县治东，客商江右人会馆；一在县治东十五里易家渡，亦江右人会馆”嘉庆《石门县志》卷27，《寺观》。华容县，“铁树宫，一名万寿宫，江西客民建”光绪《华容县志》卷3，《祠庙》。
据学者统计，明清湖南各府县出现的仅以“万寿宫”为名的会馆就有104座。这百余座万寿宫虽不能断言一定就是江西会馆，但大部分是由江西商民建造则是毫无疑问的。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统计仅以“万寿宫”为对象，若再加上江西各府县商人所建并标以府县或行业名称的会馆，其数目远远则超过此数，如同治年间在善化的江西会馆除万寿宫外，各府县会馆还有南昌的文昌阁、临江的仁寿宫、抚州的昭武馆、吉安的石阳馆、安福的安成馆，可以推测府县地方会馆亦不在少数，可见清代在湘的江西商人组织的完备。
在江西省内，明清各地区不同商帮林立，一般以不同的地域、行业和组织职能分类，但往往又帮中有行，行中有帮。
按地域分类，主要是指按商帮组成人员的籍贯进行分类。如在南昌地区，江西商帮又可细分为奉靖（奉新、靖安）帮、抚建帮（抚州、建昌）、吉安帮、清江帮、丰城帮、樟树帮、南昌帮等；在景德镇地区，围绕瓷业生产形成的各种行帮约400多个，其中以都昌帮、徽州帮（今安徽黄山市和江西婺源县地区）和杂帮（主要有抚州、丰城、新建、南昌、吉安、靖安等地商帮组成）三大帮为主，势均力敌，鼎足而立；等等。
按行业分类，主要是指按商帮从事的行业种类进行分类。明清江西手工业和商业涉及众多行业领域，因而也形成了不同领域的行业组织，大部分相同行业，以自己的行业祖神名组成行会，如修水县主要手工业行会有加工金、银、铜、铁、锡行业的老君会，石、木、泥、砻、篾、机的鲁班会，缝纫、纺织、弹花编扎的轩辕会，还有鞋业孙祖会，理发业罗祖会，刊刻业文昌会，装裱业黎祖会、柴香业福主会，油漆业漆宝会，度量衡三皇会；等等。梅中生主编：《修水县志·手工业生产习俗》，海天出版社1991年版。
虽然江西各商业组织一般以地域、行业和组织职能分类，但往往是帮中有行，行中有帮。如南昌地区，国药业分樟树帮、南昌帮、河南帮、安徽帮等帮伙，其中以樟树帮为最多；建筑业分抚州帮、南昌帮、江浙沪帮等三帮；等等。
总之，明清江右商帮以地域、行业等分类形成众多的商帮组织，他们以万寿宫等会馆为联系纽带，在省内外迅速发展起来，成为我国商业领域内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对外统称为“江右商帮”，内部又分为更小的地域性质的商帮。
二、经济协调与利益追求：商帮组织功能之一
各地江西会馆能如此兴盛，得到同籍商人的积极支持与参与，与其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有很大关系。江右商帮组织的经济功能主要是经济协调与利益追求，具体表现为如下几点：
（一）避免同乡竞争，保证获利
江西客商汇集各地，最根本的目的还是要获取商业利润，同乡商人出贾营生，谋利为第一要务。但若一味追求商业利润，不顾同乡间的融洽关系，相互竞争，其结果必然使同乡整体利益受损，让“外人”享渔翁之利。因此，如湖南等地的很多江西商帮，尤其是县域商帮小会馆，不少以“划一价格，避免同乡竞争”作为基本条规，商户若有违背，将受到严厉制裁，甚至被革出本帮。大多数会馆设有公正堂来讨论处理相关事宜，会馆实际上成为约束同乡以防止内部恶性竞争的制衡机构。
（二）沟通商业信息，交流商业经验
商人要想在商业流通上获利，商业信息和经验这些无形财富，在交通和通信极为不便的时代显得尤为重要。江右商在各地从事长途贩运贸易者很多，各地物产的丰歉、物价的消长、运道的畅阻以及沿途的安危等，能否及时获取这些信息直接关系着经营的成败。为同籍过路商人提供食宿和货物储存的会馆，实际上发挥着商业信息的沟通联络的功能，各地的会馆汇成一张巨大的信息网，为同乡商人获利提供了条件。商业经验的获取除了自身的实践积累外，同乡间的交流也是重要途径。客于异地的同乡，在与外商竞争中，多是荣辱与共的战友，商业经验交流是必要的，而定期集会的会馆自然成为了商业经验交流的好场所，这对府县地方商人行业相对集中的会馆而言更是如此。这些优点也是同乡商人对会馆修建慷慨输捐的重要原因。
（三）调解经济矛盾，仲裁商业纠纷
在追求利益的商场竞争中，商事争端时有发生，房产的典押、店铺的承转、股权的分合等诸如此类的商业活动中，利益所在，纠纷难免。对于帮内同乡商人而言，双方当事人一般前往会馆，请首士或值年公正，三方签字以绝日后隐患。若发生纷争，也由商帮中威望较高的士绅出面调解，因其平日处事较为公允，故其裁决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也多能得到双方认可。若是江西商人与异籍商人间发生的较为重大的纠纷，则一般由江西商帮组织中的头面人物如会馆首士或值年出面，与他帮地位相称之人物会商解决。
三、联系乡谊与扶危解难：商帮组织功能之二
除了承担着上述经济功能外，江右商帮组织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主要为联系乡谊与扶危解难，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共祀神祇，敦睦乡谊
客籍人士要在异乡立足，建立在地域乡帮基础上的宗族姻亲势力是可仗恃和依赖的力量，而集结、联合、扩大这种力量，通过联乡谊、祀神祗的形式，以同宗同亲、同乡同风，共同的神灵崇拜和宗教信仰来维系和感召，因此几乎所有的会馆在创立或重修时都反复强调此宗旨。江西商人在外多建万寿宫，祀乡土神灵许逊，“好游潇湘洞庭之区”的江西贾客，建万寿宫作为江西会馆便是很自然的事。此外，各府县商人亦有将本府县地方神祀于会馆中者，如临江府商民建萧公庙（亦称仁寿宫），“祀萧英佑侯，清（江）、（新）淦两邑多有之。乡人之客游异地者，合建会馆以祀之”〔清〕裴汝钦：《詹詹言》卷4，《萧公》，1930年南昌铅印本。但无论馆中尊谁为神，其祭祀神祇、敦睦乡谊的功能都是最基本的。江西临江府商人在湖南衡阳修建的本府会馆仁寿宫，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合同乡以为会馆，且祀萧英祐侯于中，而名其宫曰仁寿宫，吾乡之客游者类然。自滇、黔、楚、蜀、两粤之地，无虑数百千处。衡阳当三楚之冲，宦游商旅往来络绎，于是同乡诸君子鸠资庀财以从兹役。而某属经其事，既落成乃书助赀襄力者姓名于后，而谂于众曰：合同乡以为仁寿宫，犹聚族居者之为宗祠也；族无宗祠则祖灵无所冯依，无以致时祀，无以聚子姓而敦雍睦之谊；客于异地不有是宫无以延神休，若士若贾无以萃涣而笃同乡之好，是故里居则聚族，合食而各依其祖；客游则合祀乡之先贤而以萃其涣，神祝嘉祉，人怀即次，相聚客邸不殊里居。故曰，仁寿宫之建，犹族居之有宗族也，凡我同乡聚众于兹宫，有无相通，忧患相恤，迎往送来，远至如归，岁时宴会以乐神休，以敦乡好，则虽异姓之聚，不啻同宗之戚也。休哉，兹宫之建，其为功，是为功于吾乡也，永永勿忘之矣。〔清〕钱时雍：《钱寄圃文集》卷10，《捐修仁寿宫姓名碑记》，乾隆年间刻本。会馆这种类似家乡宗祠性质形式的出现，使得同乡通过祭祀乡土神灵，不仅解决了信仰与认同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在共同的祭祀形式下，同籍者以萃其涣，荣辱与共，忧患相恤，为在异乡站稳脚跟建立了据点，并达到“虽异姓之聚，不啻同宗之戚”的状态。桑梓之情成为旅外同乡商人最易接受的纽带，也正是依靠这种纽带，各区域商帮才得以不断拓展自己的活动空间。
（二）扶危济难，力行善举
会馆要有持续的号召力，使身处异地的同籍商民保持长久向心力，仅凭联乡谊、祀神祇这种空泛的形式还不够。因此，在祀乡神、睦乡谊的同时，会馆利用自身所置产业如田地、店铺等提供的财富来源，公开声明将力行善举放在重要地位。这主要包括：
其一，义葬死者。中国人历来看重死生之事，对那些身后无子或无力归葬故里者来说，葬于义冢犹长眠故里，也免得尸骨露于荒野。如湖南醴陵县豫章会馆，“计管店房数所，田一石有奇。凡赣人落拓于醴者，佽以川资。病给医药，死无所归者，则畀以棺槥”民国《醴陵县志·建置志·公所》。会同县江西会馆资金充足，资产甚多，计有“义山”三处光绪《会同县志》卷13，《会馆》。义葬死者，为异域谋生者解除后顾之忧。
其二，救济同乡。对同乡人而言，会馆是避难所、寄宿地，病时可以延医供药，年老不能经营时，有一定数额的安置费，返乡时也有川资路费提供。当同乡中有遭遇不测，如泛舟沉船，过路遇劫等天灾人祸时，多由会馆给予一定的接济，若数额巨大，则由会馆出面，在同乡商人中征募，帮其渡过难关。若同乡遇有官司或与他人发生纠葛，也由会馆出面解决。
其三，兴办学校。商人侨寓异乡，有时子弟同往，为使其能获得上学念书的机会，为以后科举入仕做好铺垫，在不能与当地人共享教育资源的条件下，不少会馆设立私塾或小学校，重视子弟的培养。如湘乡县城的江西会馆，在大正街兴办旅涟小学，杨家滩的江西会馆亦创办赣源小学《湘乡社会力量办学史话》，《湘乡文史》第九辑，1995年。衡阳万寿宫创办豫章小学校萧善卿：《衡阳的江西会馆——万寿宫》，《衡阳文史资料》第八辑，1988年。
其四，助兴公益。为在各地站稳脚跟，江西会馆对地方公益事业的资助也不遗余力。以湖南省津市码头江西义渡为例，江西帮修建津市码头后，义渡由江西南昌、吉安、临江、瑞州、抚州五府商人分别承担，具体为：南、吉、临各备渡船两艘，瑞、抚两府商人共建渡船两艘。八艘渡船中，四艘常年在江面往返，四艘在岸上修理备用。壹号渡船归南昌府（主要是南货、估衣商人），贰号渡船归吉安府（主要是布匹、南货商人），叁号渡船归临江府（主要是药业商人），肆号渡船归抚州、瑞州两府（主要是金银业、油行、纸炭业商人）。船只修理及其他费用，由各府按自管船只承担黄友义：《津市江西码头、义渡的起源》，《津市文史资料》第四辑，198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