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在2003年为中国文坛烧了最后一把火，《受活》是这一年小说的最后一个亮点。否则，人们会以为小说都像《手机》那样做电影的陪衬呢。当然，阎连科也不是木讷的向壁虚构者，《受活》的出版方式（限量发行珍藏版并发表毁版声明）以及之后的宣传攻势，都证明作家已自觉加入到为自己作品寻找更多读者的行列中来。但阎连科仍然是少数严肃的小说家之一。
追踪阎连科的小说创作，会觉得他是个企图对小说意义“通吃”的作家，强烈的现实感，巨大的历史投影，深重的人性与哲学寓言，阎连科都想在自己小说里得到生发，三者间在多大程度上融合，是决定阎连科小说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从《日光流年》里“三姓村”全体村民为求生存而艰苦卓绝，到《坚硬如水》里高爱军和夏红梅把“革命”和“爱情”、“政治”和“性”搅得混浊不清，再到眼前这部《受活》里的乡亲们，为了县长的一个理想让一棵棵生命之树疯狂生长，最终又如同他们的残疾身体一样扭曲变形，阎连科总是那样在一个看似“独立自足”的人生世界里展开自己的故事，让深重的小说意义附着在这些看似极不相称的生命上面。由于环境的“独立”（世人陌生的耧耙山深处）和人物的变形（或如“三姓村”、受活庄人的集体残疾，或如高爱军、夏红梅式的心理扭曲），阎连科小说始终有一种浓重的寓言色彩。而真正让人感觉到小说分量和意义力量的原因是，这些“寓言”故事，同时又具有极强的现实感和当下性，小说的场景甚至就是叙述者的“故乡”，因为一草一木都是那么熟悉和充满感情；小说里的人物也仿佛是爱恨相加的亲人，他们不是哲学寓言里的类型化角色，而是一个个具有血性的鲜活人物。阎连科的创作追求越来越呈现出强烈的个人色彩。他的小说探索显得深重而肩担大义。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阎连科在小说的结构形式和小说语言感觉及语言的色彩、节奏等方面的追求也很明显。在近年来中国作家从小说语言上努力祛除西方小说的影响，试图用尽可能纯粹的中国语言表现中国故事、展现中国精神的过程中，阎连科是比较自觉并用创作实践做出证明的小说家之一。大量的口语化语言和方言俚语的介入，让“土得掉渣”成为其小说的一种刻意的标识。然而同时，小说在结构上又体现出极强的现代感，这不但会显露出小说的时代印迹，更重要的，是作家试图让小说的意义通过形式本身呈现出来。
《受活》是阎连科最新推出的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在故事背景和人物设置上与《日光流年》具有同构性，都是耧耙山脉的乡民生活，都是集体残疾的人物组合。《受活》里有一个最大的故事悬念，也是这部小说的核心故事和中心主题，这就是县长柳鹰雀要购买列宁遗体，要在县里建纪念堂并以此吸引游客、发展旅游，进而带动全县经济发展的宏大构想。这一构想的意义不仅在于其过分奇特，更主要的是，它使小说的现实感和时代色彩明白无误地突显出来，同时，这个含义复杂的荒唐构想，浓缩了小说的现实感、时代性和寓言色彩。由这个悬念又带出另一条主线，即受活庄人的绝活表演。这个残疾人组成的村落突然焕发出活力，并且人人身怀绝技，尽情挥洒，受活庄的“绝术团”在柳县长的带领下走出乡村，走出县城，红遍方圆百里。他们四处演出，大把收钱，好一派“闹腾”景象。这里，柳县长是为购买列宁遗体集资，茅枝婆是为了让受活“脱县”答应“组团”演出。购买列宁遗体和残疾人的“绝术表演”构成了小说的双重喜剧。柳县长的宏大构想越加离奇，受活人的绝术表演就越加神奇。柳县长的狂想越是不可遏止，受活庄人的生命就越是疯狂生长。在一个人的巨大的荒诞构想面前，整个一村落人的疯狂表演就显得合乎某种情理，这是《受活》的故事得以支撑和发展，并能够产生出作家设想的意义的重要原因。《受活》最大的严肃在于，柳县长的狂想被无情制止，这使小说故事最终从荒诞被拉回到现实。整部《受活》实际上就是一个人进行的一场疯狂的“战斗”。这个人的“战斗”失败了，所有的人就停下了脚步。小说的开始是柳县长来到受活庄并与茅枝婆“唱对手戏”，最后的结尾还是这两条线索，茅枝婆在得到受活庄“脱县”的红头文件后安然死去，柳县长在官位丧失、妻离家破后自残身体，并因此得到受活庄安然度日的资格。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主题构想还难以说清，但这却显然是柳县长和受活庄人唯一能够分享的“果实”，从“根须”开始生长的生命之树，最后的果实竟然是如此空壳，这或许就是小说的寓意所在吧。
《受活》是阎连科小说链条上的一次打结，是融入了作家才华和情感的一次倾泻，对中国小说来说，是努力通过具有强烈的民族标识的人物、故事和语言展示创作才能，将现代小说技巧和观念实现本土化转变的实践结果。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阎连科的个人努力具有象征意味和代表性。也正是因此，《受活》是2003年中国小说界值得欣慰的收获。
“长篇选刊”及长篇竞争
由于长篇小说的繁盛和与之相随的市场效应，以发表中篇小说为主的文学刊物也纷纷把目光投向了长篇小说。《小说选刊》创办的“长篇选刊”于2003年出版，《当代·长篇小说选刊》也在紧锣密鼓中推出，《收获》有了自己的长篇创作丛书，改为月刊的《中国作家》不惜以大半本篇幅发表一部完整的长篇。《当代》的选刊旨在“精选被遗忘埋没的优秀之作”，而去年问世的杨显惠的《告别夹边沟》、董立勃的《烈日》和老地的《花心不是我的错》入选创刊号，多少能体现出这种编选思路。相比较而言，《小说选刊》更愿拿热门小说开路。去年出版的第一期，选发了莫言的《四十一炮》和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这是在揣测读者要求和市场卖点的前提下做出的选择，两部小说的名字一度在媒体上频频出现。《四十一炮》作为莫言的长篇新作，前半部一如莫言小说的既定风格，激情四溢，精彩纷呈，而且是我读过的莫言小说最为感动人心的华彩篇章。但小说的后半部却落入不可收拾的喜剧、跑调和油滑。小说前半部罗小通和母亲相依为命的悲悯气氛感人至深，而少年罗小通突变为一个肉类加工企业的老总，并不断创造奇迹的行为，使前后两部分有相互脱节之嫌，特别是在艺术风格上，后半部破坏了前面烘托出的悲剧气氛，让人觉得十分可惜。但不管怎么说，这仍然是一部显示莫言创作风格的长篇。
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是在网络上成名，然后又通过纸质走红的长篇，仅我个人所见的版本也在两种以上。这部略带颓废感的小说，营造出的是都市里奢迷、夸张、纷乱且不失执著的氛围。欲望和性爱不可避免地成为小说着力描写的对象。叙述和描写谈不上多么精彩独特，甚至还不失粗疏。但有一点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这其实是一部很有道德感的小说，人物的欲望冲动和纷乱的生活方式里，到处散发着一种寻找精神归宿的强烈愿望，所有的堕落与错乱都是一种道德的煎熬与灵魂的拷问。依我之见，这也是这部小说可以在网络中和书店里同时风行的原因之一。
长篇小说在2003年的开花结果已经引不来多少惊呼，长篇小说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下文坛的宠儿和主流。有影响的中篇小说正在扩充和“组合”成长篇小说上市出售。可以提到的在不同范围和不同程度产生影响的作家作品还有很多。我这里想借部分批评家的推荐评语，点评一下出现在本年度的部分长篇小说最突出的特征。以下评语均来自《当代·长篇小说选刊》。许春樵的《放下武器》：“作品在解疑答惑中完成故事的讲述，让人们看到了进入官场秩序之后的郑天良如何难以自抑地由好变坏，由‘清’变‘贪’。”（白烨）；李佩甫的《城的灯》：“李佩甫道德理想主义的充分发挥，表达了他对历史、都市、贪欲碾碎了道德之花的义愤。”（雷达）；叶兆言的《我们的心多么顽固》：“‘后知青’时代的杰作，一如一个苍凉的手势。”（孟繁华）；韩东的《扎根》：“以极其细腻的个人感觉，状描极其琐细的生活细节，把‘下放’、‘扎根’这样的人生迁徙过程，还原到最民间、最原始和最日常的状态。”（白烨）；周大新的《战争传说》：“中心人物娜仁来自草原上的瓦剌族，故事却都发生在明都城北京；主题仿佛是民族间征战的全景图，全篇却大都在写一个小女子的情与欲。主题机智地绕开了历史的重负，游走在‘战争传说’与‘情欲传奇’之间。”（阎晶明）；雪漠的《猎原》：“继《大漠祭》之后的又一力作，浑厚、大气、严酷、细腻，以生活的深刻性见长。”（雷达）。除此之外，被批评家评述较多，在媒体上提及频繁，在书店里位置抢眼的年度小说，还有王蒙的《青狐》、张炜的《丑行或浪漫》、范稳的《水乳大地》、刘庆的《长势喜人》、王安忆的《逃之夭夭》、杨争光的《从两个蛋开始》、潘军的《死刑报告》、黄蓓佳的《没有名字的身体》、迟子建的《越过云层的晴朗》、麦家的《暗算》、戴来的《甲乙丙丁》，等等。如此众多的长篇小说以及其中纵横深入的主题范围、千姿百态的艺术风格，令专业的批评家都难以阅尽其中的风采，总结出具有规律性的总体特征来。
对一个年度的小说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进行总体描述和全面总结，是一种极大的冒险行为。任何一种描述不但是片面的，也是狭隘的，现象早已大出我们的理论预设。但历史的印迹总要以各种方式留下来，也许我们每个人看到的、描述的都是一个个局部，整合起来总是能体现一点全局的面貌吧。但愿如此，还是让我们静心再来读小说吧，新一年的长篇作品已经堆满了我们的书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