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看到，面对错综复杂的文学创作潮流，文学批评没有能够做出有力的回应，令人信服的理论批评较少。有许多创作问题需要从理论上做出明确回答。应当适时召开有关理论批评研讨会，鼓励和支持有力度的批评文章与批评著作问世。像“市场与文学的关系”、“文学中的道德力量”、“反腐败小说”的写作原则以及“新的文学生产机制”等等，都是值得研究的重要理论和创作课题。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不但会对文学思潮、作家的创作选择、文学市场秩序、读者的审美趣味等纷繁复杂的问题有廓清作用，而且会对影视文学创作、文学管理机制的改革有启示作用。
2003年长篇小说阅读笔记
1.董立勃的《烈日》和《白豆》
与其说董立勃是在2003年成名的新人，不如说是他给本年度文坛带来了第一个惊喜。《白豆》和《烈日》不但让人们认识了董立勃，更让人想起小说是一种诗意的写作。
在《白豆》里，董立勃把白豆写成一个不美不丑、不卑不亢、矜持软弱、善良固执的乡村女子，把她放到西部一个不是乡村也不是城市的兵团里面，然后开始描写她没完没了的，既是婚姻又是爱情，既有诗情又多残酷的生活。发生在白豆身上的事情总是在诗意里夹杂残酷，在残酷里又显示出女性的魅力。
这是一篇充分展示作者叙述、描写和故事结构能力的小说，是一部带着真情实意去写又保持冷静姿态的本色小说，其中也显露出作者某些方面的努力尚未臻于成熟，但就一部长篇小说而言，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无病呻吟和有爱无爱都刻骨铭心，有痛无痛都要叫喊的时候，能有一些本色的、从容的、美好的文学呈现在眼前，无论如何是一次幸福的相遇。
和《白豆》一样，董立勃在《烈日》里设置了一个十分具有戏剧色彩的故事，这种戏剧性究竟是因为小说故事的偶然性、连环性及交叉性所致，还是小说结构形式的完整、缜密、讲究以及与之相随的中规中矩引发，我还真的下不了定论。不过我必须要说的是，董立勃是一位精通戏剧艺术的小说家，他的小说太有戏剧性了，看惯了散漫不经的小说之后，读到这样讲究形式的小说，真的有一种亲切和惊喜。
董立勃的小说题材主要来自于西部，特别是他最为熟悉的生产建设兵团的故事。荒凉、原始、艰苦的自然环境，和深深烙印着现代政治的人间故事，如此不协调地共存在他的小说中，引发出充满野性活力的原始冲动、政治权力下的生存定律等一系列具有戏剧色彩的人物故事。
戏剧性是董立勃小说的突出特点，在《白豆》和《烈日》里，人物之间的戏剧性关系最为明显。两三个不可多得的女人，三五个政治地位悬殊的男人，人物之间呈明显的“对手”关系，突出表现几个男人争夺一个女人，是他特别擅长的人物结构方式。戏剧性还表现在小说情节的突变与亚里士多德戏剧理论中的“情节突变”论非常吻合。两部小说中男女人物在爱情追逐和强奸与受辱的冲突中，把原始野性和权力意志的主题纠缠到一起，传奇故事由此成为充满复杂意味的小说。董立勃小说戏剧化的叙述风格，通过简约的语言，诗化的、散文化的叙述方式得以实现。《烈日》运用了长篇小说难得一见的第二人称口吻，并且全篇十多万字如行云流水般畅快淋漓，除了作者沉静耐心的写作态度，还得力于他在叙述上的能力。以对话为主的叙述进程和没有引言的对话方式，使小说人物对话与作者叙述浑然天成地融为一体，十分妥帖自然。
性爱是董立勃小说最大的主题，但女人的命运、爱情的得失并不是小说的重心，性爱其实只是构成生活权力的一部分，获得性爱的多少决定于每个追求者权力范围的半径。权力在董立勃小说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管是马营长还是生产队长，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可以任意操纵他人的性爱权力，而他们自己的性爱权更不必说，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董立勃以柔性之笔写下布满惨烈味道的故事，他越是把女人写得美若天仙，小说故事的紧张程度就越高，他把权力者对贞操的苛求同普通人求爱权的丧失交融在一起，更加凸显出不平衡世界里的混乱、残忍和悲哀。性爱是可以挥霍的东西，这还真的是从未有过的主题深度。我想起了昆德拉，昆德拉小说里有一个随处可见的故事“眼”，遭遗弃者为自己被遗弃而暗自得意。被遗弃变成了自动解脱，从而也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阴谋，它的悲剧性被扭曲为喜剧，喜剧就这样比悲剧更有深度。这样的情节不断在不同的小说里出现，成为昆德拉小说的情节要素之一。董立勃小说人物的性爱观，也发挥着类似的作用。
董立勃是一位风格明显的小说家，他精湛的笔法和精巧的故事结构，使那些本来看似平平的人物活跃起来，成为极有戏剧性的人间故事。他的创作在今天这样的文学氛围中有一种特殊的意义。至少在我看来，董立勃的创作告诉我们，小说是一件需要认真去做的事情。才华要有所控制，才能在倾泻的同时显出执著的流向，有了这种流向，小说才会显示出力量。《白豆》和《烈日》已经展示出董立勃极具创作天赋，他的小说干净得像一部戏剧，说明他在结构上和叙述上精益求精，并已确立了自己的风格。当然，我也感觉到他可能会出现的创作障碍，《白豆》和《烈日》题材资源相对固定，主题方向和故事趣味趋于相似，叙述语言还不够挥洒自如，这都对他今后的创作道路提出挑战，寻求突破一要靠新的题材资源，还要有明晰的创作观念。
2.毕淑敏的《拯救乳房》
2003年的“非典”时期，封闭的生活并没有成为小说繁盛的契机，因此促生的却是电子传媒。不过，有一本小说却在这一时间段内受到了特别关注，这就是毕淑敏的长篇新作《拯救乳房》。书名及其因此带来的争议，都有可能是市场卖点的一部分，并成为“主创者”的策略之一，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警惕。不过，这的确是一个“和小说内容比较贴切”的书名，“张开双臂，肯定生命，拥抱未来”，即使不是小说的“全部意义”，至少也是作家本人创作的出发点。
在阅读这部小说之前，曾读到一本标有“生理人文系列图书”的读物《乳房的历史》，作者考察了“乳房”在西方文化与艺术发展过程中的不同处境和不同意义，巧妙地打开了人类认识自身的一扇窗口，也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描述了西方文明历史的流变。神圣的、情色的、家庭的、政治的、心理的、商业化的、医学的等等这些加在“乳房”前面的定语，使“乳房”成为一个流动的、可以无限阐释的“文本”。而且，从这本书中，我们第一次读到了“拯救乳房”这个概念。在这个概念下，我们知道了“乳房一直是（将来也会是）社会价值的标记”。在西方，乳房从一个社会话题演变为医学问题。在中国，乳房可能正从一个生理的、医学的问题强化为心理的、社会的问题。《拯救乳房》应是这种关注焦点正在转变的信号。
医生出身又特别关注心理题材的作家毕淑敏，选择这样一个特殊题材，从“拯救乳房”出发，去打开一个特殊人群的心理世界，这是一个合理的创作选择，天然地避免了“哗众取宠”的嫌疑。小说描写的是一个心理治疗小组由形成、创立到活动、解散的全过程。这个小组由心理医学专家和乳癌患者组成，每个人都有进入小组的特殊理由，但他们的一个共同理由是，除了心理医学博士程远青，大家都是乳癌患者。生命的焦虑、死亡的威胁，让他们寻找到共同的心理基础。每一个患者的背后，又有一个十分隐秘的人生故事。这个“癌症小组”的共同使命，是为了“拯救乳房”。
尽管小说以心理探索为归宿和目标，但就我个人的阅读印象而言，小说具有更强的故事性，着重于描写乳癌患者在罹患前后的悲剧性故事。“小组”是个串接故事碎片的框架，在这个合理的框架内，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乳癌患者的故事“一个接一个”地呈现出来，可以互相交叉，也可以各自独立，叙述者游刃有余地穿行在这些“小组成员”之间，让他们诉说自己的罹患经历。让人们知道，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的身体和内心承载着、存储着的焦虑和痛苦。安疆、鹿路、成慕海等人，在进入和参与“小组”行动的过程中，是一个不同的悲剧故事和心理焦虑“集结”的过程，正是这种“集结”，使个体的生理病痛和个人的精神痛楚得到强化，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因此，在我看来，“癌症小组”的成立，从小说叙事角度看，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作家的叙述要求，成为小说构思精巧的策略。
事实上，这部小说还来不及对乳癌患者属于“绝对隐私”的那部分心理内涵进行细腻描述和深入揭示，而是通过一个个故事片断，推出一个主题：疾病患者是生命意识更加强烈，对人生思考更加独特的存在。癌症患者，或者说乳癌患者尤其如此。这是对的，因为无论从社会群体的观念，还是从文学创作的意识来看，生理的病痛和心理的痛楚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联系和黏合。“文学是人学”，既可以是从心理到心理的过程，也可以是从身体到心灵的探索。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这部小说具有一定的超越文本的价值。对小说观念的改变具有触动的力量。就此而言，《拯救乳房》如果是一个“文学事件”，也不应当是对小说书名的纠缠，而应着重于它在小说叙事和题材处理上的得失探讨。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开始，让象征主义的寓言从关注身体、追问生命出发。
3.阎连科的《受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