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邦在未央宫前殿,向父亲敬酒时夸耀自己所治的这份“产业”,可见他是把建立大汉王朝的江山社稷,看做治自己的“产业”。
这本来就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从西周开始,从家国同构的社会观念来说,国,就是一个大家;家,就是一个小国。庶民百姓一心“齐家”,刘邦的二哥“治产业”就很有办法,受到父亲的夸奖。天子重在“治国”,而家国一体,所以刘邦就以“今某之业所就”与二哥比较,向父亲炫耀。
在刘邦治“产业”的过程中,他务农的家族插不上手,倒是他的哥儿们如童年的伙伴卢绾等,在沛县时熟识的萧何、曹参等,新结识的同道韩信、彭越、英布等,出了大力。这一点,刘邦心中有数,所以才在洛阳南宫的酒宴上,夸奖那三个“人杰”。得天下后,也犒劳了他们。他早年到咸阳服役时,萧何曾多送了两个钱,刘邦当皇帝后,就给萧何多封了二千户哩!
但是,这毕竟是他的“产业”。别人帮过忙,可以有所酬劳,却不能染指太多。“产业”只能分给父母妻子,以至兄弟子侄。西周以来的宗法血缘观念,告诉他必须这样做。以农耕为业的家庭出身,也告诉他不创家立业,就会被看做“无赖”。说到底,刘邦建立西汉王朝的过程,其实就是实现家天下的过程。
于是,为了建立这个刘氏家天下,那些当年帮刘邦打天下的伙伴、同道,成了牺牲品。殊不知,那吕后在刘邦死后也要建立她的家天下。殊不知,那些刘氏家天下的成员们,后来并不满足于分给自己的一份“产业”。
于是,从异姓到刘氏,从刘氏到吕姓,从吕姓最终到刘邦的嫡系刘氏,就构成了汉初未央宫内萧墙之争的主要内容。
刘邦是有自知之明的。在洛阳南宫的酒宴上,他就公开承认,自己就“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不如张良,就“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不如萧何,就“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不如韩信。自己由于重用了这三个“人杰”,才得了天下。《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确实,作为一个政治家,刘邦最大的长处就是善于用人,尤其是那些“人杰”。他驾驭群臣,始终恩威并重。在得天下前,他恩重于威,恩中有威;得天下后,他威重于恩,威中有恩。运用之妙,令后人叹为观止。
刘邦承认每个人的欲望,也答应并兑现他人帮忙后所给予的酬劳。有人说,韩信登坛拜将时“以天下城邑封功臣”的要求,“确有取死之道”韩兆琦:《史记选注集说》第326页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实则不然。在洛阳南宫酒宴上,高起、王陵就指责项羽“得地而不予人利”,当面称赞刘邦“与天下同利”,刘邦也肯定这种见解之“知”《史记》卷八《高祖本纪》。韩信被诛后,刘邦审讯曾教韩信谋反的蒯通,蒯通直言不讳地说在“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时,刘邦不过是“高材捷足者先得焉”,而当时“且天下锐精持锋欲为陛下所为者甚众,顾力不能耳”,刘邦“乃释通之罪”,说明他也承认这一点。《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
因而,刘邦在楚汉战争中,既用人又示恩于人,如封韩信为齐王,彭越为相国。垓下会战前,他又采纳张良建议,与韩信、彭越相约:“并力击楚,楚败,自陈以东傅海与齐王,睢阳以北至谷城与彭相国”《史记》卷七《项羽本纪》。当然,要把正在创立的产业分与人,刘邦有点被迫和无奈。当韩信攻占齐地,请立假齐王时,刘邦当即勃然大怒,开口大骂,经张良、陈平蹑足附耳提醒,才遣张良往立。《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垓下会战前“诸侯不从约”,张良提醒他“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史记》卷七《项羽本纪》,他才派遣使者,对二人有所许诺。
聪明的刘邦,从这件事中悟出要让人给自己出力,就要示人以恩;当然,也不能无限制地满足这些人的欲望,以致使其野心膨胀,总要有个底线。因而,又要示人以威。荥阳之败后,刘邦即与夏侯婴出成皋,东渡河,“晨自称汉使,驰入赵壁。张耳、韩信未起,即其卧内上夺其印符,以麾召诸将,易置之”,当两人起身后,“乃知汉王来,大惊”《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算是给这些人敲了一声警钟。
随着天下逐渐到手,刘邦家天下的意识更加明确。他对诸将依然恩威并济,只是所示之威渐多,警钟敲得更响。
韩信在楚汉战争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武涉、蒯通清楚,张良、陈平明白,刘邦心中有数。尤其是韩信占据齐地七十余城,被封为齐王时,确实如武涉、蒯通所言,韩信“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以韩信的军事才能和实力,如果稍微闹一下独立,与刘邦、项羽“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天下恐怕从此就要多事了。于是,刘邦对拥兵自重的诸将开始示威,以解除对其家天下的威胁。他打蛇先拦头,于是就从韩信下手。垓下之战后,已不时袭夺其军。汉五年(前202)正月,又将齐王韩信徙为楚王以孤其势。前人早已窥破刘邦的用心,说他“极厚信,亦极忌信”,因而“使信将,则以张耳监之;信下魏破代,则收其精兵诣荥阳;信禽赵降燕,则夺其印符易置诸将;信平齐破楚,则袭夺齐军;盖勇略如信,恐为乱难制,故屡损其权”《史记评林》引焦竑语。
经垓下一战,项羽乌江自刎。汉五年(前202)二月甲午(初三),刘邦即皇帝位,开始正式经营他的家天下。他虽然封韩信、彭越、英布诸将,分别为楚、韩、淮南、梁、赵、燕及长沙、闽粤等八地为诸侯,兑现了自己的许诺;实际上对这些异姓诸侯,已经是威重于恩了。
刘邦又一次拿韩信开刀。汉六年(前201),韩信当上楚王来到封地不久,为刘邦所怨恨的项羽亡将钟离昧,投奔了韩信,有人上书告他谋反。刘邦采纳陈平之计,伪游云梦。韩信提着钟离昧的头,到陈县谒见。刘邦令武士捆绑韩信,押在车后。韩信大声呼冤,刘邦却含糊地说了一句:“人告公反!”韩信无奈地说:“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就这么把韩信押到洛阳,降为淮阴侯。《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随即封其弟刘交为楚王,其子刘肥为齐王。
韩信清楚个中真情,即刘邦“畏恶其能”。他要是真的谋反,那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降职了。刘邦重“罪”轻罚,不过是找借口,以解除这些开国功臣对其家天下的威胁。他当然又要适当示恩以笼络人心,此后,他又经常从容地与韩信评论各位将领的才能。有一次,刘邦问:“如我能将几何?”韩信不假思索地回答:“陛下不过能将十万。”刘邦又问:“于君何如?”韩信毫不设防,随口答道:“臣多多而益善耳!”刘邦笑着说:“多多益善,何为为我擒?”韩信这才有所警觉,赶忙说:“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擒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韩信说的是真话,刘邦吐露的是真情,彼此都心照不宣。
汉七年(前200),韩王信降匈奴。刘邦遂立其兄刘仲为代王。
汉九年(前198),赵相贯高谋弑刘邦事发,被夷三族。刘邦废赵王张敖为宣平侯,立其子如意为赵王。
吕后对这些开国功臣,就无恩可讲了。她把事做绝,必欲除之而后快。连司马迁都说“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当然不是佐刘邦排兵布阵,与项羽交战,而是“所诛大臣多吕后力”《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她对韩信就是这样。
汉十年(前197)八月,赵相国陈叛乱,刘邦率兵征讨,并分赵山北,立其子刘恒为代王。据说陈在长安时,韩信曾与他约定:“尽管举兵,吾从此助公。”并准备与家臣趁着夜晚,诈诏赦免各衙署的苦役和官奴,领着去袭击吕后和太子,结果被舍人弟上书告发。汉十一年(前196)春,吕后与萧何商量,假说使者从刘邦那里来,陈已被捕获,列侯群臣都须入宫祝贺。萧何就骗韩信说:“即便有病,也应该入贺。”等韩信随着萧何一入宫,吕后就指使武士将韩信捆绑,在长乐钟室处斩,并处决了他的三族。刘邦从前线回来,听说这事后“且喜且怜之”。《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喜”的是敢公然蔑视他的将才、严重威胁他家天下的这只领头羊,终于被除掉;至于“怜之”,是可惜?是同情?怕只有刘邦说得清了。不过,刘邦毕竟还有“怜”心!
梁王彭越与韩信的遭遇相同。在楚汉战争中,彭越截楚粮道,烧楚积聚,使项羽兵少食尽,困死垓下,不愧汉将中的翘楚。自韩信被擒、被诛,彭越兔死狐悲,唯恐祸及自身,终日惶惶不安。刘邦征讨陈,派使者召他会师,他托病不赴,确是一大失着。刘邦动怒后驰诏诘责,他本来想自往谢罪,却被部将扈辄劝阻,劝他索性造反。他究竟不敢造反,却又托病未赴,又是一大失着。汉十一年夏,彭越被人告发,与扈辄一起被拘至洛阳。经廷尉审讯,扈辄被下诏处死。刘邦因彭越毕竟没有将造反付诸行动,只把他废为庶人,谪徙到蜀地青衣县。
彭越行至郑地,碰着吕后这个女煞星。他拜谒于地,涕泣陈词,乞吕后乘便转请刘邦,放他回归故里。吕后本来恨不得杀尽所有功臣,萧何像以绝后患,对彭越仅被刘邦迁谪,她大为不快,听后却满口应允,挈彭越同至洛阳,自己先进见刘邦,让彭越在宫外等候。彭越眼巴巴地在宫外等了一日,谁知从宫中冲出一班武士,将他横拖竖曳到廷尉处审讯。原来吕后见了刘邦,说是将彭越徙入蜀中,无异养虎遗患。又嘱令舍人告变,诬告彭越暗招部兵,还想谋反。须知这是吕后诛杀韩信的故伎重演,刘邦却又一次深信不疑,遂将彭越枭首示众,并夷其三族。《史记》卷九十《魏豹彭越列传》。刘邦又立其子刘恢为梁王,刘友为淮阳王。
汉十一年秋七月,淮南王英布反。刘邦亲往征讨,并立其子刘长为淮南王。
汉十二年(前195)二月,陈降将揭发燕王卢绾曾与陈合谋造反,刘邦派辟阳侯审食其前去察视。卢绾虽然并无反意,但一看刘邦派人来,怕得要命,遂称病不见。这审食其本是吕后的宠幸,当然了解吕后对功臣的态度,复命时就“具言绾反有端”,即有苗头,有迹象。刘邦征讨英布所中箭疮未愈,遂命樊哙、周勃率兵征讨,并立其子刘建为燕王。卢绾确实没有反意,一看汉兵来击,便带着数千骑兵躲避到塞下,想等刘邦病愈后亲自去长安谢罪。没想到刘邦竟然病死了,他便逃亡到匈奴去了。《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至此,刘邦在吕后的协助下,将汉初诸侯中的异姓几乎诛除殆尽,全部换成了刘氏。不仅他的八个儿子和他的兄长成为诸侯,甚至他的侄子刘濞也当上了吴王。确实是清一色的刘氏家天下!
为了创立家天下,刘邦始终是双管齐下。立国后,他认为威胁主要来自统兵诸侯,便扬文抑武。韩信为武将之首,刘邦论“三杰”时却使其忝居末位。论功行赏时,萧何为第一。武将不服,认为他们“被坚执锐”以“攻城略地”,萧何不过“徒持文墨议论”,反居自己之上。刘邦便以狩猎为喻,说这些武将不过是“追杀兽兔”的“功狗”,而萧何是“发踪指示”的“功人”。《史记》卷五十三《萧相国世家》。此后,既逐步诛除外部的异姓诸侯,又对朝中大臣不断示以颜色。萧何是群臣之首,尽管他一贯忠心耿耿,刘邦也不惜先拿他开刀。
那是萧何参与谋诛韩信后,进位相国,益封五千户。群臣都向他道贺,独故秦东陵侯召平往吊,说他从此要惹祸了。这召平自秦亡失职,便在长安东门外种瓜,味旨甘美,人称“东陵瓜”。萧何也知道旁观者清,忙问其所以然。召平说道:“主上连年征战,亲冒矢石。君侯安守京城,不被兵戈,今反得加封食邑。主上对君必有猜忌之心。试想淮阴侯百战之功,尚且诛夷,君难道能及淮阴么?”萧何点头称是,问计将安出。召平说:“君不如让封勿受,尽将私财取出,移作军需,方可免祸。”萧何便只受相国职衔,让还封邑,且将家财佐军。刘邦尽管褒奖有加,并没有打掉猜忌之心。
刘邦征讨英布时,见萧何派人运来军粮,便问相国近做何事,来使答说是抚循百姓,措办粮械,刘邦默然。萧何与幕客无意谈及此事,不想幕客却正色道:“公不久便要灭族矣!”萧何大惊失色,却不明就里。幕客遂挑明说:“主上屡问公所为,是唯恐公久居关中,深得民心,若乘虚据地称尊,主上岂不是驾出难归么?今公不察上意,还要孜孜为民,益增猜忌。长此以往,公灭族之祸难免!”萧何问何以避祸,幕客说:“公何不多买田地,胁民贱售,使民谤公,主上闻之,才能自安,公亦可保全家族了。”萧何以言施行,刘邦果然欣慰。等刘邦平乱回京,百姓遮道上书,争劾萧何强买民田,刘邦却全不在意,仅让萧何自己谢民。于是,萧何便给百姓补足田价,或将田宅还给原主,谤议自然渐消。
此事过后不久,萧何上了一道奏章,不想刘邦阅后勃然大怒,开口大骂:“萧何身为相国,私受商人货赂,敢来请我苑地,这还了得!”当即指示卫吏,将萧何卸除冠带,加上锁链,交付廷尉,投到黑沉沉的牢狱中。幽系多日,群臣不知何因,也不敢救援。后来才知道,长安城中居民日多,田地不敷耕种。萧何上奏,请将上苑隙地,使民入垦,既可栽植黍麦,赡养穷邙,又可收取槁草,供给兽食,可谓一举两得。不想又惹起刘邦的猜忌之心,怀疑他讨好百姓,别有用心,遂不计前功,系狱究治。群臣虽探得个中原由,却不敢伸张正义。幸亏有一个王卫尉,入侍时见刘邦尚有欢颜,便问道:“萧相国有何大罪,遽致系狱?”刘邦似乎还未释怀,恨恨地说:“我闻李斯相秦,有善归主,有恶自受。今相国受人货赂,请放苑地,求媚百姓,哪是良相所为?将他系狱,并不冤诬!”卫尉道:“臣闻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相国为民兴利,请辟上苑,正是宰相应尽之责。陛下奈何疑他得贿呢?且陛下距楚数年,又出讨陈、英布,俱委相国留守。相国若有异图,稍一动足,便可坐据关中。相国却一心效忠陛下,使子弟从军,出私财助饷。忠心如此,难道反贪商贾财贿么?况且前秦致亡,正因君上不愿闻过,使宰相唯恐出言遭谴,而自甘受谤,何足为法?陛下未免浅视萧相国了!”刘邦听言,也觉说不过去。踌躇多时,方遣使持节,赦免萧何出狱。
可怜萧何,以老年之躯,而经十余日械系,身躯困敝,四肢酸麻,还要谢主隆恩。他不得已赤了双脚,徒跣入谢。刘邦见状,并无悔意,却又稍加安慰道:“相国不必多礼。相国为民请放苑地,我不许,我不过为桀纣之主,相国则不愧贤相!我所以系君数日,不过是让百姓知我过失罢了。”《史记》卷五十三《萧相国世家》。
萧何受此教训,从此益加恭谨。群臣以此为戒,遇事谁也不敢多言。
刘邦当初称许三个“人杰”,使张良居首,显然大有深意,那就是张良对他家天下的威胁最小。张良深悟黄老之道,深得从“柔弱之处发”《史记评林》引杨时语。之真谛,立国之后,就向刘邦明确表示:“家世相韩,及韩灭,不受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三杰中,韩信居功,却被诛杀,何其悲惨!萧何恋栈,曾遭拘系,何其可怜!只有张良理论上清醒,行动上自觉,学辟谷,道引轻身,甚至杜门不出岁余,“其进退绰绰有余于功名爵禄之外者矣”《史记会注考证》引林伯桐语。后人称许他为“英雄神仙”,其庶几哉!
刘邦攘外安内,自以为家天下从此无忧。
殊不知,那吕后也跃跃欲试,不仅想叫吕氏加盟,甚至还想代替刘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