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机构的权力主要来自政府、其强大力量来自国家。政府一直在支持、鼓励、庇护三大机构的垄断。美国政府苦心孤诣，就是将三大机构当作美国强权的工具。在“千呼万唤始出来”的金融监管改革草案中，美国政府在评级机构特别关注的经营模式上并没有“为难”三大机构，主要是“换取”评级机构维持其信用评级标准不变。而这些集中体现美国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的国家信用评级标准，恰恰是国际信用评级不公正、不合理、不科学的根源，是信用评级改革的关键所在。三大机构的国家信用评级标准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按西方民主政治理念进行国家政治排序 三大机构的逻辑是，“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可以保障公民拥有广泛的政治权利并参与国家政治决策，独立媒体可以保证政治透明和政治稳定，如此经济发展就有了明确的体制保障。然而，该标准有着明显缺陷：把信用评级政治化，即用政治标准衡量一个国家的债务偿还能力，“风马牛不相及”；用西方的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念，来评价各国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严重背离国际现实，割裂了政府对经济发展的管理能力与偿债能力之间的联系。
西方的民主政治理念只是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到现代阶段后才最终确立（例如美国到1965年才实现全民普选），而且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仍需要不断调整与完善，并不具有普适性和永恒性。简单地将西方的政治理念作为衡量所有国家政治风险或制度实力的标准，有不加区分地推行西方价值观之嫌。东亚诸多国家在“二战”后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就，是在相对集权的体制下取得的。相反，诸多非洲与拉美国家，照搬照抄西方体制，却陷入持久停滞与动荡的尴尬处境。
按“华盛顿共识”落实情况进行国家经济健康程度排序 即将一国经济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国际化（对外开放）程度作为判断经济结构和经济前景的主要依据。三大机构的评级方法普遍认为，经济结构制约经济增长速度，私有化、自由化和国际化程度高的经济结构能够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但是，诸多非洲与拉美国家的政策实践反复证伪了这一命题，世界经济发展史证明，过分强调不加选择的经济开放不仅使发展中国家频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即便能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也一再地陷入周期性经济衰退乃至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苏联“十月革命”后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改革开放后中国国有企业取得的巨大进步，都表明公有制具有其强大的生命力与活力。“华盛顿共识”反映了市场原教旨主义（即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观点。一个国家经济结构尤其是所有制结构，是由该国的国情决定的。私有化、自由化、国际化程度与经济增长没有必然联系。2007～2008年次贷危机的爆发以及西方国家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国有化挽救，再一次充分证明“华盛顿共识”政策主张的荒谬。
按人均GDP进行国家经济实力排序 三大机构认为，人均收入高则国家债务承受能力强，因此人均GDP指标是反映国家经济实力的核心指标。但是，人均GDP无法完全反映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如一些资源输出富国；人均GDP无法反映经济的多元化程度和经济活力；人均GDP无法反映收入分配状况，若收入过度分化将产生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不利于经济发展；人均GDP更无法反映国家债务偿还能力，因为人均GDP高的国家，一方面政府的财政赤字规模可能很大，偿还债务缺乏充足的财政收入支持，另一方面国民储蓄也可能很低，这就限制了政府在国内发债融资的能力。
2008年年底，世界外债总量为59.5万亿美元，其中人均GDP高的发达国家为55.9万亿美元，占94%。外债总量排名前15位的均为发达国家，净外债排名前15位国家中有10个是发达国家。人均GDP排名靠前的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三国，赫然位列世界净债务国行列；相反，人均GDP不高的国家，其经济结构符合国情，财政收支状况和国民储蓄较好，经济增长前景明朗，应具有较高的举债空间和偿还能力。人均GDP排名分别是第54和第105名的委内瑞拉和中国，已进入世界前10位净债权国行列。但是，三大机构给澳、美、加三国的AAA信用级别长期保持不变，而给委、中分别是B+和A+。如此评级结果，可谓颠倒黑白。
将“独立的中央银行”和“货币为国际通货”作为高等级的必要条件。在标普的级别定义中，“央行独立”和“国际通货”作为AAA级所必备的条件。美国政治理念认为，中央银行独立于政府，有利于制定灵活的货币政策，而行政干预会增加货币发行的不稳定性。影响一国货币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因素极其复杂，实际上，即使是央行独立的国家，唯有实行符合国情的货币和外汇政策才能显示其政策的积极效果。著名美国学者迈克尔·赫德森认为，美国使发展中国家的中央银行保持独立，其实就是剥夺该国的货币主权和金融主权，使该国不能有效地稳定经济，也不能为该国长远经济发展计划融资，而成为西方资本的附庸。
标普认为，本币为国际货币的国家在偿还外债时，可以规避国际收支不平衡和汇兑能力的限制，从而可以确保还债。然而，当今诸多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债务日益增加，自身创造财富的速度赶不上国家负债增速，国民储蓄又低，资不抵债的现实已使一些国家陷于近乎破产的境地。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通过本币贬值堂而皇之地向全球输出其债务，公然无偿地掠夺他国财富。把“货币为国际通货”作为AAA级的必要条件，再次暴露出现行评级标准维护西方债务国利益的根本立场，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发放进入资本市场的通行证，而不是在真正揭示各国信用风险，使评级机构彻底丧失了公正性。
将政府的融资能力作为第一还款来源，片面强调流动性对主权债务履行的保障作用。正常而言，债务人是以新创造价值而形成的现金流量作为债务偿还能力的基本保证的，而不是以“借新还旧”能力为先决条件，这是信用关系得以存在和稳定发展的基石。评级机构的责任就是遵循这一规律，进而去解释与发现信用风险。近15年来，国际债权债务格局发生了重大逆转，多数发达国家变成净债务国，新兴经济体成为债权国。然而，三大机构给予偿债风险较高的西方债务国高信用等级，使其节省了巨额借款成本。以十年期国债利率估算，每一信用级差形成的融资利差为109个基点，根据2008年底发达国家外债总额推算，每年可节约7826亿美元的发行成本，十年节省近8万亿美元。而这个数字是发达债务国应该付给债权国与债权人的正常借款利息。
因此，三大机构把举债融资能力作为还债第一来源的评级思想，正是国际债权债务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发达国家主要依靠借款维持经济运行的债务型经济模式内在需要的反映。三大机构在评判企业信用风险时，始终坚持把借款企业净资产增加的现金流作为第一偿债来源，与其国家信用评级标准形成巨大反差，这不仅证明了三大机构不公正的评级立场与实用主义评级思想，而且还掩盖了西方发达国家有可能爆发系统性债务危机的风险。
综上所述，三大机构的国家信用评级标准是以西方民主理念为政治前提，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以“华盛顿共识”为思想原则，以维护西方发达国家的根本利益为基本立场，以服务美国垄断资本进行全球扩张为根本目标，这就是三大机构评级标准的本质，而这一系列标准的本质恰恰反映了美国强权的实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