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罗网、圈套与陷阱，都是人类早期的捕猎手段。罗网是应对天上飞的与水里游的，圈套是捕获一般陆地动物，陷阱则是诱捕大型动物或猛兽，后者更需要精心设计。长期以来，西方一直奉达尔文进化论“适者生存”为圭臬，用“丛林法则”看待人类社会、度量国际关系，而自由资本主义的出现与演化，将“弱肉强食”推向了极致。
本杰明·富兰克林如此总结资本主义精神：第一，切记，时间就是金钱；第二，切记，信用就是金钱；第三，切记，金钱具有滋生繁衍性；第四，切记，善付钱者是别人钱袋的主人。诚信、守时和勤奋，都是一种美德，它们都很有用。因为，有用才是美德，如果它们没有用，这些美德纯粹就是一种浪费。如果表面的或者伪装的诚实能够有用，那么只要有这种表面的诚实就足够了，并不需要真正的诚实，过多的美德就是浪费。这是美国最杰出的人物之一，精英中的精英对资本主义所做的最精辟的总结，也是最露骨的表白。
去过俄罗斯的人士，影响最深的一幕，恐怕就是顶着大圆顶（或黑或金）的教堂随处可见。我曾经问过和我们同行的“俄罗斯通”，沙皇治下的俄罗斯人如此虔诚信奉耶稣基督与崇拜圣母玛利亚，修了这么多教堂，他们怎么对领土扩张、对战争、对杀戮那么有兴致？我们的“俄罗斯通”告诉我，这是西方文明的悖谬，与东方文明存在明显差异，他们修教堂，做礼拜，是为了心灵的安宁，安宁之后，继续扩张、战争、杀戮，杀戮回来，到教堂再寻求安宁，如此循环往复。东方的菩萨、寺庙让你永久地放下屠刀，西方的基督、教堂使你更好地拿起屠刀。
在西方先行一步实现富强之后，他们脱下了战装，换上了西服，衣冠楚楚，举手投足都是文质彬彬的君子。但是，养尊处优的生活，必须有稳定且持续增加的收入来源，但是环视全球，由于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这是西方富国不愿世界穷人触动他们奶酪的、分享他们富裕的最好见证），在西方国家的制造业纷纷向海外、发展中国家转移，导致本土产业空心化。实体经济（主体是制造业）是创造财富的真正源泉，西方国家在不断放弃这些财富源泉的同时，又以维持他们养尊处优的生活，这就需要精心设计，需要“金字塔式”的国际分工。
西方的精英们设计一整套制度、方法与规则（是谓秩序），在这个秩序下，发展中国家、后进国家将他们的创造财富像农奴供奉领主那样，供奉着这些西方国家，西方主导设计的秩序主要包括知识产权、标准化、本身有利于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以西方货币为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等等。为保障秩序得到有效维持与持续贯彻，西方国家建立起一整套机制：
建立并强化相关国际组织。在经济领域主要通过“邪恶的三位一体”（Unholy Trinity）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后更名为“世界贸易组织”），分别维持国际金融、全球投资与世界贸易领域的秩序，这些组织在世界各地、主要经济体都设立代表办事处或派遣人员，以便对成员方的相关政策进行监督。
强化业已强势的话语体系。让领主的每一个旨意、高兴与不满都要及时传达给农奴，将农奴的每一个不满与怨恨都尽快消灭在萌芽状态，精神枷锁比画地为牢更加重要。为此，西方国家不断强化舆论宣导，充分发挥“第四权力”。为后进国家培养、输送能代表领主意志、传递领主声音、自觉履行效忠领主义务的人才。建立各式各样的基金，以资助研究、出国进修等名义，广泛网罗发展中国家的后备人才、未来精英，是谓“天下英才皆入我毂中”。让相关精英与准精英们制造一个又一个似是而非、实质为领主服务的理论与政策，迷惑普通大众，混乱社会思想，新自由主义就是这一理论的集中体现，“经济无国界”、“越开放越安全”、“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只求所在，不求所有”等政策就此出台。
实施人质与抵押机制。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为了表示相互之间的友好与信任，一般会将王储太子送往对方“学习进修”作人质，史料记载，始皇嬴政的父亲庄襄王子楚就在赵国当过多年的人质，而嬴政也被历史记录为“人质之子”。当然接受人质的“东道主”为了战略利益，会给人质太子好吃、好喝、好玩、好乐，使之安心充当人头抵押。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就有苏联将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当作人质。这种做法在当今世界越来越普遍，诸多发展中国家的高级官员心照不宣，默默接受了“人质”这一游戏规则，就是让他们心仪的西方领主放心，“我的命根子都交给您了，放心吧！不会对您有所冒犯”。
建立紧密的利益与利害关系。即在人质基础上更进一步，给“利益攸关方”以金钱、资产、名誉、子女学习就业等利益，或协助“利益攸关方”办理洗钱、不干净财富管理等形成利害关联。在苏联解体后，美国金融机构参与甚至直接协助俄罗斯官员洗钱，而在掌握俄罗斯政府高官（如前政府总管博卢金，甚至还有叶利钦的女儿）大量腐败把柄后，逼迫俄罗斯政府做出多种战略性让步。旧中国的腐败官员总是将大量贪污、受贿的金钱存放在西方银行，西方国家曾利用这些官员的把柄，获取谈判优势，谋求多种利益。这也是旧中国对西方国家一直处于经济依赖与政治依附的重要原因。
强化金融力量威慑。经济金融化与经济信息化可以让所有的财富都流动，而且可以通过电子符号的形式急速流动。这授予垄断资本（领主的新打手）以前所未有的权力，他们可以于斗室之中、谈笑之间、键盘之上，即可兵不血刃让富翁成为“负翁”，让后进国家多年辛苦积攒的财富在一夜之间蒸发。这些垄断资本就是衣冠楚楚的金融大鳄，就是经济全球化下的西方“轻骑兵”。这种巨大的金融威慑使得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金融市场不断开放的新兴经济体，必须保持越来越多的庞大的外汇储备，这为西方国家滥发货币以换取后进国家的财富提供条件与保障。
当以上所有措施与机制都无能为力、无法维持“金字塔式”的国际分工、无法维护领主与农奴关系的时候，西方国家的披坚执锐的军队就肩负起最终责任。这就是第六套措施与机制——强化政治与军事同盟，必要时直接以武力加以解决。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世人以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已成为“屠龙”之师，用无所用，理当解甲归田。但是，该组织非但没有解散，反而不断强化。看盟主美国，经济危机重压，财政捉襟见肘，然而军事开支还一路扶摇直上。这些反常现象其实非常正常，即为“金字塔式”的国际分工充当强大的最后保障。这也是军队最根本、最原始的存在价值。
当后进国家通过加倍努力、节衣缩食、发奋图强而缩短与西方先进国家的差距之后，西方国家则会重新修订规则、调整秩序，也就是重新修订契约，以保证农奴的持续供奉。这就有了如今的“气候变化”、“碳信用”等新议题。西方精英将他们的聪明才智、国家资源越来越多地用到对发展中国家、后进国家的设计与布置陷阱上，由此陷阱花样繁多、层出不穷。西方的陷阱，在坑杀一个个发展中国家鲜活个体的时刻，也不断预示西方文明的没落与自由资本主义的腐朽。从今往后，国际金融的动荡与世界经济的低迷并不像G7政要在峰会结束后那样挥挥手，就能轻易与过去作别，如此又能平静迎来一个新的风和日丽的一天。实际上，西方层出不穷的陷阱、周而复始且一次比一次猛烈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后不断演绎的次生金融灾害，不断预示着西方文明与自由资本主义正穷尽它一切合理存在的理由。
陷阱之一
20世纪90年代，大大小小的国有企业在一个似是而非的“产权清晰”的指导思想下，纷纷被推上“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手术台，就像对待连体婴儿一样，进行分离手术。从1995～2005年的10年中，全国大约有6000万国有、集体企业职工丧失了工作，光荣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建设者成为市场经济下的弱势群体，为维持基本生存、生活而艰难奔波。
国际舆论评论，中国“产权明晰”运动比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更为激进。“产权明晰”国有企业改革的背后有着重要的利益动因，这就是攫取国家财富与国有企业资产，挖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与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产权明晰”的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今日社会矛盾凸显的一个非常重要诱因。
“7·24吉林通钢喋血事件”是近年来国有企业改制中对工人权益漠视的结果，是资本与劳动对立而积蓄不稳定能量的一次爆发，是国有企业市场化所引发矛盾的集中体现。“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如果没有“7·24事件”，很难设想中国社会会在市场化与自由化歧途上放慢脚步，很难设想位高权重的自由经济精英如今在纷纷找寻失去已久的道德良知。“7·24事件”还从侧面反映，地方政府如何确立科学的政绩观、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如何转变政府职能依旧是个迫切的课题。“7·24事件”也清晰映射出，一段时期以来，以产权明晰为口号、以私有化为手段、以瓦解国有企业、侵占国有资产为目标的“改制转轨”应该画上休止符，国有企业改革路径应当全新设计。
与众多经济理论一样，产权理论形形色色。而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独独选择了西方产权理论中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认为，在存在交易费用的世界里，产权安排对经济绩效有根本性的制约作用；明晰的产权制度是产权自由交易的条件，并有助于降低交易费用，从而有利于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私有产权是最明晰的产权，所以最有助于增进经济绩效。
“科斯定理”实乃“科斯谬误”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源于所谓“科斯定理”，但是“科斯定理”在作为西方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奠基人和最重要代表的罗纳德·哈里·科斯那里从未有过明确的表述，只是后来的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阐释。《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科斯定理》条目如是表述：“科斯定理有可能是错误的或仅仅是同义反复。”中国著名西方经济学说史学家吴易风认为：科斯定理很难说是一个定理，充其量是个未经证明的假说。科斯主要代表作是《企业的性质》（1937年）和《社会成本问题》（1960年），科斯自己曾表白，“两者可以说都未曾立即获得经济学界的赞同。”“科斯定理”与新制度经济学在沉寂多年后，于苏东剧变期间突然“焕发生机”，一时间洛阳纸贵。这当中有没有什么玄机？自由派经济学家、自诩为得到科斯真传的张五常一语道破：“科斯定律（科斯定理）”使举世开始明白私有产权的重要，间接或直接地使共产奄奄一息。“科斯定理”功勋卓著，科斯本人获得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另外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关于国家的经济作用》（1989年）一文中直截了当：科斯定理是科斯谬误（The Coase Fallacy）。这位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尖锐地指出，“经济学中也许没有一种神话像我要说的产权神话那样影响深远。这种神话是一种危险的神话，因为它误导了许多转型国家把注意力集中在产权问题上，即集中在私有化上”。他认为，明晰产权，对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来说并非关键问题，甚至是不必要的。“私有化不是万应灵药”，“私有化不能保证经济有效运行”，“没有私有化，甚至没有清晰地界定产权，也能成功地进行市场改革。”他还指出，西方顾问前去指导前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时，片面强调产权而忽略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在西方，大型股份公司、保险公司和银行的资本所有者几乎完全同管理职能相脱离。企业经营的好坏是企业治理问题，与所有权没有直接的关系。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软硬兼施、连哄带骗地要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转型国家“全面私有化”。巴西拍卖了大约80%的国有企业，得到了大约800亿美元的私有化收入，但是截至2000年，却要偿还1200亿美元的国债利息。在许多国家，私有化已经彻底搅乱了社会经济，以至于私有化被描述成“贿赂化”。俄罗斯的决策者正是按照美国顾问的建议拍卖（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赠送）了几乎全部国有资产，消除了国有股的“一股独大”，然而改革的最终结果是，经济效率并未提高而腐败更加严重，导致经济持续萧条和严重贫富分化，从1992～1998年，俄罗斯大众从大张旗鼓的私有化中仅得到相当于GDP的1%的收入，其余全部落入“寡头”集团的腰包，约2/3的新企业主是原来党、政府的官员与企业的管理人员，由此诞生了暴富的“新俄罗斯人”，西方媒体反过来则将俄罗斯称为“强盗国家”。
世界经济史并没有给明晰的产权与经济绩效的增进之间的关联以有力而清晰的注解。历史上有诸多这样的事例，即产权明晰或产权保护最终危害了经济发展，而侵犯某种既有产权反而有益于经济发展。中世纪，莱茵河是神圣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一条重要的欧洲贸易通道。商船支付一笔小额过路费，便可保证通行无阻。但是到了13世纪，帝国实力走弱，德国的贵族们开始沿着莱茵河两岸修建一个个产权明晰的城堡，对来往商船征收过路费，收费亭越来越多，水运越来越没赚头。最终，莱茵河水依旧流淌不息，商船却日趋稀少。广为人知的案例就有著名的英国“圈地运动”。“圈地运动”侵占了公有地，侵犯了公共财产，但是人们在侵占的土地上养羊，从而推动了毛织业的发展。“二战”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土地改革侵犯了地主的既有产权，却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法国、奥地利等国在“二战”后实行工业企业国有化，众多专家认为，这一政策大大推进了这些国家的工业发展。
英美经济并没有全面私有化 今天，即便在新自由主义滥觞的英美，也没有将自己牢牢地束缚在“科斯定理”及其私有化政策的绳索之下。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就反对有限责任公司，认为有限责任会导致管理者逃避责任。1720年，英国还通过《欺诈防止法案》（又称《泡沫法案》），禁止成立新的有限公司。巴西著名学者特奥尼托尼奥·多斯桑托斯指出：即使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英国经济也没有全面私有化，仍然保持着比较大的国有经济成分，在英国石油工业的重组中，政府掌握着大部分股票，主要是便于政府对经济进行有效控制。同期的里根政府也是动用国家力量，增加国防、军事开支，以复兴美国经济。在美国，企业、学校与政府都在从事科技研究，但是一旦有重要技术突破，政府就要介入，如果是涉及国家安全的技术，将被列入保密范围，任何发明者都不能随便将其转移实现利益最大化，在这里根本没有什么私有产权。美国银行虽然是私有的，但是政府出于国家利益可以撤换管理层，中断分红，停止营业，甚至没收。美国有条例明确规定，股东大会对政府的上述行为没有任何否决权，而且任何法庭都不能接受股东的上诉。世纪金融大危机，英美等国不惜采取国有化等“极端手段”稳定金融市场、拯救资本主义。这清晰地展示，经济领域没有政策的最优化，只有利益的最大化，统治阶级只是根据自己利益最大化来选择适合自己的经济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