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中国、印度、阿拉伯乃至印加等诸多文明都创造了辉煌成就，这些成就很多迄今仍然于人类文明星河发出灿烂光芒。近代以来，西方开启工业文明，用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将社会生产力持续推向前进，为人类社会作出巨大贡献。但是，与其他文明古国不同的是，西方主要国家为保持发展的先进与富足的生活，一刻都没有停止对后进国家的军事与文化侵略、经济与技术剥削、金融与规则欺诈，处心积虑防阻后进国家的超越尤其是新兴大国的崛起，如此令诸多后进国家陷入金融危机、经济迟滞和社会动荡的陷阱。只有全景透视中国经济安全的现状，才能直面中国目前所陷的困局。
一长期以来，西方大国孜孜不倦于“篡改一部历史，编织一套学说，培养一批人才，炮制一组政策，营建一个体系”，最终打造出一个使自己保持先进、后进国家固守落后的陷阱。
踢开“致富的梯子”西方主流学者将人类社会发展史庸俗为自然生物演化史，或将人类社会早期蒙昧史放大为整个人类史。长期以来，西方不断宣扬自己光彩照人的文明，而竭力隐藏自己的真实历史，例如国家公然充当海盗、贩卖毒品、大规模屠杀土著居民、发动一个又一个侵略战争、肆意侵犯他国知识产权、制造资产泡沫大耍金融骗局等等劣迹斑斑。一些西方大国甚至还不断在教科书中“创造”历史，编制一个个所谓“好政策”和“好制度”，然后以之当做“致富的梯子”兜售给发展中国家，这些诸如自由贸易、知识产权等“成功经验”，在发达国家的历史发展早期或没有很好地用过，或根本就没有用过。而真正的“致富的梯子”（如保护关税、限制海运、抛弃知识产权等）却被它们故意踢开。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如此表述：“这本来是一个极寻常的巧妙手法，一个人当他已攀上了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上来”。“然后向别的国家苦口宣传自由贸易的好处，用着那种过来人后悔莫及的语气告诉它们，它过去走了许多弯路，犯了许多错误，到现在才终于发现了自由贸易这个真理”。见[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07页。诸多发展中国家在按图索骥后陷入了政治混乱、社会混乱与经济混乱，甚至落下“失败国家”的恶名。
0000“狼吃羊”的自由经济神学西方主流学者遵循“狼吃羊是合理的”的“丛林法则”，演绎出社会达尔文主义，编造了一套核心为“强者奴役弱者是合理的”自由经济学说。长期以来，自由经济学各类相关“经济原理”（如“人都是自私的”）的成立、经济模型（如国家发展应立足自身“比较优势”）的建立要仰赖一系列假设，数不清的假设成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厦的梁柱。但是，在实际运用中，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总是抛弃约束条件，偷梁换柱，直接将假说当作定理乃至真理。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始基就是将人看成理性而自私的“经济人”，自由主义经济学所揭示的至多只是“真假”世界的一小部分，而世界的“善恶”与“美丑”自由主义经济学永远无法企及。人不仅是“经济人”，更是“社会人”、“道德人”、“政治人”。人的本质不是“理性”与“自私”，而是“群”与“社会关系”，因此需要一定的组织与协调治理，而且人类社会越发展，组织与协调治理越复杂，而不是放任自由。因此，由自由经济理论支撑的经济学是伪科学，是一种经济神学。
鼓吹与传播经济神学的“芝加哥男孩”“芝加哥男孩”（Chicago Boys）是指一群曾经（1955～1963年）在芝加哥大学研习经济学而成为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追随者的智利学者，是忠实的自由市场理论的教条者，为在智利贯彻实施“休克疗法”，极力支持国家恐怖主义，皮诺切特政府经济顾问弗里德曼曾经强调，民主最有可能扼杀自由经济改革。西方国家设立各种基金或奖学金，来坐地吸引或主动物色后进国家的学子，在“诱之以利”基础上“晓之以理”，为后进国家培养及输送一批又一批信奉经济自由主义且经过精心包装成光芒四射的“人才”，这当中最著名的要数智利的“芝加哥男孩”。1973年，智利皮诺切特将军在发动政变后，启用了大约30个“芝加哥男孩”，以经济自由主义来治理国家，结果引致国家经济灾难，人均收入增长不断下降，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达到政变前的水平（1971年是5663美元，1987年是5590美元），在同时期拉美的国家治理上，只有另一个信奉经济自由主义国家——阿根廷比智利更加糟糕。而80年代后期的经济恢复增长还拜拉美“债务危机”发生后大规模实行国有化之赐。在商业上，有一种简单便捷的经营模式，叫做“代理”，经营者若能代理一个好品牌，很快就能财源滚滚，因此那些希望快速发家致富的人，往往会削尖脑袋为名牌产品做代理。一些西方大国通过设立形形色色的基金，如同在世界销售商品一般，积极在东道国培植或寻找代理人，以传播自由主义思想。如此，“鸡生蛋，蛋生鸡”，一批又一批的“芝加哥男孩”，在他们所“效忠”的国家，施展他们的“真才实学”，最后无一不是搞乱了思想，搞乱了经济，搞乱了社会。
致富的“金马甲”实质是发展的“紧箍咒”经济自由主义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以佛陀一般无限怜悯之心给发展中国家亲手设计了一个脱离苦海的秘方，号称致富的“金马甲”。经济自由主义的僧侣们把“金马甲”鼓吹为通向富裕的唯一道路，全世界有且只有这一条道路。“金马甲”的主要内容包括：减少政府开支，减少政府干预，实施“小政府”；削减公共支出，反对福利政策，实行低福利；实施私有化，发展私有经济，推动自由市场；政策目标放弃充分就业，寻求物价稳定；开放金融体系，实现货币自由兑换；实行自由贸易，开放外资进入，开放资本市场，退休金私有化。“金马甲”横空出世后，很快就成为经济自由主义的标准治国方略，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国财政部以及它们的代理人——发展中国家的自由经济精英所积极推动的经济政策。“金马甲”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被裁剪包装为不同的外衣，令智利、俄罗斯以及一些转型经济体“先休克再治疗”的医治方法，其核心药方就是“金马甲”的制作工艺，这些天真的倒霉蛋，不久便成了可怜的试验品，最终非但没有致富，反而亏了做买卖的本钱。
拒绝与接受都一样失败的国际秩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是当今以科技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先行者，同时也是国际理论的制造者、思想的领导者、政策的鼓吹者，当然也是利益的最大获取者，是国际秩序的主导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与世界贸易组织（前身是关贸总协定）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成果，长期以来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世界实施“经济专政”的工具，被一些国际学者冠名为“邪恶的三位一体”。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具角色更加突出，该组织原本的主要职责是监督国际收支逆差国及时调整政策，以实现收支平衡进而维护汇率的稳定。但是，当美国国际收支出现持续且严重失衡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仅对美联储大起大落操纵美元汇率视而不见，反而积极推行美国财政部抛出的“华盛顿共识”，引导甚至直接施压发展中国家实行经济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与国际化，为跨国资本特别是美国的金融资本扩张清除障碍。国际秩序是强者送给弱者的一种礼物，它以双重的约束出现在后者的面前：拒绝这种礼物是失败；接受这种礼物也是失败。弱者唯一可行的反应，是既不拒绝也不接受，或既是拒绝也是接受（国际著名政治学家沃勒斯坦语）。
当今世界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也是少数发达国家的，但是归根到底是发达国家的。西方大国作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主导者，出于国际竞争、遏制对手与促进本国利益最大化的需要，他们在近乎垄断国际语境的背景下，不断制造议题——维持与强化其强势国际话语权，例如政治民主、社会人权、经济自由、知识产权、新经济与金融创新等等，如今又有了气候变化及碳交易、可持续与均衡增长、网络连接自由等新议题。综览这些议题设计大致具有以下特征：针对不同的竞争对手，扬长避短设定议题，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峙，为赢得第三世界，他们推出“经济发展”、“消除贫困”等以吸引发展中国家；苏联对手体制更加公平，于是西方就突出效率，民主政府议事效率低，于是就凸显市场效率；或立足自己的竞争优势，美国的经济实力、战略谋划比苏联强，于是提出耗资庞大的“星球大战”，搞无休止的军备竞赛，以图拖垮对手；后进大国经济增长强劲威慑自身地位，西方便抛出“气候变暖”、“拯救地球”议题，欲以碳减排从新兴大国釜底抽薪……西方大国制导一个又一个议题，如此，数十年间，一直令后进国家气喘吁吁，随西方大国的笛声起舞。
二愚以为，我中华崛起之长征大致历经三大阶段，即站起来做人，富起来成人，强起来当巨人，从救亡图存，到发家致富，再到拥有掷地有声的国际话语权。但是，中国崛起的征程，必须经过“西方丛林”，这里有蔚蓝天空，有灿烂阳光，有山涧清泉，有百鸟歌唱，但是跋涉者绝对不应有漫步的浪漫，而应时时处处警惕脚下的陷阱。
中国人享誉世界的不仅是勤劳，而且富有智慧。但是，近些年来，中国在与西方的博弈中屡屡陷入被动，不断遭遇贸易摩擦、投资壁垒、资源敲诈、金融开放、储备缩水等纷至沓来的困境乃至劫难，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在进行一场严重“不对称的博弈”或就是“经济战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依照自己成功的相反经验编制了一本“成功手册”、一个“致富的梯子”，一条指引后进国家做大、做强的通衢，然后借由代理人——“芝加哥男孩”的引领，将老老实实的学生一步一个脚印地送进了陷阱。
正是在西方及其代理人“芝加哥男孩”的诱导下，我们认真学习了西方已是篡改的历史，如获至宝般地接受了他们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持续重用了他们为我们培养的自由主义人才，在各方面积极落实“华盛顿共识”等政策主张，欣然穿上了致富的“金马甲”，按西方特意制定与随意解释的规则与西方大国博弈。说白了，我们在很多领域、很多问题上一直随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的笛声起舞。
心理上，我们一直在以美为师，中美博弈中曾经呈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中方“选手”纷争着要到美国那里认师归宗。中国的仁义礼信、尊师重教的传统价值，是很难让学生与老师一较高下。这种心理上的劣势，自然体现博弈的不对等，由此陷于被动当属必然。世纪金融大危机，美国政、商、学、媒各界曾经都承认美国（华尔街）自己就是纵火犯，为此信誓旦旦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但是，有了中国学生积极主动分忧解难，奋力搭救，美国老师由此赢取了难得的喘息机会。而待老师身体痊愈后，不仅意兴阑珊于国际金融改革，反而以针对中国用意明显的“可持续与均衡增长框架”来取代国际金融改革。如此，令国际社会错失国际金融改革乃至国际经济秩序变迁的世纪良机。
技术上，我们多数是在客场作战，遵循的是对手制定的博弈规则，关键的是，我们很多指挥员与战士是对手精心培育出来的。中国的“芝加哥男孩”远较当初智利的“芝加哥男孩”人多势重，位高权重，声强语重。由此也使经济自由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统计部门发表报告称，2009年中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上涨1.5%，严重偏离基本事实，偏离城市居民实际感受，一些中心城市房价无法估算，只能用飙升来形容。但是，相关统计专家辩称，统计手段科学合理，统计方法与国际接轨，1.5%的统计结果如果有问题，那是实际出了问题，市民的感受出了问题。“均衡汇率”子虚乌有，但是中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硬是相信，理论上存在均衡汇率，所以人民币汇率改革就是要向均衡汇率不断迈进。然而，他们没有按模型推算美元的均衡汇率到底在哪里，这是善意忽视还是有意而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美元贬值了97%，美国操纵汇率大起大落可达30%～40%波幅，是当今世界名副其实的最大最持久的汇率操纵国。美元汇率波动与走势很明显是取决于国内政治经济的需要，取决于相关利益集团实际利益的需要，为何中国人民币偏偏要取决于“均衡汇率”的需要？无他，中毒太深了！
战略上，我们的老祖宗几千年前就总结出“上兵伐谋”，而如今作为孙武子孙的我们在国际博弈中多数时间给人的感觉根本就没有什么战略，得过且过。相信时间是最好的适配器，相信后人比今人更有智慧，美其名曰“以时间换空间”。“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时一语道出中国稀土大国的战略地位。可惜的是，中国虽贵为“稀土王国”，但是在国际上几乎没有定价权和话语权。几十年来，在“有水快流”的思想指导下，稀土一直被当成萝卜白菜一样贱卖，稀罕的资源不断作土价出口。这显然很合乎自由主义的“比较优势”理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以来不仅制造与主导议题，如此把握话语权、牵引国际方向，而且针对中国的快速崛起，近年来还越来越多地特地为中国量身定做多个议题，如“中国威胁论”、“人民币币值低估”、“大国责任”、“中国制造危机”以及“利益攸关方”与“G2”等等，世纪金融大危机一下子将中国推到国际舞台的中心地带，忽悠中国“业已成为世界经济的领袖”，为华尔街贪婪埋单，为美国危机埋单。令人不解的是，美国奥巴马政府在债务累累、近乎濒临危机的情势下借钱推行医疗改革，让“最懒惰的人”（美国人自己说法）享受医保；而中国将大把钞票借给美国廉价乃至亏本使用，去冬今春西南持续干旱清晰暴露出，中国广大农村百姓（绝对是“最朴实的人”）连喝水的基本保障都没有。
我们对国际形势与国内局势认识不足，对国际博弈与国内矛盾应对迟缓，对“面子”与“里子”更是处理不当，时常为争得虚幻的“面子”，而牺牲大量实际利益的“里子”；我们明明有中西部内陆地区大范围的“穷得像非洲”的“里子”，而不断向世界展示北京、上海、深圳等沿海“富得像欧洲”的“面子”。由此，我们承受越来越多与我们实力、能力不相称的国际义务，把大量资源、精力耗费在彰显国际形象的“面子”上，而国内“里子”破败（社会矛盾凸显）在某种意义上更加严重。
一朵白云横谷口，几多归鸟尽迷巢。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持续泛滥，已经成灾，而且灾难在加速扩大。新自由主义泛滥的中国大学正层出不穷地培育的是社会主义的掘墓人而不是建设者，是国际秩序的接轨人而不是独立自主的执行者，是丛林资本主义的鼓吹者而不是理想共产主义的接班人。越是最好的大学越是起劲地打造成为美国大学预科，为美国资本主义建设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
近代国际政治史是一部血与火的历史；近代世界经济史则是一部欺诈与盘剥的历史。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征程中，不仅关注天空，更应留意脚下。“关注天空”是认准发展方向，防范强权猎杀；“留意脚下”是注意脚踏实地，以免落入西方陷阱。可惜的是，我们已经在知识产权、外汇储备等多个领域落入西方陷阱；急迫的是，在气候变化、央行独立等多个领域处于陷阱边缘；无奈的是，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接一个前赴后继落入陷阱。
三庭前偶有东风入，杨柳千条尽向西。在相关部门“不争论”的旗号下，新自由主义正不断取代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而大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导思想之态势。试看今日之经济中国，几乎尽是新自由主义天下。
挖掉基础苏联及中国的经济实践表明，国有企业能有效体现国家意志，履行为政府排忧解难，以及一般市场主体不能扮演的职能。过去，国有企业有强大生命力，为国家独立富强与改革开放奠定坚实基础，成为共和国无可争议的长子；今天，国有垄断资本是阻击国际垄断资本肆虐铁骑的最强大主力军，为国家经济安全立下卓著功勋。全球化的大势下，国有企业的确面临新的调适问题，但是新自由主义者以一个产权明晰理论即令国企纷纷倒闭，令千万为共和国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企业劳动者蜂拥下岗，实现厂长经理向企业家富豪蜕变，国有经济向权贵经济蜕变，通过深挖社会主义墙脚而完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试想，没有国有企业之皮，社会主义之毛焉附？除非相关决策本身真的就是在“打左灯向右转”，真的不打算要“社会主义”。
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修正案）第七条明文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但是，我们的一些决策与执行机构，在自由主义思想的侵蚀下，不仅不敢、不愿捍卫公有制与国有经济，而且还全力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让国有企业为私营企业甚至是外资企业腾出阳光下的地盘。若为自由（主义）故，宪法可以抛？其实，所谓“国进民退”的原动力主要来自在华外资长期享受“超国民待遇”与跨国垄断资本在华扩张，外企为获取垄断利润而压迫国企，国企为确保市场地位便挤压民企。民营企业经营环境恶劣追本溯源是不当开放与过度开放的结果。
腐蚀邦本中国几千年的经验与教训揭示，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主，粮以安为先。政府及社会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坚定的意志与周全的政策来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但是，新自由主义拼命鼓吹以自由市场来解决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美国福特基金在华直接收买中国研究机构和学者放话，大力抨击中国立足自给的粮食安全政策，要中国放弃耕地底线，到国际市场花钱买粮。然而，国际市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自由竞争的市场，粮食市场更是如此，近乎被四大粮商完全垄断。如若让中国粮食需求任由国际市场调节，岂不是任由四大粮商敲诈和盘剥？如此简单清晰道理，本不需要论证质疑，无奈，自由主义学者正在买办化，被人家收买，自然要替人家办事。
掏空核心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国际经济金融化发展与国内金融自由化改革，使国有资产与社会财富愈发具有流动性，这在某种程度上恰恰迎合了国际金融大鳄猎取中国财富的需要。国有企业产权私有化，其价值实现市场化（主要是股票市场），最后定然有与国际接轨即国际化，如此将中国的国有财产和社会财富，通过一系列金融手段，最终流转到国际大鳄的腰包。自新自由主义于国际扩张以来，金融自由化在一个又一个国家与地区酿成灾难，但是中国的相关部门认为，金融自由化理论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相关国家的实践方法存在问题，执行力存在问题。因此，执迷推进金融自由化，股指期货、融资融券等一个个有利于大资本尤其是国际金融大鳄投机的举措纷纷出炉。
新自由主义肆虐，祸害无穷！
新自由主义是民族虚无主义。中国的“芝加哥男孩”及其追随者一直在持续不断、不遗余力地诋毁自己的民族英雄、民族领袖、民族文化、民族价值、民族认同，试图“清零”我们五千年的文明史，一个半世纪的革命史，新中国成立30年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史。与此同时，极力颂扬他们心目中的西方英雄——亚当·斯密、哈耶克、弗里德曼与格林斯潘，宣扬西方文化与价值，试图为更多的中国人确立另类西方英雄崇拜，依照西方丛林法则改写中国历史。
新自由主义者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在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上，他们看不到草根、人民甚至共产党自身的力量，而将力量寄托在外部压力上，寄托在全球化上，寄托在跨国公司扩张和“与国际接轨”上，形成所谓“倒逼机制”。由此，积极引进“丛林法则”，引狼入室，侵蚀国有经济，蚕食民族资本，如此以所谓“狼来了”、“鲇鱼效应”来增加所谓的自由市场活力。
新自由主义者在哲学上一般都是不可知论者（如其先驱哈耶克），因此他们主张任由“看不见的手”进行调节，反对任何政府干预，让强者自由奴役弱者。一般的新自由主义者是实用机会主义者，关注自己的眼前利益，缺乏应有的原则立场，他们积极投靠大资本、买办资本、境外资本，蔑视弱小的民族资本，敌视能与国际垄断资本抗衡的国有资本。他们挟洋自重，“赤膊”上阵，即裸官、裸学、裸商，随时做好弃“暗”投“明”的准备。
极端新自由主义者还是自私自利主义者。没有恻隐之心，极少人文关怀。他们主张的自由是大资本控制中小资本的自由，富人剥削穷人的自由，强者奴役弱者的自由。新自由主义是精英主义、个人主义，本质是一种经济专制主义，强调“用脚投票”即“一元一票”，反对“以手投票”即“一人一票”，是地道的反民主的，尤其是反社会主义民主，即人民大多数当家做主。
新自由主义者迷信法律力量，忽视鄙视道德建设。迷信法治的结果必然是人间温情迅速退却，社会关系只有靠冰冷的条文维系，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愈发对立。依照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所实现的社会治理，是经济动物而不是社会人，是消费者而不是公民，是大型超市而不是社区，是无穷的利益冲突而不是持续的社会和谐。看看自由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国度：实用主义盛行，理想主义匮乏；物欲横流，精神颓废；利益主宰，道德沦丧……令人呼吸紧迫的是，我们的社会正加速向这个方向大步迈进。正是新自由主义盛行愈发使更多的中国人不再有任何敬畏的力量，从官员到商人甚至是普通大众，都可以毫无顾忌于神龛前偷盗，于乞丐钵中取食。有先知教导：学者的墨水比烈士的鲜血更加神圣。但是，看看当今在自由主义浸泡下的中国学者与研究机构，急功近利，哗众取宠，顶级的国家科学机构以研制推广三聚氰胺来牟利，顶级的国家社会科学机构推出贻笑大方的中国军力报告。
国家博弈，利益至上。实力是剑，道义是枷。国际竞争是磨剑，国际迎合是戴枷。市场保护是磨剑，自由贸易是戴枷。弘扬自己价值是磨剑，接受普世主义是戴枷。新中国诞生后，中国实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对外政策，由此在国际舞台上很快实现了由“棋子”到“棋手”的转变。如今，中国“芝加哥男孩”欲以新自由主义取代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接受“华盛顿共识”，穿上致富的“金马甲”，实际就是主动弃剑戴枷。中国接受新自由主义思想、不断跟随西方议题，随西方笛声起舞，老老实实地做西方给我们界定的“负责任大国”，由此我们落入一个又一个陷阱，国际舞台上也逐渐由“棋手”向“棋子”蜕变，不仅是霸权国家的“棋子”，甚至还成为众多普通国家、乃至一些小国的“棋子”。
“和谐社会”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但是必须认识到，有些利益矛盾（如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是可以和谐，另有一些利益矛盾（如国家利益与买办利益）是不可以和谐的，不可以调和的。可以调和的部分可以通过“理论的批判”得以实现，不可以调和的就必须通过“武器的批判”。当共产党还是人民的政党、大多数的政党时，就必须用专政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我们需要“理论的批判”，也非常欢迎“理论的批判”，但是必须牢记，“理论的批判”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忘记这一点就会犯“右倾主义”错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因“右倾主义”而险些亡党。今天，极右思想泛滥已经使党和国家在思想意识形态、社会经济工作领域面临苏联解体之前的危局，该到了“理论的批判”乃至“武器的批判”来矫枉纠偏的时候了。纠偏当然不是要回到过去极“左”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与建设实践表明，极“左”与极“右”同样危险。中国的伟大传统智慧告诉我们，“执两端而用其中”是实现经济稳定、社会和谐、国家长治、民族久安的不二选择。
江涌于紫竹院
2010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