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统一后，中国就有了相对固定的地盘，在明清的时候，我们曾经以为已经天下一统，但当英国人出现后，我们赫然发现，原来我们的天下不过是世界的一隅。如今，我们又沦为当今世界中的一个诸侯国，但好在我们是五大国之一，好似春秋五霸之一，然而，我们到底是齐楚燕韩赵魏秦中的哪一个呢？那就要看我们有多少野心了，又要看我们怎么励精图治了。
有两种大国，一种僵而不死，一种寻求变革
实力是一方面，有没有野心则是另外一方面。当我们有实力而无野心的时候，我们就像是宋、明，或软弱，或自己收缩，这就放弃了世界。
曾经遇到这样两个女人，一个说，“我就是忍着不死”；一个说，“快快走完这一生吧”，她们都觉得活着没啥幸福可言——她们的共同点是相貌可悦，区别点是性格不同，一个温和柔弱，一个外向张扬，谁说的哪一句话有点生活阅历的人能猜得出来。反正这不是重点，两人也和绝大多数女人一样，家境平常，再加上凌乱的“感情破事”，时常再骂上几句“宁愿相信世上有魔鬼，不要相信男人那张破嘴”，所以我在她们面前只听不说，这就是女人的生活：两人都觉得生活中没有浪漫、没有炫耀，没有激情，所以都觉得生活不但平淡无味，还要被各种事纠缠着烦，但她们的态度却大相径庭，一个希望时钟自己跑快点，过完这一生就算完事了；一个不管你时钟跑得快慢，反正我就是忍着，不死，不成全那些看她不顺眼的人，就是不死。
喝着咖啡，听着女人坠坠不安的闲言碎语，看着她们眉清目秀的脸庞，跟着她们顾盼流离的目光，竟然忽然想到汤因比在《历史研究》评论古埃及帝国的一段话，意思是说，古埃及帝国在早期有过高度的辉煌，但在后来，在上千年的时间里就变得僵而不死，既没有向外侵略扩张的作为，也没有创造出希腊那样的光荣文化，但也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动乱，反正就是那么一代又一代地不停建金字塔，仿佛这个国家存在的意义就是为法老建大大小小的金字塔和各种墓穴。
罗斯福总统曾经有过一个演讲，其中有这样一段：“我们这一代人用不着面临我们先辈所面临的那种任务，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任务，要是我们没能完成我们的任务，我们就要遭到不幸。我们决不能扮演中国的角色，要是我们重蹈中国的覆辙，自满自足，贪图自己疆域内的安宁享乐，渐渐地腐败堕落，对国外的事情毫无兴趣，沈溺于纸醉金迷之中，忘掉了奋发向上、苦干冒险的高尚生活，整天忙于满足我们肉体暂时的欲望，那么，毫无疑问，总有一天我们会突然发现中国今天已经发生的这一事实：畏惧战争、闭关锁国、贪图安宁享乐的民族在其它好战，爱冒险的民族的进攻面前是肯定要衰败的。”
这段后面还有一段，也应该摘录下来：“我们所能考虑的仅是，我们能否妥善处理这些问题，增强我国的威望，以及我们对这些新问题的处理不当，会不会成为我们历史上黑暗耻辱的一页。拒绝处理这些问题与处理得一败涂地没什么两样。我们面临着要我们处理的问题，要是我们着手去解决，必然存在着处理不当的危险，但是拒不处理就等于承认我们根本无法处理。”因为这其中有一句话是中国历代政客强人所没有说过的，甚至可以说是今天13亿中国人所没有想过的，那就是这句：“拒绝处理这些问题与处理得一败涂地没什么两样。”中国就像是我所遇到的那两个女人，一个拒绝处理问题，希望时间快点跑，一个处理的一塌糊涂，但就是拒绝去死。中国的历史就是一个死循环，周而复始，只不过越循环越大，国家从商周中原滚雪球般地扩大到清帝国时的一千多万平方公里，但核心还是最初的，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假设一下能让人清醒：假如西方人没有在19世纪闯进东方，那么清帝国还会继续上百年或者更长，然后再开始另一个朝代，仅此而已。
日本在战后的崛起也是走了一条出口导向之路，但日本从上世纪80年代之后就开始调整政策，转为以内需消费推动经济增长，并且成为日本长期的经济政策，在上次金融危机中日本就对企业内部进行了雇佣结构的调整，改变以往长期稳定雇佣关系，改为保持大量的临时雇佣和派遣劳动者，这次金融危机之后，日本又做出大调整，这次主要是顺应美国的经济大调整，以便保持日本的优势。这次日本的调整主要是规避风险，然后从长期的眼光，注重长远利益，主要就是在制造业内部和在国际产业链条两个方面进行升级和改变，就像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甩掉那些不赚钱的子公司（比如悍马项目）一样，日本的企业也采取了类似措施，如日本先锋公司就从显示器行业中退出，因为这个行业已经没有什么利润，先锋转而要成立一个光盘合资公司。日本公司最主要的竞争武器还有一条就是一向注重创新能力，日本技术立国这是长期的国策，但是我们呢？我们有多少公司有创新能力呢？
人有人性，民族有族性，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人性中有一种贱，那就是人们会畏惧那些让他们害怕的人，而不会畏惧那些让他们尊敬的人，既然西方强加给我们一个西方模式的世界，那也就只有用西方的方式和他们打交道，他们才会真正尊重和妥协，那就是野心。实力是一方面，有没有野心则是另外一方面。当我们有实力而无野心的时候，我们就像是宋、明，或软弱，或自己收缩，这就放弃了世界，尽管历史不能假设，但假设一下会让人看得更清——假如郑和的舰队是一支远征舰队，那还有西方的今天吗？如果你是一个俄罗斯的崇拜者，那么你肯定是因为看到了俄罗斯那种永不停歇的扩张势头。当你看到600年来俄罗斯如何从一个莫斯科大公国扩张到苏联那样的庞大帝国时，这种强横的脚步和大片的土地的确会强烈刺激你内心深处的野心和贪欲。我们应该有野心和实力，否则，我们将再次成为罗斯福演讲的素材。
我们现在是诸侯之一
我们就算是处在世界倒数第一的位置上，我们也要有成为霸主的野心。
尽管我们这30年改革收益多多，经济规模一等级一等级地在向上升，但实际上我们还很弱小，我们现在只是世界的一个诸侯国，我们是大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但我们头顶上一直有一个美国，它就好像是春秋会盟时期的霸主，而我们虽然是大国，但不是霸主。
我们改革30年的确翻了几番，但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我们和霸主美国之间的差距还是深深的一道鸿沟。我们经常说我们现在超过了意大利、超过了德国、马上就要超过了日本，似乎超过美国也指日可待了，我们也经常说我们有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我们还经常炫耀我们有多少富豪了，某报竟然还用了“2013年富豪有望超北美”这样的文章小标题，带着那么点沾沾自喜的心理，但中国0.4%的人口占有70%的国民财富，这样悬殊的财富集中怎么也会制造出很多富豪来，这种成就让99.6%的中国人高兴不起来。
其实，只要稍微比一比就会明白中国现在实际处于哪一层级上，2007年，中国的消费总额是1.7万亿美元，美国的消费总额则为12万亿美元，这是总额就差了这么多倍，如果在按人口一平均，然后再比较，那又会把这个倍数再乘上几个数，结果就是差了N倍。再说这次经济危机中中国经济说是一支独秀，仍然在增长，现在看来保持8%的增长已经没问题，但这8%（很可能更高）背后是谁在推动？按理说，国外需求大幅度萎缩了，那就应该由国内消费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但现在中国的确是增长了，可是中国个人消费占GDP的比重却越来越小，40年里这个比率逐年下降，从1968年个人消费占GDP的60%下降到了2008年的36%，这可是与经济增长背道而驰，说明了什么？居民手里没多少钱啊。但是中国的GDP数字可是连年增长，那么又是谁在推动经济？除了民，当然就是官了。在2009年中国政府投资将达到GDP的45%，这可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政府投资要是达到这样的程度，那说明中国经济基本上还是一个官营市场，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过这么高的政府投资比重。
在社会方面，我们同样有很多问题，这些问题都非常严重，严重到了很可能产生社会大地震的程度——我们经常夸耀我们是世界工厂，这真的值得自豪吗？其实一个简单的问题就能给出答案：如果干工厂真的有利可图的话，那么美国和欧洲为什么把工厂大量迁到第三世界？说无利可图可能有些过了，但说弊大于利那是绝对正确。我们现在需要全球到处找资源，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大量的工厂急需原料，这种程度已经到了“地大物博”的我们也不够我们的工厂需要。你到处去找资源，结果就被西方说成是到处扩张，说成是中国要发展，那就几个地球都不够，其实中国走工业化是落入了西方的圈套，但是你就是明知道这是个圈套也非的跳进去，因为中国大量的人口需要养活，工厂赚利润很少，但可以维持大量的工作岗位。
中国威胁论哪来的？就是从中国的发展来的，别以为这只是在说中国经济向上发展实力上升，可以欺负别人了，其实还有一种“负威胁”，就是说中国因为内部紧张而不得不向外扩张，比如，中国是世界工厂，急需资源，如果得不到资源就会产生大量的失业，也就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时候如果用和平的手段得不到资源，那就只能用强硬的手段获得了。国外认为，中国东西部差距日益加大，已经到了危险的程度；贫富差距也是越来越大，也突破了警戒线，社会上“仇富”心理在蔓延，这些都很危险，而为了解决中国国内严重的失衡就不得不对外采取扩张的办法，这也就是中国威胁论的另一面。如果你坐飞机到北京，从首都机场向市区行驶，就会觉得这哪里是一个贫穷国家，明明是一个发达国家，在中国东部的许多城市你都会有这种印象，单看上海的高楼群，与纽约、东京相比毫不逊色，但是你越往西走就会发现越来越贫穷，等你到了西部区就会发现东西部差距竟然如此之大，中国就像是一个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并存的国家，用一个夸张点的比喻的话，就像是把美国和非洲拼到了一起，这样的经济失衡结构要说不产生矛盾那是不可能的，难道西部区的人就是后娘养的？凭啥东部区可以先富起来，西部区的就只能当垫脚石？现在这种说法就已经很普遍了，这个东西部鸿沟如果继续扩大，谁能说这还不还很和谐？
国外的专家们远比国内的专家要敬业，也更专业，不像国内的专家大部分靠忽悠混饭吃，国外的专家一般都有真才实学，他们的报告都是建立在各种数据、模型的基础上的，所以很让人信服。国外专家一直在关注中国，他们认为，中国现在还能挺过目前的经济低谷，因为中国的社会矛盾还在可控制之内，但要是再隔个多少年，再遇到个经济危机，那很可能会走上上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的情景，即把国内尖锐的矛盾转化为战争，靠战争掠夺来维持自己的生存空间。国外的专家通过无数的例子已经为此下了定论：当中国内部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一定会寻求向外扩张。
所以说，无论财富水平、产业水平、社会水平，我们都处在低级状态中，所以，我们不能被一些无知无畏的民族主义者误导了，我们应该清楚我们自身所处的位置，但是，有一句话我要说，我们就算是处在世界倒数第一的位置上，我们也要有成为霸主的野心。
滚雪球般的历史大循环
中国的历史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循环，秦是大一统的开始，秦虽然短命，但却完整地演绎了朝代的生命过程，后来的汉、晋、隋、唐、宋、元、明、清都在重复秦的过程，所以整个中国的历朝历代不过是一个有一个循环；第二个特点就是，虽然历朝历代不过是一个循环，但却如同滚雪球般越来越大，仅从帝国疆域上就能看出，帝国从不过7万平方公里的本部开始，越来越大，大一统的范围也越来越大，经济程度也越来越高，经济规模和社会规模也越来越大，很明显，如果没有英国人和西方人闯进来，再有一千年的话，中国可以将印度、西伯利亚、中亚、日本、东南亚全都卷进来。
《左传》中有一句话：“入于夷狄则夷狄之，入于中国则中国之”。
中国在2000年中逐渐强大其实不是汉族单一的发展过程，而是一个各族混合的发展过程，如果追根溯源地分析，若是以正统中原人为中国人祖先的话，会发现远古的中国人早已消失，按照民族国家的说法的话，今天所有的中国人对远古中国人来说都是外国人。夏，应该是中国的正统，那时虽然没有中国和中国人这个概念，但夏已经以中原之主自居，因而夏族是中国人最早的祖先，或者说形成族群概念的起始点，中原诸夏也就成为汉族最早的部落联盟。经过夏商周1000年的延续和传承，诸夏在周武王时建立了封建王国。当时，诸夏将中原四周各族分别赋予了异族称谓：东方为夷、西方为戎、北方为狄、南方为蛮，但进入东周以后，从历史的记载中却发现，诸夏各国竟然已经完全衰落，而且慢慢消失。此时，作为汉族最核心的周王室已经微弱不堪，如果按照诸夏正统来看，春秋战国时期应该是一次“五胡乱华”。春秋五霸的时候，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但是，其实齐国本身就是最大的一个夷，原本是一个封地很小的诸侯，之后东夷各部落不断互相兼并，其中最强大的是莱夷族。齐国这时候还是一个夷国，真正“脱夷入夏”是在管仲时期，也就是齐桓公时期，管仲的改革不但是一次政治经济改革，更重要的是一次“明治维新”，也就是全面学习中原地区的思想礼教，此后齐国才成为诸夏中的一员。春秋中另一个“入夏”的大国是晋国，是在重耳执政时期。重耳家族和后来的唐帝国李世民家族一样，也是一个有浓郁北狄血统的异族，晋国与北狄之间有紧密的姻亲联系。和齐国东夷各部落兼并崛起一样，晋国的崛起实际上也是晋国依靠“启土”政策兼并北狄各部落而成为大国的。当时，齐国有“夷气”、晋国有“狄风”，对中原来说，就好像后来的宋帝国面对金辽一样。
西面的秦国更是一个戎国，直到商鞅变法前，秦国还是一个半游牧、半农耕的国家，秦兵之所以善战，也是因为他们是一个还没有脱离马背的民族。楚国也同样，被视为南蛮之地。这时候唯一能算是中原大国的只有宋国，而齐、楚、秦、赵、晋都是真正的大国，宋却更像是后世的宋帝国，在军事争霸中屡屡处于下风，只能算是一个准大国。后来称霸的吴国和越国则也和楚一样被视为蛮荒之地，当时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楚、吴、越都相当于18世纪的美洲大陆。另外还有几个大国，实际上也和蛮夷戎狄有紧密的关系，魏、赵、韩是由晋分裂而来的，赵国本身就靠北，境内狄族更多，因此当赵武灵王推广“胡服骑射”的时候才较容易。至于燕国，只有统治王室是来自周，国民基本上都是狄族。
在秦统一六国之后，周王室灭亡，中原之地的诸夏各国早已在春秋战国中消失，而所谓的夏人、周人，作为一个族裔早已亡国灭种了，消散到了六国中。春秋战国实际上完成了这样一个过程：中原文化征服了四周的蛮夷戎狄，他们继承了中原文化；而四周的蛮夷戎狄则灭亡了诸夏，所以，这是一个长达500年的双向过程，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秦统一六国后从政治上确立了统一王国，此后这些蛮夷戎狄都被称为秦人，只不过秦太短命，很快被汉帝国所取代，而汉帝国又稳定地延续了数百年，所以秦人变成了汉人，所以说，本没有汉族，是因为有了汉帝国之后才有了汉族。
像秦、楚、齐、晋主动中原化的事后来还在进行，如北魏孝文帝迁都、汉化，前秦在王猛的领导下进行儒家改革；金、辽一边与宋帝国作战，一边进行儒家化；满清在入关前就开始学习儒家，入关后更加汉化，到满清帝国崩溃后，满人已经基本汉化。其实，直到今天这种“化”还在进行，只不过不再是汉化，而是西化，今天世界上很多国家的西化就是如此，因为这实际上是一个低级文明向高级文明进化的自然过程，汉朝的最大的作用其实就是将这些蛮夷戎狄融化在一起，成为统一的民族。由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完成了文化的统一，所以，汉统一后也就顺理成章地进行统治，没有因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而产生矛盾，而各族也因为有相同的文化而有了共识，因此彼此融合的很快。
中国实际上有三个圈，中国的发展也是从内向外扩张的趋势。第一圈是夏商时期的诸夏，也就是最早的中原地区，这是中国的核心；第二圈也就是以中原地区为核心向四周大幅扩展，也就是中国本部，即大致相当于明帝国时期，是一个农耕圈，北部边界沿着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地理气候分界线为基线，这个圈是在周时期就基本确定下来；第三个圈就是大中国范围，其疆域范围以清全盛时期为准。与此对应，中国的发展也分为三个时期，夏商为一个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处在诸夏阶段，也就是第一圈内；西周至明帝国为第二个时期，这时中国主要在第二圈内（元帝国是个例外）；清帝国之中国人民共和国时期为第三时期，主要是在第三圈内。这就像是在滚雪球，从夏时期很小的一片土地开始，越滚越大，到了清帝国时期已经将大半个东方大陆都包容了进来。
我随意画了一个图表，把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勾画了出来。看得出，中国历史就是在对立统一中前进。
不能再靠生孩子扩张了
汉民族为什么能屡次同化金、辽、蒙、满这些征服者？除了文化，汉民族的人口基数是一个最大的优势，否则，再好的文化也会因没有足够的人来继承而消亡。中国的领土扩张几乎没有多少地方是通过战争取得的，东北是移民占领的，还有塞北、新疆、广西等这些地方，是先有了大量的移民，然后才成了帝国的自然属地。但在现代社会这招行不通了，因为农耕时代已经过去，汉农民不是拖拉机的对手，现在谁拥有华尔街和硅谷谁才是老大。
按照现有西方或国内流行的观点，人口众多是一个十分沉重的压力，它迟滞了中国的发展，消耗了资源，并且由于它的进一步增加，有可能给世界粮食市场造成供不应求的危机。在国内，由于人口还在不停地增长，给就业，住房等许多的方面都带来沉重的问题，并且有可能是经济增长缓慢时演变成社会危机，不仅威胁到社会的稳定，也会影响整个亚太地区。中国未来的改革进程本来就有诸多的问题要一一地解决，人口的增长又会令许多问题雪上加霜，表面看起来，人口问题已经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社会压力和主要根源之一了，果真如此吗？不妨分析、比较一下再说。
在固定的地域内，在固定的生产力的条件下，由于资源和生产力的限制，的确人口在超越合理界线后，就会对社会形成压力，并可能使整个社会经济水平下降。既然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是所谓人口问题的核心那么就从这个角度来考察一下历史和现代社会这方面的情况吧。
首先来看一下日本，日本是一个岛国，国土面积不大，国内资源贫乏，然而在这里生活着很多人。众所周知，日本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其人均财富在世界也是一流的，这自然是由于日本强大经济能力。对比日本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的经济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般的国家。其人口也没有今天这么多，生活质量也谈不上富足。同样的资源和地域上，为什么人口增长了反而生活质量却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了呢？可见人口的多少与经济不是绝对的联系。
再来看一下俄罗斯，俄罗斯国土辽阔，森林矿产，石油等资源丰富，这么辽阔的国土上生活的人数却还没有美国多，俄罗斯无论是从人均国土面积还是人均资源上来看在世界上都算是“高收入”者，然而，拥有丰富的资源和领土似乎没有拥有与相称的财富，俄罗斯人与日本人在人口与领土、人口与资源比例对比上可谓有天壤之别，同时，俄罗斯人现今的生活水平与日本人相比也同样可以说大相径庭。
科威特，这个石油小国，人口和领土都很小石油资源却异常丰富，科威特人均资源拥有量恐怕也是世界之最了，它的人均财富也与之成比，令人称慕，但这样的完全靠卖石油生活的国家仿佛对任何一个正常大国而言，都不会值得称赞，这只是国家中的特例而已。美国也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然而它的国家政策是引导人们去提高生产效率，而不是大力开发国内资源，而且正相反，美国一般来说不支持大规模开采国内资源，而是希望公司去开采国外资源，对国内的石油，森林等资源都采取一种保护措施，尽管这种作法可能有违背国际社会道德标准，但却符合竞争之道。
可见，人口与资源没有绝对的关系，像科威特称一样指望一个大国在这么广大的领土内完全依靠资源财富而不是依靠生产率，那么和它所获得的资源一样，都不是自己的，当资源耗尽的时候，国家也就完了，它目前的财富是上帝赐于的，它的力量是借来的，而一旦上帝失颜，它的力量也就消失了。拥有高比例资源自然是好事，可以丰富我们的生产资料，但把人口与资源相提并论实则是一个错误，甚至是违背历史的发展规律。
麦当劳的薯条人人都知道，也都吃过，那么请问你一个小问题一个土豆和一包薯条谁更值钱？答案谁都知道，那么问你一个问题，在你饥饿的时候，你是选择吃一个土豆还是一包薯条呢？答案也是谁都知道！
人类是一个发展的社会，和一个人的状态一样，当你是处于需要填饱肚子而不是品尝味道的时候，土豆显然比薯条更重要，人类社会的发展过就是一个由靠土地、资源吃饭到靠技术、信息、品牌吃饭的过程，实际上你有钱时，你吃的是麦当劳而不是薯条，你贫穷时，你需要的粮食而不是炸薯条。
古代社会，如罗马帝国不断地奉行扩张政策，它的目的就是要占有土地，占有土地上的资源，财富和奴隶，这些是罗马帝国的基础，同样，游牧民族在世界各地都是习惯性的侵略、掠夺，如我国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大约每隔十年就要向汉族定居地进行一次大规模掠夺活动，这大约有一个周期，而这个周期似乎和北方牧业资源周期性一致、息息有关。也就是说，他们需要掠夺来补充因牧场有限的造成的资源短缺，在古代社会，这种人口与资源的依重关系相当强，甚至可以说资源决定了人口的发展，这在世界古代的统计就能清晰地看到，而到了工业革命后，人口迅速得到膨胀，很明显，是因为工业技术的大力发展使得人类有能力养活更多的人口，同样，在康熙、乾隆时期中国人口也得到了十分惊人的发展，那时就以达到四亿人，然而为什么，此时的中国仍是世界第一的经济大国呢？如果单纯按照人口与资源这个比例来看，显然人口在短时间内增加了这么多会造成资源比例减少社会生活水平下降，然而却相反，社会生活水平不仅没有下降，反而这时的社会生活水平是处于当时的世界高水平，此时也被称为“康乾盛世”，就是因为这时生产力得到大力加强，满足了社会发展，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此时的清帝国没有因人口的增加而衰落，相反，却达到清帝国的鼎盛时期。
实际上，近代中国的衰落的直接原因是列强的入侵和掠夺。而并非人口基数过大。在这一百年，中国主要是由于鸦片、不平等条约、赔偿、战争支出而造成的经济急剧下滑，大量的白银外流，直至积累下来的财富丧失贻尽。当然，人口不可能无限度地发展，而是应适应生产水平与之达到一个合理的比例。
人口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数量问题，还有人口构成，整体素质，各级人才比例，年龄结构等诸多问题。中国的人口问题在这些方面的状况也不尽如人意，这是事实，如整体人口素质低下，高级人才不多，男女比例失调等，重要的是人口与经济能力不相称。但这要看怎么去衡量这个问题，中国像一条巨大的船，上面承载着许多人，人多船的速度就慢吗？不，人多，划浆的人也多，并不在于人的多少，而在于这些人的能力是否有机会发挥出来。
在中国古代社会，各诸候国都希望自己统治的区域内有众多的人户，这样有许多好处，诸如田地有耕者，军队有兵源，税赋有保障，社会繁荣，人才众多等。因而，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发展人口一直做为统治者的目标之一：官方政策与文化都鼓励人民生育；户籍多少作为官吏的政绩之一；多子多福的观念也是一种天伦之福。从其统治角度来看，这不是一种错误，相反，却证明中国在封建社会达到了十分高的水平，能维持这样庞大的人口并且同时保持经济的繁荣难道不是一种奇迹吗？人口应该是封建社会成功的标志，是它的骄傲，不要因今天的压力而否定的一切。
人口是古代社会的一大优势，不但维持了社会基础，而且也是向外扩展的实力——东北、内蒙、新疆等地其实并不是依靠武力统一的，而是先有了大量的移民才有了自然的统一。
人口庞大，对于一个几乎肯定能持续发展的大国而言，它几乎就是一种无形的、巨大的威力，它会在人类现代社会中产生一个巨大的漩涡，从世界各地向这个漩涡吸取各种物质、能量。就像中国今天在做的一样，不要以为这是在给世界增加负担——中国人5000年来从来没有成为世界的负担，反而为世界提供了极大文明资源、创造了最辉煌的财富和稳定之源，倒是有许多今天的强国是建立在从它这里掠夺的财富之上的，如日本和欧洲各国。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会因为这种强大的发展而越来越强，当中国人均收入与日本人一样的时候，你能想象得到它会是多么强盛吗？简单地说，那时的美国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的产值。
然而，话又说回来，前途可以描绘成光明的，但道路却不能描绘成直线的，我们现在究竟是诸侯中的秦国还是其他大国还不一定，这取决于我们这场改革究竟是不是一场商鞅变法，如果是，那我们日后一定会成为崭新的秦国；如果不是，那么我们很可能是诸侯中的其他大国，早晚有一天会被吞并。
这应该是一场革命性质的变革，改革可以废除、终止，疆域面积也可以缩小，但文化革新之后就不会再出现倒退——满族人可能再退回去说满语、写满文吗？北魏孝文帝迁都汉化之后，在33岁就死了，但鲜卑人从此以后也就只能在汉化的路上继续走下去了，在唐代就更进一步，而在唐帝国之后，鲜卑几乎已经完全融入到了汉族中。
其实，任何改革也就是一场利益和权力的角逐，因为没有这场角逐大家就谁也不知道共同的利益分割点在哪里，只有角逐的双方重新达到一个势均力敌的平衡状态时候，才能知道这里就是新的利益黄金分割点。
在中国改革的历史上有许多成功的例子，如商鞅变法、贞观之治等。中国现在进行的改革实际上相当于商鞅变法，也相当于明治维新。据说古埃及法老的咒语之一就是人不可能永远都有机会——尽管中国是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古国，中国每一次衰落之后总能再次崛起，这使人相信中国有能力再次复兴，但也不可能任由机会一次次地从身边流失。中国历史中有很多遗憾，如百日维新，如果当时慈禧接受了这种变革，中国可能就不必再经历100年的屈辱之路，满清王朝也有可能不至覆灭，这一次的改革应该是一次商鞅变法，而不是张居正改革。我们不应该再失去这次这个机会。
从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文明共有5次重要的中断，都是处于乱世战争时期，第一次历时550年，第二次5年，第三次405年，第四次104年，第五次100年，共计1164年，相对3500年的中华文明历史而言，约占1/3的时间，如果再一次中断，那还要等多少年中国才能再次崛起呢？
历史有时很相似，甚至有一种历史抄袭的感觉——但是，虽然历史从来不开玩笑，却从来都是墨守成规的。东汉末年的东方世界状况与现在的全球社会当然有差别，但那是历史进程的差别，就社会本质和将要进行的演义来说并没有什么区别。东汉末年的初始状况是皇室权威的没落，与之相伴生的就是诸多诸侯各具实力并且居心叵测——当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今天，汉帝国也失去了中央权威，中国历史开始了又一个循环。但当时没有一个非常强势的诸侯可以一统天下，这点与今天世界的世界正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