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宋朝是一个比较衰弱的朝代，它从来没有收复北方的失地，真正统一中国。宋代怎么会这样软弱？这要从宋朝初建说起。
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927～976），涿州（今属河北）人，父赵弘殷，母杜氏。公元960年开国称帝，在位17年。谥号“英武圣文神德”，庙号“太祖”。他在位期间，统一南北，加强集权，发展经济，其文治武功，堪称显著。
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本是后唐庄宗李存勖所宠爱的战将，自李存勖在兵变中被杀后，赵弘殷也就开始受到冷落，家境日益艰难。赵匡胤21岁那年，决心到外面闯荡一番。
后汉乾祐二年（949），赵匡胤来到河北邺都，投靠在后汉枢密使郭威的手下，做了一名士兵。次年，郭威发动兵变，灭亡了后汉，建立起后周王朝。赵匡胤也因战功被提拔为禁军东西班行首，负责宫廷禁卫。
后周显德元年（954），周太祖郭威病逝，柴荣即位称帝，是为周世宗。赵匡胤就随之被调到中央禁军任职。同年二月，北汉对后周发动进攻，赵匡胤随周世宗前往迎敌。双方部队在高平（今山西晋城东北）展开激战。战斗危急时刻，赵匡胤对部下高喊“主危臣死，拼死效忠的时候到了”，带领两千骑兵冲入敌阵。北汉军队受不住这突如其来的冲击，纷纷败退，后周军队终于转败为胜。
赵匡胤以高平之战的出色表现受到了周世宗的进一步赏识。战后，他不但被破格提拔为殿前都虞侯，成为后周禁军的高级将领，而且还被委以整顿禁军的重任。在赵匡胤的亲自主持下，后周禁军完成了汰除老弱、调选精壮和组建殿前司诸军三项工作。在这次整顿禁军的过程中，赵匡胤将罗彦环、郭延斌、田重进、潘美、米信、张琼、王彦升等人安排在殿前司诸军任基层将领，同时又主动与其他中高级将领交结，并同其中的石守信、王审琦、韩重斌、李继勋、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王政忠、杨光义结拜为义社十兄弟，形成一个以赵匡胤为核心的势力圈子。
从后周显德三年到显德五年（956～958），周世宗对南唐前后发起过三次进攻，在整个战役中，赵匡胤因功被提升为忠武军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自南唐战役以后，赵匡胤又将赵普、王仁瞻、楚昭辅、李处耘等文人罗致麾下，成为心腹幕僚。此时，他自己也开始留意经史，一改从前那种不喜诗书的草莽作风。
周世宗死后，其7岁的儿子柴宗训即位，后周王朝随即出现“主少国疑”的局面。一些忠于后周的官吏，马上就敏锐地意识到动乱的根源十有八九要出在赵匡胤那里，指出赵匡胤不应再掌禁军，甚至有人主张先发制人，及早将赵匡胤干掉。
显德七年（960）正月，赵匡胤出兵迎击入侵的辽与北汉的联军。当天下午，大军到达了离开封几十里的陈桥驿。刚安顿好，有一个自称通晓天文的军校就指着西面的太阳叫道：天边有两个太阳，正在搏斗，并对赵匡胤的亲信幕僚楚昭辅说：一日克一日，这是天命。二人煞有介事地一问一答，引起了周围士兵的注意，大家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军中都知道“一日克一日”这件事了。
当晚，赵匡胤亲信郭廷斌秘密返回京城，通知石守信和王审琦掌管好京城内外大门。次日天刚亮，忙得一夜未眠的赵普、赵匡义（赵匡胤之弟）在门外将校的阵阵呼喊声中将赵匡胤拥出寝室。只见将校们手握刀剑，挤在院子里，齐声高喊：“诸军无主，愿策太尉（对高级军事长官的尊称）为天子。”赵匡胤未来得及回答，一件象征着天子服饰的黄袍就披在了他身上，众将校统统跪拜，高呼“万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陈桥驿兵变”。
赵匡胤当即接受拥戴，宣布军纪，随之火速回师开封，在早已等候在京城的石守信等人的配合下迅速控制了局势。事已至此，柴宗训无计可施，只得召集百官，宣读了别人几天前就准备好了的“禅位制书”，将帝位让给了赵匡胤。第二天，赵匡胤宣布定国号为“宋”，改元“建隆”。
赵匡胤初登大位，人心不稳，众臣都认为应采取以稳定京城、笼络后周旧臣为主的方针，以静制动。因为“京城若乱，四方必转生变”，“都城人心不摇，则四方自然静谧”，所以，赵匡胤对后周旧臣实行了官位依旧、全部录用的政策。为了保证对后周旧臣笼络和收买的成功，对于那些恃势欺凌旧臣的新贵们，赵匡胤毫不留情地严加处理。京城巡检王彦升是当年兵变入城时的先锋，自恃拥立有功，横行不法。一天半夜，他以巡检为名，去敲宰相王溥的门，吓得王溥“惊悸而出”。结果王彦升被贬为唐州刺史。赵匡胤的这些做法，对稳定后周旧臣的情绪，缓解他们对新王朝的疑惧，使他们放心地为新王朝服务，起了很好的作用。
但不是所有的周旧臣都被笼络了。建隆元年（960）四月，昭义军节度使李筠举兵反宋。北汉又出兵南下，声援李筠。扬州李重进也准备起兵响应李筠。面对这种复杂局面，赵匡胤先传话给李重进，要与他永保富贵，誓不相负，然后亲自出马征讨李筠，不久宋军就越过太行，大败李筠于长平。李筠走投无路，自焚而死。同年十月，赵匡胤又亲率大军征服了扬州李重进。至此，宋王朝与后周旧臣之间的矛盾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
建隆二年（961）六月，赵匡胤的母亲皇太后杜氏病中问一直在身旁侍奉汤药的长子说：“你可知道你为什么能做天子吗？”赵匡胤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只好应付道：“这都是先世和太后积德积功的结果。”太后严厉地说：“你能做天子，那是因为周世宗死后继位的国君年幼的缘故，如果当时是一位成年人继位的话，你能当上天子吗？我想将来你传位时，就应当传位于你弟弟光义，立年长者为国君，是社稷之福呀！”赵匡胤哭着答应道：“一定按您的吩咐办。”于是由赵普当场记下太后遗嘱，藏于金匮之中，这就是所谓的“金匮之盟”。
为了削夺武将们的兵权，太祖赵匡胤还上演了“杯酒释兵权”的精彩一幕。一日晚朝后，赵匡胤将石守信、王审琦等禁军高级将帅留下，设便宴招待他们。酒到半酣，赵匡胤慨叹道：“若没有你们出力相扶，我哪能有今天，你们的功德，我是永远不会忘的。可是做天子也太难了，远不如做节度使时快乐。自做了皇帝后，我可没睡过一夜安稳觉。”石守信等人忙问原因。赵匡胤一字一顿地说：“这还不明白，皇帝的位子，谁不想坐。”一听这话里有话，石守信等人吓得慌忙站起来说：“陛下为何口出此言，如今天命已定，谁还敢再有贰心？”赵匡胤说：“那也未必！纵使你们无异心，可你们手下的人呢？一旦他们贪图富贵，将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是不想当这皇帝怕也不行吧？”这一番话直把石守信等人给说懵了，不知如何表白才是，只得请皇上给指一条路。赵匡胤长叹一声说道：“你们为何不释去兵权，买上一批好田宅，为子孙们留下一份产业，家中多置一些歌儿舞女，天天饮酒作乐，快活地过完这一辈子呢？这样一来，我们君臣之间就再也不用互相猜疑了，上下相睦相安，这该有多好！”石守信等人很感激地说：“陛下为我们想得这么周密，这么长远，真如同对待亲生骨肉一般！”第二天，他们都上书称自己有病，不适宜领兵征战了，要求解除兵权。赵匡胤对他们大加赏赐后，安排他们到地方州郡去作节度使去了。
“杯酒释兵权”后，禁军中的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侍卫马步军正副都指挥使等职务不再设置了，只剩下了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和殿前都指挥使这三个不能相互统属的职务，这三使各领一司（合称“三衙”），互相牵制，均直接听命于皇帝。同时“三衙”的长官都是由资历较浅的后辈武将担任，使其难以在禁军中形成根深蒂固的势力。
宋太祖赵匡胤代周自立后，全国依然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但统一的历史趋势已经形成。在北方有契丹族所建立的辽国，在西北有党项族的强大势力，夹在二者之间的则是割据山西一带的北汉。在江淮以南，则存在着南唐、吴越、后蜀、荆南、湖南、南汉、南平、漳泉等八个割据政权。虽然这些割据政权处于物产丰富、生产相对发达的地区，但由于其各自疆域狭小，又互不联合，因而大都国力不武，软弱怯懦，不得不向以前的后周和刚刚建立的宋王朝表示名义上的臣服或通好。
为谋天下一统，宋太祖赵匡胤与群臣反复论证、集思广益，最后确定了“先南后北”的统一方针。乾德元年（963），赵匡胤遣将出征荆湖。乾德元年二月，宋军攻破江陵，荆南高继冲归降。一个月后，湖南亦被平定。荆湖一平，后蜀门户大开。乾德二年（964）十一月，赵匡胤派大将王全斌、曹彬分兵两路，仅用66天的时间就灭亡了后蜀。
平定后蜀不久，赵匡胤先后派遣侯霸荣、惠璘等人打进了北汉内部，并买通北汉宰相郭无为。开宝元年（968）八月，赵匡胤发兵进攻北汉。在宋军进逼太原城下的同时，侯霸荣在郭无为的支持下，发动了宫廷政变，刺杀了北汉国主刘继恩。但就在此时，郭无为突然变卦，杀死了侯霸荣等人。不久，契丹出兵来援北汉，围城的宋军腹背受敌，大败而归。次年（969）二月，太祖二次兴兵伐汉，但再次大败而回。
在南方，北宋平定后蜀后，潘美等宋将就曾攻取了南汉的郴州，形成了良好的进攻态势。所以，潘美等接到赵匡胤灭亡南汉的指示后，马上行动，大败南汉军10余万于莲花峰下。至次年二月，即攻克广州，南汉灭亡。南汉灭亡之后，南方剩下的最后三个割据政权个个自危，震恐异常。吴越和漳泉早早上表称臣，接受宋朝的官职。势力最强大的南唐这时也不得不主动要求取消国号，放弃皇帝的称号，改称“江南国主”。
但是，无论南唐如何示弱，赵匡胤“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还是于开宝七年（974）十月一举灭掉了南唐，并俘虏了南唐国主李煜。这次战争中的“浮桥渡江”、“围城打援”，是宋太祖战略部署中的得意之举，也是古代战争史上的创举。
开宝九年（976），宋太祖赵匡胤死去，太宗赵光义按其既定方针，继续对吴越和漳泉施加压力，终于不动干戈，迫使钱俶和陈洪进纳表献土，南方完全统一。在此基础上，赵光义一鼓作气，又灭亡了北汉。至此，除了辽所控制的燕云16州以外，汉族所聚居的中原地区和南方的广大区域重新获得了统一。这时，离赵匡胤逝世刚刚三年。
宋初南北用兵、统一全国的同时，宋太祖赵匡胤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和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进而创立了一整套为其后代奉若圭臬的“祖宗家法”。
首先是“稍夺其权”，即削弱地方势力。乾德元年，平定了荆湖以后，赵匡胤做出废除荆湖地区“支郡”的规定。他宣布，新征服地区仍保留节度使，但节度使驻地以外的州郡“直属京师”；同时，逐渐向各州郡派遣文臣出任“知州”，最终形成了宋代的“以文臣知州事”的制度。同年，赵匡胤又订立了两项限制州郡长官权力过重的措施。一是“三岁一易”，使“知州”、“知县”在一地任职以三年为限，不得久任。另一项措施是在州郡设立通判。通判名义上是与知州共同判理政务的，其地位略低于知州，但事实上由于其负有监督州郡长官的特殊使命（故通判又称监州、监郡），知州往往还要怵其三分。所以有宋一代，州郡长官与通判不和的问题一直存在。
其次是“制其钱谷”，即收夺地方上的财权。乾德二年，赵匡胤发布了一道十分重要的诏令，要求各州除留有必要的经费外，其余财赋中属于货币的部分应全部辇送到京城，不得无故占留。次年三月，又一次重申了这道诏令。自此以后，“粟帛咸聚王畿”，地方藩镇失去了对抗中央王朝的经济后盾。
宋太祖赵匡胤为收地方兵权，还创立了兵分禁、厢的制度，主要的军事力量直接由中央掌握，这成为两宋兵制中的一大特色。从此以后，出现了“天下之权悉归朝廷”、“四方万里之遥，奉遵京师”的新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以后两宋三百多年的统治中，赵匡胤所确立的这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作为“祖宗之法”的主要内容，一直为宋代君臣所恪守。
在调整和确立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的同时，赵匡胤对君臣关系也进行了调整。宰相是封建社会的“百官之领袖”，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赵匡胤即位后，宰相奏事仍沿旧制。有一天早朝，他突然对宰相王溥、范质说：“我眼睛有些昏花，把你们的奏疏送上前来。”在范、王二相离座递疏时，宫廷侍卫乘机将他们的座位搬走了。自此以后，宰相在皇帝面前毕恭毕敬地站着奏事成为定制，宰相的地位也大大下降了。
同时还推行“官、职分离，互相牵制”的任官政策。宋代官制中，“官”是品级，只有据此受俸禄的作用；“职”是殿阁、馆阁学士一类的荣誉称号，亦没有实际权力；只有由皇帝或中书省“差遣”的临时职务才是实职，即执行实际权力的职务。这种职权分离、名实混淆的任官体制，使任何官员都无法集中权力、荣誉、威望于一身，权大者并不一定职高，望重者并不一定位显，这样也就很难形成对皇权的威胁了。
皇帝临时“差遣”的实职，也是依照“分权而相互牵制”的原则进行安排的。如宋代有固定的尚书省兵部，但兵部尚书只是虚职，只有被差遣为枢密使才有相当于兵部尚书的实权。不过枢密使也只是有奉旨调兵之权，而领兵之权归“三衙”长宫。同理，“主衙”的高级将领虽然名为禁军的最高统帅，却也只有领兵之权而无发兵之权。
赵匡胤为了扩大统治基础，改革和推进了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宋初极力放宽科举考试的范围，无论家庭贫富、郡望高低，只要具有一定的文化的人，都可以前往应举。同时严格考试制度，以防权贵豪门请托舞弊。宋太祖还着力改变重武轻文的旧风气，在他即位之初，就下令修复孔庙，开辟儒馆，延用耆学名儒，以劝励教化。针对五代时期文教不兴、学校荒废的情形，他下诏拨款增修国子监学舍。
这样，一方面是调整中央与地方、君主与臣下的关系，使地方的行政、财政、军事等等各方面的权力不断地向中央集中，最后又集中到皇帝一个人手中，形成了至高无上的君主集权制；另一方面又开科取士，重文用武，广罗人才，极力扩大这一专制统治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