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有人编一部《中国贪污史》，大概少不了赫赫有名的贪官严嵩，假如有人另编一部《中国廉政史》的话，大名鼎鼎的清官海瑞，则更是领衔主演的人物。无论前者和后者，巨贪和大廉，都出在明代嘉靖年间，我想，绝算不得是这位皇上的荣光。这两位文人的不同活法，倒也是中国文化史上挺特别的例子。
在中国，某个朝代出贪官，也许并不能证明皇帝昏庸无能，是个窝囊废；即使最精明的君主，驾驭偌大的国家机器，日理万机，百虑一失，也难免疏忽。何况，贪官又不会在脸皮上刻出字来：“吾乃硕鼠是也。”在未捉出之前，谁不人五人六，像模像样。再说，“千里为官，谁不为钱？若不为钱，谁来当官？”在戏曲里，戴纱帽翅的角色出场，这四句念白，很足以表明权力和金钱的互换关系。所以，贪官，是常见的，老实说，清官，倒不常见。
当清官，穷得要死，苦得要命，谁干？因而翻开《二十五史》的任何一史，无不贪官如毛，硕鼠遍地，有时，皇帝就是天字第一号的贪污犯。出清官，必是国家问题成堆，积重难返之际。一定由于皇帝昏庸，而且比较长时期的，达到相当程度的昏庸，弄得贪污普遍化，腐败合法化，渎职正常化，贿赂公开化，到了国将不国，神州陆沉的时候，极个别的不肯同流合污的清官，才会凸显出来。
所以，有清官，对皇帝来说，不是一件体面的事，一旦出现了一个不怕杀头的清官，估计最高统治者离完蛋也就不会太远了，这台国家机器在运转上，也肯定出了大毛病了。果不其然，海刚峰一出现，朱厚？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
因此，若无嘉靖，若无严嵩，若无满朝的不正之风，也就显不出海瑞的节操和风范，他也就不可能成为中国历史上，排名不数第一，也数第二的清官了。嘉靖御临天下四十五年，“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已经到了无可救治的程度，海瑞这才会指着鼻子骂皇帝：“陛下之误多矣”，“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
先有昏君，然后有贪官，再而后才会出现清官；明白这一点因果关系，就知道清官为什么只能受到凡夫俗子的拥戴，而不为他生前以及身后的各统治者所容，最深层的原因，恐怕就在这里。这就好比一开门，乌鸦冲着你叫，不是因为它叫，给你带来晦气，而是因为你要倒霉，它才叫的。对乌鸦“呸呸呸”地表示嫌恶，其实没有道理。
这种讨厌清官的情绪，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那场关于清官的全民大辩论中，这只明朝的乌鸦，由姚文元奉命责难起，又受到革命群众的一番唾弃。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批判的结论有三：一，清官比贪官更坏；二，清官具有更大的欺骗性；三，清官实际上起到巩固封建统治的作用。所以，宁要贪官，不要清官，不过，姚文元不怎么好意思明说罢了。
晚明狂人，那位不僧不道的李贽，在“文革”中受到欢迎，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他说出了当时当局想说的话：一个贪官可以为害至小，一个清官却可以危害至大。所以，六十年代，什么古籍都送到造纸厂化浆的时候，他的《藏书》、《焚书》，不知印了多少，后来卖不出去，只好打折。李卓吾一辈子被明清主流社会所訾毁，所摈斥，这一回，倒是正正经经的“文革”高层，加以提携，着实红了一回。
那时，虽有“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但机关已无公可办，便只剩下革命。每天要进行数小时的政治学习，轮流捧张报纸，读贪官比清官更优秀的姚式文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本来是应该“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四旧”是毫无疑义的革命对象。但上面一声令下，下面不得不返回十五、十六世纪，做革命人，谈明朝事，斗走资派，批海青天。
现在回过头去看，“文革”的极“左”思潮，否定传统文化，实行民族虚无主义，以致年轻人数典忘祖，全盘抹煞五千年古国文明，探本寻源，应与前十七年提倡厚今薄古的教育，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分不开的。所以，小将们才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焚烧书籍，毁坏文物，连景山那棵吊死明代崇祯皇帝的树，也给砍掉。“革命”的歇斯底里，竟然发作到如此不可理喻的地步，深感人性之恶，一旦被煽动鼓蛊起来，那不可收拾之势，才叫可怕。
但费解的是，那十年间，一方面粪土一切，恨不能将“四旧”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踏上千万只脚，要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好像中国人像孙悟空一样，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似的，是个没有过去的民族；一方面翻箱倒柜，从批《海瑞罢官》，要害在于“罢官”，从全民读《水浒传》，深揭“宋江架空晁盖”，从“批林批孔”，批臭“克己复礼”，到“评法批儒”，把商鞅、李斯、韩非、乃至李贽的亡灵，又从历史的垃圾堆里倒腾出来，膜拜供奉。
于是，缠夹于“文革”运动的过程中间，等于断断续续地在全民中，进行了一次文史的预科教育，变相地给老百姓补上传统文化的这一课，也属难能可贵。
一面坚定地与传统彻底决裂，一面又举起老祖宗亡灵，并行不悖，甚至相得益彰。复古情怀，极“左”思潮，能如此天衣无缝地扭合在一起，实在令人匪夷所思。我记得“文革”后期，大概在首都体育馆一次万人集会上，郭沫若宣称要烧掉他全部著作，表示与过去一刀两段的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却在那里大量出版《水浒传》。虽然书的扉页印有毛主席最新指示，但还不是“文革”初期被红卫兵当“四旧”烧毁的《水浒传》吗？至今我还保留这套最高指示本的“文革”《水浒传》，视作珍藏。一时间里，大河上下，长城内外，中国人无不手捧这套古典文学读物，探讨研究，此书自明代问世以来，从来不曾一下子拥有这么多读者。
及时雨宋江很灰了一阵，因为他成了篡党夺权的阴谋家，相隔近一千年后，受到革命群众声厉色严的批判。这种正经的荒诞，严肃的滑稽，没有一个人敢于不以为然，更甭说敢于质疑和发难了。都本着你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的乖顺，你不想听什么，我也绝对不说什么的聪明，坐在那里念念有词。
谁说中国人没有幽默感？不过中国人的幽默，是以“冷面滑稽”的形式表现出来罢了。中国人会暗笑，会窃喜，会蔫着乐，会偷着奚落，会等着看你大出洋相，看你鞠躬下台，看你去见上帝而开怀，这种有足够的耐性，坚持到最后才笑，但面部表情绝对不动声色，一静如水的功夫，恐怕是世界的独一份。
海瑞，肯定是绝对缺乏幽默感的人，所以，他冒死上疏嘉靖。换个聪明的中国人，顶多每天早晨起来，看一眼邸报，他怎么还活着呀！他怎么还不成为大行皇帝呀！也就如此轻描淡写而已，才不会傻不唧唧地买口棺材，去进行死谏呢！
海瑞也像宋江一样，想不到数百年后，又受到吴晗这出戏的牵连，被拉将出来当批判靶子。他也怪不得吴晗，这位《明史》专家要知道这出戏会牵连到更为复杂的背景之中，还不如多打几场桥牌，怡神悦性呢！海瑞所以被示众，这和清官总是出现在政权发生深刻危机之时有关，这种伴生现象的兆示性质，是使得那些“文革”新贵，深深感到不安之处。
其实，清官的出现，除了本人青史流芳以外，实际上屁事不顶。中国的皇帝，尤其那些独夫民贼，在未成阶下囚前，谁也不能拿他怎样的。封建社会中的三百多个皇帝，大部分还是靠上帝那只手收拾掉的。终于，两腿蹒跚了，终于，嘴角流涎了，终于，三宫六院也吊不起胃口了。海瑞这封上疏，顶多使嘉靖受了些刺激，病情有所加重，催促他快一点走向死亡，恐怕是他仅仅能起到的一点作用了。
当然，海瑞也付出了代价，据《明史》，朱厚？拿到等于骂他不是东西的上疏时，气得跳脚，一把摔在地上，喝令左右：“马上给我把这个姓海的逮捕，别让他跑了！快，快！”
在皇帝身边的宦官回他的话：“都说这个人是有名的痴子，他为了上书，准备好了要坐牢杀头，先就买了一具棺材，和妻子诀别，家里的僮仆也早吓得各自走散，看来他是不打算逃跑的。”
“抓起来！”嘉靖吼。
这还不好说，海瑞正等着法办。
抓到诏狱，主管官员按子骂父罪，自然是非开刀问斩不可。但建议砍掉海瑞脑袋的报告，压在皇帝的手中，一直不画圈。就这样，拖到驾崩，海瑞捡了一条命。
朱厚？坐朝近半个世纪，对于臣下，杀、关、放逐、廷杖，无所不用其极，独对如此羞辱他的海瑞，却一根手指头也不碰，令我诧异。后读鲁迅给曹聚仁信：“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便恍然大悟，明代很有几位皇帝，爱跟臣下玩心思，逗咳嗽，耍无赖，搞小动作，颇具乃祖朱元璋的流氓作风。
嘉靖不傻，他不想成全海瑞，更不想自己落下纣王杀比干的臭名。
所以，别看朱厚？二十年不视朝，公然消极怠工，躲在西园里斋醮炼丹，朝政一任严氏父子摆布，但也不能以昏君目之。海瑞上书直指他“二十余年不视朝”，“乐西园而不返”，也并不符合实际，这个无赖皇帝不过不想当上班族罢了。对于国家大事，仍旧乾纲独断，对那些直言忤触他的臣下，不但记仇，而且一心报复。甚至，还要派人监听他们的悄悄话，甚至吩咐下去，没有什么可汇报的，讲一点钦犯们逗乐子的事情，让朕听听也可以的嘛！
皇帝是一国之主，有时，他也可能是这个国家里的最大的小人。所以，帝王的小人之恶，发作起来，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他不马上杀掉海瑞，主要是想慢慢地消遣他，他有这个瘾。
“帝深疾言官，以廷杖遣戍未足遏其言，乃长系之，而令狱卒奏其评议食息，谓之监帖。或无所得，虽谐语亦以闻。一日，鹊噪于（沈）束前，束谩曰：‘岂有喜及罪人耶？’卒以奏，帝心动。会户部司务何以尚疏救主事海瑞，帝大怒，锢诏狱，而释束还其家。”（《明史》209卷《沈束传》，以下凡注明卷数者，皆出此书。）
御史沈束，一关就是一十八年，可见嘉靖之歹毒，如果他不驾崩，海瑞也得把牢底坐穿。但幸运的是，还是上帝的手有力量，再了不起的统治者，无论他怎么样的作恶多端，天怒人怨，谁都拿他没法办，但总有心脏停止跳动的那一刻。继任者隆庆上台的两个月后，平反，出狱，回家，停在堂屋里那具棺材，没派上用场，他大概感到有些遗憾。
这封上疏，成就海瑞为大清官。
老实说，海瑞的知名度，在“文革”前，远不如宋代的包拯响亮，他得感谢吴晗，由于那出《海瑞罢官》，他就成了无人不知的清官。但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清官”大讨论中，他成了比同时代的贪官严嵩还要差劲的坏人，如果他九泉下有知，会不服气的。但“革命同志”讲了：严嵩是贪官，不假，但在加速封建政权的败亡，起到了摧毁性的推动作用，那得算是立功的人物，你有什么好不满的。因此，这两位明代大臣，若赶上十年浩劫，估计，海瑞会被横扫，严嵩连牛棚，连五七干校，也不会进的。说不定，会让他进写作班子。这位贪官，不但诗写得不错，字也有两把刷子。
历史的对比效应，有时很有意思，嘉靖这两位臣下，一个贪赃纳贿，藏镪亿兆，一个家无长物，死无殓资。尽管如此水火不容，但这也能找到共同点，他俩都是进《四库全书》的文人。一为铮铮风骨的文章高手，一为贪赃枉法的词赋名家，舍开人格不论，在文品上，两人倒也旗鼓相当，不分伯仲。要是生在今天，在文协担当一个什么理事之类，不会有人撇嘴，说他们尸位素餐。至少，他们真有著作，这是一；他们有真著作，这是二。比那些空心大老，附庸风雅小人得志，自我爆炒者，强上百倍。
别看严嵩在《明史》中，列《奸臣传》，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但他的《钤山堂集》，能够存目于清代纪晓岚编的《四库全书》之中，也属殊荣。恐怕比当下那些得这个奖，得那个奖，要货真价实一些。实事求是地讲，严嵩的文采，略高于海瑞一筹，也是人所公认的。生父为严所害，与严不共戴天的王世贞，一代文宗，也本着“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守诗选序》）的精神，肯定严嵩的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严的《钤山堂集》，引用了王的诗：“孔雀虽然毒，不能掩文章”，可见那一份堂堂的公允之心。相比之下，古人对严嵩的一分为二，实事求是，要比当下之为周作人涂脂抹粉者，更令人生出些敬意。
纪晓岚主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海瑞《备忘集》，评价不低。“孤忠介节，实人所难能，故平日虽不以文名，而所作劲气直达，侃侃而谈，有凛然不可犯之势。当嘉、隆间士风颓？之际，切墨引绳，振顽醒聩，诚亦救时之药石，涤秽解结，非林黄、芒硝不能取效，未可以其峻利疑也。”这当然是从政治标准出发，既然如此，艺术标准如何，就自不在考量之中了。
但对海瑞具体的所作所为，也有不能苟同之处。譬如说他“巡抚应天，锐意兴革，裁抑豪强，惟以利民除害为事，而矫枉过直，或不免一偏”。譬如说他“力以井田为可行，谓天下治安必由于此，盖但睹明代隐匿兼并之弊，激为此说，而不自知其不可通”。
海瑞的悲剧，就在于他认为道德的约束力，可以制止住全社会的颓败风气。个人一尘不染，两袖清风的垂范作用，能够推动整个公务员阶层的廉政建设。治乱世，用重典，不惜采取剥皮的酷刑，是足以阻吓贪官的最有效力的手段。其实，他不知道，道德的作用，只能作用于有道德的人。对不讲道德的冥顽不化者，恶劣成性者，道德又其奈他何？正如马路上的斑马线，对置若罔闻的我行我素者，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除非他被撞死，才后悔不走斑马线。同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只是对愿意仿效者能产生向心力和感召力，而那个一听焦裕禄名字就烦死了的干部，肯定瞎子点灯，白费蜡。
他并非不知道，嘉靖的老祖宗、开国之君朱元璋规定：“枉法赃八十贯论绞”，“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用如此重刑来遏制贪污，又何曾济事？194卷《王廷相传》里，有此人的一封触怒嘉靖的上疏，说得很清楚：“人事修而后天道顺，大臣法而后小臣廉，今廉隅不立，贿赂盛行，先朝犹暮夜之私，而今则白日之攫。大臣污则小臣悉效，京官贪则外臣无畏。”
明朝官员的贪污现象，问题出在底下，根子却在上头。贪污到了这样大量、普遍、公开甚至合法化的程度，是从帝王开始，由上而下，至宗藩外戚，至宦竖权臣，至将帅督抚，至知府县吏，至一切衙役隶卒，凡官皆贪，不贪者鲜。159卷《杨继忠传》，“（忠）入觐，汪直欲见之，不可。宪宗问直，朝觐官孰廉？直答曰：‘天下不爱钱者，惟杨继忠一人耳！’”201卷《吴岳传》：“岳清望冠一时，？躬严整。尚书马森言平生见廉节士二人，岳与谭大初耳。”满朝文武，只找到这几位不贪的官员，明朝的中后期，在中国历史上，数得上是贪污大朝了。
朝政黑暗，特权横行，法令松弛，行政腐败，是造成官员贪污行为的主要原因。不过，读清代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我们知道明代官员的薪俸，是中国历朝中最低的，他不想成为饿殍，不额外求财，又有什么办法？如李卓吾，在河南辉县任儒学教谕，在北京国子监当教习，在礼部做司务，又到南京刑部得到一份员外郎的闲差，其官俸微薄到难以口。他在离开河南时，窘迫到不得不把妻女留在那里，托友人照顾。直到他放外任，当了最近发生地震的云南省姚安府的知府，才有“常例”和其它灰色收入。这种实际上在鼓励官员从非法途径获取金钱的政策，是引发贪污的主要原因。
那时官俸发放，有米有钞，比例不一，米贱折钞，钞贱折米，总在盘剥上极尽克扣之能事。尤为可笑者，在北京的官员，发的米要凭票到南京去领，于是，手中的票，只能三文不值两文地出让，逼得官员不得不另开财路，以谋生计。158卷《顾佐传》：“居岁余，奸吏奏佐受隶金，私遣归。帝密示（杨）士奇曰：‘尔不尝举佐廉乎？’对曰：‘中朝官俸薄，仆马薪刍资之隶，遣隶半使出资免役。隶得归耕，官得资费，中朝官皆然，臣亦然，先帝知之，故增中朝官俸。’帝叹曰：‘朝臣贫如此。’”
本来很低的工资，又常常不足额发放。176卷《李贤传》：“正统初，言‘塞外降人居京师者盈万，指挥使月俸三十五石，实支仅一石，降人反实支十七石五斗，是一降人当京官十七员半矣。宜渐出之外，省冗费，且消患未萌。’帝不能用。”看来打白条之风，倒也是古已有之的事情。
所以，官员们倘不贪污，贫穷化便不可避免。158卷《段民传》：“卒于官，年五十九，贫不能殓。”《吾绅传》：“绅清强有执，澹于荣利，初拜侍郎，贺者毕集，而一室萧然，了无供具，众笑而起。”《轩传》：“寒暑一青布袍，补缀殆遍，居常蔬食，妻子亲操井臼。与僚属约，三日出俸钱市肉，不得过一斤，僚属多不能堪。故旧至，食惟一豆，或具鸡黍，则人惊以为异。”192卷《杨淮传》：“伏阙受杖，月余卒，囊无一物，家人卖屋以殓。”193卷《高仪传》：“旧庐毁于火，终身假馆于人，及没，几无以殓。”201卷《陶琰传》：“琰性清俭，饭惟一蔬，每到官及罢去，行李止三竹笥。”
海瑞，当不例外，在任淳安知县时期，自己磨谷脱粒，种菜自给。有一次他给母亲做寿，只买了两斤肉，成为人们奚落他的口实。万历年间，张居正当国，派御史去考察，“瑞设鸡黍相对食，居舍萧然，御史叹息去”（226卷）。
能够坚持节操者，在一部《明史》中，实属少数，而始终如一廉政者，则更不多见。“銮初辅政，有修洁声。中持服家居，至困顿不能自给。其用行边起也，诸边文武大吏俱橐？郊迎，恒恐不得当銮意，馈遗不赀。事竣，归装千辆，用以遗贵近，得再柄政，声誉顿衰。”（193卷《翟銮传》）既然贪污是官员的一种生存手段，贪污已成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贪污是这种病入膏肓的社会制度下的必然伴生物，不贪白不贪，贪也不为耻，还有什么必要洁身自好呢？
海瑞没有习銮这两下子，有本事拿贪污来的钱，上下打点，铺平道路。他虽然平反了，昭雪了，有了令人景仰的清官声名，但朝廷里的主政者，包括皇帝，都对他敬而远之。作为门面点缀可以，要想委以重任则不行，怕海老人家较真，以免弄得大家都不愉快。可在“士”这个阶层中，卓尔不群之辈，经不起众星捧月，更经不住高山仰止，都会情不自禁地生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焉”的圣人感，当这种强烈的“立德立言立功”的补天愿望，不能得到满足时，便会仰天长啸，椎心泣血。瑞青天以辞职的办法要挟给他工作，写了一封公开信，“满朝之士，悉皆妇人”，把主政者骂了个臭够。
于是，隆庆三年（1569年）被授于正四品，南直隶巡抚，驻苏州。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书所言，海瑞是个“不自知其不可通”的死硬派，他不了解社会风气江河日下，他不知道大厦将圮只手难以支撑。一上任，就做了两条大板凳放在公堂之上，宣称为专打贪污犯的屁股而设，这位刚愎自用、矫枉过直的老汉，觉得打屁股还不过瘾，给皇帝建议，得恢复老祖宗的办法，凡贪官，都给他剥皮揎草。结果闹得舆论哗然，御史弹劾他导使皇帝法外用刑。海老碰了一鼻子灰，才悻悻然住手。从此，对这位道德大主教，神宗索性采取供起来的办法，有职无权，有位无事，直到万历十五年（1587年）年末，老先生终于在寂寞中悒悒去世。
“卒时，佥都御史王用汲入视，葛帏敝，有寒士所不堪者。因泣下，醵金为殓。”呜呼，海刚峰的一生，是一位以肃贪倡廉为己任的斗士，他本期望他的不懈努力，能对帝国的廉政建设，对官吏的道德重振，有所作为，有所改善。然而，朱明王朝，到了神宗（就是在定陵里躺着的那位），从上而下的贪污腐败风气，变本加厉，已不可收拾。《明史》说：“明亡，实亡于神宗。”海瑞的所作所为，对腐朽的大明王朝可以说是不起任何作用，只好看着朱皇帝打下的天下，走向衰亡。
于是，想起一则寓言，森林发生了火灾，火势迅速地蔓延开来，黑烟遮住了天空，烈焰烧红了大地，所有的鸟儿，都忙不及地逃出火场，以求活命。只有一只小鸟，它不肯离开，仍从小溪里衔起一口一口的水，冒着生命危险一次一次往回飞，希望能扑灭这场大火。
这只鸟，很像海瑞。
他的诗作，到了清朝编《四库全书》时，任总编纂的纪昀，也不忍一笔勾销，还引用了王世贞的一句诗，“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表示不能因人废文，来肯定他“独为迥出”的文学功力。作为诗人的奸臣严嵩，当不弱于作为散文大家的汉奸周作人，这是可以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