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通常是不完备的。
第一，它不可能包罗万象，因为篇幅有限。第二，它是一部很无情的书，同时也是一部很势利的书。它的眼睛只盯着名人和名作，那是让非名人和非名作欲哭无泪的事情，可你也只好没脾气。而且，这部文学史成书的年代越近，其著作者加以评论，予以取舍的功利程度，更多的要掺入非文学的考虑因素，也就越明显。于是，有些假冒的名人，有些伪劣的名作，很可能挤进文学史，在这部书里的哪一页，哪一节，露出那张真小人、假大师的肉脸，作人五人六状。所以，对一百年内的文学史，你最好本着“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态度，半信半疑地看过去为妥。
至于我讲的这个距今不足百年，既非名人，也非名作，肯定进不了文学史的故事，录以备忘，为文学史的一个注脚，也不无裨益罢了。因为，一部当代文学史，某种程度也可以说是一部文人伤心史。在当代历次文学批判运动中，凡在劫难逃者，受到批判而大倒其霉者，那痛苦，无论落到名人身上，还是落到非名人身上，疼的感觉应该是差不多的。
也许这多年来，那张善良的被整得“神气尽矣”的文人面孔，始终在我的记忆中不能磨灭，因此，我对我们中国的评论家，如果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大部的评论家，在那个以笔为刀枪，评论与权杖画等号的年代里，对于作家体无完肤的“爱护”，对于文人无微不至的“关怀”，就忍不住愤慨。尽管很多置人于死地的评论家，已经亡故，或者，即使活着，也风烛残年，但想起我要说的这个故事，总是怀疑民谚所云，“不是不报，时辰不到”，其实是一句空话。
那是1945年8月，侵华日军无条件投降，我军，也就是晋察冀边区的八路军，进入了张家口市。当时，远在重庆的国民党政府，接管北平为第一要务，哪里顾得上远在口外，盛产口蘑的张家口。于是，在蒋介石鞭长莫及的缝隙中，于敌后坚持抗日八年的共产党政权，有了第一个像点样子的城市。我在短篇小说《月食》中，写过这些即将进城的干部，那种欣欣然，那种对于美好将来的向往。
这样，张家口这座其实不大的城市，有过两次解放的经历。自然，在八路军中吃小米饭的文化人，也就随着部队进城。这其中，应该有刚以短篇小说《我的两家房东》脱颖而出的康濯，有后来写《我们夫妇之间》受到批判的萧也牧，以及我要讲述他故事的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丁克辛。那时，他们都很年轻，二三十岁，精神焕发，情绪高涨。
我在想，命运要是给丁克辛展开一点笑脸的话，评论家（特别是身居要位的，掌握文艺方向和政策的）不那么神经过敏、小题大做，不那么过犹不及、杀一儆百，尤其，不以作家首级为自己晋身之阶，此人，本该是解放区的一流作家，或者，退一万步，至少会写出不亚于解放区那些名家的作品。他比较早地跳出公式化、概念化、口号化、简单化的写作定式，是比萧也牧，起码要早好几年的写个性、写人性、写感情、写男女之爱的老区作家。因此，早得多的遭遇到评论家的“光顾”，便命中注定了。于是，我也不由得哀叹，老天总是偏护强者，而欺侮弱者。对整人的人，“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使其逍遥法外；对被整的人，“时辰一到，一定要报”，绝对不会放过。
丁克辛成了评论家的靶子。
在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一篇文学作品被点了名，对作家来说，有点像剑侠小说中，被武林高手点中死穴一样，顿时昏厥麻爪，立感天日无光，眼前一片漆黑，下场不敢想象。这种痛苦莫名的体会，不佞也是亲身感受过的。甚至到了解放以后，都在铁道部系统工作，有机会认识这位丁克辛，早年被整肃过的惶惶然，还时不时在他脸部阴影中流露出来，这你就不得不感叹，评论一旦等于权杖，是多么可怕了。
坦白讲，我也是侥幸活到七十出头的人了，虽然被评论的权杖，打得七荤八素过，但贱命之人，倒也耐得作践，至今仍在文坛厮混。不过，在夜里做身陷恶狗村的噩梦，倒是永远不变的主题，说明那些年里权杖式的评论，对于作家威慑力之深远，保质期竟达好几十年之久，到达下意识中，至今，每一念及，犹不寒而栗。估计这被狗狺狺然吠叫出一身冷汗的梦，非要做到死不可了。
可我为丁克辛抱憾的一点是，那么早就被批了，那么早就挨整了，从此，一生的写作魂魄散了，但解放以后，他还想振作，1950年，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丁又写了《父子英雄》，发表在《人民文学》，结果被那时一言九鼎的周扬扣上“个人英雄主义”，再次跌落到谷底。由于在张家口对他的批判，传播的范围，充其量，仅仅是晋察冀边区而已，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周扬的批评，又是他点的一串名中最后一个，小拨拉子而已，既达不到延安时期对王实味《野百合花》，丁玲《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那样影响巨大，“青史”留名的程度，也不及建国后历次文艺界的批判运动那样大张旗鼓，家喻户晓。虽然臭得从此抬不起头来，却没有遐迩皆知的臭名，有点冤。
加之，腾出手来的傅作义，开始包围这座城市，很快我军就撤出了。于是，丁克辛在张家口的这一段文学经历，也随着城市的易手而尘封起来，再也不被触及。现在，除了熟知者外，无人了解丁克辛的这段往事，甚至连他后来的去向，也少有人知悉，更不知道应该有八十多岁年纪的他，仍否健在？现在回想起这样一位被文学史淡忘的作家，那怆然若失的眼神，那无可奈何的表情，真是很伤感的。
一个有才华而不得施展的文人，不甘沉没却又只能赍志饮恨地活下去，那是多么艰难的岁月啊！
现在可以想象，这些穿着二尺半长的灰布军服，裹着绑腿登着布鞋的知识分子，随着部队进入城市，走在平坦的马路上，那种自豪感是不用说的，甭提有多少的诗情画意，涌上心头了。很显然，对那些一直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共产党、八路军来说，需要熟悉城市，熟悉工厂，熟悉工人阶级，那么，得风气之先的文化人，又是刚经过整风运动，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自然以深入到群众中去，体验新的生活，接触新的人物，寻找新的素材，创作新的作品，为当务之急了。
丁克辛到了宣化龙烟煤矿，他没有想到在那里写了他一蹶不振的作品《春夜》。前年我编《五十年短篇小说选》，选过萧也牧那篇让他一劫不复的《我们夫妇之间》，为他写“作者小传”时，知道他那时也在张家口铁路站段，当工人纠察队的队长。可以想象，当时有很多文化名流，知名作家，文工团的表演艺术家，聚集在张家口。才子风流，士女妩媚，歌声嘹亮，舞姿婀娜，可谓人杰地灵，极一时文气之盛。顺便要提一下的，康濯时任副主编的《北方文化》杂志，也是在这座城市中出版发行。现在，谁要拥有这本战火中的文学杂志，肯定是奇货可居的珍藏之物了。
1947年，丁克辛在《北方文化》上，发表了他深入龙烟煤矿写出来的短篇小说《春夜》。
如今，当我们能够以文学角度探讨文学作品的时候，平心而论，丁的这部描写矿工感情生活的作品，实在构不成任何罪状。你得承认他写得真实，你得承认他写得别致，你得承认他的小说具有文采，最后，你得承认他这篇作品的主题的积极性。当时，解放区文学，很多还停留在配合任务，图解政策，宣传形势，教育群众的阶段，因此，在当时许多意识大于形象，政治大于文学的作品中，他的这篇《春夜》，别开生面，一支独秀，风靡一时。
故事讲述了那些在矿主的盘剥压榨，在把头的欺凌蹂躏下的下窑矿工，旧社会穷得连媳妇也娶不起。贫穷与落后，落后与愚昧，愚昧与无知，无知与罔顾羞耻，总是相伴相行的。于是，作品描写了矿井中，坑洞里，出现了类似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述及的发生在原始社会的“普那路亚婚”。一个同样穷得无以为生的女人，成为同住在一个窝棚里多个走窑汉共有的妻子。
但是，共产党的光辉照亮矿山的同时，也给矿工带来了新的世界，在随后的民主改革运动中，这种悖谬人性的婚姻，无论一夫多妻，还是一妻多夫，都是解放区法律所不容的。于是，在工作队的帮助教育下，这个女人与其中她更喜爱的一个老实男人，组成家庭，过合法夫妻的生活。这就是在那个还很冷冽的北方春夜里，重新得到人的自尊的这对男女，相亲相爱的故事。
我在编五十年短篇小说集期间，希望能找到这篇《春夜》，可惜，未能如愿。但据当时阅读过这本杂志、这篇小说的朋友告诉我，这是对他进入文学之门的一部启蒙意义的小说。他还告诉我，当时，懂得一点文艺政策的人，知道一点延安整风的人，都为作家大胆的文学追求，捏一把汗，为他写人之不敢写的勇气，担一点心。因为大家都很聪明，按照中国人的中庸思维定式，迈出一小步，其他人也许尚可忍受你的激进，迈出一大步，而且触动了什么，影响了什么，妨害了什么，那就必然要视你为眼中钉，肉中刺。即使你既不触动，也不影响，更不妨害，握有权杖者，和握有权杖之笔者，看你不顺眼，看你太个别，看你走出队列远了一些，等着吧，肯定会有好果子让你吃。
接下来，丁克辛所遭遇到的，便是大家可想而知的事了。就冲这一条责询――在解放区，有那么正面的、健康的、光明的、积极的东西不写，偏要把目光盯在矿井里七八个男人共娶一个老婆的故事？这是为什么？我想他肯定瞠目结舌，回答不上来。后来，我认识了他，一直想跟他探讨，他的这个构思，最初是不是受到高尔基《二十六个和一个》的启发？但经过多次批判的他，“曾经沧海难为水”，竭力回避谈论文学。
文学，成了他的禁忌。
当代文学史，也是一部文学批判史。其实，我在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从西方文学引进“评论”这一种文体，与中国传统的《文心雕龙》式、《诗品》式的经典评论，以及李卓吾、毛宗岗、金圣叹式的点评式的随机评论，其目的，是要将评论和创作，构成平行的，缺一不可的，文学之车上的两个轮子。无论胡适、陈独秀，还是鲁迅、刘半农，都没有打算使评论相当于检查官的公诉书，使评论家扮演作出终审判决的法官那样的角色。
评论家和作家，有其天敌的矛盾一面，但也有互为因果，彼此推动的共生一面。新文学运动早期，文坛活跃状态的形成过程中，作家和评论家的互动，是起到重要作用的。这也与“五四”以后的大部分文人，其学养，其教养，其素养，其涵养有关，他们程度不同地在身体力行着这个初衷。
现在，再回过头去看“五四”时期，那大家风范，真是令人怀念。
以鲁迅为例，作为一位作家，他被别人评论过，作为一位评论家，他也评论过别人。尽管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文艺论争史，说到底是一部文人打架史，尽管鲁迅打别人的时候，可谓“一棒一条痕”，相当地不客气。同样，别人打鲁迅的时候，也是“一掴一掌血”，相当地不服气。所以，鲁迅在论敌的挑战下，硬译了好几部外国理论著作，以充实自己；同样，他的对手如陈西滢，如梁实秋，如林语堂，也由中而西，由西而中，积累学问，以便对阵。
即使这样，鲁迅的“丧家的乏走狗”、“洋场恶少”、“四条汉子”……诸如此类的评论，对某些作家起到“定谳”的作用，但评论就是评论，评论只不过是评论，如此而已。与落在丁克辛头上，落在萧也牧头上，落在五十年代“右派作家”头上，那一篇篇血风腥雨的声讨，有着天壤之别。鲁迅的文章再厉害，对手詈其为“绍兴师爷”的刀笔，有置人于死地的“歹毒”，又如何呢？未见鲁迅将谁关起来，给谁戴上帽子，把谁送去劳改，宣布谁的作品为毒草。这也许是新文学运动早期，先是北平，后是上海，出现的大活跃，大进展，构成今天我们称道的现代文学的大繁荣。不能不看到二三十年代，作家和评论家的碰撞、冲激、互动、砥砺，是起到重要作用的。
文学的自由气氛，作家的平等精神，争论的民主风度，宽容的思想境界，是古往今来，文学得以繁荣昌盛的起码条件，文学史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要后来人以史为鉴。
我不知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分界，是以什么为准？那是史家的课题了。但窃以为，从文学评论，具有决定作品生死，决定作者存亡的权杖作用起，只要这个最鲜明的批判特色存在，便是当代文学。因此，丁克辛在张家口的这段经历，虽然发生在解放前夕，与更早一点的，于1943年延安整风对丁玲、王实味的批评，基本上已经属于当代文学的先声。因为，那手法，那动作，那措施，那政策，在近半个世纪里，没有什么改变。后来，我也渐渐懂得，为什么后来有那么众多的喊着不破不立，实际光破不立的勇敢者？因为立，需要学识，需要经验，需要实践，需要真知灼见，比较麻烦。而破，是一件无需乎学养、教养、素养、涵养，很容易做到的事，只要有权；哪怕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权，可是能在评论中“左”得可怕，“左”得吓人，只要不在乎别人眼中自己的那面目可憎的形象，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这种评论的权杖作用，发展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达到顶峰。江青为姚文元正告天下，他是我们党的“金棍子”，结果，和这根金棍子一起的红卫兵、造反派们，没完没了地破下去，一直破到中国成了一片文化沙漠为止。评论等于权杖的美好日子，也就走到了头。谢天谢地，文学史上的这一页，终于翻过去了。故事讲到这里，不禁呜呼，真为最早倒在评论权杖下的丁克辛、萧也牧之流抱屈，如果他们减去五十岁，给他今天这种写作的内部和外部条件，我想，他们会万分珍惜，绝不会写时下流行的拆烂污文章、下三烂的作品，这也是经过严冬的人，定会把握住明媚春光的必然。
不过，我也替他们担心。虽然，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评论家最光辉，最得意，叱咤则风云变色，跺脚则地动山摇的权杖时代，一去而不复返；但评论家与物质利益挂钩，与商品经济挂钩，与五张老人头或者十张老人头的红包挂钩，与赤裸裸地讨价还价，要么上床，要么付费的交易行为挂钩的时代，正堂而皇之、毫无顾忌地到来；这两位老同志能适应么？
我不知道，吃供给制的、口袋里只有几张边区票的丁克辛、萧也牧，是不是打点得起当下那些要桑拿、要小姐、要KTV包间的评论家？
擅长写什么，不擅长写什么，你能够写什么，不能够写什么，三岁看小，七岁看老，有的人，一出娘胎，就基本上定型了。即使求新图变，也不是吹一口气就成的事情。更有的人，一开始写，便是镜头一般地定了格，无可救药，只能永远依样画葫芦，直到寿终正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