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蒲清先生指出：“中国寓言是一棵扎根于民族文化沃土的古老而长青的大树……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独特精神。”从思维文化的角度看，先秦寓言反映了我国古代传统思维的普遍特点，即以具象来表达抽象，把抽象的概念具体化、形象化，反映出中华民族以形见理的思维文化特征。
中国古代哲人在把握自然、认识社会和反映世界时，善于用一种“类取类舍”的思维方式去认知，强调“类”和“象”对人的启迪作用。这在上古文献《周易》里有最详尽最完备的说明，我们引用数条于后。《易·系辞》云：
方以类聚，物以群分。
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焉。
圣人立象以尽意。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人类对于客观对象的认识，最终要上升到理性的概括上来。而这种理性的概括是以一个一个的具体物象为感知之先决条件的，寓言就是因为人类的这种认知的程序而受启发，所以，作者们在运用它时，就是要把具体形象和普遍抽象结合起来，帮助人们去认识事理。愈是抽象的理念，愈要用具体的形象去比喻、去说明。在先秦特别是战国时代各学派的思想观点中，庄子道家学派的思想是最深邃、玄奥、抽象、概括的，因此，道家人物也最广泛最普遍地使用寓言把抽象事理形象化，因而，《庄子》寓言也就是最能体现中国古代的思维文化特点，也最大程度地代表了这种思维文化之成就。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思想繁荣兴盛的时代，当时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儒、墨、道、名、法、阴阳诸家，各以其独特的理论体系启迪人智。”作为道家思想代表人物的庄子，就曾称这种现象为“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偏，一曲之士也”，可见当时诸子百家思想活跃，理论繁富且各成一统。然而他们表达思想、理论的方式是不尽相同的。“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的《庄子》，是“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来记载其“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而占全书“十之九”的寓言，乃是其思想主张的直接的、主要的载体，它不像《孟子》、《韩非子》中的寓言只是作为论理的佐证，也不同于专用论说或推理的其他子书如《荀子》等。它是把形象与思想、故事与理念、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完美地糅合在一起，开辟了一条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表达思想观点的崭新路子。
一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完美结合
寓言是理性的文学产物，它要求表达一定的哲理、教训或思想。因此，生动性和深刻性的紧密结合是其最显著的特点之一，这两者又必须完美地融合在一个独立的本体（寓言故事本身）中。《庄子》寓言不再是表达思想的一个附属环节，而是思想的直接载体，它用形象思维的方式表现理念内容，将思想融化于形象当中，使得“形象”具有了“抽象”的功能，而这两者的完美结合，又使其作用得到进一步深化。当然，抽象思维以形象思维的方式出现，并不意味着形象也只是理念的图解，事实上，二者是密不可分、水乳交融的。杜勃罗留波夫在《论俄罗斯文学人民性的发展程度》中指出：“艺术家们所处理的，不是抽象的思维与一般的原则，而是活的形象，思想就在其中显现。”作者在观照生活时，不仅有着深刻的感受，而且有着深刻的理解，这两者的结合，便是其思想形成的动因。这种思想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蕴藏在生活之中的，作者从生活出发把生活塑造为艺术形象，就已经表现出了思想，这样一来，思想本身便是形象化的了。从理论的高度来说，《庄子》寓言寓理念于形象之中，正是将生活或变了形的生活加以形象化的结果，而他之所以要将深邃的思想纳入形象思维的轨道，则是因为庄子学派意识到形象思维具有纯抽象的思维所无法代替的感染力。下面我们来考察这种特殊效果在《庄子》寓言中的出色表现。
在《庄子·秋水》里，作者用“河伯与北海若”的寓言故事的形式，通过论证时空的无穷、无限性，论证了人的认识的相对性。一开始，作者就从百川引到河：“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再由河引到“难穷”之海：“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接着以河伯与北海若对话的形式一问一答，讲了空间大小的相对论，接触到了“宏观世界”的问题；然后又从时间观念引入“盈虚”、“生死”、“得失”等，兜一个圈再回到相对论——大到“数之所不能穷”，小到“无形”甚至于“数之所不能分”、“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不能分析的“精细”空间，从而接触到“微观世界”的问题。整个寓言，寓含着知识的相对性哲理。这深刻的哲理完全是通过各种形象如河伯、北海若、井蛙、夏虫、曲士、空、大泽、毫末、马体等的类比和寓意而展示的。在这由多种形象组成的形象体系中，体现了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形象与理念的相纠相结和错杂综合。
庄子的人生哲学强调重生养神，专心致志，但这种理念内容往往并不通过理论论证的方式来表现，且看：
仲尼适楚，出于林中，见佝偻者承蜩，犹掇之也。
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
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坠，则失者锱铢；累三而不坠，则失者什一；累五而不坠，犹掇之也。吾处身也，若橛株枸；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侧，不以万物易蜩之翼，何为而不得！”
孔子顾谓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其佝偻丈人之谓乎？”
这个“佝偻承蜩”寓言，意在阐明达生之旨，强调养神的重要作用，以“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作为养生之道。这一意蕴的揭示，是通过形象化的手段实现的，二者互相渗透，思想在形象中迸射出来。寓言细致刻画了佝偻老人的形象，首先经过“累丸二”、“累三”、“累五”三个层次，表现情节的进展，渐臻理想境界，“若橛株枸”、“若槁木之枝”两个比喻，虽是想象中的外貌勾勒，却已灌注了思想流程的明确走向，则“佝偻承蜩犹掇之”的画面，不仅具有了鲜明性和可感性，而且自然使人悟出“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主旨。寓言的形象表现是多层次多侧面的，有外貌勾画、语言交流、情节进展、行为动作，这一切形成完整的结构和气氛，见出文学手段的丰富性，思想也被形象化了，形象的刻画中就包蕴了深邃的思想。
天地宇宙间的“道”是极其精微虚无的，人事万物之理、造化之“真”往往极其玄奥隐邃，人类在探究这些“玄之又玄”的“妙门”时，语言的角色和功用是那样的蹩脚，因此，庄子及其后学非常强调那种把握世界的意会、心领的窍门而不可顾及语言的一一对应关系，所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哲学领悟方式和文学艺术的超语言表达能力构成了中国哲学思维史上和文学艺术构思历程中的一个讲究“意象”而可忽略语言形式的传统，这对魏晋玄学反复研摩的一个谈题——言意之辩和唐宋诗说中的“意象”、“意境”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且来看《庄子》寓言是如何用“形象”来演绎上述理论观念的。
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
公曰：“圣人之言也。”
曰：“圣人在乎？”
曰：“已死矣。”
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
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之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这是一个通过人物对话来展开故事情节的寓言。在和煦明媚的春光里，桓公手捧圣人经卷在认真阅读。环境描写得优游、自在。但随着另一个人物的上场，气氛也就发生了变化。木工轮扁单刀直入，对聚精会神地读书的桓公突然发问，从问读何经书入手，一步步引向主题，最后全盘否定经书的内容和思想。这时，两人的一次很平常的问答急转变为一种尊卑、高下的对立，甚至对抗，桓公以诸侯之尊恼羞成怒，大有杀不赦的凶暴之势，但胸有成竹、对虚无之道领悟透彻的轮扁却表现得从容不迫，道家那种视生死犹坦然如一笑的洒脱风貌跃然纸上，然后不紧不慢地阐述“得心应手”、“心中有数”、“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一整套道家学派主张的“得意忘言”的理论。在这个故事中，人物形象特别是轮扁的形象——得道者的形象一步步丰满，而随着形象的立体凸现，深刻的道理，抽象的概念也就被人物的言谈、举止层层演绎出来。
“得之于手而应之于心，口不能言”的理论，对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钟嵘提出的“滋味说”和刘勰倡导的“隐秀论”以及此后诗歌批评反复艳称的意境、风韵都是从庄子的这个寓言含蕴中受到启发而构建起来的。除此之外，还直接禀受了《庄子·外物》篇中关于言意关系的理论之影响，该篇说：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这是要求文学艺术家在语言文字之外去寻找丰富的意蕴，去把握象外之象，蕴外之致，味外之旨，所谓”取其象外，得其环中。
依其天理，因其固然，顺其自然，一切的人和事，都必须遵循这个必然性，这已在“庖丁解牛”寓言中借庖丁解牛的生动形象进行了充分的说明，形象性与概括性的完美结合，在这个寓言里再典型不过。《庄子》“杂篇”作为对“内篇”的补充，在“因任自然”这个理论观点上，我们也可以找到作为对“庖丁解牛”寓言补充说明的另一则寓言，这就是《外物》篇中的“任公子钓鱼”：
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五十犗以为饵，蹲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而不得鱼。已而大鱼食之，牵巨钩，陷没而下，骛扬而奋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鱼，离而腊之，自制河以东，苍梧以北，莫不厌若鱼者。已而后世辁才讽说之徒，皆惊而相告也。
这则寓言塑造了两个“形象”。一个是钓鱼者任公子形象，其特点是：钓鱼及未得鱼之时，不急不躁，安于泰山，静心观望，清心垂钓，一年不得，也未曾诅咒或怨悔，一切是那样任之自然；既得鱼之后，而且是所得为巨，亦未曾表露出欣喜狂乐之态，坦坦然，若无其事，然后“离而腊之”，这样，寓言通过对人物前后两个时间段的心理与外表迹象的描写，刻画了一个不急功近利，不以物喜，不以物悲的顺任自然的钓者形象，形象的内涵极其丰富，庄学的人生哲理也就闪烁在人物的一举手、一投足之中。第二个形象是“大鱼”形象，当它吞食任公子钓鱼的巨钩下潜到海底时，鱼须奋起时泛起的波浪腾空上云，像雄山耸立，而海水震荡的声音使鬼神丧胆，惊魂不定，千里之外，令人毛骨悚然。对这个形象的夸张描写，作者似乎要给那些追名求利孜孜不倦者以雷霆般的震慑力，要通过这个威力无穷的巨者形象来警告世人，刻意的追求只能有“得大鱼难矣”的结果。
《庄子·逍遥游》中许多寓言在论证“有待”与“无待”关系的同时，展示了一个由“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大鹏；“抢榆枋而止”的蜩与学鸠；“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的宋荣子；“御风而行”的列子；以及“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藐姑射山的“神人”等多种形象组成的形象系统，这个系统都是围绕着阐述“逍遥游”的主旨，使理念与形象两者相得益彰，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与融合。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庄子》寓言用形象思维表现理念内容，把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有机地糅合在寓言统一体里，生动、深刻地揭示出思想和哲理的内涵，突出了形象思维的特殊功效。从思想史的意义看，《庄子》寓言是成功地运用这种方式的较早实践者。翻开我国古代思想史，先秦诸子百家几乎很少像庄子一样有意识地把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结合起来，让“寓言”担负起“结合”的任务。从两汉一直到中唐之韩愈，几乎所有思想家都惯用语言陈述和论析的方式表达其思想。与韩愈同时的柳宗元，尽管曾用《梓人传》、《三戒》之类独立成篇的寓言以表明其思想观点，但其有限的寓言作品远不能涵盖他整个的思想内容，也就是说，他的大部分思想不是以寓言形式体现出来的。到了宋代，程朱为思想界之巨擘，但其思想也是用陈述性语言直接倾吐。其他思想家虽也有用寓言形式表述的，但情形大致与柳宗元相当。明清时代亦然，只是宋濂、刘基、蒲松龄、石成金等所作寓言数量较多，但也未曾像庄子一样把形象与理念融合地统一起来。因此可以说，《庄子》寓言在古代思想史上的地位是有重大意义的，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能够启迪人智，丰富和发展中国思维的民族特色，使中国的思维文化色彩丰富。
《庄子》寓言的思维特色是这样，与西方寓言的思维方式相比，古希腊的《伊索寓言》的情形又如何呢？众所周知，《伊索寓言》大多在讲完一个故事或陈述一个事件之后，往往加上劝诫或教训的尾巴，生怕读者无从把握其寓意，至于故事本身的陈述，也谈不上形象与理念的完美结合。比如同一题材的寓言故事，在《庄子》那里是形象与理念水乳交融，形象的形成过程，也就是思想理论产生的过程，而在《伊索寓言》中，却没有这个特点。同是反映人的认识有相对性的寓意，《庄子》用“河伯与北海若”的寓言通过形象体现出来，其形成过程上文已有分析。《伊索寓言》则用“灯”来体现：
灯喝油喝醉了，光发得很亮，自认为比星星和太阳还要亮得多，一阵风吹来，灯立即被吹灭了。有人重新点上，并对他说：“灯啊，不要再夸口了，从今后就不声不响地发亮吧！星星的光是从不灭的。”
这纯粹是作者在发议论，寓言的含义或思想，读者是通过作者的道白才明白的，灯的自大自尊，就这样浅露无遗。
二与传统思维方式的相映成趣
如前所述，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表现出以形见理的鲜明色彩，《庄子》寓言把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水乳交融地结合起来，正是这种传统思维形式的杰出表征，两者相映成趣，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我们来看《庄子·天下》对此进行的深刻阐述：
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茫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书虽瑰玮，而连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诡可观。
这段话是《庄子》一书的作者对庄周学派思想观点的一个总括说明，扼要指出自己的学说是天道的体现，是探讨“寂寞无形，变化无常”的“道”的。那么，究道的方法、途径是什么，那就是“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即通过把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结合起来，以阐明“道”。
“时恣纵而不傥”，“傥”，通“谠”，直也。高亨先生说：“傥借为谠”，又《玉篇》云：“谠，直言也。”那么谠言就是那些属于正面判断和回答的抽象思维或逻辑思维的语言。高亨先生又说：“此谓时放纵厥词而不直言也。上文‘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皆所谓‘不谠’者也。”“不以觭见之也”，“觭”、“畸”，并“奇”之借字，又《说文》云：“奇，不偶也。”因此，“觭”或“畸”均为“奇偶”之“奇”，“那么”时恣纵而不谠，不以觭见之也“这句话是说不用直言，而是用具有形象的”偶言“来表达庄学们所谓的变化无常，无声无色的”道偶言“又是什么？”偶言“就是”寓言“刘向《别录》云：偶言者，作人姓名，使相与语。“这就认定了”偶言“亦即”寓言“具有”作人姓名，使相与语“的虚构性和形象性，而这正符合我们前面对”寓言“所下的定义。因此，”不以觭（奇）见之“就是说，”其中当然包含着用形象表达思想的内涵。“庄子肯定”不谠“之言和”不以觭见之“的寓言，说明他已经认识到了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区别以及形象思维的某些特点。联系”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以及《庄子》全书以”寓言“明”道“的特点，我们对《天下》篇中”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这句话就会有深刻的理解，就会明白为什么一部富有哲理的《庄子》，在抽象的逻辑线索上到处缀有形象花环的道理。
与讲究分析、注重普遍和概括，偏于抽象的西方思维方式不同，传统的中国思维更着重在特殊、具体的直观领悟中把握真理。因此，寓言这一特殊的文学样式才崛起于诸子争鸣的战国时代，诸子书如《墨子》、《孟子》、《韩非子》等也因之有了程度不同的文学性。然而，《庄子》因为自觉运用了形象思维的方法来阐明其“道”，从而不同于其他子书。其书之所以更自觉运用了具有审美积淀特征的直观思维方式，以形象的“寓言”阐明抽象的“道”，这又不能不说与道家特殊的哲学有密切的关系。众所周知，老子提出“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认为一经抽象概括了的语言只是关于现实的一幅近似的、相对的图画，用以反映和表达世界有其局限性，无法使原来世界毫无改变地存真。庄子也曾经观察到了语言在表意上的局限，特别是对于“深邃之道”的承载更是苍白无力，因此，他曾经尖锐地嘲讽儒生读所谓用语言记录的圣人之书，这已在前面所论的“轮扁斫轮”寓言中进行了分析。因此，为了突破语言和概念的局限以表达“芴漠无形，变化无常”的“道”，庄子对“不言之言”，“不言之辩”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和追求。他一方面提出了“得鱼忘筌”、“得意忘言”的理论，重视“言外之意”，即重视文字作用于感情所引起的想象和联想；另一方面主张言不“谠”，“不以觭见之也”，从而在表达其哲学思想时注意用感情直观的形象即“寓言”来说话，这就使得一部哲学的《庄子》，同时也是一部优美的文学寓言故事集，使得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两者并行不悖，相映生辉。
《庄子》寓言把形象与理念，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完美地结合起来，还在于它突出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思想和传统哲学以形见理的直观思维方式的特点。这种思维方式善于在美的形象和意境中启示认知，通过具体的形象向人们展示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真理性认识。《庄子》全书的开篇——《逍遥游》，就让人们在高大宏伟的意境和波澜壮阔的美中感知对象，让展翅奋飞的鲲鹏形象把读者带进真理的认识，我们对这个审美对象的感受是一种奋发向上、赏心悦目的美感。《老子》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论语》云：“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孟子》亦云：“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它们都带有以形见理的直观思维方式的特点。自觉而大量采用寓言说理的《庄子》，正是鲜明而集中地表现了中国思维方式的这一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