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关心自身生命的民族。几千年来，积累了丰富的重生、养生的文化知识。特别是传统的中华医学理论和医疗实践经验，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
先秦时期，我们祖先的医学养生文化不但起源早，而且内涵丰富。相传伏羲时代，就有关于伏羲治病的传说，据《帝王世纪》载：“伏羲画八卦，所以六气、六府、六藏、五行、阴阳、四时、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类推；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文献又有关于神农治百病的传说，据《通鉴外纪》云：“古者民有疾病，未知药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尝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书，以疗民疾，而医道立矣。”《淮南子·务修训》也记载了“庖牺制九针”以治病的传说。
到了阶级社会，我国医学更进一步发展。据《周礼》载，在西周时期，医师之职从巫祝之职中分离出来，出现了专职的医生，这标志着医业从迷信中走出来朝着科学的方向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医药与养生学的发展更快，不但出现了像医和、扁鹊之类的名医，而且撰成了一大批医学著作，如《五十二病方》、《足臂十一脉灸经》、《导引图》等，它们涉及诊断、治疗、病案处理、病因分析等多方面的救治、医疗知识。到战国晚期，约公元前三世纪，在上述医学和养生文化知识的基础上，产生了我国现存最早、内容极为丰富的一部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相结合的传统医学著作——《黄帝内经》。该书论述了生理、病理、解剖、诊断、病因等中医基础理论，也涉及针灸、经络、方药、卫生、保健、养生等方面的知识。特别是其中的《素问》篇强调对精神生活的调节，更具有借鉴之价值。
在上述医学和养生文化大发展的背景下，老庄道家学派主张对个体生命的关爱与重视，提出了许多养生养身、养性养神的思想观点，与先秦时期传统的医学和养生学共同构成对人类生命的关注，一起推动了我国古代医学和养生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庄子》书中的许多寓言故事，表现了作者对养生文化的深刻认识，是我们研究和探索战国时期医药养生科学的重要文献，具有重大的意义。
《庄子·达生》云：“善养生者，若牧羊然，视其后者而鞭之。”生命之健康，在于调养；调养之方法或调养之范围甚多，凡养心、养性、养神、养气、养外、养内，无所不养。翻开《庄子》一书，有一篇关于养生总纲性质的文章，表明了道家学派对于养生学的理论观点，这就是《刻意》。该篇云：
刻意尚行，离世异俗，高论怨诽，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渊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道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
故曰：夫恬淡寂寞，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故曰：圣人休休焉则平易矣。平易则恬淡矣。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神不亏。故曰：圣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不为福先，不为祸始。感而后应，迫而后动，不得已而后起。去知与故，循天之理。故无天灾，无物累，无人非，无鬼责。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虑，不豫谋。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神纯粹，其魂不罢。虚无恬淡，乃合天德。故曰：悲乐者，德之邪也；喜怒者，道之过也；好恶者，得之失也。故心不忧乐，德之至也；一而不变，静之至也；无所于忤，虚之至也；不与物交，惔之至也；无所于逆，粹之至也。故曰：形劳而不休则弊，精用而不已则劳，劳则竭。水之性，不杂则清，莫动则平，郁闭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惔而无为，动而以天行，此养神之道也。
在上述文字里，几乎涉及养生养命的各个方面，举凡养气、养形、养寿、养心、养精、养神，都给人们指示了养生的诀窍。以此来考察《庄子》寓言，我们发现在这篇养生理论指导下，其寓言故事主要从养心、养性、养神、养气方面丰富了道家学派的养生思想。这些寓言主要有：“庖丁解牛”（《养生主》），“颜回问心斋”（《人间世》），“仲尼问坐忘”（《大宗师》），“单豹养生”、“张毅养形”、“桓公见鬼”、“纪渻子养斗鸡”（以上《达生》），“鲁侯养鸟”（《至乐》）等等。
一 《庄子》寓言与养心养性
道家的心性修养不同于儒家的心性修养，儒家的修身养性属于德性之知，为道德主体。道家的心性修养，特别是庄子提倡的心性修养，既是一种对生命身体的呵护，是生命主体；又讲究清静虚无，涤除杂念，是对“道”的体认，属体道主体；同时，这种虚静心体还追求美的关照，为艺术主体。
《老子·第十二章》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老子的养心性，强调温饱饮食，戒除色欲，还停留在生命主体的层次上。庄子一方面继承了老子的这种养心养性思想，故《骈拇篇》云：“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也，以身为殉，一也。”这里反对伤害人的本性、心性的名利之争，它们甚至引诱士人以牺牲生命（殉身）为代价，是对个体生命的摧残与戕杀。除了名利伤心害性之外，还有五种害性之物：“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曰五声乱耳，使耳不聪；三曰五臭熏鼻，困惾中颡；四曰五味浊口，使口厉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飞扬。此五者，皆生之害也。”因此，庄子主张人类“反其性而复其初”，回复到原始纯真朴素的本性状态。另一方面，庄子更强调心性的虚静、清灵，主张人类在体认大通、造化等玄妙之道的过程中，观照天地之大美，达到自由超脱的艺术境界。我们来看两则寓言。
《人间世》中“颜回问心斋”：
颜回曰：“吾无以进矣，敢问其方。”仲尼曰：“斋，吾将语若。有心而为之，其易邪？易之者，皥天不宜。”颜回曰：“回之家贫，唯不饮酒不茹荤者数月矣。如此则可以为斋乎？”曰：“是祭祀之斋，非心斋也。”
回曰：“敢问心斋。”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
这是庄子主张的更高层次的养心养性。心灵首先排除外物的干扰，摒弃名利和世俗的欲望，灵俯停止与现象世界中一切尘杂的来往，保持空灵虚阔、安静清宁的状态，就像一面朗彻明静澄碧的镜子一样，一尘不染。此时，生命的主体一方面进行着与“道”融通交会的修炼功夫，另一方面在实践美对心灵的陶冶，进行着寻求境界的艺术观照，这种境界就是生命主体、体道主体、艺术主体的圆融合一。故徐复观先生指出：“庄子的心斋，乃是以虚静为体为根源的知觉。此知觉因为是以虚静为体，所以这是不同于一般的所谓感性，而是根源的知觉，实有洞彻力的知觉……这正是从实用与知识解放出来以后的虚静为体的知觉活动，正是美的观照。”因此，庄子此处的心性修养是把生理之生命与艺术精神之生命关合起来，从而达到了一种升华状态的养生学文化之表现。
再来看《大宗师》中“仲尼问坐忘”：
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
他日复见，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
他日复见，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
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
这里的修身养性，是要求排除知性的干扰，对仁义礼乐等知性世界无动于衷，忘其所在，忘其所施，最后达到忘我忘身，“离形去知”，与冥冥之道相通融，与天地造化、宇宙精神相来往，进入通彻万有，顿悟大化的玄远之境，此时，生命的主体升华为精神的主体和艺术的主体，明、静、清、朗的境界呈现在你的面前。故徐复观先生说，庄子表现了一种智慧，这种直觉、智慧，是不受一切形体、价值、知识、好恶的限隔（即庄子说的“离形去知”——引者注），而与无穷的宇宙融合在一起（即庄子所谓“同于大通”——引者注），这是庄子在现实世界之上所开辟出的精神生活的世界。庄子便是想在现实人生的悲苦中，把自己安放在这种精神生活世界中去，这即是他自己所说的“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
总之，创造了更高境界的庄子养生学中的“心斋”与“坐忘”，我们可以用虚和静来概括这两种修炼砺养的功夫。“以虚而言是要忘知，去掉自以为是的成见和知识，以便凭直觉洞见对象本质，使美的观照能够成立；以静而论则要无己、丧我，排除物欲对内心的扰动，养成清高的艺术人格。”庄子把“心斋”和“坐忘”统一为一个虚静之体，认为个人心性的自由解放，同时也涵摄宇宙万物的自由解放，亦即“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之谓天乐”。
庄子这种养心养性即为虚静一体的养生学理论，对后来道教的修炼功夫影响很大。唐代出现了一部道教典籍《通玄经》（收载于《道藏》洞真部方法类之《西山群仙会真记》），认为养心养性就是修道，修道就是修心。养心的关键法门是清静虚无，清静则能体道，浊躁则神离形而去，清静无为，则身体康泰。其中有云：“人以形为舍，心为主。心气一注，无气不从……神明依泊，变化莫测，混合阴阳，大包天地，细入毫芒，制之则正，放之则狂。清静道生，浊躁神亡，但能空寂，得知有常。永保无为，其身则昌。”又云：“真人上仙，教人修道，即修心也。教人修心，即修道也。道不可见，因心以明之；心不可常，用道以守之。故虚心遣其实，无心除其有也。”
二 《庄子》寓言与养气养神
“气”与“神”是传统中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人体生命至为关键的部分。《黄帝内经》认为“气”为人体生命之本质，“气者人之根本也”，“人以天地之气生”。其实，关于“气”为人之生命之源，之成因的思想，最早就是道家代表庄子提出来的，《知北游》云：“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庄子这种“气”为人之本的思想，又是建立在他关于宇宙之组成乃气使然的大宇宙观的基础上的，同篇云：“通天下一气耳。”庄子还以为，人体之所以生出百病，也是由于“气”受到了伤害，这又与传统中医理论所揭示的“诸痛皆因于气，百病皆生于气”的思想是一致的。有鉴于此，庄子和传统中医养生思想一样，特别强调对人的神与气的调养。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传统气功理论的构建，是和庄子的提倡分不开的，这些养神养气或气功学的思想，在《庄子》寓言中也像星星点灯，光耀着我国古代的养生文化之宝库。
《庄子·刻意》云：“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这是我国气功学史上较早提到气功之修炼法的文献材料。庄子通过对自然界动物生命运动和生存方式的长期观察，发明了模仿动物“健身”的伸屈张合之法，来调养人的身体以期长寿，手段是通过对人体内部气与神的调节、匀和以使生命结构合理、科学，从而强身健体。这里所介绍的“熊经鸟申”的导引法，就是一种“气功”。“吹呴呼吸”是我们现代气功理论中所谓的深呼吸；“吐故纳新”意谓通过深长的呼吸促进血液循环，起到加强新陈代谢的作用。“熊经鸟申”是形容做气功的姿态，“熊经”是说像熊那样不断地摆动腰身；“鸟申”是说像鸟一样把头和颈向上伸展。高诱注《淮南子·精神篇》之“熊经鸟申”云：“经，动摇也；申，频伸也。”这种气功导引法，后来被考古发掘得到了证实。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帛书引导图，描绘了四十多个练功姿势，其中便有“熊经”图和“鸟申”图（即“鹞背”图），它们与庄子所云一致。前者的图势是人直立，两臂向前凌空环抱，像熊一样动摇腰身；后者的图势是人弯腰而两手俯地，像鸟一样头颈向上伸。
那么，庄子上述关于人体养气养神、“吐故纳新”的养生理论，怎样具体地落实到生命健康的操持与追求之中呢？我们通过对其虚构的寓言故事的研究发现，在养气上要做到“专一”、“虚静”、“息之以踵”；在养神上要做到一个“守”，反对“散”或“分”。下面分述之。
在前述《人间世》的“颜回问心斋”寓言中，庄子指出了练气功即养气的方法或诀窍是“意念专一”，表现为下面几个练功步骤：
第一步：“若一志”，即意念专注集中，不要有杂念干扰。
第二步：听气，“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这是要求养气者或练功者用心听到自己的鼻孔出气，从而判断和掌握呼吸的快慢、粗细、长短，使气流均匀和合。
第三步：运气，“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当听气的功夫到达一定程度和火候，心和气就会打成一片，彼此分不开，气不再作为心所运转的对象，气能在周身上下运转，充溢全身，再不能用心去感受，故曰“无听之以心”。
第四步：止“听”，“听止于耳，心止于符”。练功之初，是“一”，归一之后是“听”；气运全身之后是止，即停止“听”，这时候的功夫，是渐渐进入了混沌的境界，身中神气合一，心的知觉不管用了，故曰“心止于符”，这是一种无知觉、不与外界关合的境界，外表上看起来就像睡着了一样，故曰“止听”。
第五步：步“虚”，即进入虚静之境，所谓“气也者，虚而待物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这是练功养气的最高层次，视万有为空虚，视内心为空灵明彻，干净明亮，无杂尘沾染，朗照宇宙天地，神气与大道融通，心神与造化共游。生命此时进入了艺术化、审美化的清虚高尚之境，超脱尘世，升华品质。
练功养气一旦由上述的专一开始，慢慢趋于“入静”之途，这种以静坐为主的练养功夫，庄子又称之为“坐忘”。所以，在《大宗师》“仲尼问坐忘”寓言里，庄子再申之以下面的养气理论：
（颜回）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
这种“坐忘”的练气之法要求：生命主体进入静态之境时，停止一切感官和思维活动。人在恍惚混沌之中，不感觉到自身的存在，只有一种虚无缥缈之感，忘却自身与外界之事与物，与大自然、宇宙天地浑然一体。概言之，“坐忘”之功要经历两个环节，先是入静而忘我，后是物我两忘，即忘形与忘心。为了把这种较为抽象的养气理论具体化、形象化，庄子通过在寓言中塑造一些形象来展示和诠释。我们来看两个“示范”性的练功者形象。
一是《知北游》中的啮缺：
啮缺问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视，天和将至；摄汝知，一汝度，神将来舍，德将为汝美，道将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犊而无求其故。”
言未卒，啮缺睡寐。被衣大说，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实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无心而不可与谋。彼何人哉。”
练气者处于无知无觉的睡眠状态，“形若槁骸，心若死灰”，达到忘我、忘心的境地，才能收到很好的养练效果，自身已完全彻底地解放。
一是《田子方》中的老聃：
孔子见老聃，老聃新沐，方将被发而干，蛰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见，曰：“丘也眩与？其信然与？向者先生形体掘若槁木，似遗物离人而立于独也。”老聃曰：“吾游心于物之初。”
这个老聃，始终表现出静止孤立的形态，他忘形忘我，游心于无，虚静自持，清宁自守。这副养气模样，实在是一种“现身”说法。
总之，“心斋”、“坐忘”的练养功夫，从现代医学的观点来衡量，它们已经符合科学思维的要求与原则。现代医学强调练气养气对于恢复人体元气，养精蓄锐，保持精力，增强抵抗力，预防疾病都具有重大作用，这与战国时代《庄子》寓言所倡导和阐述的养气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不仅如此，庄子更要求把养气提升到使人长寿、致仙的高度上来，虽然有些不切实际、不符合现实的玄想色彩，但对于人类增强健康、提升生命质量来说，无疑是积极向上的，这就是庄子提出的“真人之息以踵”的练气致仙法。我们来看一则寓言。
《大宗师》中有一个关于古代“真人”的故事：
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
这个真人很神奇，他练气功，练深呼吸，但是，他不同于普通人以喉呼吸，而是以脚后跟呼吸。这就是庄子在前述“心斋”、“坐忘”之练养法后提出的更高级的方法——“踵息法”。它是一种从脚胫内穴向上引气的运气方法。古代文献对此多有记载，但大多出现于《庄子》之后，如《黄帝内经·灵枢经别》云：“夫十二经脉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意思是说，人体十二经中有足三阳经，足三阴经，这些经脉处是人呼气吸气之所，也是生病致病之处。又《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第七十七》云：“天地常下施于地，是故道者亦引气于足。”庄子所说的这种练养气功的方法，看似奇特玄奥，其实也是合乎逻辑的，它的实质就是要求练功者达到一种高级境地，充分熟练运气之法，练出一个精确深湛的“内息”系统，以向“真人”——神仙的方向发展。
养气是养生的一个方面，它起到的是一个“补”的作用，人的身体是充满神气和精神的，要想身体健康，生命旺盛，关键还在于对已有的神气好好保养、蓄积。所以，在养生理论上，庄子又主张养神；我们也通过研究《庄子》的寓言故事来揭示此种理念或养生文化。
《庄子·达生》一篇，几乎全是阐述养神思想的。开篇是总论养神，提出全精、守神、守气，然后证以一连串的寓言故事。
《达生》首先指出：“弃事则形不劳，遗生则精不亏。夫形全精复，与天为一。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合则成体，散则成始。形精不亏，是谓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这是强调精与神的重要性，精神“合则成体，散则成始”，只有“精而又精”，神气完善，才能“反以相天”，可见精神凝聚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必须严守精气与神气。接着以“醉者坠车”的寓言故事说明：精神专一而周全完整，即使酩酊大醉从车上坠落地上，也不会于身体有何伤害，因为“其神全也”。接下来又以诸如“佝偻承蜩”、“津人操舟”、“单豹养神”、“桓公见鬼”、“纪渻子养斗鸡”、“吕梁丈夫蹈水”、“梓庆削木为鐻”、“东野稷驾车”等寓言故事反复申说守神聚神的重大作用。其中“桓公见鬼”是从反面说明人的精神一旦涣散，就会引出伤身害生之病，我们稍作浏览：
桓公田于泽，管仲御，见鬼焉。公抚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见？”对曰：“臣无所见。”公反，诶诒为病，数日不出。
齐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则自伤，鬼恶能伤公！夫忿滀之气，散而不反，则为不足；上而不下，则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则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当心，则为病。”……
桓公之病，在于神与气受到了损伤，神气在体内已不能通顺流畅，淤滞板涩，血气神理不清，紧张愤急，以致斯病。这个寓言就是说明精神灵气对于人的生命的作用，既可以置人于死地，也可以救死回生，因此必须养神。
养神之要在于守，故《刻意》云：“纯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与神为一。”桓公之所以见鬼，就是因为没有守住自身之神与气，以致神气外露，见鬼而惊，惊而生病。养斗鸡的纪渻子却能从中汲取教训，所养之鸡，精神饱满，又忘怀胜负，虚以待物，故不战自胜，“异鸡无敢应者，反走矣”。
对上述寓言中体现的养神守神的实践经验，庄子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来进行概括总结，他在《在宥》中说：“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女形，无摇女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女神将守形，形乃长生。”守神才能长生，这个养神理论对魏晋南北朝的神仙道教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葛洪就曾提出“身劳则神散，气竭则命终”的观点，陶弘景在《养性延命录》中亦主张“神气清爽，含养元泉”。《摄生三要》亦云：“聚精在于养气，养气在于存神。神之于气，犹母之于子也。故神凝则气聚，神出散则气消。若宝惜精气，而不知存神，是茹其华而忘其根矣。”此见神与气对于生命的至关重要。
庄子及其寓言中表现的养气养神的养生理论，是中华民族传统医学中养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它们给我国古代的气功学、养生学、道教神仙理论以很大启迪和影响；另一方面它们对现代社会的人们在紧张繁重快节奏的劳动工作之余，提出些养生养身的调补固体之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