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寓言是庄子及其后学之思想的主要载体，在百花齐放的战国寓言之苑中硕果粲然，独领风骚。先秦寓言走过了春秋时代的创始和形成期以后，一踏入战国社会的土壤，便蓬勃发展和壮大起来。这种发展与壮大源自战国时代在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影响下形成的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的繁荣。在儒、墨、道、法、纵横、名、杂诸家的散文作品里，思想家们或将寓言作为说理的工具，或使寓言附丽在长篇大论之后以形成色彩斑斓的文饰，或让寓言独立担当起使形象与抽象水乳交融的角色，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寓言作为一种独当一面的文体，已经在发挥着特别的作用。相比而言，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的散文所运用的寓言，已经把寓言从说理的附庸地位中解放出来而成为相对独立的一种文学样式，它既不同于《墨子》、《孟子》散文中寓言只是一个信手拈来的比喻，也不同于《荀子》、《韩非子》散文中寓言缺少形象的塑造。可以说，《庄子》寓言的出现，在整个战国时代发展期的寓言中，它是一朵早熟的奇葩。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一枝独秀的文学现象，我们必须从战国社会的历史环境和道家人物的人生理想中寻找原因。
一经济体制的变革维新
战国时代，奴隶制经济逐渐消亡，封建制经济开始兴起，封建生产关系成长起来。随着鲁国“初税亩”制度和秦国的“初租禾”制度的实行，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已经确立。这种确立的表现形态是瓦解井田制，实行一系列的经济体制变革。
据《汉书·食货志》载，井田制规定每家分配私田一百亩，按人的年龄“受田”、“归田”，即“二十受田，六十归田”，私田要定期重新平均分配，即所谓“三年一换土易居”，“三年更耕之，自爰（更换的意思——引者注）其处”。在井田里从事耕作的人实质上就是奴隶。由于对奴隶剥削的愈来愈重，激起了广大奴隶与平民的反抗斗争，田地开始荒芜，据何休注《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云“民不肯尽力于公田”。《诗经·齐风·甫田》则描述了齐国的甫田“维莠骄骄”、“维莠桀桀”即杂草丛生、一片颓败的情景。这说明官府的公田已经不治，井田制度趋向瓦解，农业生产开始衰落。但另一方面，井田以外的私田则越来越多地被开垦。这种情况在鲁国尤为剧烈，以致国家不得不于公元前594年开始实行按田亩征税以保证官养的“初税亩”制度——《左传》“宣公十五年”云“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籍，以丰财也”。这种废除“籍法”的制度反映了当时鲁国公田以外的私田数量正在增多，地主阶级的经济力量正在加强，在客观上承认和确立了私田的合法地位，标志着奴隶主井田制的破坏与瓦解，封建地主经济体制的开始确立。因此，这种变革具有划时代意义。
随着鲁国率先实行按亩征税制度，其他诸侯国家也开始变革其经济体制。赵、郑、秦纷纷效法，特别是秦国，于公元前408年实行“初租禾”制（载《史记·六国年表》），地主阶级的经济地位合法化。
随着奴隶主井田制的崩溃和新兴地主经济体制的确立，地主阶级要求参与国家权力分配和把持的斗争也日益强烈。鲁国季孙氏、孙叔氏、孟孙氏“三分公室”和“四分公室”，晋国六卿分晋、三家分晋以及齐国“田氏代齐”，都是新兴地主阶级要求获取政权的典型代表。与此同时，由于地主阶级势力对国家政权构成的威胁，使得一些国家中具有长远政治眼光的执政者开始进行政治改革，吸取诸如鲁、晋、齐诸国政权旁落的教训，合理地把地主阶级势力融合到国家权力机关和政治机构中来。
吴国在吴王阖闾当位期间，重用卿相伍子胥和武将孙武，采取一系列发展封建经济和引导巩固地主政权的政策，国力逐渐富强起来。
越国在越王勾践执政时期，采纳贤士计然发展封建经济、富国强兵的政治措施，据《史记·货殖列传》载：“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
秦国至秦献公时，极力谋求新兴地主阶级的支持，废除了许多奴隶主贵族特权，加强了中央集权的领导。至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地主阶级力量更是茁壮强大，掌管国家权力也更牢固，最后实现了秦国的富国强兵，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经济体制的变革，引发了政治权力、国家政治性质的变化。新兴地主阶级对国家政权的参与和把持，如果想让这种局面长久地继续下去，必须广纳开明贤能之士，帮助其巩固新取得的权势和利益，因此，战国时期应运而生了一大批高瞻远瞩的思想家、思考者、学术学养之士。这些人为其主子出谋划策，或动说利害，或分析形势，或阐述己见，或放眼未来。而为了打动人主，采纳己见，故不惜使用一切语言的技巧和表达的手段，或文饰夸诩，或引类譬喻，或排比其辞。而以恣肆汪洋，引人入胜，极富浪漫想象为特色的《庄子》寓言，就在这种时代环境下应运而生。
二各逞其才的人才环境
《庄子》寓言的产生，是与在激烈变革的战国社会背景下形成的诸子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和人才环境分不开的。战国时代学术繁荣，思想活跃，对此，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生动地描述道：“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梁启超先生更形象地指出：“孔北老南，对垒互峙，九流十家，继轨并作。如春雷一声，万绿齐茁于广野；如火山乍裂，热石竟飞于天外。”当时的学术流派和思想流派，据《汉书·艺文志》载有所谓“九流十家”，即儒家（计53家）、道家（计37家）、阴阳家（计21家）、法家（计10家）、名家（计7家）、墨家（计6家）、纵横家（计12家）、杂家（计20家）、农家（计9家）、小说家（计15家）。这些学术与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学术观点，用以治理天下，于是游说诸侯，周游列国。据《史记》载，孔子“适卫”，又“适陈”，又“去曹适宋”，“适郑”，又“居陈三岁”，再“适卫”，卫灵公不用，又“西见赵简子”，孔子六十岁那年的夏天又“在陈”，明年，“自陈迁于蔡”，又明年“自蔡如叶”，不久，又返于蔡，“迁于蔡三岁”，后“楚昭王与师迎孔子”，鲁哀公六年，“孔子自楚反乎卫”，“孔子之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其他学派的代表人物穿梭奔走于诸侯之间，亦如孔子一样马不停蹄，墨子奔走救世，摩顶放踵，席不暇暖，为了劝阻战争，长途跋涉，不辞辛苦，自齐至楚。孟子则历骋齐梁，宣扬王道。荀子则往返齐楚，讲学南北。庄子则游说楚魏。
上述思想家在阐扬自己的思想观点、游说人主诸侯时，为了增强证辩的说服力，一方面大量对传说故事、历史事实进行加工改造，使之成为说理的通俗易懂的比方，另一方面又虚构故事情节，肆意渲染，尽法引人入胜，于是“寓言”这种特殊文体便应运而生。而庄子则更具有丰富而“葱茏的想象力”，那些“立意每异想天开”的《庄子》寓言，更是这种时代学术环境下产生的幸运儿。
学术思想的繁荣，归根到底，得力于人才能量的释放。战国时期，既是一个诸侯纷争、社会激荡的时代，又是一个人才荟萃、各逞其能的时代，这种现象自战国首开其例以后，似乎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通例，三国时期的社会之乱与人才之萃俨然是战国时代的一个翻版。那么，这种人才腾涌的一个最明显的表征就是各种“士”的形成和养士之风的炽热。
杨宽先生指出：“士原是奴隶主贵族的最低阶层，有一定数量的‘食田’，受过六艺的教育，能文能武，战时可充当下级军官，平时可作卿大夫的家臣。到春秋后期，上层奴隶主贵族已腐朽无能，只有士还能保持有传统的六艺知识。到了春秋战国之际，奴隶制瓦解，士也分化，有些士就无田可食，失去原来职守，他们凭借六艺知识，或者成为传授知识的老师，或者成为举行典礼的赞礼者，或者参加政治活动，谋求一官半职。”士的这种分化情况，从技艺情况和成分特点来看，可以定分为武士、文士、吏士、艺士、商贾之士、方术之士及其他等七个门类近六十种士人。战国时代，出现了大范围的讲学之风，儒、墨、名、法、道、阴阳、农、兵、杂……诸子百家，聚徒讲学，这些讲学之师就是文士中的学士，韩非子曾称之为“居学之士”、“游学之人”。《周礼·春官·乐师》云：“诏及彻，帅学士而歌彻。”又《仪礼·丧服》云：“大夫及学士则知尊祖矣。”对此，孔颖达注疏云学士乃“谓乡庠、序及国之大学、小学之学士”。《庄子》曾批评儒家“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这里的学士当属于文士之列。无论何种成分的士，总之都是有才能的人。当新兴地主阶级处于崛起阶段时，要想站稳脚跟图谋发展，立于不败之地，不得不对这些人才予以重视并蓄为己用，因此，养士之风自然盛行起来。
首先得“礼贤下士”。
要使人才为己所用，必须礼待人才，敬重人才，以谋富国强兵。具体做法是举贤授能。下面我们列举一些史料来揭示战国时代各新兴的地主阶级政权和有远见的君主诸侯对人才的礼遇。据《吕氏春秋·察贤篇》载：魏成子曾向魏文侯举荐了三位贤才，魏文侯于是“师卜子夏，友田子方，礼段干木”。同书又载魏文侯曾重用由翟璜推举的五位才人即乐羊、吴起、李克、西门豹、翟角，魏国于是兵强国足。又据刘向《说苑·君道篇·燕昭王问政》载燕昭王广揽人才以全残燕，先尊郭隗为师，以示尊才爱能，“于是燕昭王上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苏子（秦）闻之，从周归燕。邹衍闻之，从齐归燕，乐毅闻之，从赵归燕。屈景闻之，从楚归燕。四子毕至，果以弱燕并强齐”。这真可谓百川归海，“天下归心”。又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在齐国稷下，出现了当时最为壮观的人才济济、百能荟萃的彬彬之盛，造就了影响中国学术极其深远的“稷下学风”，到齐威王齐宣王时，稷下学子成“先生”多至千人，著者七十，如淳于髡、田骈、慎到、接子、环渊、宋钘、邹奭、孟轲、荀卿均为其首选，齐王对他们礼待有加，所谓“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以尊宠之”。毫不例外，以庄子杰出的才能，理所当然受到时君的尊重，《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云：“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这恐怕是当时有才能者被时君许诺的最高待遇了。
其次是争养士人。
人才被重用，除了得到君主的礼厚从而用之是一条途径之外，士的主动游说以期君主的赏识而被采用也是一条路子。这在战国时代比比皆是。略举数例以明。卫鞅本是魏相国的家臣，后入秦游说秦孝公，秦孝公任以高官厚禄，帮助秦国变法图强。张仪本是魏国人，后游说秦惠王联横抗楚，做了秦相。苏秦先是游说秦惠王联横，后游说赵王合纵，“封为武安君，授相印”（《战国策·秦策一》）。由此看出，这些出谋划策、治国安邦的贤能之士对一个国家的兴衰强大有多大的作用，这就激发了国君、权臣、主子争相养士育才的强烈愿望。史料所载，齐国的卿相孟尝君（田文）、赵国的平原君（赵胜）、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楚国的春申君（黄歇）、秦国的文信侯（吕不韦）所养贤才和食客都多达三千。这些人哪怕只有一技之长，甚至是“鸡鸣狗盗”之徒都在食养之列。孟尝君就既养了些高瞻远瞩之士如冯谖之辈，也有雕虫小技之人。
所有上述之人，无论其游说他国君主并为之出谋划策，也无论其为主子所养从而为之辅佐操持，都必须想方设法使自己的口才和笔才达到极致从而打动对方，因此，引用历史掌故或民间故事，甚至随机应变虚构说辞以耸人听闻，那些最富有深入浅出，把抽象事理形象化的寓言故事就成了他们信手拈来以增强论辩之滔滔气势的重要工具，所以，我们在“掌而谈”（《战国策·秦策一》）的苏秦那里，在“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孟子·滕文公下》）的孟轲那里，在“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庄子·天下》）的庄周那里，在荀况所批评的“率其群徒，辩其谈说”（《荀子·儒效篇》）的儒士那里甚至包括荀子本人，豁然发现寓言的运用是那样的广泛和普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