掀翻百态俗物
几乎是科举制一创立，舞弊现象就应运而生了。通关节、冒籍、枪替、夹带等千奇百怪的手法层出不穷，常常把考场搞得乌烟瘴气。与科举舞弊相对的，则是朝廷绞尽脑汁的反舞弊措施。双方斗法一千多年，真正诠释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为舞弊花样迭出
从宋代开始将考试成绩作为跻身仕途的唯一依据直到科举考试取消的1300多年中，既有说不尽的十年寒窗一朝高中，也有道不清的不学无术科场舞弊。
在科场舞弊的种种手法中，“通关节”是最为普遍也最难禁止的一种。所谓“通关节”就是现在所说的“走后门”。在唐朝，科举考试很看重考生的诗才，于是很多考生便在考前“投卷”，即把自己的诗词文赋献给当朝名流，让他们在判定名次时为自己说话。与此同时，考生直接向考官“投金”的现象也比比皆是。唐懿宗时，裴坦担任主考官，当时的录取名单就是由其两个儿子依据送礼的多少提前拟定好的。因此唐朝科举常常在考试之前就已经内定了名次。唐朝诗人杜牧曾经将自己所写的《阿房宫赋》投给当时的朝臣，受到20多位大臣的一致赞赏。然而由于考试的前几名早已内定为权贵子弟，杜牧最终名列第五。宋朝之后对试卷采取“弥封”和“糊名”，使得主考官无法直接判断到底哪些人的试卷是通过关节的，于是另一种形式的“通关节”就蔓延开来。考生通过在考卷上做暗记，通常是在段末以“也矣”、“也欤”、“也哉”等虚词标记，或在文中使用特定的生僻字，然后将暗记写在条子上递给考官。如此一来，考官便能从众多考卷中找出这位考生的卷子。例如，清咸丰八年（1858），考生罗鸿绎事先向考官李鹤龄递了“关节”条子，约定三场考试中，第一篇文末用“也夫”两个字，第二篇文末用“而已矣”三个字，第三篇文末用“岂不惜哉”四个字，最后再以“帝泽”两个字结尾。李鹤龄依据这几处暗记，果然找到了罗鸿绎的考卷，写下了“气盛言宜，孟艺尤佳”的评语。后来，罗鸿绎果然高中举人。
除了“通关节”，考生舞弊的方式还有枪替、冒籍、夹带、泄题、互相抄袭、割换考卷、场内传递等不下十几种，可谓五花八门、层出不穷。
“枪替”就是找人冒名替考，受雇替考的人被称为“枪手”。这种舞弊手法多见于考取秀才的初级考试，有时也发生在考取举人的乡试中。枪替包括三种情况：一是直接代替考试。因当时没有相片，考生只大体上写明年龄、身材与相貌及肤色等。如果考生买通保人，枪手便可顶替无能之辈入棚考试。二是两人同为一个考棚的考生，先买通有关人员安排他们座号相连，然后枪手直接代替雇主或代为起草试文。此法被称为“联号”。三是里外呼应，场外枪替。考生设法将试题送给枪手，待枪手将试文做好后再设法递进考场。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考生岑照请颇有才学的官员叶道和帮忙替考乡试，许诺考中举人后付给叶道和300两银子。叶道和混进考场，替岑照考完了全部三场考试，最终岑照竟名列举人第一名。后来，“枪替”被人揭发，岑照和叶道和双双被斩。
除了冒名的作弊手法，还有所谓的“冒籍”——考生冒外州、县的籍贯参加考试。表现为一是根据各地的配额，改变籍贯到竞争力弱的地方参加考试，提高中举概率；二是利用各地考试时间不一的时间差，在本州、县考完又去别的州、县应考，以增加录取机会。“冒籍”现象也多发生于初级考试。由于明代乡试解额的地区划定与乡试、会试录取人数的相对固定，很多参加考试的举子都通过关系改冒户籍，以求到名额较多的地方应考。康熙时期，福建沿海各州府县童试竞争激烈，而台湾新设府学，生员名额比较多，容易考取，这样许多福建人就移民台湾，争取在台湾府县应试进学。这大致和今天的“高考移民”（买户口到高考分数线低的省份参加高考）是一个道理。
防舞弊缜密严谨
因为一纸定成败，自有科考以来，种种作弊现象就源源不断，奇招迭出。然而，在确保公平公正方面，古代对科考作弊的防范、监管微细严密，也让人叹为观止。纵观中国考试发展史，科举考试中的舞弊现象，在科举制创设初期就已出现，而朝廷对于舞弊行为的防范措施也同时推出。可以说舞弊与反舞弊像一对“孪生兄弟”，相伴而生。为了防范舞弊行为，有人曾将科举考规总结为七句话：锁院以防漏题，搜检以防夹带，监考以防偷看，糊名誊录以防关节，内外帘隔以防串通，场后复试以防冒名，考官回避以防徇私。
为了杜绝“通关节”，宋朝科举考试推出了两项反舞弊措施——“糊名”和“誊录”。所谓“糊名”，就是将考生的姓名、籍贯等信息糊盖起来；所谓“誊录”，则是将考生的考卷重新抄录一遍，将抄录本拿给考官审阅。这两项措施使考官无从辨认考卷出自哪位考生之手，避免了考官给特定的考卷判高分。“糊名”和“誊录”推行以后，果然有效遏制了徇私舞弊之风。据《鹤林玉露》记载，有一年大文豪苏轼的门生李廌参加科举考试，恰逢苏轼担任主考官。苏轼希望李廌高中，便在阅卷之时仔细辨认李廌的考卷，发现一篇文章颇似出自李廌之手，便欣喜地说：“此人当拔得头筹！”后来才发现，这份考卷竟然是另一名考生章援所写，而李廌却不幸落榜。北宋国子监学生郑獬曾因不满国子监祭酒（掌管教学考试的官吏）给自己的初定名次，专门写信将祭酒大骂一通。祭酒恼羞成怒，发誓要让郑獬名落孙山。到了正式考试时，那位祭酒发现一份考卷很像郑獬的文风，便立即将其淘汰掉。然而阅卷结束之后，祭酒才发现自己认错了考卷，而郑獬居然高中状元。明代还在阅卷及评定程序上采取严密措施，每一考生的试卷都经多位考官轮流评阅（一般为八人）。清代时，在阅卷环节新创了磨勘，是为防考官私下修改试卷，即由礼部对试卷进行复审，颇像今天的抽查、复查制度。
为了预防科举考试中的冒籍、枪替现象，历朝严格考生资格认定制度。最早在唐代，为防止考生伪造身份、籍贯，骗取考试资格，采用了“认保”和“连坐”之法。考生所持证件需填上姓名、籍贯、年龄、学历及三代履历（若三代中有犯罪者就没有资格报考），并由地方官出具证明，还要本县“廪生”和同考生作保。作保人数历代有别，宋代十人作保，清代五人即可。一经查实考生有冒籍、冒名等顶冒行为，保人、考生等均被治罪。后来逐渐在证件上填上考生相貌特征，甚至连留有胡须与否都要做记。为了防止考生找人“枪替”，清朝做出了五名考生互结联保的规定，即同考的五人互做担保，并找一到两名廪生认保，一旦发现“枪替”现象，则五名考生连坐，认保的廪生被革除。为了杜绝“冒籍”，自清康熙年间起，朝廷推出了“审音”制度，通过核对考生的口音，以判别其是不是本州、县人。
而夹带私密性强，所以被那些心存侥幸者广泛采用。科考时对应试者入场的严格搜检，就主要是对付夹带的。唐科举考试就制定了搜检夹带的考试规则。不过，由于唐代的考试，“公荐”的作用很大，夹带倒还不是突出问题。宋太祖后，搜检严格起来。明清朝廷针对“夹带”手法，推出的反舞弊措施是最多的。例如，考生穿戴的衣裤鞋帽都必须是单层的，不能有里衬；砚台不能过厚，毛笔必须空心，烛台必须是单盘的，而且用锡做成，烛台柱子中空通底，盛放这些工具的篮子必须镂空能看清里面；甚至考生自带的食品也必须切开，供巡查官检验。为了防止考生将文章抄在身体上，朝廷甚至规定考生入场时要解开内衣内裤，接受严格搜检。明朝考生入场时，“上久冰冻，解衣露立，搜检军二名，上穷发际，下至膝踵，裸腹赤趾，防怀挟也”。万历年间的状元赵秉忠，当年参加县考，因有一考生被搜出鞋子里藏有夹带，虽时值严冬，考官仍命全体考生一律脱去鞋袜，赤脚罚站在冰雪之上。被搜出身怀夹带的人，轻者杖责，取消当年考试资格，重者送边地充军。乾隆年间，一次皇帝突出奇招，命令对举行的顺天府乡试进行搜检，同时使用大批军役，每搜到一个夹带的人，军役就可以得到赏银三两。有钱能使磨推鬼，军役们极其认真，这次搜查之严空前绝后。其结果也令人吃惊：头场就搜出夹带者21人，二场又搜出21人。一时间，顺天贡院前的“枷号”爆满，加上观看的人，简直是人山人海，这还不包括那些识时务的人。这次考试，交白卷的有68人，没有做完的有329人，文不对题的有276人，而两场考试点名时因不敢入场自行散去者竟然多达2800人。在某贡院外面墙角下，被举子抛弃的蝇头小卷竟然堆积如山，可见举子们在舞弊上下的工夫之大。这样的舞弊场景实在是让人触目惊心。乾隆原本只认为舞弊比较严重，这个结果却着实让他愤怒了，于是一连下了七道谕旨，痛斥舞弊者丧心无耻。此事后，礼部重新开始制定各项规则，对进入考场的举子所着衣貌的规格、尺寸都重新做出规定，连他们带的饽饽也要切开检查。
自宋代开始，创立殿试，其目的之一也是为了防止考试舞弊。殿试，又名“御试”，是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宋开宝六年（973），翰林学士李昉权知贡举，录取进士、诸科及第者38人。进士武济川、刘睿“材质最陋，对问失次”，引起太祖怀疑。恰值落第举子徐士廉控告李昉以权谋私，拔取不公。于是殿试复查，太祖于讲武殿亲自开阅试卷。结果徐士廉果然中举，武济川、刘睿被黜落，李昉为此受到降职处分。明代承袭了宋制，并使殿试更加规范化。到了清代，乡试、会试皆需要复试。
为防止考生舞弊或考场、考院内外传递作弊，历代科考都实行了严格的监守门禁和巡察制度。明清考场中设有俯临全场的高楼，叫作“明远楼”，考生考试的号舍分列东西两侧伏其下面，届时考官、监临、监试、巡察御史皆可登楼监场，考生及差役人员尽收眼底。明朝在考生号舍之前派军役守之，曰号军，行监督之职。清朝定例，京城考场乡试用号军千名，会试七百名，号军由步军统率。考场四周设有围墙，墙外专派巡察、监试御史率军纠察。一旦发现考生移席、换卷、丢纸、说话、顾盼、吟哦等情况，即刻逐出考场，情节严重的则枷锁警示。
清代科场案
由于科场考试积弊深久，清代出现了惩治科场舞弊的顺治丁酉科场案、康熙辛卯科场案、咸丰戊午科场案。这三次科场案成为清代科场惩治积弊的三大高潮。清廷审讯严密，科刑甚重，有利于革除科场积弊，扶扬正气，真正选拔有用之才。但滥施刑戮，草菅人命，负面影响很大。下面是三次科场案之一“顺治丁酉科场案”的具体描述。
顺治十四年（1657），岁次丁酉，顺天考场爆发大型科场舞弊案。主考官李振邺、张我朴等人公开受贿，致众议沸腾，考生集体到文庙哭庙。刑部侍郎任克溥上疏：“北闱榜发之后，途谣巷议。到处都有不满怨言，此中弊窦甚多。”吏部、都察院会审，审出李振邺赃证有据；吏科给事中陆贻吉与居间博士蔡元禧、进士项绍芳，以及行贿中试举人田耜、邬作霖等舞弊属实。7人俱立斩，家产抄没，另有108人流放宁古塔。
惩舞弊绝不容情
考生的舞弊与朝廷的反舞弊争相斗法，考生频频出招，朝廷则见招拆招。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朝廷少数人的智慧终究难以应对千万考生的“奇技妙招”。于是，朝廷只得用异常严厉的惩罚措施来威慑考生。从谪官贬职到下狱充军进而发展到腰斩绞决，既对舞弊考生，又对舞弊官员，无不从严从重。
晚唐宣宗大中九年（1855），吏部考试宏词科举人，由于题目泄露被御史参劾，结果充任考官的刑部郎中唐扶被降为处州刺史，已经登科的10人全部除名落第。
从唐至清，清代科场舞弊处罚力度在历朝各代中是最为严厉的。宋代朝廷对科场徇私舞弊的处置，一般只是把当事人降职贬官了事；明朝时查处的科场舞弊案，涉案的官僚除了革职流贬之外，案情较重的往往还要被逮捕问罪，或当廷杖死，或投入牢狱；到了清朝，科场舞弊案的涉案官员被杖责后发配充军，已属皇恩浩荡的从宽处置，那些情节严重的往往被斩首，甚至家人连坐。对于考生科场作弊，统统取消资格；考中的则取消名额，“执送刑部问”甚至“禁锢终身”。考官没有尽责，导致考生“冒籍”、“冒名”成功，轻者降级调用，重者革职查办，直至流放、问斩。清代对夹带考生惩处严厉，不仅驱逐出场，而且革除功名，取消终身应试资格，而且要戴枷示众3个月，杖责一百，最后还要发配边疆充军。对于制造、印刷作弊书，卖给考生带入考场的商人一旦查出，诛九族。被流放的犯人，多是充军和苦役，没有朝廷特许，不准回来，往往意味着就此终老。清代东北的流放地很多，最有名的是位于黑龙江省海林与宁安的宁古塔。该地气候严寒，人烟稀少。据史载，仅在顺治年间，因科场案、浙东通海案（祁班孙兄弟等的复明抗清被捕案）等被流放到宁古塔的，多达数千人。尸骨永埋宁古塔的流人，不知凡几。可见科场舞弊，罪同谋逆。清朝对于考生“通关节”、“枪替”以及考官徇私舞弊等行为，一经发现都要判处死罪。顺治年间，大理寺左评事李振邺担任考官，自拟了几十个“关节”条子，公然向考生出售。被举报后，李振邺与另外四名兜售“关节”条子的考官和两名舞弊的考生一同被处斩，家产抄没，全家108口人被流放关外。雍正年间，河南学政俞鸿图在当地一个油店，暗中“售卖”秀才，凡是递送银子的考生都能通过考试。就这样，俞鸿图一共“卖出”了47名秀才，赚取了贿银1.4万余两。案发后，俞鸿图立即被处斩。在清代发生了有名的三大科场案：顺治丁酉科场案、康熙辛卯科场案、咸丰戊午科场案。其牵扯人员之多、性质之恶劣、处罚之严厉，都是前所未有的。
但在严惩不贷的反舞弊举措下，舞弊现象仍无法杜绝。为了飞黄腾达、富贵齐天，考生与主考官不惜铤而走险，运用种种手法徇私舞弊。最终，弊端越来越明显的科举制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被彻底废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