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救赎
在世界众多的信仰里头，除了******教的领军人物具备了多一些的嗜血意味之外，更多的开山祖师都是具备了作为圣人的美德：宽容、平等、救世、悲天悯人。如释迦牟尼、孔夫子、耶稣，在这几大宗教里头，又似乎只有中国的儒教少一点宗教的意味。许多人认为冠以“儒家文化”更合适。中国人一向是相当拨高孔夫子的，甚至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像中华帝国作为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一样，分裂相对对统一来说，在时间上是相对短暂的；在历史上贬损孔夫子也只是间或的事。**********又是这一事件的顶峰。所以相对来说，中国人的宗教意识较之其他的民族少，即使是作为儒家文明的核心国家，所谓的儒教恐怕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文化影响，而缺乏那种比较鲜明的宗教影响。譬如说******教，将人群分为教徒和非教徒，而基督教在漫长的历史上，也有过漫长而厚重的宗教的偏执，如将追求宇宙真理的人划为异端，施以火刑，伽利略为之付出了生命。而儒家文明的中国在这方面却表现出相当的宽容，一时百家争鸣，后来儒释道并立，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如果说有所谓的儒教，那它也是一种知识阶层的宗教，在民间的文盲阶层则只具备了影响，而它在所谓的宗教仪式方面也表现出相当的淡薄，甚至只能看成是对文化的尊崇。也正是从这方面来说，把儒家作为一种学术流派更合适。儒家所能施之于世的更多的是作为文化的影响，引起的周边国家的敬意，从而派生了许多儒家文明的卫星文明。
如果说有所谓的儒教的话，孔夫子所能具备的更多是人性，而非神性，一部论语也可以看出他的率性。他在神坛上的位置更多的是统治阶层出于政治目的和对道德方面的考虑。礼可以看成是对统治秩序和权威的确立为出发点，所以孔夫子念念不忘的是正名。所以他能被奉上神坛也不是偶然的。的确是具备了奉上神坛的价值。很显然在科学昌明的现代社会，宗教已经被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和精神体验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法律保护。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并不是这个世界上是否真的有神灵，而是这个世界太需要一种信仰。一个没有信仰的社会比那些有信仰的社会可能更可怕，孟德斯鸠认为暴民社会比****社会更可怕。宗教里头本身包含了许多善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也曾一直有试图树立神灵世界的思想，譬如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力图将各种自然现象诠释为神灵的反应，一方面确认了统治者的权威，另一方面也确立统治者应有的畏惧。最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世间的一切行事都要遵循一定的尺度。
很显然，像基督那样的人吸引了许多人依皈他所创立的宗教，也可以看出那种极大的悲悯和救世决心感动了许多人。虽然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出现一种普世文明，但我们再不能漠视奉献的魅力了。对于这个世界的责任感，表现在孟子那样稍稍带了点自负的人身上，也表现在许多有远见卓识的伟大领导人身上，当然也会表现在具有强烈的公民意识的人们身上。譬如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理性的看待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这里面当然有一个问题，假如他在领导独立战争和创立合众国赢得了万众归心的当儿，搞起****政体，也是完全有机会成功的。只是以后美国人民可能会再来一次革命，使美利坚在历史上多一些挫折。像袁世凯一样搞一次封建复辟，可惜只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这就是所谓的不睿智的人，他在历史上所留下的更可能是万世骂名。而具有很强的公民意识的英国人民，在进行选举的时候，断然地淘汰了彼时正在与罗斯福斯大林开会的邱吉尔。据说是为了捍卫英国式的民主。
1951年12月至1953年3月间，一个将留名青史的革命者——切·格瓦拉游遍了拉丁美洲各国，开始的时候他的一个同学格拉纳多斯同行，骑着一辆破旧的摩托车，一路上看到人间悲剧。美洲大陆的苦难肇始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此后，美洲渐渐成了欧洲人淘金的乐园。印第安人几遭灭绝，种族屠杀、奴隶交易，性压榨充斥在美洲大陆上。有人说哥伦布的丰功伟绩源自于他对财富的追求，为了达成远航，他甚至成为了西班牙王后的情人。他的目的地原本是中国和印度，那知道鬼使神差的发现了新大陆。世界上最伟大的航海发现带给天真无邪的印第安人的竟是毁灭性的苦难。据哥伦布日记上说的，自然之子的印第安人慷慨淳朴，只拿几颗玻璃珠子就能让他们倾其所有，这也成了发现者征服印第安人最好的理由，他们没有信仰且容易征服。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是古印度一个诸侯国的王子，原本是锦衣玉食，但是一个偶然的发现却改变了他的人生，那就是世人并不是跟他一样尽享荣华富贵，世上还有生老病死，生生不息的苦难，一直是这个世界不歇的旋律。于是他开始苦思冥想怎样去超度自己超度世人。原来人生的幸福并不只是个体的，它也跟别人休戚相关。生命的意义也就在这样的思考中得到了升华。在历史上每一种宗教的诞生几乎都源于创立者所意识到了种种挑战：基督教为了救赎世人的罪孽；佛教为了打破生老病死的轮回，找到超度苦海的指南；******教源自自身的忧患意识，族群的内讧和无寄。汤因比认为文明的挺出，往往与遭遇的挑战有关，但也还是有个度量的问题，一种情况是，挑战太大，文明就夭折了；一种情况是挑战微乎其微，如同人体的抵抗能力长期得不到考验，最后在世界上所具有的影响也微乎其微，一种过于孱弱的文明，前景必定如达尔文进化论所诠释的。挑战是持续性的，但也不至于让那种文明本身长期疲惫不堪得不到发展。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当代的基督登场了，有人正是这样牵强附会地说，格瓦拉的遗容暗合似耶稣的遗容。许多人都把格瓦拉看做一个完人，也许是吧，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完人在世俗的世界存在是很艰难的。格瓦拉出身高贵，祖父曾做过西班牙总督，格瓦拉1928年6月14日出生于阿根廷。也有人把他当做是当代的唐·吉诃德，一个在现实世界里注定了失败的可笑英雄，他的可贵只在于，这个世界还需要理想主义的调节和刺激，还需要浪漫主义所激起的阵阵波澜。唐·吉诃德需要不断地为自己确立挑战的对手，而他的生存意义正是存在于自己虚拟的挑战当中，你也可以把它们看成是毫无意义的。这有点像当世的许多国家，总是寻找自己的竞争对手，天天叫喊着狼来了，结果不是狼的也真的变成了狼。假如这个世界还有对话和相互做妥协的可能，恐怖分子是否可以换一种面目出现？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像美国那样的国家就像是唐·吉诃德，一个患有大头症的狂人，唯一不同的是他现在具备着发狂的本钱。不过从人类的历史来看，许多人都否定了西方文明并不是一种能为多数人所能接受的普世文明，那么考察人类的文明史，主导了世界四百余年的西方文明显然不是一种人类的极终文明，历史并不会因为冷战结束而终结了，人类历史还会演绎下去，还会有种种意想不到的可能。
格瓦拉在古巴革命胜利后，曾被任命为革命统一书记处书记和经济委员会委员，1962年4月15日在古巴劳动者工会会议上号召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格瓦拉的劳动观有点类似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中写的，劳动更多的应是一种美德，而不能只是以利益作为驱动力，这也说明了他将世俗世界的劳动者过于理想化了。1965年4月1****给卡斯特罗写了告别信，信中写着：世界另外一些地方需要我去献出我微薄的力量！战斗是他生命的源泉，为此他抱定了牺牲的决心。他在写给自己年幼的子女的信中说，如果有朝一日你们读到这封信的话，也就是说我已经不在你们身边了。次年，格瓦拉化装成商人的模样离开古巴，到达玻利维亚阿卡瓦苏河畔的游击队营地，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涯。1967年10月9****被依格拉村当地的村民出卖被俘，并遭玻利维亚“突击队”杀害。巨大的人生责任感促使格瓦拉保持着在路上的状态，生命的意义浓缩成两个字——战斗。
我们仿佛依稀看见，青春年少的格瓦拉辗转在拉丁美洲各国，那时的他意气风发，对人生充满了展望，人生还似一张白纸，可以随意施展才华。我们也曾有过那样的时刻吗？人生如镜之新开。毛主席有一首词《沁园春·长沙》写道：“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从此开始了波澜壮阔的人生伟业。入世——不可能是注定了与麻将、赌码、白日的昏睡纠葛在一起。总之仿佛无聊才是人生的正常状态。那样只能说明了教育的失败。这个世界毕竟不能只装在叔本华那张对人生失望的口袋里。在这个世界上，圣人或圣徒式的人物毕竟是屈指可数的。但这个世界的危机正是由不负责任的个人、群体、被利益集团冠以的所谓公众的意志所堆积而成。此时这个世界便正在危如累卵之上。譬如说能源危机、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极端的宗教主义、还有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如果信然，的确将是一种严重的冲突形式。但是我想亨氏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的本意，并不是一味的旨在挑是拨非，更多的将是一种警戒作用。目的是有助于人们避免文明冲突，那才是作为一种学说的正面作用，否则它的意义只能是微不足道的，试想，他又能意在何为呢？
在这样的夜晚，我想起了格瓦拉，想起了那样的一种生命姿态。敢于不顾一切地与不公正的社会现象作斗争。他的死跟基督类似，都是被人出卖而被害。我感到了一种由衷的震撼，也有一种深深的敬意！为那样一种即使大而无当的悲壮！
如此另类
人世就是这样稀奇古怪。赵薇演小燕子，许是演得太好了，让家长们胆战心惊地提防着，生怕自己的小孩模仿她那飞檐走壁的功夫，你看还真有小朋友模仿，一不小心伤了筋骨的。只是笔者太健忘，看过《还珠格格》，你要我讲故事情节，却一点也想不起来了。有个中学生叫韩寒的，在《萌芽》杂志社举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中获了奖，而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好比文曲星高照，总得鼓捣点什么才像金装才子，此后又写出了《三重门》等多部小说。这不，俨然成公众人物了，也在媒体上说出些惊世骇俗的话，譬如读书无用论。好像人只要识得几个字，再循规蹈矩地读书，实在是浪费青春。当然自古英雄出少年，顺着他说的去看，还多少有些道理哩！盖茨不就大学没毕业，就开始自创事业，十多年后他就富可敌国。有了这么个有名的例子，你能不信。
这年月，许多人还真凭着另类的言行举止出了名的。顺藤摸瓜，许多嗅觉灵敏的人居然把这当成了出人头地的法门。上个世纪末的时候，一位私营业主曾跟我说过，到了下个世纪，将会有把出名当成事业去追求的人，即钻研如何吆喝深巷里的酒香的人。其实靠另类出名，也不只是今朝才有的事。但历史上的另类下场往往很惨：布鲁诺被当作异端烧死了，哲学家斯宾若莎被他的犹太同胞看成另类，达尔文提出进化论，也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新世纪一开，另类的话题更如雨后春笋，像山里的赶集。其实能说些石破天惊的话的人，还当真有不少是大雄大力，笔参造化学究天人的。鲁迅就是那样的人，他在《狂人日记》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几千年来的历史，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半夜细看，原来每页都写着“吃人”两个字。明季李贽就能在孔教一统天下的年代，说着非圣薄孔的话，而且不说就不自在，一直要惹得慵懒的皇帝老子也警惕起来，硬是派人用担架将那副老骨头抬到京师审问。说些另类的话何尝不可，伊拉克就有铁嘴铜牙的萨哈夫，明知前途艰险，还要以唇齿为利器，与美国及其小兄弟英国澳大利亚作垂死的决斗，兵败后不知所终。这些人不可谓不另类，他们的事迹不可谓不惊天动地，但另类能到那份上，历史上也是屈指可数的。
且看当今我们社会的另类声音吧：岳飞不能算是民族英雄；西太后是稳健的改革派，李鸿章是高明的外交家，晚清割地赔款才开启了中国的国际化进程；如果毛主席接受别人的劝告不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而用中华民国做国号，台湾就统一了。最近又从网上读到，威士兰国王日前在当地电台进行演讲时，把全世界出现那么多疾病的原因归咎于女性穿裤子！同时还指责人权运动是“在上帝眼皮底下干坏事”。还有许多的另类言行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令人忍俊不禁，大概引人发笑，让人开怀，也是这些另类的功劳吧。总之你方唱罢我登场，多数是冲着哗众取宠的目的，或打着张扬个性的旗号干的，往往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看上去很美。譬如说人类在服饰上不断地推陈出新，流行才得以延续。刘心武听说了文坛上鼓捣着“一个人的排行榜”那回事的时候，说自己跳起来欢呼。许多人对个性的鼓励和容忍，也对时下的另类之风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影视明星靠另类走红更是不胜枚举了，所以另类也给另类的人带来了好处。这样的好事谁不愿意做？某日在街头看到一个满脸麻子的男人，染着一头色彩斑斓的长发，走起路来目空一切的样子，好像他是国王。李贽之所以呼吁个性，只因为孔圣人威加四海，整个社会被礼教压抑得失去了小我，只有大我。正如卢梭说的，上帝只关注物类，而忽略个体。世上的许多果子狸被人吃掉了，还留着几只果子狸做种呢。李贽的声音虽然微渺，但依然可以给那个时代甚至是后世带去震撼。
赞颂另类的人会说，没有另类，整个社会岂不是一潭死水？但凡事做过了头，便有作秀之嫌。譬如说历史上有功之人，你偏要换个说法，说那是狭隘的功德。到后来，别有用心的人是不是可以把颠倒黑白也说成是另类之举？如此看来，另类也还需要智慧，需要思想！
知识过程和人生感悟
去年曾在某报上读到，一家公司一次试用了数十名大学应届生，结果差强人意，只录用了其中一名表现得较好的学生。那些被淘汰的大学生们都有着通病：要求工资待遇高、生活作风不检点、不讲礼貌、工作不认真负责、好高骛远、不敬业。如果说这样的青年就是我们祖国的现在和明天，无疑是件可怕的事情。也曾有记者采访在校的大学生，问是否知道作家王蒙？被采访者当中居然有相当比例的人不知道王蒙是谁？是干什么的？可见知识面的狭隘。孔子曾被老农挖苦，不知稼穑何谓夫子？其实我们的教育也需要用上这样尖刻的诘问。教育所做的不能只是把人变成一台好用的工作机器，而需要培养有道德有操守的人。
摆在床头的是汪丁丁的《记住未来》，一个经济学家的知识社会学。我不懂经济学，但还是很神往汪丁丁先生那些夹杂在字里行间的经济学方面的公式和坐标，那是他的独特的行文方式。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喜欢上了像丁丁那样的学者，信笔拈来的文字，丝毫不显得矫情。相反因为知识渊博而笔到神来。可见，即使是文学作品，也不见得只有作家才写得好的。曹雪芹是大作家，事实上他的生前并不是以“作”为家，否则那时他的“作”，何以支撑得起一个家？还得操心充饥的清水淡粥。
我耳闻目睹过很多这样的例子，许多人在学校里是尖子生，但出了社会，他们的人生事业却不一定比成绩差的同学好。据说张五常在中学以前的成绩是很糟的，他后来却在经济学方面表现出相当的天赋。放下汪丁丁先生的书，我再一次想到，学习许多方面的知识是一个感悟的过程。譬如说“爱情”、“幸福”、“人生”，到最后只有真正的经历和体会过，才能有浑然不同的认识。正是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就拿“爱情”来说，哪怕看过再多的“肥皂剧”，听过再多的爱情故事，都不能肯定自己已经领会了什么是爱情，充其量只能说你读懂了自己心目中的“爱情”。而古人的爱情、未来人类的爱情，面向我们的该是多么广袤荒凉的原野。为什么许多人在学校里成绩斐然，出了社会开花结果却并不芳美？原来胸中虽然贮藏了很多知识，却没有养成正确的思维方式，没有意识到接受知识的过程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揣着毕业证书迈向社会，只是人生的新起点。前面说到的那些被公司“炒鱿鱼”的大学生，也许想到的只是自己历经十年寒窗，俨然饱学之士，殊不知自己不过是社会这所学校的新生而已。
汪丁丁先生认为在知识的极终处获得信仰，窃以为这里面还有疑问。既然获得知识是一个过程，知识的面是在不断延伸和拓展的，走到知识的极终处显得是一厢情愿。这样一来，站在现在的时间点上，怎样去判断过去和未来的某些人是有信仰的呢？如果认为信仰不是镜花水月的话，信仰也是有历史局限的，认识到这点，就会意识到我们未必是很高明的。
佛教是很看重参悟的，释迦牟尼就是在菩提树下顿悟成佛的。“开悟”看起来是玄之又玄的事情，因为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翩然而至。奥修在《没有水没有月亮》这本书中有篇文章，写到一个叫千代野的尼姑，年轻时绝色倾城，多少王孙公子为之神魂颠倒，但她都不为所动，故意把自己弄得很丑，而选择了毕生与一盏青灯相伴。她苦修几十年，直到在某一个月夜去挑水，突然水桶裂开，没有了水也就没有了水桶里的月亮。开悟只在不经意间，早知如此，这一辈子的辛苦还值得吗？但如果不修炼，开悟的几率将是微乎其微的。只有当人绷紧了神经，人生的意义才能得到升华，才可能获得意想不到的爆发力。所谓绝境逢生。知识过程跟佛教的参悟很相似，前者可以获得信仰；后者可以达抵达开悟的境界。人生注定了是一个酸甜苦辣五味俱全的过程。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可以理解为没有人会怀疑“怀疑者”的存在，在我看来，也可以理解为，人是因为有精神生活而以人的面目存在。很羡慕一只快乐的猪，但很显然，猪之所以快乐，是因为它意识不到死之将至，也可以说它是没有意志自己的。对一个思想者而言，长寿大概是不坏的，（当然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和中国明季的李贽们除外）但如果长寿是以牺牲思想深刻或丰富为代价的，那么长寿的秘诀也就没有什么宝贵的了。因为在他们看来，会有更经济的人生意义和寿命长短的算法，即寿命的长短取决于人生体验的丰富程度。蝴蝶的生命过程很短，依然不失令人神往。以至人世间的爱情不自由，蝴蝶双飞也是最好的向往！
关于命运
1942年，奥地利作家茨威格与妻子，在理想幻灭与孤寂中，双双自杀于巴西。关于茨威格的死，不久前我在网上读到一篇文章，说他的死与纳粹迫害并无直接关系。我不禁哑然，觉得这样说是有失偏颇的，像茨威格那样的犹太人背景，并且在1934年间遭纳粹驱逐，他的命运也是那个时代犹太人的一个缩影。难道一定要死在纳粹的刀枪下，才称得上是受到了纳粹的迫害。在人世的舞台上，许多时候，并不是硬汉对硬汉，也会有阴谋与悲情。
我读过茨威格的文字，觉得他非常关注命运。一般说来，命运好像是玄之又玄的东西，是不可触摸的。其实细细地想一想，并不是那个样子的，譬如一只鸡，它活着的时候唱过什么歌，它在哪片草地上溜达过，并不重要，但它最后注定了成为地球上食物链的一环。我读比尔·布莱森的《万物简史》的时候，突然想到，佛教的轮回也是有一点道理的。物质是由无数的原子构成的，当我们死去之后，构成躯体的原子又重新进行新一轮的组合，说不定，我们身上的原子在经过了多少次组合之后，又成了另一个物类身上的原子。个中的堂奥真的只有上帝知道。个人的命运，并不等同于生活的每个细节，但许许多多的细节最终达成了所谓的命运。譬如在一个流动性很大的社会中，今天丢了工作，或者今天找到了工作，都不足于抬举到命运的高度。当我们看上电视银屏上派头十足的政治家在发表据说是重要的讲话的时候，会感到人世容易成为权势表演的舞台，在那一刻，我们都感受不到自己了。正是从这点来说，和平才是人类个体间双赢的抉择。一旦到了战乱的环境，生命会轻易地迷失方向，到了那样的语境和环境中，死亡成了高尚的代名词。许多人违背生命的本来面目而成全了荣誉。命运其实并不是我今天在路上摔了一跤，而是每个人都会在人世的低潮和高潮中起起落落，注定了回归永恒。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读懂了短暂，却漠视了永恒，所以会有疯狂的人，宁愿背负着身后的骂名。那就是短暂欢愉的力量！我赞同克尔凯戈尔的人生的三种境界：美学的境界、道德的境界、宗教的境界，它其实也无意中概括了命运，就像“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样的词句。而相对于命运，社会底层的人会有那个阶层的艰辛，上层社会会有上层社会的伪善。一旦上升到了用境界去权衡的时候，就可以用大而恰当的话来说，许多的人事都会成为过眼云烟，命运的提炼物，很少很少，那就是作为人之为人的价值观，能照亮人类不断去追寻的真理。卢梭说，上帝往往只关注物类，而忽视个体。当个体隐退到历史的背后的时候，个体的命运当然也不复存在。所以说，命运是什么？如果个体得不到真正的尊重，当然也无从细说命运。
个体的命运总是在不经意间被忽视了，所以只需用简单的话就可以概括出许多人的命运。从这个角度来说，茨威格试图关注人类的命运，是可以理解的。这一点从《人类群星闪耀的时刻》这本书中就可以看出来。历史上发生的许多大事件，总是可以追溯到许多羚羊挂节的细节。黄仁宇就说，即使是大人物，一天当中也会有多次情绪的波动。个体被漠视了，就只剩下大同小异的命运。当一个奴隶跟另一个奴隶诉说命运不幸的时候，有悲悯的旁观者马上可以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他们都很不幸。
命运是什么？克尔凯戈尔有命运，雅斯贝尔斯有命运，茨威格也有命运。只有当我们认真地倾听个体、审视命运、正视真理的时候，命运才会大行其道。在抬头望天的一刻，也许心头会闪过一悟：在历史上的每个时代，总是摆不脱那个时代的大命运。心安理得地活着，才是走向永恒的正道。
阳光下的幸福
晨曦时分醒来。我坐在窗前。外面刮着风，晾在窗台上的衣服被吹得一摆一摆的。忽然想起了很小的时候，我生活在农村，那时候还没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每天天还没亮，队长就会穿堂过巷地喊出工。大人们慌里慌张的囫囵着起来，开始了一天的辛勤劳作。尽管如此，村里还是有人穷得吃不上饭，娶不上媳妇，几乎每个村子都有那么一帮光棍。可能的话，光棍们的家庭生活要等到另一个家庭的不幸才开始——娶一个寡妇。那时候的人们都很勤劳，现在的人们也很勤劳；那时候的人们穷得甚至吃不上饭，现在的人们只操心如何发家致富。那时候的劳动不自由；现在的人们能决定自己的生活道路。
太阳从楼群间一点点的上升，它的光芒让万物快乐起来。但我知道，这样的阳光照耀过秦皇汉武，也照亮过我父亲的道路。如今它还那样照着，不偏不倚。我翻着自己喜欢的书，我又将书放下，这样的时光是最幸福的，读书思考，自由的生活。不为物质所累，不以心为形役。许多年前，我的乡亲们没有决定自己命运的能力，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被束缚在“农民”的身份上，如今我们可以自由的选择，换一种方式去爱土地。大地上有大爱，但大爱不是用一种尴尬的方式爱着土地。
多年前，为了生活，我背井离乡，渴望有朝一日能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多年后，成功失败变得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我还保留着追求心灵适意的风度。它让我有时候勇敢地拿起奥姆卡的剃刀，毫不留情地剪去生活中的盘根错节。然后我得以恬淡地坐在这扇窗前，让阳光一寸寸的摩挲我的肌肤。我还是那个保留着自己灵魂的自己吗？前年，我小时候生活过的那个村长的生产队长得了癌症去世了，留下了刚刚砌起的青砖瓦房和妻儿老小。在我的印象中，他曾经是英俊潇洒的，在那个村子里是个威风一时的人物。改革开放后，他一直生活在农村，毕生都献给了那片土地，在特定的时代得到过小范围的人们的承认。但他的家庭生活一直比较清贫。我知道，他一定读懂了阳光下的幸福。而我呢，我勇敢地做过真正的自己吗？望着窗外，我狂野的想着，今天，我要走到外面的世界里去，收藏每一缕阳光。多年以后，阳光还会照耀着另外的许许多多的个体偶在者——一个个有思想有尊严的人们。
不断拓宽的视野
2006年8月24日，国际天文学会联合会投票决定将冥王星降格为矮行星，这标志着人类对太阳系的认识又更进了一步。众所周知，之前我们都认为太阳系存在九大行星，如果在某一阶段，人们将“太阳系存在九大行星”看成一个真理的话，九大行星也好，八大行星也罢，都只能说明人类认识真理的局限性。人类永远只能说是认识真理发现真理，而不能说是发明真理创造真理。（人类所谓的认识到的“真理”，是有着时空局限的。维特根斯坦认为的“感知不是一个客观的过程，影响人类感知的是我们创造的内在图像，而不是对方所创造的外在图像”。除非人类的认识中不存在偏见，那将成为人类恒久的追求）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自理性时代和启蒙运动乃至今日，许多伟大的思想家都没有全盘否定宗教信仰和神的存在，因为那种极终的存在可以看成就是真理。康德认为上帝存在于两大玄奥之中，即头顶的星空和内心的法则。
几年前，我在联合早报的网站上看到一个有趣的帖子“天帝出华夏定”，也许作者的意思只是说中国人需要信仰，但用这样的一个标题，的确是让人觉得有些匪夷所思。细细一想，中国人虽然没有一个能统领精神世界的宗教，但并不等于说中国人就没有信仰。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的地位牢不可破，当时的中国无疑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在那个漫长的一千年里，整个欧洲几乎没有独立的学术和文化，而处在基督教和天主教思想的笼罩之下。一直到十一世纪，欧洲的学术群体还小得可怜。到了1233年的时候，教皇格列高利九世建立起宗教裁判所，追求真理的人们还噤若寒蝉，一旦越雷池一步，就会受到宗教裁判所的严厉打击。1660年，布鲁诺因为捍卫“日心说”，而被罗马天主教宗教裁判所处以火刑。还要等到大概过了三百多年后，梵蒂岗才承认那项裁判是不够宽容的。笛卡尔说过“罪恶的行为经常比道德的行为在今生给人们带来的好处多得多，这样一来，如果不是害怕上帝的惩罚和向往来世的报偿而在行为上有所克制的话，就很少有人愿意行善而不愿意作恶的”。董仲舒在一千多年前就提出了“天人感应”的说法，认为人的行为与神灵的反应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从而对****统治者的行为起到了一定的制衡作用。我觉得笃信上帝与“天人感应”有着殊途同归之妙，都反映了人类的理性诉求。中国人有自己的价值体系，儒家文明所持有的是一种独特的理性思维。它是有容乃大的，于是外来宗教得以在中国发扬光大，最后儒释道三教合一。中国人所信仰的是自己在漫长的三千年里所形成的那一套价值体系。当然用现在的眼光去看，那里面布满了尘埃，然而拭去尘埃，依然可以发现，那里面原来是可以光亮如新的。中国人的信仰更多的具有世俗的味道。
众所周知，人之区别于其他动物，是因为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但是当我们回首人类的过去、审视当今社会、瞻望人类的未来，就会有某种刻骨铭心的感受：那就是从知识的层面讲，人类永远都属于一种穴居的动物。如果这句话能够广而告之的话，一定会受到广泛的抨击，那是出于人的尊严和对自身努力的嘉许必然。人类很久以前就不甘忝在茹毛饮血的物种之列了，人类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追求和巩固着地球主宰的地位。理性思想乃至极端的理性主义在当今世界得到了很好的印证，代表着理性思想的西方世界已经在地球上获得了四五百年的主导地位。最近，据报道说中国某地的一个法院，在庭审过程中还采用了软件程序量刑，据说这样将更有利于司法公正。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将明朝的没落归结于上层统治集团的不合作所导致的怠惰，和国家不能实现数目字管理。这只是根据当时的情势所做出的一种分析。最后中国的封建社会还要在历史的长河中漫游三百余年。美国人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素质》一书里，就认为中国人漠视时间和漠视精确。印度传统文化中说到编年的时候，动不动就是几千年几万年，就像中国的“三、六、九”往往是虚指的数目字。一种宗教的诞生，也可能有地理位置的肇因，如佛教诞生于炎热的南亚，是一种讲求恬静的宗教，正所谓心静自然凉。独特的地理位置也会影响人类的思维，影响了最终所形成的政治哲学。到了一定的历史时期，独特的思维定势会拖累整个社会的发展。所以许多人都认识到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的历史，都脱离不了外来文明的影响。当我们思考明朝的堕落的时候，还会想到国家的数目字管理，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后来的计划经济也可以看成是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要实现高度的数目字管理，实践证明了是行不通的。人类社会毕竟是一个有机体，埃德蒙·伯克称之为“有机社会”，有许多因素是计划不了的。
蒙田认为人类的知识太不可靠了，没有两个人在同一件事情上有完全相同的意见。蒙田在他的书房的柱子上写上“一切的确定就是那么不确定”。弗朗西斯·培根认为人类需要打破四种妨碍理性发展的假想，即“种族幻象”、“洞穴幻想”、“市场幻象”、“剧场幻象”。总的说来，除了上帝是“全能全知”的以外，任何人的知识结构都难免有失偏颇。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人，即使是一个总在努力着的人，在知识的世界里，都摆脱不了穴居的命运。难怪连伟人也会说自己只是幸运能站在巨人的臂膀上才取得了一点点成就。人的可贵除了要为自己在求知的世界里，获取一个更大的洞穴之外，还要像苏格拉底一样认识到自己的全部智慧就在于知道自己的无知。
梭罗的棚屋
有一年我花了很长时间读梭罗的《瓦尔登湖》，并在网上搜索相关的内容。那本书自然也就成了我在那一年里印象最深的书。诗人苇岸也说过《瓦尔登湖》是他在某一年里读过的最好的书。据说海子去山海关卧轨时，随身携带的四本书之一就是《瓦尔登湖》。我跟一个远方的朋友交流，他发来邮件告诉我，梭罗可是个身后很热闹的人物，当然他所指的热闹都是某些人浮浅着折腾出来的，热闹的并不是梭罗本身。
在网上，还真的查到了梭罗隐居地的许多图片，其中就有一座棚屋，位于林木掩映之下，据说就是梭罗隐居时的样子，相信只是后人仿制，不是梭罗所建。棚屋很朴素，一如梭罗的文字，从这个角度来看，后人对梭罗的曲解实在只是出于他们的自由——曲解的自由。梭罗毕生的事迹：包括他支持黑人争取解放的斗争，本来有条件做个成功生意人但都被他放弃了。就生存而言梭罗有着赤裸裸的自信，他所思考的问题是，人的生活原来可以简单到什么程度，而人应该从物质奴隶的角色中解放出来，去思考一些对生命来说有意义的问题。思想——也总是成为哲人的快乐源泉。但是时到今日，还有很多人认为梭罗是个虚伪的学者，那出自心灵的思索是在作秀。只要稍加思忖，也就觉得梭罗实在没有必要选择用生存体验的方式作秀。可能有人想，如果你是真心爱上了瓦尔登湖的隐居，大有不必两年后再回到人类文明的世界。这好比是说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大大不必公之于众，从而让思想抑或有益于人的东西永远秘而不宣。
也许有人会对梭罗对人类文明持有的批判态度表示反感，作为现在意义的人当然不可能再回到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但是闭上眼睛想一想现代文明表现出来的种种弊病、物欲和浮躁交炽正不知将人类带向何方，不由得与一百多年前的梭罗深有同感。
记住未来
读过《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心里像灌了铅般的沉重。感到这个世界在无比曼妙的纱帐里面，却掩盖着多少残酷的现实。李昌平有勇气对总理说：现在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种勇气是让人由衷钦佩的，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大实话偏偏由一个乡党委书记去说，而像他那样的基层干部在中国还有数以万计，比他大的“公仆”还会有数以万计，不知道他们日理万机到了什么样的地步，以至于大音稀声说不出一句“农民真苦”之类的话。其实李昌平揭了谜底，敢于讲真话就是“政治上不成熟”，所以为了表现自己政治上的成熟，避祸趋利当然是很容易学会的。这样的结果只能让农民更苦，在讳莫如深的渊薮里苦难瓜熟蒂落的后果，只能将我们引以为至宝的土地发霉，不适人居。这个时代的确是比那些黑暗的年月好多了，譬如说在“******”的时候，安徽凤阳的许多乡村，哀殍遍野人死了没有活人收尸，一个三四万人的乡竟至于死人过半，那是个什么概念？也就是说“******”的实质是许多人跃不过大饥饿的关口，成了政治试验的牺牲品。现在比那时好的一个方面就是，在农村长期过得不好，最差还可以当盲流，虽然诚惶诚恐还可暂无口腹之忧。在这个世上，生命才是第一位的，达成了这样的共识，人们一般来说即便愤懑和腹诽，也还能寄希望于未来，这个社会唯有进步，在时代的隧道里，阳光总会不绝如缕不屈不挠地向我们挥手。这种憧憬的心情是悲壮的，像是为了爱情而选择执剑决斗。
但是中国人的生活大抵是悲壮的，要么在政治生活中的表现象唐·吉诃德，要么像驴子拉石磨，来来回回地划圈圈。譬如说联合国的人权宣言上就申明了，人人生而自由——这样的话卢梭也早就说过，但一直到了孙志刚为了人权献出生命的代价之前，暂住证制度还搞得人们在自由迁徙时畏首畏尾，作为国家的主人还常常有身份的困扰。再随便问问身边的人们，虽然成年的公民都有选举权，真正参加过选举的还不是多数，这当然会产生对某些人行使权力的合法性的疑问，其权力从哪里来？
生活的无奈，如汪丁丁所说的，就是在梦想与现实之间永远的徘徊。这些年来，重新开启启蒙运动的呼声在有真知灼见的知识分子之间不绝于耳，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标志也就是自由的人格独立之精神，如果只以读很多书去衡量便只能称为“书蠹”。譬如说培养国民之人格，意识形态中普世价值的再认识，对中国这块土地都是有意义的，即使他们不再是新凤声，真正宝贵的思想是不必作为一种噱头，卷进流行文化的怪圈的。从自由民主这个角度上说，我们充其量还只处在幼年，到真正的成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这一路上还会出现波折和实质上不合时宜的障碍。因为在我看来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的出现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那也是无数革命先烈引以为牺牲的动力之源，如果说他们的牺牲只是给了子孙后代做奴隶寻找好的主人，那绝对是反动的话。所以说他们以不自由的代价去换取子孙的自由，才是他们无私奉献的伟大所在。
我有幸看见过农村集体劳动的壮观场面，如果说物质的匮乏是不错的话。我也经历过一台小小黑白电视机就吊着全村乃至几个村子乡亲们的胃口的年代，现在想起来，大概不会有多少人再留恋那个年代了。因为世人生活的动力无不是为了物质和精神不贫瘠而备的。这个世界令人觉得饶有兴趣的是，总在没有悬念的埋葬那些可歌可泣不堪回首的岁月，以悲惨的历史为鉴。同时也会用理性的眼光去打量未来。
很少有人会稍作停驻，思忖一下我们这一代人的未来，因为我们还不至于有时间去好好地想一想生命的真谛，仿佛生命是意识流的，一切顺其自然。我们这一代人首先是置身在物欲的漩涡里，摇摇晃晃间只是满目的五光十色的错觉。这未必是好的生活状态，但还算得上一种次好的状态，有点类似美国早年的垦荒人。如果说我们这一代人，还是作为迈向幸福的过渡的一代，那无疑是我们这一代的幸福。理想的指望是，这块苦难的土地不再有太多美妙而有毒的蛊惑，所有的人都能真实地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和力量，政治家不能随便动枪动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