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综观当代林林总总的书学著述，我们不难发现如下奇怪现象：一方面，就价值取向而言，厚古薄今几成通病，出土破碣残纸，即或匠作吏断之属，亦往往视为至宝，奉若神明；另一方面，书家的个案研究，却反其道而用之，“当代名家”数不胜数，甫能执笔，即连篇累牍，放肆炒作。显然，当代理论的这种差误，已经人为地制造了一个“断层”，这就是对“近现代书家群”的严重忽视！检讨现有的民国书法史研究成果，其单薄与苍白，确乎发人深省。尤其特别的是，所谓“近现代书家群”，多生逢满清、民国与新中国三大“政治非整合带”，他们的荣辱休戚，往往有着天渊之别，三朝享誉而垂名当代者，自属有幸，但身后寂寞乃至明珠尘封者亦不在少。沈从文就是其中之一。中国书法史上，书名为文名所掩者固不乏其例，然而，沈从文书法的不幸，却更多“历史的误会”！时至今日，毁誉尽成云烟，重塑沈从文的书家形象，实已具备了足够条件。
（二）沈从文的书法义卖
二十世纪中叶，国家正值多事之秋，中原板荡，神州陆沉。此时的民国书坛自然也是一片寂寥。然而，相关文献材料却明白无误地记载着沈从文三次全国性的书法义卖，此种壮举，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1.第一次书法义卖：“芦沟桥事变”爆发后，沈从文避难云南，任教于西南联大，时年35岁。1938年秋，沈从文为某一不知名穷学生义卖了20幅书法作品。此系笔者最新研究发现。凌宇《沈从文传》、Jeffrey C。Kinkfey（金介甫）《沈从文传》及国内外其他相关著述皆未之及。事见苏州画家葛鸿桢先生藏沈从文章草《古书论摘录》条幅长跋。作为沈氏佚文，该跋自然也没有收入国内外各种沈氏选集，故而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兹移录于下（标点悉依原跋）：
此小条幅劣书，系四十年前，因抗战时于匆促中随西南联合大学，迁移云南昆明，为穷学生募捐而书廿条幅之一。相距已四十年，先为堤华同志所得，半世纪以来，社会变化剧烈。胜利复员后，曾闻转入其父伯祥先生书斋中。今复为伯翔先生之极小世兄携至住处，云四十年中始终在其妹与父亲身边，不忍舍去。伯翔先生辞世后，复由堤华小弟手中保存，嘱题数字留一纪念。闻之令人深怀感慨。半世纪以来社会常在剧烈变化中。人事风雨，倏忽不定。个人学习叙事文，用笔卅年，一切积累，早均付之一炬。即远逃台湾之蒋匪残余，亦不放过机会。于五三年除将个人所有已印待印作品焚毁外，尚明令禁止，永远不得与读者见面。亦一奇闻。此外手边存书，亦在来去不定之风雨中，散失殆尽。不意此小小字条，尚保存于两代友好手中，思及种种，不免令人眼湿。因重书廿纸，分赠旧友，并略述经过，且将近年所作《书法发展》有关章草形成一小节，附于纸后，作为共同生存于此伟大历史时代，彼此年均早过七十，虽老而不甚衰，尚复各有童心未尽丧失，一点纪念，字之优劣，则所不计也。从文，时年七十进五，于北京之窄而霉小斋稿堆中。
按，1938年秋，西南联大由蒙自迁昆明。考沈氏生卒，“七十进五”当即1977年（丁巳）以此逆推，义卖一事应在三十九年前，“四十年前”云云，盖取其成数。此次义卖的另一旁证，见沈从文赠香港知名作家曾敏之先生章草《续书谱》跋：“此四十年前偶书一小幅，今复书之，以赠亲旧。笔墨棱角尽失，得其轮廓形似而已，甚矣吾衰，丁巳五一节书于北京之窄而霉小斋中。”显然，曾敏之、葛鸿桢二人所藏沈氏章草均为其1977年“重书廿纸”之一。曾氏藏品之跋语虽然简略，但作为1938年秋沈从文第一次书法义卖的重要旁证，可与上引葛氏藏品之跋语互相参证。
复次，依文意，跋中“伯祥”、“伯翔”当为一人。此一笔误，足以说明沈先生对收藏其书法作品的“两代友好”并不特别熟悉。但是，人非草木，“不意”得见早年笔墨，沈先生对数十年“来去不定”的“人事风雨”又怎能不“深怀感慨”？易安居士云：“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沈先生的“思及种种”、沈先生的“令人眼湿”，当有过之而无不及！沈先生之“重书廿纸，分赠旧友，并略述经过”，绝不只是为了那“一点纪念”。这种哀痛，浓缩了一位古稀白发的老书生半个世纪的人生沧桑。
本次义卖，距今不过六十余年，当初购藏之人，必有健在者，我们期待知情人士提供相关材料，共襄沈学研究大业。
2.第二次书法义卖：1946年，湖南发生特大饥荒，3月3日湖南“善后建设协进会”举行记者招待会报告灾情称：岳阳、衡阳一带农民普遍以青菜、树叶、草根充饥，每天饿死者极众，由长沙到衡阳，二十公里以内，绝少人烟。3月8日《解放日报》载：湘省近400万人面临饿死的危险，仅衡阳一地，3个月来即死亡了9万人。同年6月20日，国民政府救济总署发布统计数据称，湖南有600万人无住所，700万人无粮吃。
为赈济湖南灾民，沈从文先生义卖了100件书法作品，每幅售价1万元（法币），以1946年3月国民党中央银行的官方汇率1美元=2020元法币计，沈氏作品义卖款项100万元，约合美金500元（按，1946年8月19日，中央银行有汇率调整，1美元=3350元法币。沈氏义卖，当在此前）。500美元，今天看来也许算不了什么大数额，但是，参照当时的实物价格，我们将大吃一惊。
旧制1斤折合0.8公斤，以此推算，沈氏本次捐赠，可购大米约5000公斤。试问，这能救活多少湘省同胞？作为一介书生，先生之高义，足以令彼辈裘马轻肥而大发国难之财者汗颜。
3.第三次书法义卖：1947年，沈从文收到一位素不相识的文学青年的来信，要求预支微不足道的一点稿酬偿还债务。鉴于其生活的不幸，沈先生立即在《益世报》上登出了一则启事：
有个未面识的青年作家，家中因丧事情形困难，我想作个“乞醯之举”。凡乐意从友谊上给这个有希望的青年作家解除一点困难，又有余力作这件事的，我可以为这位作家卖20张条幅字，作为对这种善意的答谢。这种字暂定最少为10万1张，我的办法是凡是需要我字的，可以来信告我，我寄字时再告他如何直接寄款给那个穷作家。……你们若觉得我这个办法还合适，有人赞助，此后，我还想为几个死去的作家家属卖半年字。
这位青年作家就是当代著名诗人柯原，据柯氏后来回忆，他所收到的汇款单实际不止20份。
按，沈氏前两次书法义卖的详情不明，本次义卖的特殊方式，上引《益世报》启事已表露无遗：所有款项竟未经卖家之手！——古道热肠的沈先生，对淳朴的湘西民风又进行了他的现代演绎，这真是一个奇迹。在那个改天换地、呼啦啦大厦将倾的特殊年代，先生与买家之间的高度诚信，确乎令人感慨系之。当然，藏家对沈氏人格的尊重，应该是“乞醯之举”得以实现的先决条件。
要之，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国事鱼烂，人心惟危。沈从文既非达官，亦非豪富，作为薪俸有限的工职人员，他的三次书法义卖，却凝成了蒋家王朝残山剩水上的一抹重彩。三次义卖的成功，近200件作品的人争购藏，已经充分说明：沈从文虽不像黄宾虹、张大千、沈尹默、潘伯鹰等以专业书画家称名，但是，宝爱、仰慕沈氏书法者同样不乏其人。是足见沈氏书法时誉之隆！
（三）沈从文的书学论著
沈从文专论书法的著作计有三种：《谈写字》两篇，一作于1937年，一作于1948年，《书法发展·章草之形成》一篇，约作于1975年左右（此亦属最新发现的沈氏佚文，本节将予以重点推介）。
1.《谈写字》涉及的几个重要理论问题
（1）书法价值论：20世纪30年代，书法尚未堂而皇之地列居艺术门类，其审美价值时遭怀疑、否定。因为美术史论家，在西方艺术体系中根本找不到中国书法的对应形式。这种观念的局限，使得理论家对待书法的态度极为暧昧、轻慢甚至粗暴。郑振铎即为怀疑否定派的代表。沈从文以其深厚的书法史修养，梳理了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的嬗演进程，通过对书体图式“造型美”的发掘，站在东方艺术本位的立场，极力批驳了郑振铎的错误：
我们不妨从历史来考察一下，看看写字是不是有艺术价值。就现存最古的甲骨文看来，可知道当时文字制作者，在点线明朗悦目便于记忆外，已经注重字个别与群体的装饰或图案美。到铜器文字，这种努力尤其显然（商器文字如画，周器文字极重组织）。此后大小篆的雄秀，秦权量文字的整肃，汉碑碣的繁复变化，从而节省为章草，整齐为今隶，它那变革原因，虽在讲求便利，切合实用，然而也就始终有一种造型美的意识存在，因为这种超实用的意识浸润流注，方促进其发展。我们若有了这点认识，就权且承认写字是一种艺术，似乎算不得如何冒失了。
“五四”以来，学术研究乐于标榜“中西贯通”，然而，进化论及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业已剥夺了中国文化的同等话语权。书法的“国粹”性，使得其遗老形象尤为特别。然而，沈从文不屑于套用西方艺术观念来诠释中国书法，他所采取的立场，有如尼采手中的“铁锤”，他敢于对“神像”进行“拷问”。
只有象形文字的徒手书写史才有可能对书法造型意识的原发性进行讨论。沈从文敏锐地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并将这种“浸润流注”于整个书写史的“造型美”从“实用”中予以剥离，至此，特定命题的矛盾的“内因”自然也就彰显无遗了。另一方面，沈先生对矛盾构成的“外因”的解析，同样具有剥蕉见心之妙。这种朴素的辩证意识，充分体现了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思想智慧：
字的艺术价值动摇浮泛而无固定性，令人怀疑写字是否是艺术，另外还有个原因，不在它的本身，却在大多数人对字的估价方法先有问题。一部分人把它和图画、音乐、雕刻比较，便见得一切艺术都有所谓创造性，惟独写字拘束性大，无创造性可言，并且单独无道德或情感教化启示力量，故轻视它。这种轻视无损于字的地位，自然也无害于字的艺术真价值。
这里，沈从文实已触及到了艺术评价、艺术分类、艺术功用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可以看出，沈先生对中国书法的“创造性”有着独特的理解。沈不以“道德或情感教化启示力量”来苛求书法的社会功用，实际上就是他60年代文艺美学观的“前奏”——沈氏著名的“抽象的抒情”论实即滥觞于此。
翻检民国时期的美术史教科书，我们也不曾发现上述理直气壮的言辞。作为“东方抽象艺术之灵魂”的中国书法，在本土“理论家”的观念中，竟然自甘于其奴婢角色而不图进取，令人曷胜唏嘘！沈从文对书法艺术价值的深刻体认，决不是“雅好”情结支配下的笔墨游戏，他与同时代的美学理论家朱光潜、李泽厚足以相互辉映。
（2）书法泛化论：“艺术泛化”（Generalization of art）是指艺术活动与人类其他活动的充分融合。其中，参与人数的多寡是衡量“泛化”特征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书法具有最典型的“泛化”特征，沈从文形象地称之为“艺术玩票”。针对这一现象，沈先生毫不隐讳地批评了它的社会流弊：
书画并行，尤其是写字，仿佛更容易玩票。……因为是一种谁也知道一两手的玩意儿，因此在任何艺术展览会里，我们的眼福就只是俗书劣书，另无希望了。
该篇《近代笔墨》、《社会与市招》两节，还特别论及名公巨卿、军阀遗老、文士学者、党国权要的题署书法。对这类附庸风雅之举，沈先生以一种嘲弄、讽刺的笔调，表达了他的不屑。较为典型的是下面这段文字：
多数人这么爱好艺术，无形中自然就奖励到庸俗与平凡，标准越低，充行家也越多，……无怪乎游山玩水时，每到一处地方，当眼处总碰到一些名人题壁刻石。若无世俗对于这些名人的盲目崇拜，这些人一定羞于题壁刻石，把上好的一块石头脏毁，来虐待游人的眼目了。
同时，他奉劝“爱好”写字的名人、伟人：“若还想把写字当成一件事作，好坏之间还有点荣辱感，肯老老实实找个人代笔，还不失为得计”。
因为沈从文既不以书家自居，也未尝以书法作衣食谋，所以，他提出的主张，也就显得非常轻松：
在中国，一切专业似乎都有机会抬头，惟独写字，它的希望真渺茫的很。……我们若在这方面还存下一点希望，似乎有两种办法可以努力，一是把写字重新提倡，使它成为一种特殊艺术，玩票的无从下手；二是索性把它看成一种一般行业，让各种字体同工匠书记发生密切关系，以至于玩票的不屑于从事此道。……这种提倡值得大家关心，因为它若有了点效果，名流的俗字，艺术家的美术字，不至于到处散播，我们的眼目，就不必忍受这两种虐待了。
尤为可贵的，是沈从文看待艺术问题的社会学立场，他说：“艺术玩票实在还值得加以提倡。因为与其要作官的兼营公债买卖，教书的玩麻雀牌，办党的唱京戏，倒还是让他们写写字画点画好。”人们熟知其论战对手鲁迅投枪匕首式的文风，其实，沈先生又何尝不是一位披坚执锐的战士？然而，沈先生这种犀利的文笔，五十年代以后，却因个人际遇关系而遽然绝迹了。造化弄人，夫复何言！
（3）书法批评：沈从文的书法批评，主要集中在清末民初百余年间的所谓“近代笔墨”。人品书品为沈先生所月旦臧否的人物计有：刘墉、康有为、梁启超、胡展堂、严复、翁方纲、曾国藩、左宗棠、黎元洪、袁世凯、吴佩孚、段祺瑞、徐世昌、冯玉祥、张宗昌、熊希龄、陈宝琛、罗振玉、樊增祥、姚茫父、罗瘿公、邵飘萍、法式善、宝竹坡、林长民、谭延闿、于右任、吴稚晖、蔡元培、胡适之、杜月笙、王垿、王震、杨仲子、虞洽卿、周承德、程砚秋、梅兰芳、齐白石、林枫眠、寿石工等数十人。其中，宰臣权贵、军阀遗老、优伶名士、画家学者、达官闻人无所不有。对于这些“风流人物”的传世笔墨，沈先生持论公允，态度直率，绝不矫情而人云亦云。兹举一例，以见其入木三分之妙：
林枫眠先生，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画家态度诚实用力刻苦的一个模范，他那有创造性的中国画，虽近于一种实验，成就尚有待他的努力。……不幸他还想把那点创造性转用在题画文字上，因此一来，一幅好画也弄成不三不四了，……有个批评家，特别称赞他题在画上的字，以为一部分用水冲淡，能给人一种新印象，很显然，这种称赞是荒谬可笑的。林先生所写的字，所用的冲淡方法，都因为他对于写字并不当行。林先生若还有个诤友，就应当劝他把画上的文字尽可能的去掉。
按，林枫眠执现代画坛之牛耳，是留英、留德新派画家的代表，时任“国立艺专”校长，其出身及名望当在沈先生之上。但是，论书法艺术造诣，却不见得有过人之处。沈从文先生直陈其失，淋漓痛快，洵可谓林氏之“诤友”。翻检林枫眠先生40年代以后的画作，这种用水冲淡的题字方法几不可得见，或许，沈先生坦诚的“诤言”已为林氏所采纳？这桩公案，如能予以落实，则艺坛又将平添一段佳话。
众所周知，艺术批评“胆”“识”并重。有“胆”无“识”近于妖妄；有“识”无“胆”则近于世故。沈从文评于右任书法就是见胆见识的佳例。沈谓于氏“本精六朝体，老年手不得用，写的字就已经象是用大型特制原子笔画成的莼菜条笔锋了。”于右任身为党国元老，同时也是书坛大家。沈从文此论不为尊者讳，是为其“胆”。于书祖祧北碑，体势开张，讲究铺毫行笔；而沈书宗法南帖，风致蕴藉，强调抑扬顿挫。所以，在沈从文看来，于书自然免不了笔长意短之失。“莼菜条笔锋”云云，殆即指此。假若没有书法创作之“识”，哪来此等妙喻？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沈从文对书法现象与时风变迁的互动关系给予了高度关注，这也构成了沈氏纵论百余年“近代笔黑”的一个特殊视角。他说，近代题署风习，先是重名公宰臣，这“与宏奖风雅大有关系”，所以“极为商人所尊重”。爰及“官爵与艺术分道扬镳，名士未必即是名臣，商人倒乐意用名士做号召”。至于“五四”以后，则“遗老军阀、艺员与画家，在商人心中眼中已给予平等重视，这些人本身必然承认了这个平等观，‘民主’二字倒真像快要来到了”。试问，当今治现代书法史的学者，何人有此大手笔？沈先生的史家眼光，确乎令吾辈就书论书者汗颜。
此外，沈先生尚有《宋四家》专题，评骘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徽宗皇帝、朱熹、王安石、司马光、文彦博、吴琚、范成大、陆游等书法。沈氏认为：
书画到宋代后，有了极大变化，说坏处是去传统标准日远，说特色是敢自我作古。试用代表这个时代的苏黄米蔡作例，就可知道这几个人的成就，若律以晋唐法度规模，便见得结体用笔无不带点权谲霸气，少端丽庄雅，能奔放而不能蕴藉。
按，对宋贤笔墨，沈氏以去本日远、自我作古总结之，足见其皈依“晋唐法度规模”的理想。探究沈氏书法审美旨趣，应当特别重视此段文字。
2.《书法发展·章草之形成》及其学术价值
《书法发展·章草之形成》系五言古风一首，花城出版社《沈从文文集》、岳麓书社《沈从文别集》、北岳文艺出版社《沈从文全集》及国内外其他各类沈氏选集皆失录。《书法发展》原稿已佚，所幸其中“章草之形成”一节，尚以跋语形式留存于苏州画家葛鸿桢所藏沈从文章草条幅中。该篇具有十分珍贵的学术价值，且为绝大部分沈学研究者所不知，故引录于后，并略作笺释：
秦俗尚朴质，文字重均衡，政权统一后，天下尽同文。
若据杂铭刻，得知非创新，只是加概括，而总其大成。
相传出李斯，至今为世称，及至西汉初，犹复相因循。
一沿错金法，笔如玉箸匀，一因求捷速，錾刻平直增。
铜镜与炉灯，铭刻犹可征，及至西汉中，始日趋两端。
刘彻好铺张，乐府尚新声，文人作辞赋，字体日转繁。
为便于应用，简字易流行，商业及吏事，要求更切殷。
彼此相制约，变化必然兴，章草或较早，笔法缭绕新。
试一作分析，结构极紧严，略与古泉比，并征兵器铭。
由之启深思，部分得其真，传世诸章草，部分待比勘。
钟繇传戎路，尚余分隶音，至如张芝草，真伪殊难言。
陆机传平复，时代待深研，敦煌有索靖，笔如砍削成。
月仪笔娟秀，刚柔相兼精，证以北凉经，一脉尚相沿。
至如二王迹，真伪宜区分，豹奴作章体，犹多古意存。
细味诗旨，起首四句，论秦始皇颁行小篆的“书同文”政策，平叙而出，语意舒缓。欲究章草之流变，亦势必回溯至此。所以，无论从作诗的谋篇布局或者论题的逻辑关系看，此四句定然是《章草之形成》一节的开篇。值得注意的是，该跋最后四句辨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书迹真伪，却仅仅提及《豹奴》一帖，此于事理有悖。珠玑未尽便戛然而终，就诗词“结法”而言，亦未免匆忙草率。沈先生文章大家，焉能有此等失误？可以肯定，《章草之形成》亦绝非完璧！他日，笔者热切期望兆和先生、虎雏先生、永玉先生能提供相关线索或公开庐山真面，泽惠后学，如此，沈先生亦必九泉含笑了。窥一斑而知全豹，《书法发展》之篇幅，应当极为可观。推《书法发展》为沈氏书论第一，虽不中亦不远。
复次，“秦俗尚朴质，文字重均衡，政权统一后，天下尽同文。若据杂铭刻，得知非创新，只是加概括，而总其大成。”是说秦“小篆”并非李斯一人独创，这种字体与前代文字有着不可分割的传承关系。《说文解字·序》：“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令府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对于许慎的这一不刊之论，沈先生藉小篆以前的杂器铭刻予以证实，其学术眼光极为独到。
继而，沈先生区分了西汉初年器物铭刻因循秦小篆的两种情况：其一，沿用先秦铜器铸铭的遗规——即“错金法”，那么，这种篆书的审美风貌必然与秦小篆相似。“笔如玉箸匀”殆即指此。其二，直接用刀“錾刻”而非铸造的文字，为求“捷速”，必然牺牲篆书的圆转而代之以“平直”。请注意，沈先生的结论，并不是简单的逻辑推导。他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就是西汉早期铜镜、铜炉、铜灯的铭刻文字。此类材料，一般书法研究者极少注意，然而，沈先生却有化腐朽为神奇之功。
接着，沈先生指出了汉代书法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或曰“转折点”：“及至西汉中，始日趋两端。刘彻好铺张，乐府尚新声，文人作辞赋，字体日转繁。为便于应用，简字易流行，商业及吏事，要求更切殷。彼此相制约，变化必然兴，章草或较早，笔法缭绕新。试一作分析，结构及紧严，略与古泉比，并征兵器铭。”可以看出，沈先生对西汉中期“隶变”的时代特色把握得相当准确。吏事赴急，篆字难成，乃用隶书，是学者公认的“隶变”动力，沈先生并未满足于此，他立足于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特别强调了西汉中期文学的繁荣（文人辞赋及乐府机构的歌辞采集与创作）、商业的发展甚至汉武帝本人“铺张”的秉性等因素对文字应用繁简殊途的不同尚好。至此，沈先生明确提出了章草滥觞于西汉中期的学术主张！这一独到的创见，与“章者隶之捷”的传统认识颇有差距。当然，这绝不是故作惊人之语，他列举了古代货币及兵器文字等实物材料（“略与古泉比，并征兵器铭”），此足见其立论之坚实。
循两汉而魏晋，沈对《戎路帖》、《平复帖》、《月仪帖》的真伪、断代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但恰恰是在涉及王羲之、王献之书迹真伪的地方，沈从文却突然划上了句号。——这一断臂维纳斯，不禁令人浮想联翩！从葛鸿桢藏沈氏章草条幅看，该跋为沈先生在作品完成之后所加，此纸空白有限，而诗句过多，客观上好像是不得不尔。但是，笔者却另有一个大胆的假设：沈先生这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做法当与运交华盖的郭沫若有关。
众所周知，1965年郭沫若在《文物》杂志发表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它就是后来沸沸扬扬的“兰亭论辩”的导火索。20世纪60年代末，“兰亭论辩”是书法界、学术界及政治界普遍关注的重要事件。这场连毛泽东也曾介入的“笔墨官司”，实际上只是两个人的战争：文化领袖郭沫若认为《兰亭序》不是王羲之真迹，而章草名家高二适则以《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表示坚决反对（高另有诗“何来鼠子敢跳梁，兰亭依旧属姓王”斥郭氏）。现在，学术界已普遍认识到，郭氏此文的写作，就像他的《坎曼尔诗笺》、《李白与杜甫》一样，其目的在于迎合毛主席。——当时，毛主席正号召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打倒权威。从郭沫若后来的两篇文章《兰亭序与老庄思想》、《“驳议”的商讨》看，这一目的其实非常明显。不言而喻，这种带有浓厚政治气息的“学术论辩”，沈从文是绝对不敢沾边的。20年前，不就是这位文化旗手以一篇《斥反动文艺》而将自己无情地阉割了吗？
沈从文书法祖祧王羲之，一度爱《兰亭序》若性命，加之长期从事文物研究，古代字画过眼无数，对于这场轰动朝野的“论辩”不可能没有看法。《书法发展·章草之形成》涉及于此，这位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乡下人”自然也就欲说还休了。解放后，沈从文发表过不少旧体诗，《书法发展》这样精彩的皇皇巨制却未曾公开刊布，其隐情，殆在乎“兰亭论辩”。
复次，陈寅恪先生说过，王国维学术研究的一大特色就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相互释证”。读沈从文此篇，可知其研究方法实与王国维相同。关于个人学术研究方法的具体说明，见沈从文20世纪60年代《一个长会的发言稿》：
因为这十多年我是在博物馆做研究工作的。……问题且多而又多，……都需要把史部中的文献和出土的东东西西，和留在图画上的形形色色，三者结合起来看问题，分析判断，才能得出较新的结论。
“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相互释证”。——这不就是最好的诠释吗？
艺术创作重感性；学术研究重理性。艺术家做学问，几乎不可能尽蜕其天生的浪漫，他们最容易在不知不觉中耽于“玄想”而显出某种“浮泛”，即使极力警策自己，往往也于事无补。沈先生命运中的“劫星”、一代闻人郭沫若先生，就是典型的例子，此不赘。然而，沈先生也是文灿星斗的艺术家啊！他为什么又能扼杀了天生的激情而归本于一种学者的理性呢？强大的政治压力，迫使沈中途改行，进而窒息了他的创作生命，这是为人熟知的事实。但是，沈氏学人品格及研究方法的成熟，却又得益于伟大领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这样说，读者一定会觉得过于矫情而不是滋味。但是，跋涉沈先生的心路历程，我一再告诫自己：必须坚信这一判断。试看“文革”期间（1968年）沈先生在一份“检查稿”——《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中的自述：
我是解放后才由北大国文系改入历史博物馆的，……到馆不久，即送我去西苑革大“政治学院”学习，约一年之久。……我正因无知，第一记住“不调查研究无发言权”，第二记住“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性”，第三学习《实践论》，人民日报社论上介绍说“若一切学术研究工作，善于用实践论求知识、反复求证的方法去进行必可得到新的进展”（大意是这么说的）。又学习过《矛盾论》，并不怎么懂，但是觉得，就懂到的点滴，试运用到文物研究，也一定可望取得新的发现。明白“一切不孤立，一切事有联系和发展”。这些原则当时虽还孤零的记入印象中，但试来结合到我对于文物的学习研究上，得启发就大了。
主席伟大无比著作《实践论》提示求知识的新方法，试用到我本人学习上，得到的初步收获，使我死心踏地在博物馆作小螺丝钉了。我同时也抱了一点妄想，即从文物出发，来研究劳动人民成就的“劳动文化史”、“物质文化史”，及以劳动人民成就为主的“新美术史”。
……《实践论》求知方法，运用到搞文物新工作，不受洋框框考古学影响，不受本国玩古董字画旧影响……我觉得学习用实践论、矛盾论、辩证唯物论搞文物工作，一切从发展和联系去看问题，许多疑难问题都可望迎刃而解，许多过去研究中的空白点都可望得出头绪。
作为改造对象，沈先生确乎堪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典型。他的那份虔诚，绝不同于盲目的时代狂热。
实际上，沈氏的皇皇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以及他对《宋拓集王羲之圣教序》、《洛神赋图》、《游春图》、《簪花仕女图》、《五牛图》等传世名迹真伪的考证，始终都贯彻了一个方针：“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相互释证”。
（四）沈从文的书法实践
时势成就了沈氏的文名，但并未绝去他与书法的缘分。实际上，在步入文坛之前，沈最大的理想就是当书法家。《从文自传》说：
我的房间中贴满了自己的字，每个视线所及的角隅，我还贴了些小小字条，上面这样写着：“胜过钟王，压倒曾李”。因为那时节我知道写字出名的，死了的有钟、王两人，活着的有曾农髯、李梅庵，我以为只要超过了他们，一定就可以“独霸一世”了。
此时，沈从文不满20岁，在军队中担任“司书”。具有宿命意味的是，解放后，失去了写小说的自由，据黄永玉先生称，他“一边还想当书法家”。可以说，文学创作只占其生命的三分之一；书法实践却陪伴了沈氏半个多世纪的光阴！因此，沈先生的传世书作，亦洋洋可观。从艺术风格的演变着眼，沈氏书法比较清晰地分成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雏形期（20岁以前）
沈氏书法启蒙于私塾。湘西塾教惯例：清晨与早饭后各设墨笔字课一次，假日另行布置。与现代少年儿童书法学习的临摹量比较，这种“字课”的强度已近乎残酷。不言而喻，幼年的私塾教育为沈从文打下了扎实的笔墨根基。少长，沈受业于南社著名诗人、书法家田名瑜，其作文与书法甚为乃师称誉。田谓沈“才峻而气清，怀虚而志亢”，信非漫言谬奖。14岁，沈投身行伍，也是因书法出众而得上司赏识。由此至20岁离湘的五、六年间，是沈从文自学书法的最重要时期，其专注与投入，虽带有明确的功利性，却也使得自己一步步接近了书法的艺术殿堂，并奠定了他祖祧晋唐的审美旨趣。《从文自传》说：
（我）很迅速的便在司书中成为一个特出的书记了，不久就加薪到六元。我比他们字写得实在好些，……我得临帖，我那时也就觉得世界上最使人敬仰的是王羲之。……只注意有正书局的广告，把一点薪水聚集下来，……五个月内我居然买了十七块钱的字帖。
据《从文自传》，当时军中伙食费每月需扣除两元。五个月买了十七块钱的字帖，沈之积攒何其辛苦。《自传》还谈到，他对王羲之《兰亭序》、李邕《云麾将军碑》、褚遂良《雁塔圣教序》、虞世南《夫子庙堂碑》四种晋唐碑帖最为珍爱，即行军途中，亦随身携带。部队驻防期间，任别人打牌赌博、抽烟嫖妓，他却专心临摹碑帖，往往“一写便是半天”，并学会了刻图章、写草书。
在沈氏五、六年的军旅生涯中，其书法水平的提高得益于如下二事：其一，1921年镇守芷江时，沈有幸得见熊希龄公馆之旧藏，珍贵的古代书画玺印、铜器拓片，令沈从文眼界大开。其二，1922年，沈氏曾作过“湘西王”陈渠珍的书记官，陈氏藏书、古董、碑帖的分类编目悉经其手，这一段因缘，自然也颇长见识。《从文自传》回忆说：“（我）把那些旧画一轴一轴的取出，挂到壁间来独自鉴赏。或翻开《西清古鉴》、《薛氏彝器》、《钟鼎款识》一类书，努力去从文字与形体上认识房中铜器的价值。”
这一阶段，沈从文已颇有书名。今怀化博物馆藏《段治贤碑》是沈氏早年唯一的传世书作，也是其雏形风格的标准文本。按，碑为芷江警备队长段治贤而立，2.10×1.20米，正文332字，行楷。邓其鉴撰文，沈从文篆额并书丹，末署“民国十年岁次辛酉二月谷旦”。是知，此碑当书于沈从文未及弱冠的1921年春。60余年以后，沈先生摩挲此碑拓本，曾为之老泪纵横，据沈先生回忆，此碑书写，特别认真，“每天写几个字，写了四十天”。
1923年，“五四”运动的余波到达了湘西，它给沈从文带来了巨大的心灵震撼。通过多日痛苦的冥想，沈从文毅然结束了自己的书家梦，他决心走出湘西，去创造一种崭新的生活。显然，参照沈氏86年的人生旅途，其20岁之前的书法实践，构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自然段落，我们称之为沈氏书法的“雏形期”。本阶段，沈主要用功于晋唐碑帖。潇洒清丽、优柔婉雅的王羲之、虞世南、褚遂良书风，铸就了沈氏书法的终生基调。
第二阶段：成熟期（20岁—47岁）
1923年寄食京华之后，沈从文已不再视书法为立身之本，也一度中断了碑帖的临摹。但是，他浩如烟海的文字著述却基本上没有离开毛笔，其传世文稿、函札均可引以为证。攻书之道，“出帖”大大难于“入帖”，有的书家作茧自缚，不敢稍越雷池，以致白首无成，徒唤奈何。沈氏之尽弃故技，无意之间，却为其脱离畦町、发挥自我提供了机缘。因为，这种临摹的中断，并非出于变法之想，故而也就绝去了成败之忧，它使得沈从文书法从早年亦步亦趋的“规模晋唐”逐渐走向了个人风格的建构。苏东坡说“书无意于佳乃佳”，沈氏此间之书近之。其中，20世纪30、40年代大量的尺牍、文稿，最为精彩，兹录数品：
（一）《致中华书局函》（今藏中华书局）：作于1931年，时沈氏书法已趋成熟。其整体风貌空灵恬淡、秀润飘逸，用笔轻巧而不失于夭佻；结字安闲而不失于板滞，温文尔雅，情韵并茂。就中“印”“能”“寄”“著”等字尤为难得。
（二）《明清小说文稿》（今藏吉首大学）：作于20世纪30年代末，为沈书第二阶段之精品。其结体取横势，当是受早年所临王羲之《乐毅论》、《曹娥碑》的影响。沈从文将超凡的才气注入柔翰，字字珠圆玉润，通篇几无懈怠之笔。其气息亦更加清丽婉和，时有奇趣逸于纹笺之外。
（三）《白魇文稿》（见花城版《沈从文文集》）：此稿作于20世纪40年代，趣味与《明清小说文稿》相近，但已不再追求笔笔中锋，显见某种蜕变迹象。有意增加的侧锋，使既有的温雅，平添了一份爽峻与练达。
必须说明：上述墨迹是沈从文施于笺札的“实用书体”。除此之外，作为正式的“创作书体”，沈从文还开始了章草的研习。1937年、1946年、1947年的三次书法义卖，绝大部分都是这类作品。他日，倘有缘得见其雪泥鸿爪，则沈氏书风的变化脉络将显得更加清晰。目前，我们只能通过零星的文献材料来推究沈氏早年的章草风貌。沈氏门生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一文谈到：
沈先生的娱乐，除了看电影，就是写字。他写章草，笔稍偃侧，起笔不用隶法，收笔稍尖，自成一格。他喜欢写窄长的直幅，纸长四尺，阔只三寸。他写字不择纸笔，常用糊窗的高丽纸。他说：“我的字值三分钱”。
当然，无须讳言，20世纪30年代，沈氏书法声誉的彰显，有借于他辉煌的文学成就。但是，众多的拥戴者中，也不乏真正的知音。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就是其中之一。——收藏沈氏书法作品，目前，我们知道，朱先生是第一人。事见凌宇《沈从文传》：1937年，朱避寇乱逃出北平之际，随身行囊简之又简，唯沈从文所书一扇，秘乎箱箧，不忍割舍。
在文学的殿堂里，沈从文终于圆了自己的书家梦！
第三阶段：升华期（47岁以后）
沈从文一生最晦暗的岁月，是解放后的20年。20世纪50年代，迫于政治的压力，这位名噪文坛的大作家即已放下了手中的如椽之笔。残酷的人生磨难，自然也就窒息了他的书法创作，他一直在痛苦地寻找着自己的位置！十数年的孤独、哀伤、彷徨、思考，在艺术激情宣泄方式的选择上，沈从文无奈地放弃了文学，他再度皈依了书法。“东隅已逝，桑榆非晚”，这最终的皈依，颇为悲壮。它是沈氏才情的归宿，是沈氏生命的升华。《诗大序》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歌咏之，歌咏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试问，在言论、嗟叹、歌咏、手足之自由、权利均被剥夺之后，“情”何以堪？沈先生的皈依，就是无言的回答。他的选择，是对人类创造激情最完美的演绎和诠释。书法，作为纯粹的“抽象的抒情”，它对生命意象的刻画、寄寓最为自由、深沉，并且咎休无虞。
可以肯定，至迟在20世纪60年代末，沈从文就开始了他的第三次书法生命。20世纪70年代的大量作品，实现了沈氏书风的升华。其成就最高的书体，当推章草。香港著名作家曾敏之是沈氏章草的暮年知音，他以沈从文比郑诵先，评价极高。
按，章草一体为书中阳春白雪，非积学之士，捷悟之才，不敢轻易着手。从上文所引香港曾敏之、苏州葛鸿桢所藏沈氏作品的题跋以及汪曾祺先生的回忆文章来看，沈从文研习章草，至迟亦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此时，而立初度的沈从文风华正茂，在同辈青年书家中，沈从文取法之古、胆识之高，自可想见。
传世沈从文章草，多为20世纪70年代以后作品：
（一）《赣州八镜台诗卷》：1977年75岁书，录自作五言古风一首，卷末谦署“习字”。此为沈氏章草的典型面目，其根基在于汉代史游的《急就章》，也不乏明人宋克的影子，但作者已能化古为用，自立面目，他润典丽以风华，似意在剔除《急就章》固有之呆滞而增其灵动。
（二）《古书论摘录轴》：此即本文第一节所及苏州葛鸿桢先生之藏品。1977年75岁书，录汉崔瑗《草书势》、唐张怀瓘《书断》、宋姜夔《续书谱》各一节，约1200字。这个数量，可能是沈氏传世书作之甲冠。该轴书法，胜在精美，千余字篇幅，一气呵成，绝无古稀老翁的衰颓之相，体现了作者深厚的笔墨功力。
（三）《杜甫诗轴》：1982年80岁书，4行，凡60余字，录杜甫《前出塞》诗，末亦谦署“习字”。此作行笔从容，章法疏朗，气息醇厚，为沈氏书法难得精品之一。就该轴书法而论，沈从文完全可与郑诵先并驾齐驱。解放后，专攻章草的书家，屈指可数，高二适、王蘧常、郑诵先以下，舍沈从文实已别无人选。论20世纪的章草成就，我们不要忘记了沈从文。
除上述作品之外，1977年所书白居易《湖上春来诗》，1981年所书自作诗《庐山花径公园》等皆为清一色的章草体。甚至连字大如斗的榜书摩崖，沈从文也偏爱章草，——在湖南永顺不二门风景区，至今仍保存着沈氏“石门天凿”四字章草摩崖。
诗人荒芜总结沈氏一生的五大成就，章草得居其一。他作诗赞叹道：“对客挥毫小小斋，风流章草出新裁；可怜一管七分笔，写出兰亭醉意来。”——当然，客观地说，沈氏章草也并非尽善尽美，与同辈章草名家高二适、王蘧常相较，便见得沈草灵动有余而乏迟涩，典丽为务而少宏逸。反映到用笔上，沈矜于锋颖的调运而不能铺毫，故显得“文”重而“质”轻。论老辣，沈从文实略逊高、王一筹。据汪曾祺先生称，沈从文晚年喜用秃笔写字。想来沈先生对自己的不足或许已有认识。但一艺之成，难于兼善，第其妍处，亦其病处。瑕不掩瑜，沈氏章草，自足流名后世。
（五）结语
清灵、隽永是沈从文书法的总体基调，这种审美风格与其文学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国古典美学乐于以阴阳刚柔论艺术：雄浑、老辣、劲健、豪放、壮阔属阳刚之美；典丽、冲淡、蕴藉、飘逸、俊秀属阴柔之美。沈从文书法可归于后者。沈书风格的形成，固然与其早年的师承渊源有关，但沈氏的个人禀赋、审美趣味、艺术修养乃至生活阅历、社会际遇亦与此密不可分。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也浸透着阴柔之美。——那是一种美丽的忧郁。它从何而来？《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是最真诚的夫子自道。古代贤哲说过：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故几于道。可以说，默默无声的流水就是沈氏人格的化身！走进钟灵毓秀的湘西，凝眸荒江野渡，一舟一罾、一钓一蓑，自然会令你感受到水的柔弱、水的寂寞、水的淡泊、水的温和。这些品格，在沈从文一生际遇中，似乎已升华到了某种抽象的境界：为人如是，为文如是，为学如是，为书亦复如是。
“历史的误会”一度尘封了沈从文的等身著述，但历史的公正，终究也磨砺了沈从文的绝世光华。作为文学家，沈氏一代宗师的形象已较为丰满。遗憾的是，在当代研究者中，沈从文高妙的书法艺术，却仍旧是知音难觅、杨意不逢。十数年来，笔者一直关注着这个问题，但至今还没有读到任何一篇专题文章，书法专业刊物，仅见《中国书法》、《书法报》、《书法导报》有过零星介绍，但与“研究”却毫不相干。至于黄永玉、曾敏之、汪曾祺、荒芜、高华等先生的回忆、杂谈虽不乏高见而弥足珍贵，但往往水月镜花，语焉未详，徒令后学望洋向若而叹。
走出沈从文的个人世界，置其书艺于现代书法史作宏观考察，在并世书家中，沈从文较沈尹墨、谢无量、林散之、高二适、王蘧常等一流书家确有差距，但有实力与郑诵先、邓散木、潘伯鹰、马公愚、吴玉如辈媲美。较之其论战对手鲁迅、郭沫若则难分伯仲。2001年，中国书法界评出了“20世纪中国10大杰出书家”，郭沫若赫然在焉，而一代名手谢无量、高二适、胡小石皆名落孙山。沈从文则连候选名单也无缘沾边，时邪？运邪？命邪？
但是，笔者愿意拂拭先生百年寂寞的笔砚，重塑先生书法名家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