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醒来头有点沉，身子也是软软的，就赖在床上不想起来，这都是昨天晚上喝酒喝的。
昨天下班我就骑车子来到丁老师家，看见他趴在桌子上校对稿子。他是一位敬业的人，多年的编辑，不图名不求利，兢兢业业地工作着。他对编辑刊物有着很深的感情。
丁老师见我来了，就吩咐老伴到楼下小饭店订几个菜上来。她老伴说：这用不着你说，沈汉在这个时候来不就想着找你喝酒说话的吗？她说着就下楼去了。
我来找丁老师是想听一听前几天那个会后，大伙儿的表现和看法，我做的是否得体，有无欠妥之处。还有就是明确向他提出助我一臂之力，替我把好刊物的质量关。我知道他这些年与白象合作得并不好，请他为了我，改变态度努力办好刊物。
丁老师的老伴把买好的几盘菜摆在我们面前，就下楼跳老年舞去了。丁老师打开一瓶蒙古王酒，几杯酒下肚，他就说了：“沈汉，还真看不出来呀，官场上那一套装腔作势阳奉阴违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一套你还真玩得来呢。”我问：“是不是玩得过了一点儿，有无欠妥之处。”丁老师说：“也无太大的欠妥之处，就是楼下的你和楼上的你，昨天的沈汉与今天的沈汉怎么一夜之间就全变了，这个转变太快太突然，人们一下子怕适应不了，就拿鲁迅先生的那句‘人一阔脸就变’的话，往你身上套，就说你一当官就变脸，这怕与你不利吧？”我点头承认他分析得正确，我们碰了一杯酒喝尽。丁老师又说：“那天在会上你还郑重提醒大家注意你职务前的‘常务’、‘执行’四个字，还叫冯丽整理出经费收入支出报表，对一个协助工作的副手来说这是最犯忌的，你就不怕有‘耳报神’？”
我认为丁老师的提醒很重要，不过我有另外的考虑：第一，让大家明白组织上对我任命的长远意义，我也打算认真干好这个角色，让大家都清楚不久之后杂志社所有的事都会由我说了算。第二，我要看一下谁会通风报信说三道四当“耳报神”，我就对谁不客气，给他来个下马威。丁老师有些杞人忧天：“谁当‘耳报神’你能辨清吗？”我哈哈一笑：“谁通风报信给白象，不过半天我就从白主席的脸上看出来，通的啥风报的啥信，都写在他脸上呢。”
丁老师眼神有些怪怪地看着我，说：“这些年你埋头写小说，咋还学会这些东西？”我说：“还不是你教我的吗？学会观察生活，学会分析人物嘛。”
昨天的酒一直喝到九点多钟，也说到九点多钟。
丁老师的分析和考虑都是有道理的，我不能跟白主席公开对立，那样很难合作，也就不好开展工作，对我个人的名誉也有影响，我想只要减少白象非正常的差旅费报销，至少不能让他再过多地挤占办刊经费。在这一点上必须有办公室的冯丽支持和配合才能实现。我还想必须为杂志社办实事，为编辑们争取到更多的利益，这样才能达到使他们听我话，围我转而且疏离白象的目的。当然，在表面上一定不能让白象感觉到这是在孤立他，在削弱他的领导地位。相反，必须使他感觉到我沈汉是在努力配合他工作，把成绩功劳往他身上加，我相信只要做得机智巧妙一些，这些是不难办到的。
这个机会就在眼前。
国庆节和中秋节马上就到了，各单位都为职工发钱分东西。文联虽然经费紧张，听说也要给每一个人二百元的过节费。杂志社这边还没动静，杂志社如果表示一下意思也不会超过文联的二百元。我不想叫白象给大家发这二百元，那么，我就想办法为大家谋福利了。
人就是因为动脑子才成为高级动物的，只要动动脑子总会有办法的。我翻出积压多年的各种通讯录，一页一页地找能帮我忙的人，当看到黄德善这个名字时我的眼睛一亮，就是他了。
黄德善是我在二十年前认下的干爹。
二十年前的一年夏天，我和一帮文友到黄河边玩。中午在河边的柳林里野餐，几两白酒喝得一身燥热，与几个也是燥不可耐的文友壮着酒力想畅游黄河。但他们都不敢往河心里游，只有我酒壮英雄胆游向河心。黄河水表面流得缓缓的，水下却是急流汹涌，有的地方还有漩流，我刚接近河心就遇上漩流，两腿就像被女妖缠抱住似的往河底里拖曳，两条胳膊舞舞乍乍着身子就往水下沉，开始还能听见岸上人们的大呼小叫声，后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醒来时，我发现自己躺在炕上，一群人围在我身边，有两位是我的文友，另几位是陌生的农家人。
他们给我喂了几口水后我就完全清醒过来了，文友说是这家的老爷子在河边放羊时听到大家救人的呼喊声，下河把我救上来的，可当我提出想见这位救命恩人时，他的家人说他又去放羊了。
那天晚上很晚的时候，我们才找到一辆来村里送木料的车返回城里。
两天以后，我和女朋友兆英骑自行车跑了五十多里路，带着谢恩的礼物酬谢救命恩人，并磕头认这位放羊的老汉做了干爹。干爹膝下一儿一女，男的比我大一岁，我管他叫干哥，女儿比他哥小十一、二岁，自然成了我的干妹子。
二十几年来，我每年中秋、春节都到村里看望老人。我和兆英结婚，生子，干爹干娘都像一家人似的操心帮助，在兆英坐月子时，干妹子还侍候了一个月。只是这几年我的腿脚懒了，走动不像以前那么勤了，但一年两年的也要过去看一看，一直还保持着往来。
我干爹已年过古稀，可身子骨还硬实，也就不肯放下羊鞭子。前几年为了卖他的羊曾找过我，我也费些心联系过几个单位，但成功率很低，以后干爹就不再麻烦我了。现在我想给大家整点福利，何不去从干爹那儿弄几只羊呢。
我跟白主席谎说到乡下探望一个病人，就带着司机小佟来到黄河边上的干爹家。
干爹家日子过得不错，青砖围着一个大院子，亮亮堂堂的一溜儿房子很是讲究。干哥当着村支书，又承包河边的一个大鱼塘，干妹子出嫁了，也在村里开着个小门面卖日用杂货。日子富裕了干爹就雇别人放羊，他在家里享清福。
坐在葡萄架下吆三喝四打扑克的干爹见我来了惊喜地叫道：“哟，我干儿子来了。”说完把手里的牌一扔，不玩了。他送走几个牌友，把我和小佟让进屋里，也和城里人一样打开冰箱拿出几种饮料让我们挑着喝。
我那爱唠叨的干娘问过我，又问兆英怎么样啦，问我儿子在北京怎么样啦，问得干爹就烦了：“啥时候了还唠唠叨叨个没完，吃过饭说话行不？快去喊黄菊过来做饭。”干娘这才出去找我那干妹子，不大会工夫，干哥干妹子一块回来了，两个人大包小袋地拎来不少吃的东西。
从小有点娇惯的黄菊一进门就讽刺我：“嘿，从哪儿弄了一个破车到咱村来摆谱。”干爹拿眼剜了她一下，她对着小佟不好意思地吐了一下舌头就到厨房做饭去了。我这位干妹子一直对我不客气，特别是在几年前她不知从哪儿看到我写的一篇很低俗的中篇小说后，在她眼里我就成准坏人一个了。她还专门找到兆英警告说：“嫂子，管住点我干哥，满脑子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弄不好就学坏了。”兆英后来也找出我那篇低俗的小说读了一遍，真的还提出警告。
我在酒桌上把这次来的事跟干爹一说，他答应得很痛快：“行，过两天我把羊杀了叫你哥给你送到单位去。”
在返回城里的车上，我告诉小佟先不要把这分羊给大家的事说出去，等把羊分完了再说。从干爹这儿要三十只羊是一定要给钱的，可什么时候给，我心里可是一点儿没底。
第三天快到中午的时候，干哥把宰杀好的羊送到楼下。他用门房的电话和我联系后，我叫小佟跟我一起下楼，带上拉羊的车趁中午大家都在家，一家一家把羊送过去。
我最先到的白主席家，从车上卸下两只羊，说：“白主席，要过节了，我通过关系弄来几只羊，咱杂志社每人一只。”白象听了说话就有点哆嗦：“这，这钱从哪儿出呀？”我说：“不用咱单位出，我有别的办法。”白象还是疑惑地看着卸下来的两只羊，说：“一人一只，怎么卸下两只呢？”我说：“一只是分给你的，另一只是我送给你的，过节给白主席表示个意思吧。”第二家是送丁老师，也卸下两只羊，也说一只是分给他的，另一只是我送的。剩下的人也都一一送到他们家中，一家一只。到了小佟家，我叫干哥放下两只羊，小佟只收一只，另一只说什么也不肯留，我说这是我送给你父母的，硬是给留下了。下一站我不想再让小佟跟着了，让他留在家里。我上了干哥的车，在车里给宣传部的同学吴新文打电话，叫他马上到楼下的凉房门口等着。几分钟后我们的车就停在他楼下的凉房门口，把车上剩下的五只羊全卸下来抬进凉房，小声跟他说：“这五只羊你留下一只，另外四只羊晚上抽空给部里四个头头送去。”吴新文说：“你这可是变相行贿啊。你把我拉进去，让我替你当小工。”我说：“你以为我白送你一只羊吗？那是付给你的劳务费。”说完钻进车里请送羊来的干哥喝酒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