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我刚到办公室，麦柯和冯丽紧跟着进来，一个把下一步编刊的计划交给我，一个把今年经费收入支出情况列表放到我桌子上。我让他俩这么做用意有二：一是试一试他们对我这个新任副社长副主编布置的工作是什么态度；二是我最关心杂志社的经费情况。
我拿起冯丽交过来的经费使用情况表，一页一页地看，让我大吃一惊。市财政全年拨给我们的经费是68万元，十几个人的工资占18万元，社里的一辆车年检维修用油就4万多元，职工各种保险加上住房公积金6万元，职工每年的取暖费大约有3万多元，再除去办公费，办刊经费就只剩下十几万元了。今年前8个月的支出情况是：工资支出10万元，白象二月份去云南大理参加“蝴蝶泉散文笔会”报了1万3千多元，六月去新疆参加“边疆地区文学期刊研讨会”又用去1万4千多元。今年的印刷费没付，稿费没寄，编辑们的编校费没发，现在账上只有13000多元。市财政按月往下拨款，我算了一下后几个月市财政还能拨来30来万元，除去后几个月的工资、取暖费、六大保险、住房公积金等乱七八糟的费用后剩下不到8万元。这一年的印刷费从哪儿出，一年的稿费怎么解决？编辑们的编校费怎么办？
我问冯丽，每年的经费缺口怎么办？她说：“以办笔会或者搞活动的形式打请款报告，找市委领导签字，跑十趟八趟的从市财政局也能要来十万八万的。现在越来越难要了，磕头作揖装孙子跑断腿也就能要来三万两万。”
我说要来三万两万元钱开笔会哪够用啊？冯丽说开啥笔会呀，白主席当了六年的主编了，一次正儿八经的笔会都没搞过，以开笔会的名义要下来的钱一到手，就找十几个作者到附近旅游点转半天吃一顿饭就算开了笔会了。白主席说，现在全国的笔会都是这样转一转，吃一吃，玩一玩，要不这两年都不叫开笔会了，改叫什么采风活动了。
怪不得刊物约不来好稿，怪不得有那么多作者到宣传部反映白象的问题。看来他当主席、主编的日子真的不长了。
我在冯丽拿来的报表上粗略地算了一下，今年的亏空在8到12万元之间。我知道白主席是从来不跑钱的，他老人家以著名作家自居，从来都不弯腰，不低头，不做笑脸求任何一个人。磕头作揖求人要钱的事都叫冯丽来做。这两年冯丽也不卖力跑钱了，因为白象曾许诺过她的事一个也没实现，眼见白象不久就要退休了，冯丽就敷衍了事混日子。
办刊经费不足是主编最头痛的事，就叫我给碰上了，更让我犯难的是我暂时还不能把手伸得过长，不能去管杂志社的财务支出情况，更不能因为钱的事去冒犯顶头上司白主席。可是这样下去能行吗？
我是一个为目标而强迫自己的人，这种性格成全过我，也坏过事。现在杂志社的事沾在我手上了就一定要办好，不能犯患得患失的错误，但必须有两个前提：一、做事必须占住理，让别人说不出什么，二、必须想好让对立面在一定时间内理解并能原谅自己的过失的做法，最好是通过某种补偿使对方忘掉不快。想做成一件事没对手、不树敌是不可能的，但高明的人总会把对手变成盟友，也能把敌人变成朋友，然后再去寻找对手，再去树敌，这样在一次又一次树敌，一次又一次变敌为友的循环中推进你的事业，也一步一步地走向成功。
我在寻找机会，也想着得罪了我的顶头上司后如何挽回，在适当的时候出手，不然白象最后留给我的是沉重的债务和积重难返的种种复杂矛盾。
人最难受的不是遇到矛盾，而是面对矛盾的时候束手无策。我既然想好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心情就一下子好起来了。
心情一好，就想给最亲近和最想念的人打电话。我拨通了北京郗影的电话，怪声怪调地学了一声猫叫，这是我们通电话的第一声问候。郗影听了果然兴奋异常，却带着许多怨气质问：怎么一个多月了连个电话都没有？又培养了一个女作者吧。我说：我是那种见异思迁薄情寡义的人吗？郗影在那边说：你以为不是吗？你们男人哪个不是这样，特别是与文学沾边的男人。恨不得把全世界的漂亮女人都变成自己的情人……她越说越不像话，我怕再说下去就要破坏我此时难得的好心情，就转变话题，把这一个月忙乱的事告诉她，并一再表示歉意。
郗影是我在鲁院的同学，在北京一家青年杂志社当编辑。女人毕竟是女人，几句好听的话她的心就软了，电话里传来唏唏嘘嘘的声音，使我心中荡起一种很幸福的感觉。
